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法治是私有制發展的必然趨勢

法治作為一種政治模式，是現代社會國家治理的普遍模式。近年來，我國出現了一種以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為代表的社會思潮，他們將西方的法治理論與實踐看作法治現代化的唯一途徑和普遍標準，企圖通過互聯網和新媒體等媒介為資本主義法治辯護，混淆大眾對法治發展科學走向的判斷。為了進一步探究資本主義法治的實質，筆者以馬克思所處的資本主義社會背景為出發點，洞悉資本主義法治虛偽性與狹隘性的經濟動因以及實質不平等、不自由的價值實質。一、從商品、貨幣到資本:拜物教意識的轉化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本質特征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在這一社會形態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被建立在人類勞動基礎上的“物”與“物”之間的關系遮蔽，在社會中表現為“異己的、獨立的東西”，以“物”的形式呈現出社會性和人性，并成為人的崇拜對象，支配和奴役現實社會中的“個人”。這種拋棄人本質的物化現象被馬克思稱為拜物教。從馬克思經濟批判的切入點來看，他對拜物教的批判實現了從商品、貨幣到資本的深入式探究。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貨幣和資本的拜物教觀念內涵著違法的本能，與法治實踐的現實遵循存在內在張力，使國家呈現出一邊倡導嚴格遵守法治一邊違反法律的歷史尷尬，對資本主義法治文明建設造成極大的沖擊。(一)商品拜物教的法權形態:私人的勞動被拜物化商品拜物教抹殺了勞動者的生產關系，在交換過程中形成了以“自由、平等、所有權”為特征、以契約關系為基本形式的法權模式，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和狹隘性得以表征。在馬克思看來，商品在現實社會中表現出來的“謎一般的性質”并非呈現在使用價值和價值之中，而是蘊藏于商品“這種形式本身”。商品的形式將勞動產品中隱藏的人的社會關系反映為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從而形成了“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在這樣一個人與物顛倒的視像中，商品成為“視覺表象”的存在物和“符號意象”的承載物，成為一種異己的力量來支配商品生產者個體。在列斐伏爾看來，“這一被拜物化的形式呈現兩種性質:一是獨立自主的抽象物，二是對現實關系的掩蓋”在馬克思看來，上述以商品拜物教為基礎的法權形態具有社會歷史局限性。首先，這種法權形態在商品拜物教性質及其觀念中承認私人占有的合法性，卻遮蔽了生產領域中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掩蓋了商品生產中不平等、不自由的實質。因此，法律上對商品交換的“自由、平等、所有權”的承認具有片面性，沒有認識到深層次關于私人利益的因素。其次，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成為商品經濟領域法權穩定性的“阿喀琉斯之踵”。商品交換領域中的契約關系承認“對自己勞動的所有權和自由支配權”，這種關系帶有私人目的的生產和交換，具有私人性。同時，因社會分工和需求的社會性，資本主義生產不可避免地具有社會性質。由此，二者之間必然引發社會沖突，容易形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具有打破契約關系、違反法治規定的潛在性危險。最后，馬克思從勞動價值論入手，揭開商品拜物教及其背后的法權關系的神秘謎團。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僅肯定了客觀勞動時間對價值量大小的決定作用，而且還肯定了生產者在商品中的主體地位，深刻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產生及其法權形式形成的生產資料私有制根源。想要改變經濟及其政治上的負面影響，其根本是變革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二)貨幣神性的當代顯形貨幣拜物教是指作為勞動產品交換過程的中介而存在的貨幣，在社會活動中異化為一種獨立的、脫離人的社會關系的物質屬性，反過來成為統治著人的真正權力，將人變為貨幣的奴隸，以對貨幣的崇拜作為目的自身。在馬克思看來，貨幣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不斷演進的結果，同樣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產物。馬克思揭示了貨幣神性在當代顯形的三重因素。一是商品拜物教基礎上物的關系對人的關系的遮蔽，使得貨幣成為金和銀背后的“社會生產關系”，人們將貨幣的自然形式視為人的屬性和社會關系，把貨幣看作社會聯系的“物化”，從而賦予了貨幣以神性;二是商品流通過程中使用價值日益弱化，以貨幣為表現形式的價值日益成為社會的主導，成為人們競相追逐的主要目標，使用價值和價值之間的顛倒“直接導致了貨幣障眼法的狼煙四起”在拜物教觀念的影響下，貨幣逐漸成為人們表達有效需求、激發情感乃至追求愿望的基礎，正如馬克思所言:“如果我有進行研究的本領，而沒有進行研究的貨幣，那么我也就沒有進行研究的本領，即沒有進行研究的有效的、真正的本領。”(三)資本主義法治是資產者履行法律職責的不到位，是一個“法資本拜物教激發人們的“致富欲望”，在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內部產生違法本能，資本突破既定的擴張本能與法治設定的限制本能之間形成內在的張力。