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治蜀與秦漢之變

文翁是漢景帝末期的當地雇員?！稘h書》對之的表彰，大致是從地方官員如何潛心履職、重視教化、興辦學堂、塑就良風美俗的角度展開的。其實，通過文翁為官進路，可以幫助人們認識關乎中國歷史重大轉折關頭涉及國家重建的一些重要問題。一是在秦漢之際，國家重歸一統，如何在秦以高壓手段實現政治一統的基礎上，實現文化一統，成為一個關乎國家重建成敗的決定性問題。文翁所為，指引了一條政治行動進路。二是在國家久經失序與戰亂折磨的情況下，權力粗鄙化與國家碎片化的雙重危機需要有效克制，冀以修復國家，重歸良風美俗的文明秩序。文翁所做，展現了儒家文明對整個中國文明的強大引導力。這是一個從國家高度審視文翁價值的結論。問題自然還有另一面，國家整合地方，文明重歸一統，地方傳統的活力與地方文明的傳承如何妥善安頓，成為國家持續建構進程必須加以解決的深層次難題。這是在肯定文翁歷史價值的同時對其局限的一個必要反思。一、以文翁治蜀為代表的官學運作文翁事跡，載于《漢書·循吏傳》。循吏者，模范的地方官吏是也。該傳直接涉及文翁的文字是，“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余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赍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徭，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閣，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于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漢書·循吏傳》)班固對文翁生平事跡的介紹，盡管相當簡略，但評價頗高。其中，有幾點值得重視。一是文翁個人好學深思，對《春秋》有很好的理解。他通過察舉獲官。二是文翁為官于蜀地，官風仁愛，推行教化，在施政上志在以教化改變蜀地的“蠻夷”風氣。三是在具體做法上，一者選派郡縣的低級官員、吏卒和聰明才智之士親加教導，并送到京城里接受博士教育，或學習官方律則，并為之想方設法節約官費，打通博士授學渠道。這些人學成后回到蜀地，文翁用以為副手或授之以官職。二者興建官方學校，招收轄區內的子弟入學，免除其徭役，學得好的在郡縣任職，學得較好的做掌管教化的鄉官。并選擇一些學生親自授學，巡視地方的時候帶領一些通曉經書的學生，傳播教化，出入官府。由此掀起官民爭入官學的熱潮。四是在文翁治蜀的結果上，一者讓蜀地奔赴京師學習的人數大增，以至于可以跟文化發達的齊魯媲美；二者興辦官學的方法上達朝廷，到武帝時各地都設立了官學；三者對巴蜀的社會風氣產生了持續影響，讓喜好文雅的良風美俗持續傳承下去。由上可見，文翁對蜀地的文明教化，確實發揮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認其開一地新風，絕不為過；而以其帶動漢代官學發展，確認它推動了漢代社會文化的發展和政治上的重歸一統，也有其道理。文翁身為一個地方官，其作為堪稱楷模。這是班固將其作為地方官員的首列典范最重要的理由。但班固為文翁作傳的時候，還不足以衡量文翁在中國政治大轉變中的結構性影響。盡管他已經非常敏銳地將之放到“秦漢之變”的歷史進程中，即放置到秦漢之際中國古代國家重建的政治轉折關頭，放置到“漢承秦制，以為萬世法”的中國古代制度史背景中審視文翁，并對他在中國傳統政治與文明形成上所發揮的影響，有一個大格局的定位。但是，從總體上講，班固并未凸顯文翁在“秦漢之變”中的位置與影響，僅僅是將“秦漢之變”作為一個政治史背景展現出來，其宗旨不過是凸顯暴秦轉向寬政的文翁取向。