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山堂別集》的史學意識對《金瓶梅》“同姓名人物”的影響*

霍現俊(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050024，石家莊)1《弇山堂別集》“同姓名人物”著錄情況《弇山堂別集》雖名之曰“別集”，實則是王世貞的史學著作。王世貞(1526—1590)，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江蘇太倉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累官至南京刑部尚書。他不僅是明代中后期著名的文學家，“后七子”領袖，同時又是明代著名的史學家。其文學成就與影響學界關注很多，相較而言，對其史學成就往往被人所忽略，未能給與足夠的重視。其留存于世的史學著作有《弇山堂別集》《弇州史料》《嘉靖以來首輔傳》《觚不觚錄》《國朝紀要》。另外，還編輯了《明野史匯》以及《皇明名臣琬琰錄》等。王世貞的史學思想與其文學復古思想是一致的，推崇漢以前的史書，認為自《史記》以后“一代不如一代”。這種“是古非今”的思想到了他的晚年，逐步認識到偏頗不足取，反省后進而提出“博古通今”的史學主張，應該說，這是一大進步。他在《藝苑卮言》里提出“天地間無非史而已”的史學觀，可以看出他對史學的偏愛與尊崇。而在《弇山堂別集》卷二十《史乘考誤一》里則批評明代的國史修撰存在的問題：“國史之失職，未有甚于我朝者也。……國忸袞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1]因而他主張“史貴實”“史家貴直筆”。《弇山堂別集》的史學實踐則很好地體現了他的史學觀。《弇山堂別集》一百卷，是王世貞最重要的史學著作，其“考”“述”“表”三大體例，在命意、結構乃至記事方法上都有意效法司馬遷的《史記》。[2]其中卷十六《皇明奇事述一》“大臣姓名同”條收錄明代大臣同名同姓的多個人物。關注“同姓名人物”并非王世貞始，早在南朝梁時元帝就撰有《古今同姓名錄》一卷，見《隋書·經籍志》，唐陸善經、元葉森遞相增益，其后漸佚，唯《永樂大典》存之，但世人很難讀到。明萬歷時余寅據經史稗官，先撰成《同姓名錄》四卷，周應賓因其未備補之，后余寅又自續八卷，凡十二卷錄補一卷。惜該書所錄止于金元，不及明代。[3]我們舉例看《弇山堂別集》中所列明代同姓名人物的著錄情況，其中有的條目著錄很簡略，如“五張信。一永樂隆平侯，一弘治彭城伯，一宣德兵部左侍郎，又洪武有狀元侍讀及孝子尚寶卿”。[4]也就是說，永樂時的隆平侯、弘治時的彭城伯、宣德時的兵部左侍郎、洪武時的狀元侍讀及孝子尚寶卿，他們的名字都叫張信，名字姓氏完全相同。再如“三李賢。一永樂忠勤伯，一宣德豐城侯，一成化少保、大學士”。[5]而有的相對稍詳一些，如“宣德初，命工部尚書黃福冊兵馬副指揮黃福女為郡王妃，上好奇好戲，或有意為之也”；“成化間妖人千戶王臣戮于市，翰林侍講學士王臣恥與同名，上疏請更之，不許”。[6]這些記載都是在正史上看不到的。甚至還記有更為特殊的“父子同名”這種極為罕見的現象，“古有父子同名，余嘗記之矣。國朝唯劉忠武侯事尤異，忠武父名江，為戍卒死，忠武仍其父名不易，累戰功至左都督，佩大將軍印，猶與其父同名，后封廣寧伯始更名榮，封未幾而卒”。[7]在明代的諸多史書中，像王世貞《弇山堂別集》這樣有意將明代同名同姓的人物收錄在一起是不多見的。