從藩封體系到條約體系：清政府外交角色的轉換摘要為了研究清代外交史，主要參考了《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中外舊約章匯編》等有關資料，運用文獻解析方法和分析歸納方法，考察了從藩封體系向條約體系轉變過程中清政府外交角色的轉換，以及發生這種轉換的深層次原因。在傳統的藩封體系當中，作為天朝上國的清政府在向條約體系中的附屬國演變過程中，清政府面領著極其難堪的選擇：是維持傳統的國家地位，還是屈服于列強的壓力承認和接受國家地位衰落的現實，這都是極其困難困苦的。分析顯示，清政府國家地位與外交角色轉換是在極其復雜的環境中進行的，既包括國家實力衰微的內部因素，也伴隨著國際環境變遷的外部因由。內外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特別是政治文化上的日趨腐朽，清政府最終選擇了轉變外交方式以“與世界接軌”──坦然接受現實，從屬于西方列強，成為“洋人的朝廷”。關鍵詞:藩封體系；條約體系；轉變；原因AbstractInordertostudythediplomatichistoryofQingDynasty,thispapermainlyreferstoTheHistoryofTributarySystem:AStudyontheSystemofForeignRelationsinAncientChina,CompilationofOldTestamentChaptersinChinaandAbroadandotherrelevantinformation.Byusingthemethodofliteratureanalysisandanalyticalinduction,thispaperstudiesthetransformationofthediplomaticroleoftheQinggovernmentfromthethesubinfeudationsystemtothetreatysystemandtheunderlyingcausesofthistransformation.Inthetraditionalsubinfeudationsystem,

theQinggovernment,astheCelestialEmpire,wasintheprocessoftheevolutionofthetributaryinthetreaty

system.TheQinggovernmentfacedanextremelyembarrassingchoice:whetheritshouldmaintainthetraditionalstatusofthecountryoryieldtothepressureofthegreatpowersandthusrecognizeandaccepttherealityofthe

decline

of

national

status,

both

of

which

are

hard

and

difficult.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onversion

of

the

national

status

and

diplomatic

role

of

the

Qing

government

is

performed

in

an

extremely

complex

environment.

