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與反思

公司理論是過去30年最活躍、最成功的研究領域之一。有關企業理論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因此,我們在這里不可能對此做出詳盡的回顧和評論。就我們的目的而言,一個粗線條的概覽也許是合適的。這樣做,一方面可以避免陷入繁雜而無關大局的文獻泥潭,另一方面又可使我們形成一個清晰的理論脈絡,綱舉目張。對一個理論或學說,無論是為了繼承、發展,還是批判和超越,首要的問題是弄清理論的觀點、體系和發展狀況,因為這是學術探究的有益的出發點。那種尚未對一個理論體系弄清之前,便急忙抓住只言片語、斷章取義的學術批判,以及那種自負地用一個理論范式來對抗另一個理論范式的從理論到理論的純思辨式的學術批判都是有問題的。本文的目的是通過對相互競爭的仍在發展中的企業理論的批評性回顧,進而從中得到一些我們認為對理論研究有益的啟示。一、社會分工和多領域分工的關系古典經濟學家的企業理論可以概括為企業的“分工論”。這種理論認為,企業的出現源于勞動分工,源于人們對勞動分工所導致的生產效率的巨大改善的追求,企業是一個分工協作的生產組織。在亞當·斯密那里,企業是分工協作的生產組織。斯密認為,分工源于人類互相交換的傾向。勞動分工的結果是勞動生產力的極大改善,因為一方面分工使各個工人的熟練程度提高,同時可以節省在轉換工種時所損失的時間,另一方面分工也有利于機器的發明和使用。而勞動分工又受到市場規模的制約。無疑,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對勞動分工的分析和對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謳歌是正確的,但是,斯密的企業理論是有問題的,因為它沒有說明企業存在的必要性。以斯密所舉的著名的制針廠為例,斯密認為勞動在制針廠內的分工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但是他沒有指出為什么各道工序非得在一個廠子里進行。既然市場是只靈巧的“看不見的手”,那么,為什么不可以把每一道工序單獨設置為在地域上相鄰的工廠,各工廠只負責一道工序的生產,然后,通過各工廠在市場的交換來實現最終產品的生產呢?誠然,勞動分工必然要求在經濟中有協調各種勞動的一體化力量,但是,正如科斯所言,分工經濟中的一體化力量已經以價格機制的形式存在了。如果不能說明價格機制這種一體化力量在某些時候、在某些情況下做的不如人意和有它自己的缺陷,那么,僅僅用勞動分工要求一體化力量就不能必然地推出企業存在的理由。此其一。其二,斯密的理論也不能說明企業與市場的界限。既然勞動在工廠內的分工可以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那么,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建造一個與社會等同的巨大的工廠呢?當然,我們不能苛求斯密,不能指望斯密解決所有的經濟問題。與斯密一樣,馬克思也認為企業是一種分工協作的生產組織。馬克思強調協作的重要性,認為協作不僅提高了個人的生產力,而且還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馬克思說,“一個騎兵連的進攻力量和一個步兵團的抵抗力量,與單個騎兵分散展開的進攻力量的總和或單個步兵分散展開的抵抗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區別,同樣,單個勞動者的力量的機械總和,與許多人手同時共同完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舉重、轉絞車、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物等)所發揮的社會力量有本質的差別。……且不說由于許多力量融合為一個總的力量而產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數生產勞動中,單是社會接觸就會引起競爭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奮,從而提高每個人的個人工作效率。……這是因為人即使不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動物。”1馬克思認為,協作的規模從而企業的規模取決于單個資本家能支付多大的資本量來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與斯密認為社會分工和工場手工業的區別只是主觀的,即只是對觀察者才存在的觀點不同,馬克思認為社會分工和工場手工業分工之間不僅有程度上的差別,而且存在本質的區別。馬克思所謂社會分工和工場手工業分工之間的區別,實質上就是市場與企業的區別。關于二者的區別馬克思分析了五點。