而歷史上同名同姓的人物很多，如果不加區分則很容易弄混。1930年代彭作楨撰有《古今同姓名大辭典》，收錄最詳，可參看。[8]《弇山堂別集》不僅收錄了明代的同姓名人物，而且對歷史上不同時期封號、謚號相同的人物也多有收集。如卷十七《皇明奇事述二》“三文成條”：“漢留侯張良謚文成，明誠意伯劉基、新建伯王守仁亦謚文成。三公皆書生胙茅土，其智略雄名略相仿佛。”[9]該卷“三鄂公”條亦記載唐尉遲敬德、宋岳飛、明常遇春都被封為“鄂國公”，連三人的謚號“忠武”也完全相同。這說明王世貞是有意識地將歷史上不同朝代或同一朝代不同時期的“同姓名人物”(包括同封號、同謚號)收集在一起，以備將來修史之用。這也是王世貞不同于其他史學家的獨特的地方。丹納曾說：“一個藝術家的許多不同的作品都是親屬，好象一父所生的幾個女兒，彼此有顯著的相象之處。你們也知道每個藝術家都有他的風格，見之于他所有的作品。”[10]其意是指一個藝術家盡管有許多不同的作品，但不同的作品“彼此有顯著的相象之處”，體現藝術家共同的風格。我們當然不能將史學著作與小說作品完全等同，因為這是兩類完全不同的文體。但中國古代“文史互通”的傳統在不同文體著作中卻是常見的現象，比方敘事方法、修辭傳統等，史學著作與小說作品就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同樣，史學的思維方式也會滲透到其他不同的文藝作品中。2《金瓶梅》“同姓名人物”的三種類型自晚明至清代，一直流傳著王世貞還作有小說《金瓶梅》，盡管這種說法遭到了一些學者的否定，但仍有不少學者還在努力證明《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王世貞。這個問題非常復雜，就目前來看，斷定真正的作者尚有相當的距離和難度。筆者也無意證明王世貞是還是不是。我們這里探討的是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同姓名”的史學意識，或對《金瓶梅》中“同姓名人物”的安排產生過一定的影響。眾所周知，《金瓶梅》是“借宋寫明”的，其故事紀年從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寫起，至宋欽宗靖康二年(1127)止共16年。實際反映的是16世紀明代的社會現實，借宋是手段，寫明才是目的。《金瓶梅》中寫到的人物，據朱一玄先生《金瓶梅詞話人物表》的統計，[11]男性553人，女性247人，共計800人。這800人中，大部分為小說虛構的人物，小部分為宋明兩代的真實歷史人物，其中涉及到宋代的真實人物有59人，明代的有85人。小說作者受傳統文化的影響，注意到歷史上同姓名現象并成功地運用到小說創作上。在人物命名上很是講究，不管是真實的歷史人物，還是虛構的小說人物，都安排了一些“同姓名人物”，尤其是精心選擇了一些宋時有、明時也有且不止一個的“同姓名人物”并對他們的身份做了不同程度的改變后插入文本，使宋、明兩個本不關涉的朝代有機地扭結在一起，讓宋人穿明朝衣、說明朝話，做明朝事，這是《金瓶梅》不同于其他小說的獨特的藝術手段，亦可看出作者對宋明史實極為熟悉。《金瓶梅》中的“同姓名人物”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宋、明同姓名的真實歷史人物，包括王相、王黼、陳東、陳洪、李邦彥、李綱、孫榮、楊時、張達、周秀等。