《資本論》中，馬克思明確了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重要媒介，即“只有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本才產生”資本拜物教視域中的資本積累和資本增殖內在地表現出資本的違法本性，集中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階級之中。從“資產階級”來看，一方面，資產者對資本原始積累的直接掠奪行為使得資本主義法治成為一紙空文。資產階級利用法律宣稱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然而在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中卻存在大量與此格格不入的經濟事實。馬克思以英國對農民的土地掠奪為例指出，國王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都頒布過禁止剝奪農民土地、房屋的法令，但從15世紀末就開始的暴力掠奪持續了150年都未曾停止。當新的經濟力量嶄露頭角，代表這種力量的新階級就會在“絲毫不遵守法律成規的情況下”，改變舊的生產關系。此外，資本本身具有無序潛能，對資本利潤的追逐潛在地推動資本家對法治產生無視的態度。另一方面，資產階級法治成為統治階級進行資本積累的工具。原始資本積累中，剝奪人民財產成為法律層面的合法行為。英國議會正是通過公有地圍圈法獲得了大量自由勞動力和勞動資料。即使資本主義處于發達階段，資本作為“對無償勞動的支配權”，對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剝削和攫取權力不只是來自于某一個人的力量，而是覆蓋為整個社會的力量，是作為一種合法性行為而存在的。可見，資本主義法治是為統治階級利益而服務的，而無產階級則永遠徘徊在法律保護之外，這就為無產階級必然違法奠定了社會基礎。就“無產階級”而言，在私有制基礎上，資本家對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和剝削，導致無產者生活更加貧困。“當無產者窮到完全不能滿足最起碼的生活需要，窮到處境悲慘和食不果腹的時候，那就會更加促使他們蔑視一切社會秩序。”二、無法從根本層面挖掘資本主義法權的特點和秘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流通過程和生產過程的有機統一。然而，流通過程中商品、貨幣和資本拜物教僅僅屬于經濟現象，“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動力”，也“不創造交換價值”，因此無法從根本層面挖掘資本主義法權的特點和秘密。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法治根源于創造交換價值的生產領域，集中于勞動活動本身，并將其概括為公式:“勞動=創造他人的所有權，所有權將支配他人的勞動”(一)資本積累的異化馬克思早期在異化勞動的研究中，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律異化形態及其經濟異化基礎，抨擊異化了的社會對人的價值的蔑視和對人性的踐踏等現象。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系統闡釋了勞動異化的四個規定:一是人與勞動產品的異化，即工人生產的勞動產品不能歸工人自己所有，反而受資本的控制，成為一種異己的敵對力量，是異化勞動在結果上的最直觀表現;二是人與勞動過程的異化，即面對生產力的不斷提高，人逐步淪為勞動機器，成為社會大生產的一部分;三是人同人的“類本質”的異化，人的“類本質”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即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成為一種外在的、強制性的活動，成為個人維持基本生活的手段;四是人與人的異化，資本主義社會大生產視域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剝削、統治關系就是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產生異化的集中表現。勞動作為人類共有的屬性，其異化過程必然導致人的異化，這種異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以人的依賴關系和壓迫關系為基礎。一方面，人為了生存和生活，需要依賴勞動創造價值，從資本家那里獲得維持基本生活的工資，這樣在一定程度上就受到勞動和資本家的雙重奴役，工人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成為一種敵對力量，完全剝奪了一切人性，導致工人的貶值化和非人化。另一方面，經濟異化是法律異化的基礎。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社會以私有財產的占有程度衡量社會關系，占有私人財產絕對優勢的那部分人從“人類”群體中分割出來形成資產階級，并借助資產階級法治和國家意識形態，企圖用形式上的平等掩蓋實質的不平等，維護資產階級自己的特權。資本家通過承認剝削和奴役的合法性，明目張膽地從工人那里獲得更多的勞動產品和資本。在如此形勢之下，以工人階級為主要成分的無產階級并沒有從資本主義法治形態中獲得真正的權利，沒有享受實質上的平等，反而陷入了窮困潦倒的境地，這本身就是一種法律異化的表現。法治作為上層建筑是經濟基礎和生產方式的特殊表現形式。在以私有制和勞動異化為基礎的經濟關系中，資本主義法治無論立法、司法還是選舉等制度都體現了對統治階級的私人利益和私有財產的維護和保障，是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的集中體現。(二)資本與雇傭勞動的關系從異化勞動到雇傭勞動的發展，是馬克思擺脫抽象人本主義色彩的思想表現。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從根本上明晰了資本主義社會雇傭勞動與資本的相互關系，并從雇傭勞動制度的典型案例中揭示了資本主義法治的血腥色彩與工具用途。