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其中的第四點和第五點最為重要。馬克思說,“在工場內部的分工中預先地、有計劃地起作用的規則,在社會內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自然必然性起著作用,這種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場價格的晴雨表的變動中覺察出來,并克服著商品生產者的無規則的任意行動。工場手工業分工以資本家對人的絕對權威為前提,人只是資本家所占有的總機構的部分;社會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他們不承認任何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只承認互相利益的壓力加在他們身上的強制,正如在動物界中一切反對一切的戰爭多少是一切物種的生存條件一樣。”1由于理論分析的需要,馬克思特別強調指出,作為生產組織的企業,不僅進行物質資料的再生產,而且同時也進行著生產關系的再生產。馬克思正確地指出了企業是分工協作的生產組織、企業規模受資本家所擁有的財富的約束以及企業與市場的區別,但是他對企業規模的回答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如果沒有財富的約束,那到底什么因素決定企業的規模?股份公司的出現大大緩減了財富的約束,那為什么企業的規模不會無限地膨脹呢?似乎除了財富之外,另有因素在起著作用。新興古典經濟學的企業理論是古典經濟學企業理論在20世紀的回聲。楊小凱和黃有光融合古典“分工論”與現代交易成本經濟學的思想,提出企業作為促進勞動分工的一種形式,與自給經濟相比,也許會使交易成本上升,但是,只要勞動分工所引起的經濟收益的增加超過了交易成本的增加,企業就會出現。二、從“分工論”到“技術論”。經濟新古典經濟學主要從技術的角度看待企業,認為企業是表示一定技術條件下的投入、產出關系的生產函數。新古典經濟學的企業觀,在一定意義上強調技術的作用,在特定意義上強調規模收益作為企業規模的重要決定因素。此外,在完全競爭的假定下,該理論在分析企業最優生產選擇如何隨著投入和產出價格變動而變動方面、在理解一個產業的整體行為方面、在研究企業之間策略相互作用的結果方面,一直是十分有用的。為了理解整個經濟的運行,為了將斯密“看不見手”的命題形式化、模型化,為了建構一個簡潔而優美的市場理論,把企業看作經濟中的“原子”,把企業抽象成為一個“黑匣子”,在方法論上也是合理的。但是,當我們的目的在于理解企業本身的時候,這個理論就顯示出了自己的嚴重不足。我們認為從古典經濟學的“分工論”到新古典經濟學的“生產函數論”或“技術論”在思想上是一種倒退!第一,它把企業看作一個有效的、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黑匣子”,完全忽略了企業內部的激勵問題。正如德姆塞茨所認為的那樣,即使是在研究由所有者親自管理的小企業時,把企業看作是一種經濟主體,把企業和所有者等同起來,認為它在理性地追求利潤最大化也是有問題的。在分析考察大公司時情況會變得更糟。人性是激勵的基礎。既然經濟學家假定每個人都根據自身的利益理性地行動,那么,我們就沒有理由可以認為由許多所有者、不同級別的經理和成千上萬的雇員組成的大公司會自動地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在這種情形下,激勵問題事實上是至關重要的。第二,這個理論絲毫沒有涉及企業的內部組織——它們的層級結構如何、決策如何委托、誰擁有權威等等。事實上,在很大的程度上,企業的內部組織決定了對企業相關人員、特別是高層管理人員的激勵,從而也就決定了企業的經濟績效。第三,企業的生產函數論并不能令人滿意地確定企業的邊界。明確地講,與古典經濟學的企業理論一樣,新古典企業理論既能適用于世界上只有一家巨大的企業、每一家現有企業都是這家企業一個部門的情況,也能適用于現有企業的每一個工廠和部門都成為獨立企業的情況。三、弗蘭克尼特的風險動力模型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是現代企業理論的先驅。德姆塞茨在《企業理論再認識》中開篇講到:自1776年現代經濟學問世以來,直到1970年的近200年間,改變企業理論專業視野的文章似乎只有兩篇:一篇是奈特的《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1921),另一篇是科斯的《企業的性質》(1937)。弗蘭克·奈特的企業理論比較獨特。與古典經濟學家強調企業是一種分工協作的生產組織不同,按照弗蘭克·奈特的觀點,企業是一種由企業家提供的風險規避和解決不確定性的機制或結構。弗蘭克·奈特認為,人們在有效控制他人的能力和決定應該做什么的智力上,在對自己的判斷和權力的自信程度上,以及在根據個人主見進行行動、冒“風險”的傾向上存在著差異。這一事實導致了企業這個機制或結構的出現,通過它,自信和敢于冒風險的人通過保證多疑和膽小的人有一定的收入以換取對實際結果的擁有而“承擔風險”或對后者“保險”。