限于篇幅，我們以王相為例加以分析。王相在《金瓶梅》中的身份是“說唱藝人”，是王柱(也是說唱藝人)之弟，《金瓶梅》第七十八回《西門慶兩戰林太太吳月娘玩燈請藍氏》敘述說：才斟上酒來，只見鄭春、王相兩個小優兒來到，扒在面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兩個如何這咱才來？”問鄭春：“那一個叫甚名字？”鄭春道：“他喚王相，是王柱的兄弟。”……須臾，兩個小優安放樂器停當，歌唱了一套“霽景融和”。[12]處于社會最底層的“說書藝人”，小說沒有交代王相的籍貫、行事等更多的其他信息。這樣的人物究竟是特指還是多指，作者的真實意圖如何？都是我們值得深思的問題。不過，筆者認為，這樣的人物有多層寓意，讀者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闡釋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王相是宋、明兩代都有的真實歷史人物。王相是一個通名，歷史上有文字記載的叫王相的人不下30個，民間叫王相的恐怕就更多了。宋時的王相見《宋史》卷三百二十九：“王子韶字圣美，太原人。……崇寧二年，子相錄元祐中所上疏稿聞于朝，詔贈顯謨閣待制。”[13]明代正德、嘉靖時期叫王相的共有7人。其一見《明史》卷一八八“張文明傳”：“王相，光山人。正德三年進士。官御史。十二年巡按山東。鎮守中官黎鑒假進貢科斂，相檄郡縣毋輒行。鑒怒，誣奏于朝。逮系詔獄，謫高郵判官，未幾卒。”[14]《河南志》卷六十謂此人字夢弼。又《江南通志》卷一百十五引《沭陽縣志》：“明汝寧人，正德初知沭陽，筑壘浚濠。”《明武宗實錄》卷一五九：“甲午，降御史王相為直隸沭陽知縣。初，相巡按山東，禁戢非例貢奉，為鎮守太監黎鑒所奏系獄，擬贖杖復職，詔降之。”[15]《明武宗實錄》卷四〇，正德三年七月，卷七六，正德六年六月，卷一四四，正德九年七月都曾提到御史王相。由此能夠確定這個王相是汝寧光山人，字夢弼，可能死于正德末年。其一見《明武宗實錄》卷四〇：“(正德三年七月)給事中張賢、監察御史閻睿等奏，查盤甘肅洮岷等糧料銀兩草束之類，……已將經該官吏人等問擬，監追其督理官員，副使高崇熙、張天衢、李端澄，參議賈璇、僉事王相、官賢，行太仆司卿陳寬、寺丞田美俱合逮問。”[16]其一見《明史》卷十八“世宗紀”：“(嘉靖三十一年)夏四月丙寅，把都兒、辛愛犯新興堡，指揮王相等戰死。”[17]其一見《四川通志》卷一百七十一：“(王)相妻某氏，綿竹人，明正德六年廖賊掠境，氏與其女罵賊而死，相終身不復娶。”其一見《湖南通志》卷一百引《一通志》：“明丹徒人，嘉靖中知益陽縣，剛廉有方。”其一見《明史》卷一九二“王思傳”：“王相，字懋卿，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豪邁尚志節。事親篤孝。家貧屢空，晏如。仕僅四年而卒。”[18]這個王相是嘉靖初期人，因議“大禮”，和其他人伏左順門哭諫，被廷杖而卒。嘉靖時還有一位王相，是嘉靖帝的兒子朱載圳的岳父，后來授予“東城兵馬指揮”的職銜。裕王(明穆宗)和景王朱載圳，二王的選婚是同時進行的，從良家女1200人當中選了錦衣衛百戶李銘(也是《金瓶梅》中的說唱藝人)之女和順天府民王相之女。《明史·楊思忠傳》：“(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御史王時舉劾刑部尚書黃光升，……言：‘……奸人王相私閹良民者三，本無生法，乃擬矜疑。