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國際分工名詞解釋題1、國際分工、垂直型國際分工、水平型國際分工、混合型國際分工、協議型國際分工2、對外貿易依存度、產業內貿易二、簡答題：1、簡述國際分工發展的幾個階段。2、什么說社會生產力是國際分工形成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3、如何理解國際分工的發展水平制約著對外貿易地理方向？4、簡述亞當·斯密的“絕對成本說”。5、簡述大衛·李嘉圖的“比較成本說”。6、簡述赫一俄學說的基本內容。7、簡述里昂惕夫之迷的主要內容。8、簡述產品周期學說的主要內容。9、產業內貿易有何特點？其形成的原因和主要制約因素是什么？10、戰后國際分工發生了哪些重大變化？11、部門內分工有哪些形式？三、論述題1、試論當代國際分工的特點。2、論述國際分工對國際貿易的影響。3、試論述影響國際分工產生與發展的因素。4、馬克思主義的國際分工理論與西方經濟學國際分工學的主要區別是什么？5、聯系中國實際論述比較優勢理論的指導意義和存在的缺陷。6、你對當前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如何評價？你認為提升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什么？如何解決？四、案例分析案例一江蘇陽光集團的國際化成長—產業內貿易論與規模經濟論在我國企業成長中的體現江蘇陽光集團是中國最大的精毛紡、高支薄型精紡及其面料的生產基地。公司先后投資12億元，從德國、法國、意大利、瑞士、比利時等數十個國家引進了目前世界最先進的紡、織、染、檢測及服裝全套設備，形成年產陽光牌高檔精紡呢絨及羊絨2200萬米、高檔服裝60萬套的生產能力，生產規模列世界第三。按照“十五”“傳統產業高新化，高新產業規模化”的產業發展目標，江蘇陽光集團提出科學管理、適應全球經濟競爭需要、“科技化、國際化”的經營宗旨，開發出兩個組合產品：產品組合1——面料：呢類系列、絨面產品系列、天絲系列（TENCEL）、亞麻保健系列、生態蛋白絲系列、新合纖、羊絨系列等20個大類6000多個品種，其中包括國家級或省級高新技術產品、重點新產品等60余個。產品組合2——服裝：集團服裝生產以高級白領為對象，現擁有“VENETIA”（威尼帝西服）、“GEZELIA”（佳思麗）女裝與“POMPEI”（龐貝）職業裝等品牌。其中威尼帝西服與意大利頂級西服品牌“CORNILIANI”（克萊利亞尼）合資生產，后者量身定做的品牌文化在歐洲上流社會久負盛名。威尼帝系統引進“CORNILIANI”的完整技術、管理和文化，選用世界上最先進的單量單裁單做吊掛式立體生產線并由意12名高級管理人員和技術專家常駐本廠直接管理，而面料全為“陽光”產品。佳思麗女裝是與日本“泉纖維紡織株式會社”合作生產的，后者是一家具有40年專業生產高檔女裝的優秀女裝生產企業，其一流的生產技術代表了目前日本女裝的生產水平，在日本及歐洲享有崇高的聲譽。佳思麗引進法國時尚板型和“泉纖維”最先進的縫制工藝，由“泉纖維”派駐了8名管理及技術專家直接管理，而面料也全為“陽光”功能型高檔時尚面料，目前產品全部返銷國外市場。集團職業裝主打品牌龐貝是威尼帝和佳思麗的衍生品牌，全部采用兩者的生產技術和管理，充分利用自身面料優勢，以先進服裝生產技術結合陽光優質面料，精心制造而成。作為中國最著名的精紡呢絨生產企業，“陽光”呢絨實施“名品進名店”戰略，在除臺灣、西藏以外的全國各大、中城市知名綜合性商場和“老字號”面料行開設了600個“陽光”呢絨專柜，國內市場覆蓋率達98％以上。同時以中國毛紡第一品牌的身份成功打入了國際高檔市場，成為“克萊利亞尼”等國際著名服裝品牌的面料供應商，其產品銷往美國、澳大利亞、中東、意大利、日本、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并和日本丸紅、意大利CORNILIANI（克萊利亞尼）等國際著名公司結成了良好的合資、合作關系。2000年實現銷售收入50．109億元，在行業中名列前茅，其中國際市場銷售額達4800萬美元。陽光集團重視研究與開發，集團擁有一個國家級技術中心、一所毛紡研究所和中國毛紡企業中唯—一家企業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美國、意大利、澳大利亞等國家和我國的香港、北京、上海等地區設立了信息機構，同時和清華大學、中國服裝大學等20多所高校緊密聯合，形成了“國內領先、國際同步”的新產品開發機制和產、學、研一體化的技術創新體系。目前集團擁有日開發7～10個新產品的開發規模。根據產業內貿易理論，同一產業部門內部的差異產品的交換及其中間產品的交換是可能的。陽光集團之所以能成功，首先，是因為其抓住了中國與其他國家在要素稟賦上的差異性。要素稟賦差異必然導致比較成本的差異，而比較成本的差異則是產業內貿易的基礎和原因。世界各地紡織品生產廠商的產品是不一樣的，陽光集團運用中國在原材料方面的稟賦優勢，抓住了產品差異性這一點，一舉成為世界幾大品牌的面料供應商。其次，陽光集團利用了集團的規模效益與不完全競爭。由于企業內規模效益的發展，導致了不完全競爭。陽光集團一方面生產高檔面料，另一方面引進國際先進生產技術生產成衣，并達到相當的規模，在國際市場上處于壟斷競爭的優勢地位。紡織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陽光集團利用了中國人力資源稟賦優勢，獲得與國際同行競爭的優勢。根據PaulKrugman的規模收益遞增理論，當某一產品的生產發生規模收益遞增時，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單位產品成本遞減而取得成本優勢，專業化生產、出口該產品的狀況必然形成。陽光集團把產品定位于高檔面料和高檔服裝，確定2200萬米和60萬套的生產規模，當生產規模上來以后，各種生產要素的效能得到充分利用，專業化分工加強。僅服裝這一個類別，陽光集團就分成了“VENETEA”、“GEZELIAH”和“POMPEI”牌，運用各自不同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方式，在國際商業處于先進水平。