至于班固對文翁在馴化國家權力、促使其重歸文明化權力方面的作用與影響，則基本沒有涉及，而這恰恰是文翁治蜀所具有的更大意義所在：在摸索國家體制之外，為國家權力尋找一個更為準確的價值定位。這是需要在整體上確認的文翁治蜀所做出的兩個重大貢獻。就前者言，即就文翁身處“秦漢之變”的關鍵時刻，如何探究轉出“暴秦”的短命政制，轉進寬政的漢初政制，班固給了文翁一個準確的歷史定位。他在撰寫《循吏傳》時，對催生循吏的漢初政治體制及其基本特征進行了描述，可以說提供了一個理解循吏以及漢代政治態勢的基本方向。“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于嚴，而民從化。”(《漢書·循吏傳》)這里需要注重的問題有二：一是漢初政治聚焦的問題是“去秦之敝”,推行寬政；二是以“移風易俗”為導向，官民互動，推動社會教化，建構新的社會秩序。這是從政治與社會兩方面祛除秦政弊端，確立漢代新政。理解文翁治蜀的重要舉措，需要置于這樣的社會政治大環境中方才可能。漢代政制建構，經歷了三次大的轉變。第一次轉變出現在漢建政之初。劉邦建漢之初，就遭遇了重大的政治挑戰。此前，“強秦”成為“暴秦”,國家迅速歸于滅亡?！皺M掃天下，一統六合”的秦政，不可謂不強；但推行嚴刑峻法的強秦，卻讓“天下苦秦久也”(《史記·陳涉世家》)。最終，“萬世之基業，二世而亡”。代秦而起的漢，統治者不能不沉潛反思，強秦結局，何以至此?漢甫立，陸賈就進言劉邦，“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史記·酈生陸賈列傳》)這是對政治的可長久之道做出的自覺反思。而賈誼的《過秦論》,就更是直指秦國運短祚的根本原因，在于“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后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無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第二次轉變出現在漢武帝時期。這是一個確立漢代統治哲學的時期。其時，讓漢武帝費神的統治挑戰是，國家究竟應當確立什么樣的統治哲學。班固對這一時期的總體情況已有概觀。“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漢書·循吏傳》)其中，最值得重視的則是漢武帝與董仲舒的策問與對策。在“天人三策”的君臣對話中，董仲舒為漢武帝展現了一套繁復的國家統治哲學。這套哲學由天人相副、天人感應、法天而治、天人譴告的立體化理論構成。第三次轉變出現在漢中期。這是一個落定漢代統治方略的時期。其時，帝王親力親為，“厲精為治”,致力凸顯長治久安的國家統治理念，明確認識到“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正因為如此，“漢世良吏，于是為盛，稱中興焉”(《漢書·循吏傳》)。漢宣帝明確概括的“吾漢家制度，霸王道雜之”,點出了漢制的基本理念。《漢書·元帝紀》記載，“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武帝時期如董仲舒那樣的醇儒，與宣帝所言的俗儒相比而言，兩者在治國方案的設想上出現了巨大差異：董仲舒以儒家立場審視各家、雜糅各派，形成了“天人之際，甚可畏也”的一套國家統治哲學。這套理論，既有天人相副、天人感應的哲學建構，也有“法天而治”的政治治理術，更有“天人譴告”的政治救治方略。這是一套超越思孟的心性儒學、同時也超越荀子的王道政治構想的新儒學體系，為儒家深度、廣泛而實際介入中國古代政治開辟了道路。在漢代統治者摸索統治國家的“三變”進程中，文翁恰好處在第一階段。這是漢代探索不同于秦政的政制建構的初期階段。