宜勒令致仕’。”[19]《明世宗實錄》卷三九三也提到太醫院醫籍王相，后來被授予“東城兵馬指揮”，指的都是一人。二是明代不同時期同姓名的真實歷史人物，這樣的人物有王四、王玉、王經、王宣、王鸞、王鑾、王潮、孫清、李銘、李錦、張安、張龍、張成、周宣、鄭紀、黃甲、溫璽、謝恩等。我們以王宣為例，王宣在《金瓶梅》中也是一個“共名”。據作品交代，他字廷用，號杏庵居士，家住清河縣，是一個仗義疏財、樂善好施的老者，曾幫助過窮困潦倒的陳經濟。正德、嘉靖時期叫王宣的很多，其一為太監，正德四年六月：“鎮守太監王宣等奏其事，(王)進亦上章自辨，敕給事中胡鐸會鎮巡等官鞫之。”[20]其一為軍余，正德七年秋七月：“燕山左衛軍王宣及其子欽等與賊劉七、齊彥明交通，資以兵器，事覺，宣脫走，捕得欽等，送錦衣獄。”[21]其一為知府，正德八年五月：“戊寅，升南陽府知府王宣為陜西都轉運鹽使司運使。”[22]其一為指揮，正德八年冬十月：“虜掠遼東開原，既出境，太監王秩、參將高欽追之，被圍數日，士馬死傷甚眾。守臣以聞，兵部議……雖有斬獲功，不論。……欽及指揮惠綺、王用俱宜罷。四原衛指揮王宣、陳鉞等宜令原差。”[23]其一為旗校，正德十六年三月：“曹成、王宣者，稱彬旗校，至杭州，設香案于鎮守府，召致仕尚書洪鐘至。”[24]其一是一位學者，《明史》卷二八二：“王宣，晉江人。弘治中舉于鄉，一赴會試不第，以親老須養，不再赴。嘗曰：‘學者混朱、陸為一，便非真知。’為人廓落豪邁，俯視一世。”[25]需要說明的是，上文所引宋、明“同姓名人物”，只限于與《金瓶梅》所敘時代背景相關的人物，其他時期的“同姓名人物”因與《金瓶梅》無關，故未一一列出。這些人物在《金瓶梅》中的身份與其真實的歷史身份差別很大，甚至完全不同，即使在《明史》上有傳的人物，如韓邦奇、凌云翼、狄斯彬等也是如此。三是小說虛構的同姓名人物。《金瓶梅》不僅安排了一些同姓名的真實歷史人物，而且作品所虛構的人物名字也安排了一些同姓名的人物，如：兩張勝：一為城市游民，綽號過街鼠，第十九回寫他受西門慶支使打砸蔣竹山的藥鋪，后給夏延齡做親隨。一為周秀之親隨，因殺死陳經濟被周秀亂棍打死。兩周義：一為周秀之男仆，因與春梅私通被亂棍打死。一為領青、兗之兵抗金的將領。兩蘭花：一為吳大妗子之女仆。一為龐春梅嫁周秀后之丫頭。兩琴童：一為孟玉樓在原夫楊家時的男仆，后隨孟玉樓到西門慶家，潘金蓮曾與之私通。一為李瓶兒在花家使用的小廝，原名天福，到西門慶家后亦改名琴童。三安童：一為孟玉樓原夫楊宗錫姑母的男仆。一為苗天秀之男仆。一為王宣之男仆。三來安：一為西門慶原使用的小廝。一為西門慶娶李瓶兒后新買的小廝。一為黃四之男仆，也叫來安，與西門慶家兩個來安姓名同。三來定：一為吳月娘大哥吳鏜(又名吳有德，即吳大舅、清河縣千戶，后升指揮僉事)家之男仆。一為攬頭黃四之男仆。一為花子由之男仆，另外，小說中還有兩個王婆、兩個金兒等，都是名字相同而實際是不同的人。3《金瓶梅》“同姓名人物”的意圖和功能或許有人說，《金瓶梅》中的“同姓名人物”是不是巧合、或是作者疏忽大意所致？答案是否定的。如《儒林外史》中就有兩個使女都叫“荷花”，見第十九回、第二十六回，名字完全相同，這應是作者的疏忽大意。但一部小說中出現大量的同姓名人物，恐怕就不是作者的大意疏漏，也不是巧合，而是作者有意為之，是小說人物安排的一種獨特藝術手法。