It

includes

not

only

the

internal

factors

of

the

decline

of

national

strength,

but

also

the

external

causes

of

the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especially

the

increasingly

carrion

politics

and

culture,

the

Qing

government

finally

chose

to

change

its

diplomatic

way

to

"connect

with

the

world"----accepting

the

reality,

being

subject

to

the

western

powers

and

becoming

the

"foreigner's

imperial

court".Keywords:vassalsystem;treatysystem;transformation;reason目錄TOC\o"1-3"\h\u32767摘要I19104AbstractII28942目錄III3590前言123748（一）研究現狀115429（二）選題目的及意義117542（三）研究的內容與方法122953正文227131一、傳統的外交體系——藩封體系232137（一）藩封體系的概念26720（二）明清以前的藩封體系33875（三）明清時期的藩封體系47121二、晚清帝國的外交轉型43700（一）不平等條約以及條約外交的概念57289（二）不平等外交體系的建立6288801、《江寧條約》6102522、《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759573、《中法新約》8137584、《馬關條約》821778三、轉變的原因92380（一）藩封體系的弊端928333（二）對西方認識的不斷加深1020052（三）清政府的統治不當1032305（四）世界格局的影響1118320結語1220538參考文獻1330934謝辭14前言（一）研究現狀關于對中國傳統的外交體制——藩封體系的研究，學術界對其的研究成果是十分豐碩的，有從宏觀角度對其進行論述的，也有從各個朝代的微觀角度對其進行論述的，譬如說費正清先生的《中國的世界秩序——中國傳統的對外關系》，李云泉先生的《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楊聯陛先生的《中國的世界秩序的歷史詮釋》、黎虎先生的《漢唐外交制度史》以及大量的關于藩封體系的學術論文，還有黃枝連先生更是從華夏的禮儀制度角度對在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的“天朝禮治體系”做了闡述。在關于近代中國的外交轉型方面，有王力誠先生的《中國近代外交制度史》、程道德先生的《近代中國外交與國際法》、李育民先生的《近代中外關系與政治》、李兆祥《近代中國的外交轉型研究》等著作，從各個方面來說明近代外交的轉型，但這些著作大多是從外交制度，譬如說外交機構的變化、貿易類型的變化等方面來看待外交轉型的，而且在時間跨度上也是站在近代史這一大的宏觀角度，而非只著重于清政府的這個時間段內的微觀歷史。（二）選題目的及意義本文擬從清政府的角度來著重論述，在清政府統治期間清政府是如何從天朝上國一步一步的跨越至條約體系的附屬國，即清政府是如何完成從華夷秩序到國際秩序的演變，綜合國內外形式考慮清政府本身在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來分析清政府的外交轉型，使對中國近代外交轉型的研究更加清晰。（三）研究的內容與方法本文主要運用文獻解析方法和分析歸納方法，闡述藩封體系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以及在面對列強的侵略的過程中，清政府是如何選擇與列強在交往中的角色，深層次探析清政府外交轉型的原因。運用分析歸納方法主要是為了對清政府進行外交轉型的原因的考察。正文封建王朝統治之下的中國，一直深受“儒家王道思想”[1]的傳統觀念的影響，古代帝王權利甚重，把持一國之政治、經濟、外交等最終決定權。處于封建政權統治下的中國，流傳時間最長且地域范圍最廣的一種外交方式我們稱之為藩封體系，即中國古代帝王治理國家內外的一種傳統的政治制度，大體上指的就是皇帝與其宗親、功臣之間的對內治理關系以及與周邊各部落、國家的對外臣屬關系。而本文則偏注重的是與周圍各部落以及國家間的這種對外關系。