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詔的章服制度李吉星南詔通過學習借鑒唐朝的服飾制度,結合自己的傳統特點,建立起了一整套包括服色、佩飾、晉升規定的章服制度.而作為說明等級、區分貴賤的佩飾——告身,主要為吐蕃所授,南詔并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告身制度.該制度對南詔統治秩序起到了維護的作用.《云南社會科學》【年(卷),期】2023(000)002【總頁數】5(P66-70)南詔;章服制度;告身【作者】李吉星云南大學民族爭論院【正文語種】中文C95章服制度。在南詔章服制度體系中，作為反映身份、區分等級的佩飾——告身，主要源于吐蕃的授予，南詔自己并沒有建立相應的告身制度。一、南詔章服制度南詔章服制度的淵源自己一整套的統治機構和政治制度。這其中包括品級服飾制度。按唐朝規定:“親王及三品以上，假設二王后，服色用紫，飾以玉，五品以上，服色用朱，飾以金；七品以上,服色用綠,飾以銀，九品以上，服色用青飾以石旁俞石；礪紛悅。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黃,飾以銅鐵”。[1](P280)《唐書·車服志》卷24,14深青為八品之服，淺青為九品之服，皆鍮石帶銙八；黃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銅鐵帶銙七?！盵2](P529)可見，唐朝有著嚴格的品級服飾制度。對外來使臣，唐朝同南詔王臣均受官職和賞賜。樊綽《云南志·六詔》記：“細奴羅，遣首領數詣京師跡。《通鑒》同光三年：“長和驃信鄭文，遣其布燮鄭昭淳求婚于漢?！笔乱嘁姟段宕贰つ蠞h世家》，說“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攀金裝刀，封歸仁慶侯，食邑一千戶，持節鄭昭淳”。據《南詔德化碑》載，閣羅鳳稱臣于吐蕃后說：“贊普仁明，重酬我熏效。遂命宰金寶帶等授予閣羅鳳，因此南詔王臣也接觸到吐蕃的相關服飾品級制度，但吐蕃的978《外臣部·和親一》服飾并加以改造而成。[3位分九等”[4]，初步建立起了一整套政治、軍事組織機構以及相應的等級制度，要內容見后。南詔章服制度要素禮服。南詔的禮服，據樊綽《云南志》卷八載：“貴緋、紫兩色。得紫后有大功則得錦”。又卷七：“其紡絲入朱紫以為上服?！薄短茣つ显t傳》也說：52829名多在前，賞紫袍者列名多在后，則二色綾袍高于紫袍。[5](P601)南詔的禮服等級當屬如此。集·蠻子朝》：“清平官系金口去嵯”，白氏《長慶集》：“大將軍系金口去嗟”?！斗尽肪戆擞衷唬骸安荛L以下得系金佉苴?；蛴械鹊趹鸸Π劦孟嫡?，不限長某種地位或頭銜?！柏撆庞謴牧_苴子中揀入，無員數。南詔及諸鎮大軍將起坐不離捍蔽者，皆負排也?！庇州d：“負排羅苴子以下未得系金佉者，悉用犀革為佉苴，皆朱漆之?！薄短茣つ显t傳》：“王兵曰朱弩佉苴，佉苴，韋帶也。”鄉兵是南詔按“壯負排得系金帶，表達了南詔軍隊中兵士的好優等級，也是一種身份和榮譽的象征。3.南詔章服制度中的傳統特色虎皮?；⑹枪糯贁得褡宓膱D騰崇拜物之一，它象征著威猛、威猛、勇敢，南詔源屬氐羌，崇尚虎，并以虎皮彰顯地位身份并表彰勇敢。披虎皮本是一種民族風俗，而一旦在其中融進有規定性的因素，民族風俗也變成了一種制度。貞元十年異牟尋會見唐使袁滋時，即“金甲，蒙虎皮，執雙鐸鞘”。南詔尚虎，“有刺繡。蠻王并清平官禮衣悉服錦繡，皆上綴波羅皮”。臣下以賞虎皮為上服。以虎皮表彰軍功等次，南詔有著明確的規定。在按軍功分賜不同服色禮服的根底上，南詔規定：“又有超等殊功者，則得全披波羅皮。其次功則胸前背后得披，而闕其袖。又以次”[6](P173)《南詔德化碑》XX6XX2不得全披。[6](P208)吐蕃也有披虎皮的習俗，并且也進展形成依據軍功大小頒授詔國中權貴披虎皮以示尊貴的風習源遠流長。[7]皆以戰功為褒貶默涉”,軍功成了官吏職位升降的最重要依據，由于南詔王室及其貴族把握著全國軍政大權，因此軍階的提升與族屬血統也不無關系。