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立學校之官,州舉茂材孝廉到德教之官董仲舒與武帝選官制度改革

1905年9月2日，袁世凱和張志毅宣布停學，普及學校，尋求真正的學習。獲皇帝詔準,次年開始,所有鄉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中國古代科舉制度于此宣告廢除,至今天已經過了整整110周年。科舉制度在古代中國是一項非常成功的文官制度,暢行1300余年而不衰,這是屬于我們老祖宗的一項偉大專利和發明,在世界歷史上和人類文明進程中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而幾乎從一開始,科舉的提倡、確立以及考試的教材、內容都與儒家及其基本經典密切關聯,所以科舉制度的廢除也標志著體制化、系統化的儒家正式退出了中國歷史的舞臺。科舉制雖然正式開始于隋朝煬帝大業三年,但經由讀書而躋身官層、面向全社會開科取士的倡議早在漢初就已經為儒者所提出。一、從“明主”到“聯合”西周時代,土地、職官都是分封的,即所謂“世卿世祿”,王侯將相、大夫士族始終享有土地及其戶民人口的優先分配權、占有權和使用權。相應的,周王室所采取的用人制度是世官制度,公、侯、爵、子、男身份與一般的官僚職位只能世襲,僅在家族內部可以相互傳承,底層百姓是沒有機會躍升為社會精英的。但到了春秋、戰國時代,王權式微,天下裂變,出身寒門的人群逐漸流入官僚隊伍。法家最先對這種“世卿世祿”的用人制度進行了認真反思,在秦國也最先對其進行了突破性的改革。《韓非子·顯學》有言:“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將必發于卒伍。”秦漢之際,世卿世祿的選官制度已經很難繼續推行下去了,人才來源囿于王族一室的統治集團暴露出巨大的先天缺陷。秦國的嬴姓還算貴族,而建漢的劉家及其將帥武官皆發自草莽,意味著奪社稷、打江山并不是王公貴族的專利了。后來朝廷布衣君相的格局似乎也在說明:平民百姓之中也不乏可以統御天下、治國理政的人才。天下的事最好還得交給天下人去做,從非卿非祿的市井底層選拔人才而充實官吏隊伍已經成為一種大勢所趨。漢初諸帝,思賢之心甚切,“求賢詔”不絕:高帝十一年,求賢昭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文帝時,先后下詔曰:“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但這種歷史轉變對于深陷局中的當事人而言卻并不那么清晰明朗,甚至在當時還是一件很令皇帝頭疼的大事,武帝經常就被這個問題搞得心煩意亂。現實的迫切需要往往使當事人顧不上思考所謂的歷史必然,如何把天下賢才都招攬進來才是最為重要的急務。班固《漢書·董仲舒傳》中,武帝的三次冊問幾乎都涉及到了如何選拔和使用天下人才的問題,而董仲舒一一都做了詳盡回答。如果不是急務,天子不可能這么猴急地咨詢和催問。二、確立最佳工藝路線第一冊中,武帝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董仲舒回答武帝第一冊的實質性建議是干部路線的確立與人才資源的保障。他首先提出必須更改過去的用人辦法并確立一條恰當的干部路線,“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兩種不同的干部路線導致兩種截然不同的治理結果。秦政是任用“執法之吏”,而周政是提拔“德教之官”,值得漢政借鑒和效法的應該是周政,而不是秦政。秦政“以吏為師”,“嚴威酷刑”接著,董仲舒指出,“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癢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優秀人才來自民間,教化好民間,才能涌現一撥撥優秀人才。中央政府“立太學以教于國”,地方政府“設癢序以化于邑”,所注重的是從學制上確保人才資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武帝對董仲舒這一建議的積極采納奠定了后世科舉的體制基礎。三、“興教”,興教第二冊中,武帝有問:“烏乎!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庶幾乎!”上一次對策中,“子大夫待詔百有余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但大多“考之于今而難行”,書生意見,不接地氣,根本就兌現不了。所以,這次對策“毋乃牽于文系而不得騁與”,而要求密切聯系現實,解決當下急迫問題。董仲舒回答說:“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維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在董仲舒看來,國家用人,當用賢才,求賢則先當養賢。士子雖然出自民間,但國家應該把他們“養”起來。發現人才重要,但愛護人才、保護人才更重要。而一味的愛護、保護又莫如放開手腳、大膽使用,“養士”是干部政策的最基本要求。排擠士子、打壓士子非賢主所為。而又如何“養士”呢?董仲舒提出,“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愿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棄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學校是文教興盛的場所,“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原”,對上能夠為國家聚集賢才,提供智力支持;對下則能夠垂范風俗,熏陶民人。興辦太學,延請明師,便可以豢養翹楚,天下才俊垂手可得。皇朝眼下的社會矛盾主要就在于吏治不清,用人不當,非但發揮不了先進、師范的表率作用和“承流而宣化”的積極功能,而且還“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以一種簡單粗暴的態度對待百姓,與壞人勾搭成奸,使貧窮的人越加孤獨羸弱,也不能為冤苦之民申訴解憂。四、“任子令”董仲舒對漢初實行的“郎官制度”提出了批評意見。“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漢初郎選的路徑有多種,如“貲選”,即花錢買官,自備鞍馬、服裝、兵器物資。文帝朝的張釋之、景帝朝的司馬相如。武帝接受了董仲舒“以富訾,未必賢”的建議,廢除了貲選制度。