文翁治蜀的方略，在倡導教化上，他的儒家屬性比較鮮明；在處置政務的務實性上，如為了讓博士悉心教導送去的川中人才，他會奉上手信，以打通關節，這有些法家的意味；在興辦官學的舉措上，他將國家意志貫穿地方社會，這有些回歸周制的色彩。就此而言，將文翁治蜀做儒家歸類，恐不確當。他的為政風格，應當是漢初以寬政取代暴政的一個地方嘗試。武帝后來對他興辦官學的全國推廣，應當說是文翁為“漢家制度”的摸索在制度上做出的探路之功的肯定。地方試驗，國家響應，正是漢初政治治理模式有待落定的標志。在“暴秦”轉向“漢家制度”的國家重建進程中，文翁的地方探索是對國家重建處境的一個自覺呼應與理智探路。這是較為準確地定位文翁歷史地位的一個核心導向。二、以文翁治蜀為中心的國家重建意義文翁處在中國國家建構的轉折關頭。“秦漢之變”是中國政治史上一個被長期忽略了的重大轉折。不寧唯是，在中國政治從傳統轉向現代的關鍵時刻，因之浮現的兩種觀點更是雪上加霜，導致人們對“漢家制度”于中國政治史的重要性的輕視：一者，從激進革命的視角看，人們不僅忽視了從秦制到漢制的重大轉變，隨意將“漢家制度”與秦制混為一談，對之進行一鍋煮式的大力抨擊。最典型者莫過譚嗣同。他認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二者，從親善儒家傳統的視角看，以“周秦之變”的逆轉性思維主導，反對秉承秦制的漢制，轉而倡導制禮作樂的周制，從而將儒家對政治的德性高位審視，同時坐實于政治制度的運行進程之中。從這一思路來看，需要澄清兩個問題。一是“漢承秦制”,是否漢制就是秦制，因此必須在反撥秦制的同時反撥“漢家制度”?回答是否定的。因為漢制與秦制具有結構性的不同。武帝時董仲舒的天人秩序，已經引入主張寬政的道德儒家理念；宣帝時期“漢家制度”的定位，則將有利于重新建構起長治久安的國家新秩序的、“務為治者也”的諸家融匯到統治過程之中，因此更不能被認作秦制。以反秦制之名將漢制與秦制一鍋煮反掉，顯然是沒有看到秦漢之際的中國之結構性變化。二是武帝確立的“推明孔氏，黜抑百家”,是否確立了儒家一家主導古代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為，武帝確實在政治正當性的辯護意義上肯定了尊崇儒家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但并不等于同時確立了政治制度的運行規則；而宣帝對“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的畫龍點睛，則表明政治制度的運行需要教化與政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僅僅親善儒家是不足以處理好治國理政的種種事務的。而文翁在蜀地采取的種種辦法，恰恰是對國家重建中如何同時有效運用教化與政治兩手的探索性實踐：即便是派人到京都學習，學的也是兩手——博士傳授具有儒家特色的治國理政理念，律令學習獲得的是治國理政的具體措施。這中間可以獲知的一個重要信息是，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何以會在文翁設立官學之后，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文翁的做法呢?略加揣度可知，武帝看到了文翁的做法對國家重建所具有的重要價值。抑制住對漢制理解的兩種端點性評價沖動，便可以較為準確地理解轉出秦制、建構漢制的國家重建路向。對漢制建構來講，由于國家范圍的廣袤，如宣帝所意識到的，不再可能恢復周制。因此，秦制的制度框架是可以繼續沿用的。但關注于制度運行過程的政治理念，不能再是秦制的嚴刑峻法——以吏為師，以法為教。從第二方面即央地關系的視角看，文翁治蜀，恰好處在如何強化地方對國家的歸屬的關鍵時期。