換言之,企業內企業家對工人的權威是企業家對工人提供保障的一種補償。弗蘭克·奈特區分了不確定性和風險,并且認為,通過組合把不確定性轉變為可測度的風險是企業擴張經營規模的動力。換言之,在一定程度上,企業的邊界取決于它所面臨的風險。弗蘭克·奈特說,通過組合把不確定性轉變為可測度的風險,從而減少不確定性的這種可能形成了企業擴張經營規模的動力。這一因素無疑是企業平均規模顯著增長現象——現代經濟生活的一個常見特征——的一個重要原因。只要一個企業家能通過借入資本或以其他方式擴大他的決策或估計范圍,錯誤猜測和正確猜測彼此抵消的可能性就更大。在總的結果上,就可能取得一定程度的穩定性和可靠性。這樣,不確定性就得以消除,理性活動就能得以進行。弗蘭克·奈特認為,在一定程度上,組織形式的演進是對風險的反應。更高形式的組織相對于較低形式的組織的優越性在于其經營范圍的擴張和利益的更有效的統一。前者包括了更多的個人決策、風險業務或“情況”,有利于減少風險;而后者則降低了與某人承擔他人決策結果相聯系在一起的道德風險。弗蘭克·奈特指出:貸給單個企業主的大量資本所面臨的特殊“風險”,通過使這種形式的企業單位很難獲得所需的財產資源,限制了它的經營范圍。另一方面,隨著合伙企業規模變得很大,其組織的無效率性、無法實現有效的利益統一,以及由道德風險引致的巨大風險等限制了它進一步擴張,并導致了公司組織形式對它的取代。弗蘭克·奈特關注企業與風險的關系,關注風險對于企業的含義,在這一點上無疑是正確的。更重要的是他開創了現代企業理論。德姆塞茨曾高度評價奈特對企業理論的貢獻:奈特對企業理論的主要貢獻之一,是把這一理論從傳統價格理論中置于“黑匣子”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并給予詳盡的考察。奈特致力于理解企業為什么會存在、企業內部又如何運行,提出了在企業討論中并不起主要作用的各種問題。雖然科斯于1937年對此問題做出了經典性的貢獻,但我們不得不略帶歉意卻毫不遲疑地指出,奈特早在1921年就創立了現代企業理論。與他的這種貢獻相比,他怎樣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則屬于細枝末節,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正如科斯所指出的那樣,某些人有更好的判斷能力和知識的事實并不意味著他們只能通過親自參與生產才能從這種判斷和知識中獲得一份收入。他們可以通過與生產者訂立合同來出賣自己的咨詢服務。也就是說,用知識、智力、判斷力以及冒險傾向的人際差異并不能說明企業為什么出現的問題。德姆塞茨斷言:用“風險分擔”并不能有效地說明古典企業的存在及其組織形式。四、主流企業理論的拓展學術界一般認為,是科斯(Coase)開創了企業契約理論的先河。之后又由阿爾欽和德姆塞茨(AlchianandDemsetz)、威廉姆森(Williamson)、克萊因(Klein)、哈特和莫爾(HartandMoore)等人加以拓展,形成了目前企業理論的主流。這一派理論的共同點是,企業乃是一系列合約(文字的和口頭的,明確的和隱含的)的聯結。1.企業規模的擴發表于1937年的《企業的性質》是學術界公認的企業契約理論的開創性著作。在這篇經典之作中,科斯回答了兩個問題:一是企業為什么出現的問題,二是企業規模由什么決定的問題。對于第一個問題,科斯提出了企業的本質是對價格機制的取代的命題,從而架設了一座溝通經濟理論中兩個假設(即資源通過價格機制進行配置的假設和資源配置依賴于企業主協調的假設)的橋梁。科斯說,在一個專業化交換經濟中使用價格機制配置資源是有成本的,通過成立一個組織(企業),允許某一權力(企業主)指導資源配置,可以節省某些成本,這便是企業出現的原因。對于第二個問題,科斯認為,企業規模會擴張到這樣一點,在這一規模上,在企業內組織交易的邊際成本等于在市場上進行交易的邊際成本。科斯說,隨著企業規模變大,在企業主的職能上,可能存在收益遞減,就是說,在企業內組織更多交易,成本可能上升。自然,有一個點必須被達到,那就是說,在企業內增加一項交易的組織成本等于在公開市場上進行這項交易的成本,或等于由另一個企業主組織這項交易的成本。2.團隊生產的困境—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的企業理論:團隊生產論阿爾欽和德姆塞茨于1972年在《生產、信息成本和組織》一文中提出了他們的企業理論。該理論的立論基礎是所謂“團隊生產”和由此引出的代價高昂的計量(即度量和分配)問題。阿爾欽和德姆塞茨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生產率分配理論的重要缺陷是,忽視了對生產率和回報的準確計量問題并且顛倒了生產率與報酬的關系。事實上,不是生產率決定報酬,而是報酬制度決定生產率。任何一個經濟組織都必須解決計量問題——一方面要計算投入要素的生產率,另一方面要計算投資回報——而團隊生產卻造成了計量的困難。所謂團隊生產是指,一種產品是由若干個集體內成員協同生產出來的,而且任何一個成員的行為都會影響其他成員的生產率。