[8]石窟所雕閣羅鳳像旁的羽儀長，本就為南詔王的親信，而且可能還立有功勛，按南詔規定看出虎皮在南詔章服制度中的重要性。頭囊。頭囊是南詔統治階級才能戴的帽子。南詔的頭囊，與中原的幞頭不一樣?！缎U書》卷八載：“其余衣服與漢同，唯頭囊特異耳……近邊撮縫為角，刻木如樗羅苴子已下，則當額絡為髻”，不得戴頭囊。可見其等級制度。二、南詔的告身唐與吐蕃的告身制度2060身為一種紙文書，類似后來的委任狀。告身最早消滅于南北朝時期。南朝時稱告身為“除身”，不過，這時的告身尚處于初創階段，使用不普遍，影響也不大。到了隋代，連續沿用北周告身?！端鍟肪?7載，隋朝尚書省置有六尚書以分統列曹，[9](P753)，并在“左中兵”項下用小字注曰：“掌諸郡督告身、諸宿衛官等事”。楊諒為隋文帝幼子，開皇元年(581)立為漢王，隋文帝崩，楊諒起兵爭位?！端鍟肪?71載：“時偽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則二紙?！盵9](P2473)到了唐時，告身已普遍使用，其程式完備、制度嚴密。《資治通鑒·唐高宗紀中之上》“總章二年(669)”總結唐朝選補官員之制時特別提及：“或許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然后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10](P6362)按唐制，唐文官告身按規定由吏部授予，武官告身則由兵部授予，為此，在吏部與兵部都曾設有唐的告身是任官的憑信，在遇缺遴選升職、革后起覆履任、后裔恩蔭補官之際，往往能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相應的告身制度在唐朝乃至后世封建社會國家政權中是一項相當重要的制度，它不僅與官吏的任用有直接的關系，而且與整個官吏制度，尤其是考選制度、俸祿制度以及官吏的“官”、“勛”、“爵”、“章服”等關系親熱。吐蕃的告身和制度也有其自身草創到成熟的進展過程。吐蕃松贊干布之父——倫贊時期(6世紀末)就消滅了告身。此時的告身是吐蕃贊普授予其官員不同規格的金、銀等質地的環狀飾物為身份標志，但相應的制度規定還不完善。同是功勛大論，倫763[11]吐蕃的告身制度如《唐書·吐蕃傳》載：“其官之章飾，最上瑟瑟，金次之,一《外臣部·土風三》吐蕃:“爵位則以寶珠、大瑟瑟、小瑟瑟、大銀、小銀、大石一謂瑟瑟、二謂金、三謂金飾銀上、四謂銀、五謂熟銅。各以方圓三寸褐上裝之,安膊前,以別貴賤?！蓖罗嫔碇贫热找嬷苊艿囊粋€表達就是吐蕃社會法律之一的《狩獵傷人賠償律》。這一法律以不同等級告身為依據,明確規定了各等告身不同身三千兩,黃銅告身二千兩,紅銅告身一千兩。賠償命價額依次遞減,從中可看到吐蕃各等告身的排序。[3]等級的對應，但在實際頒授中也存在著不對稱的狀況。199215較富有的小平壩)當地村民在整修大路時挖出一久埋于地下的古代石碑，因出土于格子,碑文為藏文,所以人們將此碑稱為“格子碑”或“格子藏文碑”。此碑載：“措絨龍拉大,因原系漢臣民,不行為漢永業官,于是歸向贊普神子,頂禮杰桑大臣。(后)因龍拉大獲銅告身多,賜予大金告身,并賜大藏職位。享年九十逝世?！北拿髀毢蜕鐣燃壪鄬?。[12]吐蕃的告身是說明等級身份的一種佩飾，源自唐服飾及的一項重要制度，對區分社會各階層貴賤等級，維護其統治秩序有著特別意義。[13]南詔告身與唐、吐蕃告身的關系99由此可知南詔有唐的告身，而且在南詔建立之前當早唐的告身制度了。又據《南詔德化碑》載，唐天寶十一年(752)吐蕃冊封南詔王閣羅鳳為“贊普鐘南國大3081018接近，或可說，南詔的告身更多的是源自吐蕃。查爾斯·巴克斯在其《南詔國與唐代的西南邊疆》一書中甚至還認為不僅是告身，筆者更傾向于其次種，理由如下。首先，《南詔德化碑》在記鳳伽異獲大瑟瑟告身后，又記“凡在官僚,寵幸咸被”，說明南詔的官員，至少是高級官員同時也獲得了吐蕃頒賜的告身。