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晚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而厲行的閉關鎖國政策，致使我國在西方國家開始發展近代化的時候，我們還在以“天朝上國”而自居，而當其開始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向外開拓海外市場時，我們還處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以至于西方國家與我們拉開差距。故此在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中，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我們開始頻繁的與西方國家進行來往，可是這種來往，卻嚴重的伴隨著一種條約體系。本文試圖通過清政府與列強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來分析清政府在面對傳統的藩封體系與列強壓力共同作用的結果下，是如何進行選擇的？到底是該堅持傳統的國家地位，還是屈服于列強的壓力，變成其附屬國。同時分析清政府外交角色轉型的原因。一、傳統的外交體系——藩封體系（一）藩封體系的概念藩封體系是我國一種傳統的外交體系，從先秦時期就開始發源，經過各朝的不斷完善，到清朝完成定型。傳統的儒家文化認為人類社會的統治者是與天有著一種血緣關系且是被上天派下來統治萬民的，故稱之為“天子”，人間的這個統治者就是“代天意進行賞罰的權威”[2]。所以我國的封建社會的統治者往往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皇帝也自稱“一人”或“余一人”，在《詩經》中這樣記載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3]（P416），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窺探出早期封建社會的天下觀是將“自己視作世界中心”[4]并且整個世界都是在自己的統治之下，藩封體系也就是在這種思想文化氛圍中產生的。藩封體系作為一種較為傳統的對外關系體制，又可將其稱為“宗藩體系”、“朝貢體系”、“東亞封貢體系”和“天朝禮治體系”，這些名稱都是從不同的角度來對這種傳統的外交制度進行定義的，但其實質內容都是相同的。所謂的藩封體系是從實力的強弱進行定義的：實力較為強大的一方對較為弱小的一方進行冊封儀式，而較為弱小的一方接受這種禮儀制度。宗藩體系是相對于兩者的身份而言：宗主國是實力較為強大一方，而另一方則稱之為藩屬國，藩屬國對宗主國負有一定的義務，如朝貢、覲見、接受分封，而宗主國對藩屬國擁有包括庇護藩屬國不受其他國家的侵害的義務。朝貢體系是從藩屬國具體的義務進行定義的：藩屬國要定期對宗主國進行一定的朝奉貢物，以表達自己對于宗主國的尊敬，而宗主國則進行回賜，以顯示其至高無上的地位。東亞封貢體系亦然，是在東亞的地域范圍內，以中國為主導，兼具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等特殊目的的一種具有同盟性質的特殊關系。而天朝禮治體系則是黃枝連先生最先提出的，他主張由中國的封建王朝推進的一種秩序即“天朝禮治體系”。所以不論是從哪個角度進行稱呼，這種體系都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與周邊國家之間的一種雙邊外交關系。（二）明清以前的藩封體系藩封體系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制度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它存在時間是十分久遠的。根據《竹書紀年》記載：“帝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塊。”[5]雖對《竹書紀年》中記載的內容學界存在質疑，但也從側面反映出藩封體系在上古時代就已經有了雛形。根據具體文獻記載的藩封體系，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時代。司馬遷在其著作《史記·夏本紀》中寫到禹“定九州”后，九州長官“各以其職來貢，不失闕宜”。[6]這就說明了在夏朝時就已經出現了朝貢制度。