由于最終產出是一種共同努力的結果,每個成員的個人貢獻不可能精確地進行分解和觀測,從而不可能按照每個人的真實貢獻去支付報酬。計量的困難會導致團隊生產中的偷懶行為,通過指派一些監督者可以減少偷懶行為,但問題并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因為監督者也存在偷懶行為。阿爾欽和德姆塞茨指出,對監督者的監督有兩種手段:一種是通過監督者的市場競爭形成對在位監督者的約束,但這種辦法并非完全有效;另一種是通過賦予監督者剩余索取權,激勵其減少投機行為。當然,為了使監督有效率,剩余索取者還必須享有調整成員結構并糾正每個成員在團隊中的行為的權利。這樣,經典意義上的資本主義企業便應運而生了。團隊生產論從技術的角度,提出了在團隊生產中的計量難題,并通過賦予監督者剩余索取權加以解決,有助于理解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問題,但是不能為企業何以存在提供合理的證明。德姆塞茨在《企業理論的再認識》中寫道:“把減少投機取巧所帶來的成本作為理由,固然有助于解釋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問題,卻不能為企業何以存在提供合理的證明。把這種分析擴展為更一般性的代理人問題的努力也未能彌補這一缺陷”2。3.企業的契約結構—委托-代理理論:一種完全契約論詹森和麥克林在1976年發表的《企業理論:經理行為、代理成本和所有權結構》一文中,吸收了代理理論、產權理論以及融資理論的有關成果,提出了一個企業的所有權結構理論。詹森和麥克林不滿意新古典經濟學把企業人格化(即認為企業像人一樣也有目標函數),把企業看作是按有關投入、產出的邊際條件實現利潤最大化的“黑匣子”的理論,因為它們不能解釋企業中各個參與者相互沖突的目標是怎樣達到均衡而實現這種結果的,也不能解釋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現象和大公司經理的行為。詹森和麥克林也不滿意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的團隊生產理論,盡管他們也關注剩余索取權。他們認為僅僅關注團隊生產中的監控是不夠的,事實上,企業的本質是契約關系的紐結,是一種法律虛構,不僅有與雇員的,而且還有與供給商、客戶和貸款人的契約。實際上,在所有這些契約關系中都存在著代理成本和監控問題,團隊生產理論只能解釋一小部分與企業有關的個人行為。詹森和麥克林認為,代理關系是一種契約,在這個契約中,委托人授予代理人某些決策權,要求代理人提供有利于委托人利益的服務。如果假定委托人和代理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那么,一個必然的后果是代理人不會總是根據委托人的利益來采取行動。于是就有了兩個問題:第一,委托人可以激勵和監控代理人,以使后者為前者的利益而盡力;第二,代理人可以用一定的資源擔保不損害委托人的利益。即便如此,代理人的決策還可能偏離使委托人效用最大化的決策,進而造成委托人的利益損失,即所謂“剩余損失”。委托人監控成本、代理人擔保成本和“剩余損失”一起構成代理成本。詹森和麥克林運用代理理論集中考察了公司所有者和高層經營者之間的契約安排所產生的代理成本,包括外部股權的代理成本和債務的代理成本,然后分析了業主、經營者如何在內、外部股權以及債權之間進行選擇,進而形成公司的所有權結構。這就是詹森和麥克林所開創的公司所有權結構理論。委托-代理理論是一種完全契約理論。這一理論的目的在于如何設計一項有激勵意義的契約以實現委托者控制代理者的目的。委托-代理理論試圖糾正新古典理論完全忽略企業內部激勵問題的情況,對企業作了更豐富、更現實的描述,大大改進了經濟學家對資本所有者、管理者、工人之間關系的理解。但是,企業的代理觀點既沒有解決企業為什么存在的問題,也沒有擺脫不能確定企業邊界的問題。換言之,委托-代理觀點也是既適用于世界上只有一家巨大的企業(這家企業由許多部門組成,各部門之間通過最優激勵契約聯結在一起)的情形,又適用于許多獨立的小企業由不太緊密的最優契約聯結的情形。事實上,這種理論認為,把那些企業“內部”事情同“外部”事情區別開來沒有太大意思,真正有意義的是作為一種法律虛構的企業與勞動、原料、資本投入的所有者和產品消費者的復雜的契約關系。委托-代理觀點遺漏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對締結一個好的合同本身具有成本這一點的認識。4.契約不完全奧利弗·威廉姆森是交易成本理論的集大成者。威廉姆森強調關于人類行為的假設對于經濟學分析的重要性,并且明確指出交易成本經濟學對人類行為的基本假定是:(1)有限理性。與新古典經濟學超理性經濟人假定不同,交易成本經濟學接受赫伯特·西蒙有限理性假說。在西蒙看來,經濟行動者的意圖有理性,但僅僅有限地如此,因為個人的知識、預見力、技術以及時間都是有限的。(2)機會主義。單純追求自身利益的經濟人會公正地披露所有相關的信息,會可靠地履行合約。