無疑，如果把這些品牌混合生產，就會產生劣勢。規模經濟也使陽光集團能夠更好地利用交通運輸、通訊設施、金融機構、自然資源等良好的企業環境，獲得外部規模經濟效益。陽光集團運用產業內貿易理論與規模經濟理論，發揮中國在原材料質地、人力資源及其本身在技術、管理上的優勢，立足于世界紡織品市場。思考題1．產業內貿易理論在陽光集團的發展中是如何體現的？2．陽光集團是怎樣實現規模經濟效益的？3．陽光集團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有哪些？你認為它的成功可以用哪個理論加以解釋？案例二南北貿易及收入不均在19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這一期間，美國工人工資收入不均的現象急劇增長。舉例來說，1970年至1989年間，工資收入在90%的人之上，10%的人之下的男性工人的實際工資增長了15%，而與此同時，工資收入處于10%的人之上，90％的人之下的工人的工資卻下降了25%。許多人認為，美國的這種工資收入不均現象的增長惡化了這個國家的社會問題：低收入者工資的降低使得這些家庭更加難以脫離貧困，而許名家庭收入停滯不前同社會上層收入迅速增長的鮮明對比很可能造成對整個社會及政治的不滿。工資不均的現象為什么會增多呢？許多觀察家將原因歸之于世界貿易的增長，尤其是新興工業化經濟（NIES）中制造品出口的增長，如韓國和中國。到19世紀70年代為止，發達工業國家同經濟不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絕大部分是北方加工產品同南方原油料和農產品—如原油和咖啡—進行交換。因為大部分發達國家位于北半球溫帶地區，這種貿易經常被稱為是“南北貿易”。不過從1970年開始，以前的原材料出口國也日益開始向高收入國家如美國出售加工產品。如表所示，新興工業化經濟的制造品出口量由1970年不重要的地位增長到90年代初占發達國家收入的將近2％。同時新興工業化經濟也向高收入國家的產品出口提供了迅速發展的市場。當然，這些新興工業化經濟的出口產品明顯地在要素密集度上大大有別于它們的進口產品。新興工業化經濟向發達國家出口包括服裝、鞋類和其他技術相對簡單的產品，這些產品均屬于非技術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發達國家出口到新興工業化經濟的產品主要是資本密集型或技術密集型的，如此學藥品、航空航天產品等。發展中國家的制成品出口（占進口國或地區收入的百分比）年代所有工業化國家歐盟美國19700.240.220.2819901.611.301.91資料來源：出口的數據來源于聯合國貿發會．GDP數據來源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對許多觀察家來說，似乎能直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正在發生的一切正是向要素價格均等化的移動。發達國家富于資本和技術，新興工業化經濟則有充裕的非技術勞動力。正如要素比例模型所預示的那樣，它們之間的貿易會提高資本和技術充裕國家中高技術工人的工資，而降低非技木工人的工資。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已遠遠超出了純技術的范圍。如果你像許多人那樣認為，發達國家中收入不均現象增多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而且也相信世界貿易的增長是導致問題形成的主要原因，那么你很難繼續去維持經濟學家對自由貿易的一貫支持。（在原則上，稅收和政府支付能夠抵消貿易在收益分配上的影響，但反對者可以指出在實際生活中，這樣的情況不太可能出現。）。一些有影響的評論家認為，發達國家若想要基本保持一個中產階級社會的話，那它們將不得不限制同低收入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一些經濟學家相信，同低收入國家之間貿易的增長是美國收入不均現象增長的主要原因。但是，大多數實證研究者則認為，國際貿易至多是這種收入差別擴大的原因之一，但絕不是主要因素。這種不同觀點主要依據以下四個主要事實：第一，盡管發達國家一直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和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但直到90年代初，收入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配幾乎沒有什么變化；1993年美國國民收入中的勞動所得（即工資加其他福利）的比例和1973年一樣，都是73％。所以，關于貿易造成收入差別的說法至多只適用于說明收入分配在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之間的轉移，而不是在工人同資本之間的轉移。第二，要素比例模型指出，國際貿易通過產品相對價格變化來影響收益的分配。所以，如果說國際貿易是推動收入差別擴大的主要動力，那么，同非技術勞動密集型產品相比，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價格就應該有明顯的上漲。但是，有關國際標價格數據的研究卻未能找到這種價格變動的明顯證據。第三，模型預測要素相對價格應會趨于一致。如果在技術先進國家中，技術工人工資上漲而非技術工人工資下降的話，那么在勞動充裕的國家中惰況會相反。雖然新興工業化經濟的工資和收入分配數據非常貧乏，但通過粗略地觀察不難發現。在許多國家，尤其是在中國，情況正好相反：在這些新興工業化經濟，收入不均現象的增長絲毫不亞于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在那些國家，技術工人的收入也同樣很不錯。第四，盡管發達國家同新興工業化經濟之間貿易增長迅速,這些貿易只占發達國家總支出比重的很小一部分。這一結果意味著，這種發達國家出口技術勞動（通過出口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