自商滅夏后，夏的這種制度也就被商王朝所繼承，《詩經·商頌·殷武》中記載，商王朝建立后，周邊的小部落“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3]（P685）而自西周“周公作禮”起，中國的禮儀制度開始發端，在朝貢制度方面，藩屬國只要承認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對周王朝實行朝貢義務，那么“其政治制度、風俗習慣等一切均可照舊，其酋長亦擁有對本民族內部事務的處理權。”[7]這樣就開啟了朝貢制度的禮儀規范。西漢是繼秦之后的大一統王朝，也是藩封體系制度化的始端。西漢以其強盛的實力對周邊的小國產生了震懾作用，使得南越、朝鮮等國均成為西漢的藩屬國，而隨著藩屬國的增多,封建朝廷對朝貢國的朝貢時間、人數等均做了相應的規定，這就使得藩封體系始有了制度規定。唐朝統治時期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巔峰時期，國力強盛，文明開放，致使有更多的國家與之進行朝貢活動。由于唐太宗時期，平定了東突厥、吐谷渾等地，統治疆域不斷擴大，實力也逐漸強盛起來，西域各國紛紛派使來華朝貢；新羅更是在唐朝的幫助下統一了朝鮮半島，雙方互派使者來往，關系十分密切；此時的日本與唐朝的來往也是十分頻繁的，出現了很多如鑒真、阿倍仲麻呂等著名的人物。唐朝與當時的阿拉伯帝國并列為世界上最強盛的帝國，時與唐朝同時交好的國家就有70多個，來往的國家已不僅僅只局限于周邊，還包括中亞、西亞，乃至北非等地區。宋朝則是藩封體系進一步發展的時期。在北宋統治時期，北宋的統治者比較重視朝貢的“政治功能和象征意義”[8](P54)，因此對朝貢者的賞賜大大超過了前代，這就致使很多的國家派使前來，當時接受冊封的就有于闐、高麗、交趾等國，朝貢關系也在不斷地擴大。但也是由于巨額的賞賜，導致北宋冗費現象越發嚴重。至南宋時期，統治者依據現實情況，對朝貢制度做出了限制，導致朝貢日益規范化，使得藩封體系也進一步得到發展。（三）明清時期的藩封體系至明清時期，藩封體系進入了成熟期，也完成了最終的定型。明朝所處的14至15世紀，西方國家已逐漸進入資本主義發展時期。雖說自明朝起，為了防范倭寇，在沿海地區實行海禁政策，使得中國與國外的交往開始減少，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朝貢制度就變成了中外交往唯一的合法途徑。對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他們來中國的朝貢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取貿易利益，并不等同于朝鮮、琉球等這樣典型的被冊封的國家，政治性較為明顯；也不等同于日本、暹羅等這樣一般性的朝貢國家，經濟性較為明顯。這樣就使得在大明王朝對于朝貢國家的規定比以前各朝更加的詳細，如對各國貢期、規模等的規定都不盡相同。大清王朝是我國封建社會的最后一任統治者。歷史的更迭，并不會使政治制度發生大的改變，所以在清朝成立之時，它的外交制度依舊延續了明朝，并在一定方面做出了改變。在清還未入關之時，它曾采用武力脅迫的方式使朝鮮成為自己的藩屬國，帶有明顯的強迫性質。在清建都北京后，順治帝曾詔諭天下，東南沿海以外的琉球、暹羅、日本等諸國，如果成為清的藩屬國，則與已經臣服的國家“一體優待。”[8](P136)即使如此，根據《清實錄》記載：直至乾隆年間，朝貢的國家也只有7個，這與明朝相比相差甚遠，甚至連唐宋時期的數量都不如。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看出，早期的清朝還是有發展藩封體系的想法，但由于清朝后期所處的年代已與以前各朝不同，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都在快速的發展，相對于清朝的固守傳統，這就使兩者之間形成一種落差。二、晚清帝國的外交轉型自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后，中國就進入了近代史的時間跨度，大清帝國也進入了統治末期。按照歷史發展的軌跡來講，清政府作為我國封建社會的最后一任統治者，不論是在政治、經濟還是外交體制方面，它所承襲的是中國文化之大成。然而在清政府統治末期，它所面臨的壓力卻大大超過以前各個朝代，這種壓力既有來自于國內的人民起義，也有來自于西方資本主義的沖擊。總的來說，在清政府統治末期，國內統治集團腐朽，吏治敗壞，軍備武器廢弛，賦稅苛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僅在乾隆到嘉慶年間，全國各地就發生了很多起起義斗爭，比較有名的有苗民起義、白蓮教起義等，雖然這些起義最終都被鎮壓下去，可這些接連不斷的起義就表明在晚清政府統治的腐朽。