對比而言,機會主義經濟人則被假定會欺騙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經濟人是否會說真話、是否會可靠地自動履行合約是成問題的。用拉卡托斯的話說,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是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硬核”。對交易成本經濟學而言,這兩個行為假定是缺一不可的。缺少任何一個假定,經濟組織的問題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經濟人是完全理性的,那么,任何期望達成的交易都能通過完備的契約加以保障。如果不存在機會主義行為傾向,那么,交易雙方可以通過承諾、信任以及相互適應就能達到協調的目的。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之下,契約必然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說,契約中包含缺口和遺漏條款。具體來講,契約可能不會提及某些情況下各方的責任,而對另一情況下的責任只能做出粗略的或模棱兩可的規定,并且無時不在進行修改和重新協商之中。這是因為:(1)在復雜的、十分不可預測的世界中,人們很難想得太遠,并為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都做出計劃;(2)退一步講,即使能夠做出單個計劃,契約雙方也很難就這些計劃達成協議,因為他們很難找到一種共同的語言來描述各種情況和行為;(3)即使各方可以對將來進行計劃和協商,在出現糾紛時,外部權威(比如說法院)也很難明確這些計劃是什么意思并強制地加以執行。如果人類行為不存在機會主義傾向,那么,交易雙方通過承諾、信任以及相互適應就能達到協調的目的,契約的不完全就不會帶來多大的問題。正是人類行為的機會主義傾向,使得不完全契約具有了重要的經濟含義。重新協商過程會產生多種成本。其中有些是事后成本,產生于重新協商的過程本身之中,有些是事前成本,產生于對重新協商的預期。第一,各方可能會對修正契約的條款爭論不休。關于剩余分配的爭論絲毫無助于總的生產目的,而且,由于它既耗時又浪費資源,所以是無效率的。第二,不僅事后的討價還價是有成本的,而且由于各方具有不對稱的信息,所以他們可能達不成有效的協議。值得指出的是,如果在重新協商階段雙方都能很容易地轉向新的交易伙伴,那么以上的這兩種事后成本就都將是無足輕重的。而事前的關系專用性投資(指這樣一種投資,如果雙方的經濟關系長期延續,它就可以創造價值;如果雙方的關系破裂,它就不會創造價值)會使上述兩種成本很高。一旦意識到關系專用性投資的存在,契約不完全還有第三種成本。具體來講,由于契約不完全,各方都擔心在重新協商階段自己會被另一方“套牢”,所以,可能都不愿意做出關系專用性投資,而這種投資在“最佳”情況下是最理想的選擇。交易成本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單位是交易,并區分出交易的三個不同的維度:資產專用性(包括場地專用性、物質資產專用性、人力資產專用性、專項資產、品牌資本和臨時專用性等)、不確定性(包括初級不確定性、次級不確定性和第三類不確定性)和交易的頻率;同時也區分了不同治理機制在激勵強度、行政控制、契約法(古典的、新古典的契約法和自制法則)和調適類型(自發調適和有意識的權威調適)等維度方面的差異。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目的在于通過不同的交易與不同的治理機制進行搭配以節約交易成本。在威廉姆森看來,企業無非是一種節約交易成本的治理機制而已。如果把各種治理機制看作是一條連續的光譜,那么,企業位于光譜的一個極端,光譜的另一個極端是市場。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是各種各樣的長期締約、互惠交易、管制和特許經營等混合治理模式。正如瑞典經濟學家約翰·克勞奈維根和杰克·J.弗羅蒙所言,交易成本經濟學正在確立其作為新廠商理論中的新主流地位。因為與其他認為廠商不僅是生產函數的組織理論相比較,交易成本經濟學的方法理論嚴謹,框架縝密,其假設受到了多個經濟學領域的實證檢驗并得到了正面的結果。五、新古典經濟理論所具有的共性1.理論創新往往出于對原有理論的不滿。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企業生產函數論”的日益不滿導致了新的企業理論的誕生。新理論的優勢在于它能從某些方面克服原有理論的缺陷,使理論有了更強的現實性和更強的解釋力,有助于加深對企業的理解,有助于引導人們對企業中現實問題的關注。比如,針對企業生產函數論忽視企業內部激勵問題的情況,委托代理理論對企業作了更豐富、更現實的描述,強調企業內部的激勵問題的重要性,大大改進了經濟學家對資本所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