相對于中央權力長期所在的中原地區而言，蜀地屬于偏遠地區。因此，如何將政治邊緣化的地區納入國家一統江山，就成為蜀地治理者面對的問題。在班固的邊緣/中心敘事中，文翁治蜀屬于將化外地區納入中原文明。但這是一個與事實相左的敘事。須知，蜀地非化外，文化有淵源，文明有高度。以兩個時間范疇的巴蜀輝煌文化，即可證這一點。一是古蜀文化區是與中原文化發展齊頭并進、各呈精彩的文化體系。古蜀文化區在時間上與夏文化同期，構成甚至比中原文化區更為豐富復雜。三星堆文明的精致與高度，甚至勝于當時的中原地區。但蜀地納入中國統一版圖之后，地方如何融入國家，確實是一個問題。秦朝開啟了蜀地的中央歸屬進程，或者說開啟了地方融入國家的進程。漢代統治者承接了這一被王朝易代打斷的進程。而文翁恰好是應接這一進程的模范地方官員。對此，已經有學者明確論及?！啊竦乇俾行U夷風’不是說蜀地沒有教育，明明存在興盛的私學?！U夷風’三字，是說蜀郡老百姓與中央王朝有不一致的地方，所以‘好文刺譏’、‘俗好文刻’。由中央政府派來的郡守文翁針對這種情況，決定‘誘進之’,采取的具體辦法就是辦官學?！本痛丝?，班固在撰寫《漢書·循吏傳》述及文翁且對之進行評價的時候，視野是不夠廣闊的。這里所謂不夠廣闊，有兩層意思。一是他對重歸一統的國家，從中央權力的高度進行的審度，成為他評價文翁的基本視角。因此，他看不到地方自治對國家的重要性。二是他對中華文化的結構性特點的認知，是簡單的大一統觀念的產物。因此，他看不到地方文化傳統對中華文化所做的重要貢獻。一方面，這是班固能夠凸顯“秦漢之變”之于循吏評價的意義最重要的動力；另一方面，也是他拘執政治變局而缺乏歷史大視野，因此意識不到文翁局限的重要原因。如果從央地關系的兩端審視同一問題，所見就可能更為周全。從第三方面即政教關系相宜性建構來看，漢初需要扭轉秦制那種以政治的霹靂手段治國的畸形狀態，尋找一個政治與教化相互適宜地發揮作用的新機制。從漢代政治經歷三變才終于落定在“漢家制度”平臺上看，漢初處理政教關系是經歷了一個艱難探索過程的。漢初的統治，秉行黃老道術，它的統治效用，積極面與消極面突兀共在：其積極面是，與民休息的政策確實有效緩解了戰爭給社會帶來的創傷，有利于社會恢復其活力，從而穩定國家的統治權力；其消極面是，有與民休息而無有效統治，有實際治術而無思想學術，有政治統治而無仁義教化，其缺失是顯而易見的。故此有武帝舉賢良對策。武帝與董仲舒的對策，凸顯了新型國家意識形態的主導方案。但天人之際的政治理念落實于漢代的治國理政進程，需要扼制兩個端口方為可能：一是阻止向周制的回流，二是防止向秦制的復辟。遵循一種政治與教化兩手精巧平衡的進路，漢代統治者才足以走出一條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道路。于是，“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順勢出臺，成為政教相宜的新型國家建制。文翁處在漢制摸索的初期階段，但其敏銳的政治觸角讓他摸索出了一條國家重建的指引性進路。這種指引性，如前所述，從武帝對其做法的全國推廣上可以得到印證。在“周秦之變”的亂局中，原來維持周制的“學在王官”制度崩解，促成了一種私學繁盛的“學在民間”局面；在“周秦之變”的終局處，秦的“焚書坑儒”便是一種重建國家統一意識形態的舉措，只不過與“暴秦”的粗糙制度相應，“焚書坑儒”根本無法促成一種為舉國接受的新型意識形態。對于漢統治者來講，重建官方學術以重振國家秩序，興辦官學以讓地方社會接受國家倡導的意識形態，整合地方社會以促使其融入統一國家，便成為一系列有效的舉措。文翁興辦官學，據此可以被認定為重歸“學在王官”的創新型措施：讓教化成為重整社會秩序的方式，讓國家意志在教化中得到潛移默化的貫徹，從而實現秦制之后的政教再次攜手，以此保證大一統制度的坐實。