而當清政府日益沒落之時，西方許多國家卻通過種種契機迅速發展起來，進入資本主義制度，開始資本的原始積累與殖民擴張。鴉片戰爭爆發前，清政府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還是有一定規模的貿易往來，但當時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具有的排外性以及清政府實行只在廣州一處進行與外貿易政策的局限性，使這種貿易往來遠遠不能滿足列強的胃口，再加上同中國屢次外交未果，于是列強通過傾銷鴉片來獲取巨額利潤。然而鴉片這種貿易品對中國人的健康以及經濟都產生了巨大的危害，道光帝命令林則徐在廣州進行禁煙活動，然而卻不曾想到，這一事件竟成為了英國向中國宣戰的導火索，也不曾料到，中國的社會性質因此而發生改變。（一）不平等條約以及條約外交的概念在雙方的簽約過程中，一方（或多方）以武力脅迫等方式脅迫另一方簽訂條約，且在條約的內容方面，雙方所履行的義務出現了“不對等”[9]現象，在這種情形下簽訂的條約即不平等條約。晚清政府由于軍備廢弛，在面對外國列強的堅船利炮時，通過屢屢簽訂不平等條約而使雙方達到停戰目的得這種方式，我們就可稱之為“條約外交”。談及“條約外交”，我們不得不提的就是中俄曾于1689年簽訂的《尼布楚條約》，這是中國歷史上簽訂的第一個與外條約。但是觀及這個條約的簽訂目的、簽訂過程及內容，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俄國的目的是為了擴大自己的固有領土，其方式是通過不斷蠶食周邊的國家來達到自己目的，中國也在被蠶食的對象之中。但是雙方的實力均等，且各有自己的打算（俄國因忙于南方及西北戰事，中方則欲平定準噶爾叛亂），所以雙方準備簽訂條約來結束戰事，使各自的利益實現最大化。而由于此時的俄國已深受國際法解決問題這種方式的影響，康熙帝想訂立一個對俄國具有最大約束力的條約，就只能順應俄國人的方式，可是在中國的官員內并沒有能夠運用國際法的人員，于是在此條約簽訂的過程中，中方代表團內出現了兩個外國傳教士——徐日升和張誠，他們作為翻譯和聯絡人員，使得此次簽訂的還是相對公正平等的。最后關于《尼布楚條約》的內容，在序中明確提出，雙方簽訂此條約欲以平定戰事，劃定疆界，“以期永遠和好”[10](P1)。此條約的內容有六條，但是核心內容還是疆界問題，“以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河，即韃靼語所稱烏倫穆河，附近之格爾必齊河為兩國之界。”[10](P1)再者就是規定了自此之后雙方可以互通貿易。所以，不論是從條約的簽訂目的、過程，還是內容來看，《尼布楚條約》雖然是一個“外交條約”，但它相對于鴉片戰爭后簽訂的條約來講，還是相對公正平等的。而且在當時的中國，被認同且占主要地位的外交方式依然是在藩封體系的影響下進行的，所以《尼布楚條約》只是作為藩封體系的一個補充而存在。（二）不平等外交體系的建立準確來說，藩封體系的解體肇始于中英《江寧條約》的簽訂，直至中日《辛丑條約》的簽訂，才使得這個在中國延續了上千年的外交制度得以解體，在這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內，中國就從延續了上千年藩封體系的天朝上國演變成為條約體系的附屬國，喪失了作為主體的地位。那么，清政府對于自己的這種角色究竟是如何從不認同到認同進行態度轉變的？首先，我們先看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產生了那些影響，于此同時，藩封體系又是如何在條約體系的一步步沖擊之后瓦解的。1、《江寧條約》《江寧條約》是中英雙方為結束第一次鴉片戰爭而簽訂的休戰條約。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清政府的日益衰敗與蒸蒸日上的英國形成強烈對比，不論是在軍備武器的配備上，還是在參戰人員的素質上，清政府與英國相比都是相差甚遠的。在《江寧條約》簽訂前夕，英國攻陷虎門、廈門、寧波等地，霸占香港島，后進逼南京，道光帝無奈接受英國條件進行議和。在條約內容方面：準許英國人及其家屬在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港口“寄居”[10](P31)，并且可以在這五處港口進行通商貿易活動,這就使得廣州一口通商的體制依附基礎不復存在；將香港島讓與英國，“任便立法治理”[10]（P31），這就使中國的領土完整遭到破壞，主權受到侵犯；賠償英國一千二百萬銀元的軍費補償，加上其他各項費用，共計兩千一百萬銀元，在條約上，專注明此次戰爭是由于英國商人在中國受到了“不公強辦”[10]（P31）引起的，故應由中國賠償英國的所有損失，此條即將英國侵略中國的真正目的掩蓋起來。