又如,以軍功為主的特拜選郎,楚漢戰爭中屢立戰功的樊噲、灌嬰被高祖封為郎中。文帝、景帝兩朝的李廣、李蔡,多次率兵征戰,抵御匈奴侵犯而以戰功特拜為郎。再如,父兄保任子弟為郎官的“任子令”,凡二千石郡守以上的官員任滿三年,皆可任用一個兄弟或兒子為郎官,即蔭任為郎。任子令的對象后來一度擴大到外戚、門從。如果完全以家世、財產、身份地位為選郎標準,則必然排斥或拒絕了那些有才能、有德行的士子。董仲舒以為,當官要稱職,要有個人能力、專業水平,家世、財產、身份地位以及時間長短都不應該成為用人取才的唯一尺度。能力差、水平低的人只能做低級別的小官。能力強、水平高的人即便被發現時間不長,也可以推上輔佐之職位。只有在體制僵化、激勵機制不健全、創造力被遏制的官場結構里,人們才借助于“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五、“天下之士”:探源察舉制度接下來,董仲舒提出了具體的察舉措施。“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察舉制度一改周代以來“世卿世祿”的選人辦法,突破門族、財富等外在條件的限制,而一律以才學、德行為基本要求,同時還照顧到區域平衡和全國范圍的代表性。按照董仲舒的設想,列侯、郡守、二千石以上的官員都應該“擇其吏民之賢者”,要求是賢能之人,而非親戚故舊;“歲貢各二人”,每年選拔一次,每次必須有兩人。建元元年十月,“舉賢良對策”之后不久,武帝便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實行以儒術取士的察舉制度,但因為遭到崇尚黃老之術的竇太后的干涉而中止。元光元年,竇太后死,武帝詔令各郡國歲舉孝、廉各一人,這便標志著察舉制度正式推行于天下。漢代察舉的科目主要有“孝廉”、“茂才”、“賢良方正與文學”、“明經”孝、廉最初分選,各舉一人,后來才合并為一項。“孝”指子女順從父母或長輩,能夠盡心奉養,而不忤逆。“廉”指品行方正,有節操;內心與言行清正無邪,純厚不染,始終潔身自好,不貪婪縱欲,不茍合于歪門邪道。茂才科為元封五年新設,招攬有特別才干與能力的人,屬特舉而非歲舉,不定期察舉。被察舉的茂才最多只任縣令,而非郎官。西漢馮逡為美陽縣令,薛宣為宛句縣令,肖咸為好畤縣令。賢良,指賢惠優良之人。方正,指品行端莊之人,不奸詐,不阿私。文學,指研習儒家經典之人。“賢良方正與文學”后來又被統稱為“賢良文學”。元光五年,武帝復詔賢良文學。武帝之后,昭、宣、元、成諸帝一律沿襲,舉賢良幾成定制,東漢和帝永元年間,察舉人數不再以郡國為基礎,而改為以人口為標準,郡國每二十萬人口,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的郡國,每三年舉孝廉一人。少數民族地區享受優惠,邊郡沒十萬人,兩年舉一人;五萬以下的,每三年舉一人。據《資治通鑒》說:“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后又得吳人硃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要枚皋、濟南終軍等,并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皋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推行察舉制度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最重要的有三點,即集聚“天下之士”,支配精英資源,收攏天下人心。在董仲舒看來,“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朝野上下形成一種求賢若渴的氛圍,武帝的中興大業便有了充足的人才準備。六、對賢能品格的共同保護“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這段話里,蘊藏著董仲舒察舉選官思想的三個重要原則,即“賢能為上”的原則,“量材授官”的原則,“錄德定位”的原則。對于碌碌無為混日子的腐朽體制而言,甚至對于世卿世祿的封建選官制度而言,強調“賢能為上”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性突破。英雄不問出處,高手藏在民間。世族、財產、身份地位并不能夠起到關鍵性作用了,個人的賢能品格才是重要的決定性因素。上級應該根據每個人的能力、水平授予相應稱的官職頭銜。司馬談曾評價過武帝的用人格局,“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漢興六十余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群士慕向,異人并出。卜式拔于芻牧,弘羊擢于栗豎,衛青奮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虜,斯亦曩時版筑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后世莫及而更為重要的則是個人道德品格,在錄用過程中也是最重要的參照。世間三百六十行,行行皆有其道,皆有其德。官有官道,官有官德。人在仕途,能力、才干是官道,而操行、品格則是官德。上級應該根據每個人的德行安排他的位置,德不配位,其害無窮。儒家用人區別于法家,并不一味主張唯才是舉、唯能是用,而對人才的德行、情操、品格、境界都有相當嚴格的要求。七、“治”“理”“道”“教”并存,以使為官更困難第三冊中,武帝制有曰:“今子大夫明于陰陽所以造化,習于先圣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武帝試圖尋找一條“久而不易”的天下治理之道。董仲舒答曰:“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欲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先得肯定和贊美一番皇上治理天下的崇高追求。察舉天下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問計于民,不搞言論禁絕,以仁道圣德為執政根本,遇到這樣的圣君明主已經很不容易了。“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這里,古今天下都是一樣的,土地、民人也都差不多,但治、亂局面為什么懸殊就那么大呢?所以董仲舒以為,這應該是由當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