鳳伽異獲大瑟瑟75214為吐蕃所授，或為南詔所授，或為二者兼有。不管南詔所授或二者兼有，都可以說18780卒，其間都找不到任何記載或線索指向南詔頒授過告身。由于鳳伽異早卒，閣羅鳳后，異牟尋立，而在異牟尋時期同樣難尋南詔頒授過告身的痕跡。假設在閣羅鳳時期752766766780樣解釋太過牽強。況且此時南詔與吐蕃的聯盟照舊存續，沒有此項源于吐蕃告身的制度在政治背景無變化的狀況下停頓的理由。752766有頒授自己的告身。其次，假設南詔建立了自己的告身制度，當依官職或地位對所屬的官員頒授相應告身，但在《南詔德化碑》碑陰題名中卻有似理應獲頒而沒有的狀況，典型者即為題名中的趙龍細利。據尤中先生爭論，趙龍細利也可以寫作召龍細利。傣族中的地方頭目稱叭；王子則稱召。細利其人，當其充當頭目時稱叭細利，一旦成了大王，便稱召龍細利。直到中國建立初期，勐臘土司尚知名召龍細利者。叭細利最初只是傣族中的一個頭目，后南詔閣羅鳳設銀生節度時，便以叭細利充當銀生節度使。于是，叭細利也就改名召龍細利(趙龍細利)了。南詔西開尋傳，制服各地區的傣族之后，便設置永昌、鎮西(麗水)、開南、銀生等節度來對各地傣族分別進展軍事管制。閣羅鳳便以叭細利充當銀生節度使。[14](P188)假設南詔已經建立起了自己的告身制度，那么按其身份地位，趙龍細利理應獲南詔所頒告身，而在《南詔德化碑》碑陰題名中他只有官職和錦袍金帶。這也恰好印證了在《南詔德化碑》碑陰題名中的75210762就沒有吐蕃所頒的告身，再由于南詔自己也沒有建立告身制度，趙龍細利就只有官職和錦袍金帶了。再袍帶，再大蟲皮。作為排名依據，首當官職，其次袍帶，再才是告身，而且就各要素在標識等級上，均根本有其大小凹凸次序，而告身則存在高級排名在后、而低級卻排名靠前的狀況，說明告身在南詔的官制體系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告身的功能作用在于標明身份，區分階級，彰顯功勛，假設南詔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告身制度，對應身份地位，則高級告身排名后、低級告身排名前的狀況是不行想象的。這或可說明在南詔的官制體系中，自有因素是根本性和主導性的，來自外部附加的因素則只是參考性和借鑒性的。在南詔沒有建立自己的告身制度的狀況下，來自于吐蕃頒授的告身在南詔官制體系中就沒有那么重要了。75279442戰敗時還將南詔的地位降為“日東王”，種種制約導致了異牟尋在重歸附唐朝的上表稱“四忍四不能忍”，從而從內心向化唐朝。閣羅鳳立《南詔德化碑》即說明了態度，況且南詔自始便本唐風化，其國中各項機構體制皆中國人籌劃之，因此，學習吐蕃的告身并建立起自己相應的制度沒有文化根底。作用的制度似無必要。所以《南詔德化碑》所載南詔官員的告身應是吐蕃所頒，而非南詔自己頒發，南詔也沒建立起自己的告身制度。三、結語吐蕃的告身作為一種佩飾，本屬于章服制度其中一要素，但南詔的告身均為吐蕃所授，由于當時政治形勢使然，吐蕃的告身列入到了南詔局部官級職銜中，并在確定南詔并沒建立。南詔通過學習仿照唐朝服飾制度，建立了自己一整套表彰功勛、區別等級的，包括衣服、佩飾及晉升規定的章服制度，對于南詔統治秩序起到了維護作用，顯示了南詔與內地的悠久而廣泛的政治與文化溝通。參考文獻：【相關文獻】[1]唐會要·31·雜錄[O].[2]唐書·車服志(卷24·志第14)[M].北京：中華書局，1975.[3]陳楠.吐蕃告身制度摸索[J].西藏爭論，1987，(1).南詔德化碑[O].方國瑜.南詔名號考[M]//方國瑜文集(第一輯).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6]樊綽.蠻書校注(卷八)[M].向達，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7]陸離.大蟲皮考—兼論吐蕃、南詔虎崇拜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