此條約簽訂后，美、法兩國均效仿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望廈條約》和《黃埔條約》，要求與英國政府獲取相同的利益。這一系列條約的簽訂使中國的自主權、領土完整和經濟等均遭到破壞，社會性質也開始發生了的改變，中國被迫打開國門，開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過渡。《江寧條約》的簽訂開啟了條約體系沖擊傳統藩封體系開端，但對于大清王朝來講，藩封體系還占據著主要地位，在低調的維持著。清帝繼續對藩屬國國王進行冊封和賞賜，屬國的朝貢還在繼續進行：如在1841年到1860年間，朝鮮還在年年對清政府進行著朝貢義務；1840年到1852年這12年間，暹羅對清廷進行過5次朝貢（1839年起，暹羅改為4年一貢），同樣的國家還有越南、琉球、緬甸等國。可見，這時的大清王朝，除去這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其他國家還是按照藩封體系下的朝貢制度進行朝貢的。2、《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繼《江寧條約》之后，西方列強意識到要想打開中國的市場，通過武力脅迫的方式是最快的，故為了進一步擴大自己的權益，借口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1858年，英法聯軍侵入天津，并揚言欲進犯北京，在這種情形下，清政府無奈與英、法、美、俄分別簽訂了《天津條約》。在與俄國簽訂的條約中規定：除去以前開通的陸上路線外，再開通海上路線，上海、臺灣、瓊州府等七處為通商口岸，若其余國家要求在沿海地區再開通新的通商口岸，那么俄國“一律照辦”[10]（P87），由于此時期正處于資本主義向外開拓海外市場的關鍵時期，故而要求清政府開通更多的通商口岸，以期來保障自己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再者，以前與中國未劃明的疆界，派人進行勘察，待雙方商榷后，將結果登入地冊，繪進地圖，此后再無邊界之爭，在此條中，我們可以看出俄國并沒有放棄從中國爭奪領土，以實現其向外擴張的目的；在最后一條中明確提出，如果日后清政府與其他列強商議通商等事宜，凡是有利益之處，中俄雙方無需再議，俄國“一律辦理施行”[10]（P88）。與美國、英國、法國分別簽訂的條約中多次涉及到“一體均沾”。在與英國簽訂的條約中還特地提及在《江寧條約》的基礎上，開通牛莊、臺灣等通商口岸。從這一系列條約中列強所獲取的特權，就映射出了列強侵略中國的真正目的。《北京條約》的簽訂是對《天津條約》的補充，它在承認了《天津條約》有效的基礎上，進一步獲得了一些侵略權益:開通天津為新的通商口岸，這樣使得西方資本主義的勢力范圍進一步深入內地；將九龍半島割讓給英國，烏蘇里江以東大部領土劃歸為俄國所有；賠償英、法的軍費，在《天津條約》的基礎上，各增加至八百萬兩。可以說《北京條約》的簽訂，使中國的主權受到了更大的威脅，將大量的領土割讓給了列強；巨額的賠償使得民眾的負擔越發深重，影響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開通天津為通商口岸后，也使得列強現可深入到中國更為內部的地理位置。《北京條約》的簽訂使得中國的社會性質進一步改變。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隨著一大批通商口岸的開放，列強在中國的特權日益增加。可列強并不只局限于侵略中國，他們將目光放在了大清王朝的藩屬國上。朝鮮和越南既是較為重要的藩屬國，同樣也是邊境的重要保護國。1861年，俄國將其軍艦使入朝鮮的對馬海峽，由此引發了“對馬危機”，后來由于國際輿論的影響，俄國從朝鮮撤軍。但在這之后，日本、法國同樣顯示出了對越南、朝鮮的覬覦之心，這就是有名的中法戰爭和甲午中日海戰。3、《中法新約》中法戰爭是中法兩國為爭奪越南主權問題而爆發的，《中法新約》的簽訂則是這場戰爭結束的標志，可對于大部分國人來講，不能接受這場戰爭的結果——“不敗而敗”。很多人不能接受這場戰爭，是因為感到在這場戰爭內清政府的懦弱，在眼看著勝利的時候，不乘勝追擊，而是與法國簽署了條約，所以故對大部分國人來說，這是帶有屈辱性的。但若是考慮當時清政府所處的環境，我們就可以了解到，清政府的“乘勝即收”也許是最明智的選擇。