這是文翁作為地方官吏對國家重建所可以做出的最大貢獻。也許這正是班固將其列為循吏之首的原因之一。簡而言之，從文翁興學的國家重建意義上看，在中央王權重新確立起來以后，如何將地方有效融入中央體系，確實是漢初國家重建的重大問題。文翁以其針對這一問題的處置，成為國家重建進程中富有作為的地方官員楷模。這是他足以進入歷史的理由所在。三、漢初政治的粗重與國家制度的重建文翁治蜀的另一個足值重視的貢獻，便是對中國古代權力的再文明化進路進行了有效探索。這是一個需要在中國古代早期權力的文明化、粗鄙化與再文明化的歷史進程才足以明了的問題。從中國早期歷史的總體進程來看，權力的文明化是周制的一大創制?！爸芮刂儭?引發了權力的粗鄙化?！扒貪h之變”,則是權力的再文明化過程。中國古代權力的第一波文明化在西周完成。周公制禮作樂，讓周制以較為成熟的形態呈現在人們面前。周制之為周制，主要是以宗法封建制為特質的。這一制度體現為兩個緊密聯系的重要方面：一是在家國同構的基礎上，建構了分封制度，讓國家權力機制化，這是一個涉及中國建構早期國家的創造性舉措；二是在社會機制的穩定性上，以宗法制建構起一套社會機制，讓社會不再是一個流動布局的狀態，進而讓國家摸索出一套制約地方權力的建制。就前者即分封制言，嚴耕望指出，分封對象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以封親戚為主，承認土著為輔”就后者即宗法制而言，作為一種基于血緣的制度安排，宗旨是維持向心的權力機制。“土地分封給諸侯，軍事力量又寄之于部族，為了統制諸侯諸氏族，乃有所謂宗法之制。宗法就是利用血緣關系造成一種政治統治的系統。”中國早期國家權力的粗鄙化頹變，出現在“周秦之變”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由于“挾天子以令諸侯”局面的出現，原來運作得井然有序的周制，逐漸喪失了供給社會政治秩序的功能?！疤煜掠械?，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這一頗有歷史哲學意味的春秋史歸納，指出了兩個重要的歷史變化：一是天下從有道即天下秩序井然，變而為天下無道即秩序紊亂；二是政治周期愈來愈短，權力運作愈來愈無序，權力歸屬愈來愈下移。這是春秋戰國時期最為典型的文化粗鄙化標志。因為諸侯王不再囿于血緣親情關系的約束機制，而以挾持天子的方式，借助戰爭的手段，赤裸裸地謀求諸侯王一己的利益。此時，不是宗法血緣關系維持的穩定有序的政治秩序在發揮整合社會與國家的作用，而是戰爭在國家建構中發揮著巨大的催化作用。戰爭是以參與雙方或多方的勝負決定國家建構契機的。因此，爭取戰爭的勝利，不會求助于宗法血緣關系，而必須訴諸政治謀略、軍事手段與權謀詭詐。中國古代早期的權力文明化就此終結，而讓位于“合縱連橫”的臨時盟約。合縱連橫機制讓政治規則失去市場，因為各諸侯國為了自身的利益，完全可以臨時性結盟，也可以隨時隨地解除盟約。在一切約定都只是服從于諸侯國利益的情況下，信義便無人守持，規則便無從落地，守規便成為笑談，越軌則成為常態。秦制的勝出，就是由于戰爭的粗鄙化導致的。無疑，秦制存在因勢利導、順時而為的制度改革面相，但秦制主要還是以實利取向為主的，因此才會有“天下苦秦久也”的憤懣。而戰國晚期與秦代政治的粗鄙化，在政治思想上的一個表現，就是代帝王立言的韓非，表述了一套有利于帝王集權的政治理念，并且受到秦王嬴政的大大贊賞。韓非思想中盡管有法、術、勢的制度取向成分，但在權謀政治的設想上，提供了不少誘引帝王撇開政治規制、玩弄政治陰謀的觀念與做法。諸如用人如鬼、倒言反事等等設想漢代秦而起，面對秦政期望萬世相傳卻二世即亡的巨大反諷，“漢家制度”不能因循秦制，否則難免重蹈覆轍。于是，漢初中期政制三變，終成“霸王道雜之”這種最有利于穩定政權的政制。