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馬克思從勞動和資本的關系入手闡釋了資本主義社會“雇傭勞動”的本質，實現了從“人與人的物化關系”到“資本與雇傭勞動關系”批判邏輯的發展。在馬克思看來，雇傭工人和雇傭勞動出現的前提是:“勞動力是一種商品，是由其所有者即雇傭工人出賣給資本的一種商品”馬克思指出，雇傭勞動是一個歷史范疇，是在貨幣發展為資本的過程中形成的。因此，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是相互依存、互為前提的關系。資本必須以雇傭勞動實現自我增殖的本性，而雇傭勞動也只有在資本的奴役下才能成為增加資本的雇傭勞動。從資本主義生產意義上來說，“雇傭勞動是設定資本即生產資本的勞動”此外，資本的血腥掠奪使得流浪者和貧民的數量與日俱增。對此，資產階級政府將矛頭對準乞丐和流浪者，頒布和實施一系列法令，對他們進行鞭打、監禁乃至處死的懲罰。馬克思總結說:“這樣，被暴力剝奪了土地、被驅逐出來而變成了流浪者的農村居民，由于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過鞭打、烙印、酷刑，被迫習慣于雇傭勞動制度所必需的紀律。”(三)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和剩余價值：資本主義社會“虛假占有勞動“勞動”背后的剩余價值剝削揭示了工人自身作為勞動力商品的不平等和不自由。馬克思早期或抨擊異化勞動，或批判雇傭勞動，但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認識到異化勞動可以看作雇傭勞動的一個內在規定，指出“對雇傭勞動產生的歷史條件的考察，也就是對勞動異化產生的歷史條件的考察”勞動力在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表面上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的平等交換，即一方支付貨幣，另一方出賣勞動力。但從商品的二重性來看，勞動力商品蘊含著價值和使用價值的不等量因素，資本家所支付的那部分是勞動力的價值，但卻無償占有了勞動者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在于用一定量的財富得到盡可能多的剩余產品或剩余價值”舉例來說，為了節制資本無限度地榨取勞動力，緩和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從1802年開始，英國逐漸展開工廠立法，并在1867年得到普遍實行。工廠立法在一定程度上規定了“合理”工資和工作日界限等，為工人帶來了一定福利。但究其實質來看，工廠立法并不想從根本上觸犯資本榨取剩余勞動的自由。諸如，英國1833年的工廠法規定早五晚八點半的普通工作日時間，但工廠主卻以“換班制度”，“讓驛馬不是在一定的驛站換班，而是在不固定的驛站上一次又一次地被套上跑下去”三、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基本矛盾中尋求現實問題追求資本利益的、唯利是圖的資本家不可能滿足于商品流通領域的等價交換。為了探究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實質，馬克思將其研究視線集中到了生產活動中，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基本矛盾中尋求現實問題的答案。生產活動由兩個因素組成:一個是生產力，一個是生產關系。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法治問題根源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生產力不存在直接聯系。正如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所表達的，在社會生活中會產生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一)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生產力與勞動力的客觀反映“生產關系”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核心概念，強調“一定歷史發展形態的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關系和人們之間的交往關系”一是“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如前所述，資本和勞動尤其是勞動力之間呈現出相互對立、相互制約的關系。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借助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進一步挖掘了其對立的根源。他表示，生產具有二重性，既是生產使用價值的過程，也是價值增殖的過程。從勞動力來看，勞動力生產過程中的價值增殖是由其使用價值決定的，是由剩余勞動時間創造出來的，而勞動力自身的價值卻是由交換價值決定，由其必要勞動時間創造，兩者是“完全不同的量”。馬克思表示，資本家正是認識到了資本和勞動對立中存在的這種價值“差額”，才打著“自由、平等、所有權”的口號，憑借雇傭勞動制度及相應的法律制度對工人階級的剩余價值進行剝削。二是“利潤”與“工資”的對立。從資本和勞動的對立關系中延伸出來，我們可以看到占有資本的資本家為了實現資本的增殖，獲取利潤，不斷奴役和壓迫工人階級付出勞動力;除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工人階級為了掙得工資維持基本生活被迫參與到生產活動中，受資本家奴役和剝削。由此，工人與資本家形成了“為買而賣”和“為賣而買”的目的，導致了“利潤”和“工資”的對立。三是“有產”與“無產”的對立。資本和利潤作為生產資料在物質上的表現形式，全部掌握在資本家手中，組成了所謂的“有產者”，而工人除了勞動力之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