首先，中國已經經歷過兩次鴉片戰爭，已經滿受創傷，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清政府的損失更大，這就致使清政府總結出一個錯誤的外交觀念：即對于列強所提出來的要求“與其失敗而喪失更多，不如早做妥協為好”[11]；其次，在這時的中國內部，太平軍、捻軍及西南、西北少數民族的反清斗爭，致使清政府陷入到了內外交困的局面；最后，關于當時清政府所處的國際環境，時西方列強為在亞洲爭奪傾銷地和原料產地，爭相在中國的鄰國等地侵略，英俄入侵西北邊境，日本對東南沿海虎視眈眈，英、法艦隊則欲入侵西南邊疆。中國此時面對的環境可謂是危機四伏，有牽一發而動全身之勢。再者說，1883年法國強迫越南簽署了《順化條約》，致使越南已經處于法國的保護之下。所以清政府選擇“乘勝即收”也許是最好的選擇，誰能預料到如若更法國繼續僵持下去，結果會是什么呢？縱觀《中法新約》的內容，對比前面所簽訂的條約，“不割地，不賠款，實近代中外條約之一罕例。”[12]故而，對于《中法新約》的簽訂我們并不能以片面觀點去看待。雖如此，可是《中法新約》的簽訂，中國要求法軍從臺灣等地撤軍，而法國則要求中國方面承認越南受法國的保護。從此，中國失去了越南這個重要的藩屬國，藩封體系的存在受到了沉重打擊。4、《馬關條約》《馬關條約》是中日兩國關于甲午海戰而簽訂的停戰協定，又因在下關簽訂，故又名《下關條約》，這個條約的簽訂使藩封體系在中國徹底瓦解了。1887年，日本制定了“清國征討策略”，后演化為針對中國的“大陸政策”。故日本想要通過征服朝鮮，再進而征服中國。所以在《馬關條約》的第一條就注明朝鮮擁有獨立的自主權，以前對大清王朝施行的朝貢制度“嗣后全行廢絕”[10](P614),這就使得中國失去了十分重要的藩屬國，致使中國傳統的藩封體系就此瓦解；條約內還提及到中國將下關“永遠讓與日本”[10](P614),這就大大刺激了列強想要瓜分中國的野心，致使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賠償日本軍費“銀貳萬萬兩”[10](P615)，分八次還清，這不僅使中國人民的負擔加重，而且，面對巨額的賠款，中國已無力償還，不得不向列強大借外債，致使中國的經濟命脈被控制；條約內又增加了在湖北、四川、江蘇、浙江四地開放通商口岸，這就使得中國內地的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允許日本在華開設工廠，其余列強援引“利益均沾”原則，這嚴重阻礙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故《馬關條約》對中國的各個領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危害，條約的簽訂使中國的雙半程度大大加深了。至此，中國重要的兩個藩屬國就這樣失去了，而其他的藩屬國已在此之前就不曾前來朝貢，從先秦時代開始發源的藩封體系就被瓦解了。那么我們不得不去思考導致這種現象發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本身體制存在的局限性，還是時代變化被迫轉變的無奈，究竟是哪個占據著主要的地位。三、轉變的原因思及古代封建社會的發展歷程，王權統治一直占據著中國封建社會的主導地位，直至西方世界工業革命的興起，導致世界出現大的變革，中國才逐漸被納入這個體系當中。（一）藩封體系的弊端藩封體系是在中國傳統思想影響下產生的一種不對等的外交制度，藩封國通過向宗主國朝貢以獲取相應的庇護，而宗主國對于朝貢國的朝貢，往往會賞賜更多的財物，來宣揚大國的權威。譬如在北宋時期的統治者好大喜功，對朝貢者采取“估價酬值”[8](P43)，回贈國王、王室成員大量貴重物品，最終導致北宋時期冗費現象的嚴重化；明成組時期曾派鄭和七下西洋，對西洋各國產生了震懾作用，可當時攜帶的大量寶物，卻使明成祖時期的國庫壓力巨大。這就反映了一個問題：即藩屬國雖有朝貢義務，但天朝上國回賜更多的財物以宣揚其國威的做法，導致財政方面出現問題，這是其一；其二，在資本主義國家開始使用國際秩序進行交往時，古老的中國還處于封建制度的束縛之中，這就使得雙方的禮儀方式出現差異，譬如馬嘎爾尼拜見乾隆帝，明面是為乾隆帝賀壽辰而來，實際上是試圖與華建立符合國際法的雙邊合作關系，但中方要求英國使團行天朝禮儀，遭到使團的拒絕，最終此次的外交活動失敗，雖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可禮儀方面的差異是一個主要的原因。還有一個最主要的方面就是藩封體系形成的一個標準就是只要對中國實行朝貢義務，并不需要其他的附加條件，雙方關系即可形成，且朝貢秩序是建立在具有“壓倒性優勢”[13]的經濟基礎之上，這就缺乏了一個強有力的約束力。在李云泉先生的研究中，他認為這種體系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單一意志，是現代詞語中“自然化了的霸權主義話語”。