如前所述，落定在這一機制之前，經過了漢初的黃老無為之術的寬政，再經由漢武帝與董仲舒對策凸顯的“天人之際，甚可畏也”的國家秩序重建，終于發現了國家制度供給的重建方案。這一方案，既拒斥了周制，也拒斥了秦制。換言之，既不期望回到封建宗法制度，也不寄望于嚴刑峻法，而是致力建構張弛有度但國家權力可控的新型機制。這是一種既不訴諸戰爭也不求助權謀詭詐的政制形式——在政治理念上，沿用了董仲舒方案，以儒家生生之德的理念主導政治行為；在制度布局上，沿循了秦代的政治體制，以法家效用取向行使實際權力。這種陽儒陰法的機制，似乎不宜解釋為臺面一套、臺下一套的分裂性機制，而可以解釋為政治正當性訴求與政治實效性追求相得益彰的統治方案。歷史地看，這對漢代作別春秋以降的權力瓦解危機，告別秦制的快速崩潰危局，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從而有效促使權力有序地提供社會政治秩序。這是經由“秦漢之變”展現出來的、中國古代國家權力的再次文明化結果。文翁恰好處在秦漢之變的這一歷史階段。其時，漢代政制已經初步摸索出與秦制不同的統治進路?！皾h初政制除了適應客觀環境實行郡縣、封建雙軌制之外，一切制度皆承秦之舊，惟政令則反秦之弊。因為政令反秦之弊，故制度形式雖與秦不異，但統治狀況實甚松懈，此與當時社會情況，黃老思想，以及朝廷當政者之素質皆有關系?！蔽奈陶峭ㄟ^嚴耕望盛贊的察舉制度選拔上來的官員，在保有對中央政權忠誠感的前提條件下，他受權治理蜀地，因此充滿了積極作為的權力運用動力。以自己對政治時代需求的自覺，在治蜀的過程中，他以自己“仁愛好教化”的秉性，積極因應于蜀地的實際情況，針對蜀地曾經長期疏離中央權力，因此顯得“辟陋有蠻夷風”的現實情形，主動采取教化的方式，促使蜀地真正融入漢所建立的統一國家。這是一種訴諸情感與人文教化的文明手段的治理進路。這里所說的蜀地風氣，不能被理解為蜀地的文明發展程度低下，而應當被理解為蜀地疏離于中央權力、對國家權力缺乏積極認同。由此才能準確理解文翁將地方人才送到京都培養，然后返回蜀地任用的孤心苦詣；進而也才能理解文翁興辦官學的目的所在。文翁所促成的蜀地的文明開化，是特指蜀地融入漢制國家的統一文化的發展、從地方光大統一國家的文明態勢：從博士學，自然與秦政的從官吏學截然有別；從辦學中凝聚人心，自然與秦政的焚書坑儒大相徑庭；從塑就蜀地好文雅的社會風氣，自然與秦政好施壓迥乎不同。這呈現出漢制建構所促成的國家權力再文明化的新景象。文翁正好成為地方官員中代表這一新景象的標桿性人物。四、文翁治蜀的思想資源是國家意識的產物繼周秦之變，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大變局即秦漢之變，促成了一種現代新儒家所贊賞的“可長久之智慧”。首先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國家統治是不是在治理效用上謀劃就是最佳的謀劃?從大范圍上講，秦漢之變中突起的漢制，因為最終落定在“霸王道雜之”的制度平臺上，因此具有維持國家權力體制長期不變的顯著效用。從文翁治蜀的地方治理上講，他為“漢家制度”建構的探路，確實發揮了三大效用：其一，在地方上確立了教化的治理主導地位；其二，在地方上展現了央地互動的機制，有利于形成地方呼應國家需要的積極作為模式；其三，在地方上探明了使用本地人才的社會政治認同效用。這對漢制的興起與坐實，顯然是發揮了積極作用的。班固所云“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便很好說明了文翁的治蜀經驗所具有的全國示范效應：重興官學，文明教化，促使認同，維持一統，久安可期。但經由漢制的得失檢討，可知文翁理念、班固評價的積極面與消極面共在的復雜性。就漢制而言，從得的方面看，寬政的總體取向，政教的相得益彰，央地的積極互動，官民的教學相長，都是值得肯定的地方。從失的方面看，漢制離理想的制度設想相去甚遠。