這些“同姓名人物”的插入，作者是經過深思熟慮、精心安排的，具有多種意圖和功能，大體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符合作品“借宋寫明”的整體構思和寫法。眾所周知，《金瓶梅》“借宋”只是手段，而“寫明”才是其真正的目的。既然是“借宋”，作為編年體小說，其故事所敘時間是按宋徽宗、宋欽宗歷史的順序進行敘事的。故小說圍繞徽宗、欽宗兩朝，插入了這一時期大量的史實、歷史人物。目的是要“寫明”，所以，作品又插入了許多明代特有的信息，比如明代特有的官職、官署、歷史、地理、服飾、風俗、人情等，以表明作品“寫明”的目的。宋、明“同姓名人物”的插入，也是同樣的意圖，這是作者的一種敘事策略。二是表明作品所反映的時代。《金瓶梅》意在“寫明”，但究竟反映的是明代什么時期，是正德、嘉靖還是萬歷時期？學界意見不一，眾說紛紜。其實從插入小說的明代真實歷史人物生活的年代來看，也可斷定作品反映的時代。據筆者考證，小說共涉及到85位明代真實人物(包括同姓名人物)，他們主要活動于正德、嘉靖時期(兩朝超過60年)，這些“同姓名人物”與那些只有正德、嘉靖時期有而別的時期沒有的人物生活于同一階段，如果再結合史實，即可確定作品反映的時代是正德、嘉靖時期而絕不是萬歷時期。如王四，《金瓶梅》中共有三個回目寫到了他。王四又名王霽云、王四峰，是一位鹽商，因違法被監，后以二千兩銀子賄賂西門慶向蔡太師求情，得以無罪釋放。王四是實有其人的，且是一個“同姓名人物”。考諸明代文獻，惟正德、嘉靖時有兩個王四，其他時期皆無。一為賊首，因作亂被官府所獲，正德七年閏五月被磔于市。[26]一為鹽商，在正德、嘉靖時王四利用鹽法之弊，官商勾結，占中兩淮、長蘆鹽引，積錢數百萬，被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揭發，被逮入獄，抄沒家產。[27]從這兩條材料來看，《金瓶梅》中的“王四”與賊首王四只是名字相同，而與其行事無關，卻與奸商王四是吻合的，意在揭露嘉靖時官場及司法制度的腐敗。三是表明作者的創作主旨，人物為主題服務。《金瓶梅》創作的目的是什么？作者為什么要寫這樣一部小說？學界的看法自然不一，到目前為止，關于《金瓶梅》的創作主旨多達數十種，有“暴露說”“揭露人性丑惡說”“罵皇帝說”等等，這些說法各有道理。但經典小說的主旨絕不是單一的，而是具有多重的寓意。我們不妨從兩個層面加以分析。其一，作品對統治者是大為不敬的，即使對貴為皇帝也不客氣。比方對李銘身份的設計及其態度即可看出端倪。李銘在小說中的身份是“李嬌兒之弟，說唱藝人”，作品共有29個回目寫到了他，在所有說唱藝人中無人能與之相比。李銘是一個“共名”，在明武宗、明世宗時期叫李銘的共有三人，其一是都指揮，曾參與平定思恩府土官岑浚之亂。[28]其一為知縣，“(李銘)明應城人，舉人，嘉靖間知太和縣，清惠及民。”(《云南通志》卷一三九)；其一為錦衣衛百戶，后成為裕王(明穆宗)的岳丈，穆宗時封為德平伯，死于隆慶六年(1572)。我們雖然無法確定作品中的李銘究竟指的是歷史上哪個李銘，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嘉靖帝的親家也叫李銘確是事實，其“說書藝人”的身份在傳統社會是極其低下的，更何況，小說第23回，讓“心高氣傲”的春梅一口氣罵了他20多個“王八”，其中的況味讀者自可體味。如上文所述，嘉靖帝的另一親家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