[14]由此可見，藩封體系本身存在著種種弊端，再加上藩封體系本身就是在“華夏中心意識”[15]的影響下誕生的，就不可避免的帶有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觀，這種狹隘的世界觀，導致在與西方進行貿易往來或者是外交關系時，雙方意識產生沖突，導致矛盾不斷激化，最終導致藩封體系在清政府的不斷妥協中消亡。（二）對西方認識的不斷加深隨著與列強的頻繁交涉，國人對列強的認識也在逐漸加深，開始想要學習西方的器物、制度、文化，于是出現了諸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等一系列變法措施，但都由于種種阻力，最后無疾而終。在這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人是十分善于學習的。兩次鴉片戰爭過后，清政府當局以及有識之士就開始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的強大，來自于他的軍備優良和某些政治制度，所以在洋務運動中提出的思想始終包含著“師夷制夷”、“中體西用”這八個字，表明了洋務運動就是一場學習西方的技術的運動，但也表明了是以中學為本，輔之以西學來抵御西方的運動。《馬關條約》的簽訂表明洋務運動僅僅學習器物方面是不夠的，于是有更多的中國人開始覺醒，開始打出“實業救國”的口號，發展民族工業，這就為戊戌變法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嚴復、梁啟超等人提出的維新思想，觸動了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但是由于以慈禧太后為主的頑固勢力的強勢干預，最終以失敗告終，可是維新變法卻使更多人的思想得以解放。在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后，這對于保守派的打擊是十分巨大，他們開始主動進行變法，于是有了1901年的清末新政，他們通過籌餉練兵，改革官制，鼓勵發展工商企業，學習西方的法律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欲使清朝政府變得強大起來。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曾經身為清流派中心人物的張之洞，在時局的演變中逐漸成為了“洋務派首領”[16],他就是因為時局的變化以及對列強真面目的認識，導致他的這種態度轉變。從這一系列的改革以及清政府和其國人思想意識的覺醒，同時伴隨著與西方列強交涉的頻繁，清政府對于列強的認識越來越清晰，也開始明白要讓清政府繼續存在，只能依附于世界大流，這樣，清政府開始從各個方面慢慢溶入世界體系當中，故他的外交方式也就發生了一定的改變。（三）清政府的統治不當經過工業革命的西方國家普遍進入資本主義行列，為獲取更多的市場與勞動力，西方列強開始侵略東亞地區，作為東亞地區最為重要的中國就成了其首選之地。此時的晚清政府，朝政腐敗，政治黑暗，賦稅繁重，軍備廢弛，民間起義不斷發生，再加上帝后黨爭，這就使得清政府內部出現了嚴重的統治危機。故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時，清政府無力去進行反抗。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清政府三戰三和，再加上用人不當，武器裝備落后，這與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以及專門的軍事人才形成強烈對比，明顯不敵西方國家，故此次戰爭失敗。在鴉片戰爭結束后，清政府的實力大為下降，已無力應對列強的侵略，只能通過一次又一次的妥協，使封建政權得以保存，可是列強并不滿意自己在中國所取得的利益，一步又一步的逼迫著封建統治者，意欲瓜分中國，使其成為自己的殖民地。于是，清政府跟隨者列強的這種腳步，一次次地改變自己的立場。致使清政府產生一種錯誤的思想認知，即要與列強交好，哪怕是損失一部分利益，只要大清王朝存在就行，最終，清政府變成了“洋人的朝廷”。（四）世界格局的影響在明朝政府統治時期，世界其他國家已經開始了資本主義改革，進入了飛速發展的近代化時代，而此時的中國依舊處于封建王朝的統治之下，對外封閉國門，不主動去了解世界的變化，做著“天朝上國”的美夢，這就導致與世界脫軌。而隨著世界殖民體系的發展，西方列強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