一者，董仲舒所殷殷期許的天意，在漢制中無疑是失落了。因此，國家意識形態的高位理念，對漢制的建構并沒有發揮有效的引導作用。儒家對政治正當性的辯護，沒能對皇權政治的集權取向發揮誘引作用，大致成為皇權自我正當化的說辭。董仲舒以儒家姿態向陰陽家借取的“天人之際”的思想資源，實際上成為虛懸的限政空想。董仲舒試圖達成的以天限權，讓皇權敬畏上天，似乎變成了皇權上達天意、讓民眾敬畏皇權的說辭。一旦董仲舒對漢制的高位設計失落了，漢制就變成赤裸裸的維持權力的效用化取向。嚴耕望所說的漢制勝于秦制的“政令”長處，也就會大打折扣。二者，漢制將寬政與苛政雜糅，建構了一套陽儒陰法的治國體系。但實際上寬政僅僅限于漢初幾十年，自武帝始，政治權力愈來愈大，寬松之政越來越少。到宣帝明確表達漢制精髓的時候，拒斥周制的一個指向，無疑是抓緊權力要害不放，扼制利益咽喉不松。因此，寬政不是制度的基本取向，而是為了穩定政權的政治技巧。三者，大一統國家在漢代初中期建構完畢以后，盡管其具有慎終追遠的宏旨，但大一統常常呈現大統一：中央吃掉了地方，國家意識形態占盡了思想空間，官學將私學擠兌出教育領域。班固在《漢書》中對文翁事跡的敘述，尤其是對文翁治蜀的評價，鮮明顯示出漢制塑就的這種社會政治定勢的權力中心思維。這對中國社會葆有活力，是一個不利的取向：班固無視蜀地的文化發展成就，他似乎認定，只要處在國家權力中心的邊陲地方，就一定是“辟陋有蠻夷風”,這是對地方文化有貢獻于中華文化歷史的明顯扭曲，也是對中華文化起源上的“滿天星斗”直接從文翁治蜀的重要舉措上看，起碼有三個問題給人們留下了廣闊的思考空間：首先，在地域廣袤的中央王權體制中，地方治理究竟在何種意義上具有獨特的價值?很明顯，地方治理只能在作為國家治理的模范區域的情況下，在足以顯示地方治理的國家價值的情況下，它才具有進入大一統國家正史的理由。文翁治蜀，正好因應于漢代大一統國家重建的需要，將地方融入國家，并且以國家一統的需要為地方治理的前提，將地方思維、地方傳統融入國家權力與價值主流之中：他選派川籍可造之材入京學習禮教和律法，目的正在于此；他創辦官學，傳播國家禮教的基本理念與統一知識，進而將之納入國家權力體系，完成地方精英的國家吸納任務，目的也仍然在此。這對大一統國家來說確實是極為重要的舉措，因此有很充分的理由進入國家歷史敘事。那些缺乏典范性，因此缺乏進入國家歷史敘事系統的地方官員群體，被歷史輕而易舉地磨滅，乃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但是，在當然的意義上，有效的地方治理必須建立在尊重地方特色的基礎上。文翁的班固敘事，基本上按照國家一統機制的先設原則展開：蜀地的既有文明被刻意降低，蜀地融入國家進程的重要性被有意抬升。但這樣的敘事，流風所及，就將真實的地方歷史扭曲了。這對地方保有其文化活力、地方特色、發展進路，是具有相斥性的。漢以后，地方喪失政治上的價值，僅僅成為行政上的執行層級，事實上很快將地方之為地方的價值抹掉了。至今，這成為中國國家建構需要重新謀劃的大事。須知，只有同時保有國家權力與地方體系的活力，一個國家才具有足夠的發展動力。其次，在古代中國強化統一意識形態的情況下，地方興辦官學的目的究竟如何才能同時有效發揮政教兩種功能?無疑，文翁在蜀地興辦官學，對傳播國家統一價值、提升國家的文明教化水平、改善地方的文化文明發展態勢都具有積極的作用。在這一進程中，官學發揮的主要是地方的國家整合之政治功能。相對而言，官學對地方發揮的教化功能是較為次要的，是政治功能的伴隨性結果。至于文翁興辦官學，主要誘導樂意融入國家權力體系的人群，且確實在國家期許的“學有所成”的情況下授官授職，那就更是直接表明了文翁興辦官學旨在保證國家足以充分吸納地方精英的政治目的。但需要指出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