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與羅爾斯的資本主義批判

一、羅爾斯的批判本文在概念的基礎上，將康有為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與約翰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相結合，并以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社會理想為基礎。羅爾斯拒斥資本主義,認為它是不公正的,因為它否認了政治平等和公平的機會平等。羅爾斯在其修訂版的《正義論》以及《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中明確認為福利資本主義是不公正的,并加以拒斥。有人反對說,羅爾斯大體上看到的資本主義不公正現象可能不屬于某種特定的資本主義形式,可能與迄今廣為人知的資本主義形式并不相同。還有人反對說,羅爾斯提出的正義條件過于嚴苛,應該被較為寬泛的正義條件所取代。面對這些反對意見,將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與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剝削理論相結合,可以強化羅爾斯認為資本主義是不公正的觀點。因為這一結合表明,資本主義不僅違反了差異原則(因為其基本結構依賴勞動力后備軍),而且還使剝削雇傭工人成為可能。乍看起來,將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剝削理論與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相結合,從而對資本主義正義提出強有力的批判,這似乎不太可能。馬克思似乎拒斥正義的理念,認為它是意識形態的幻想。另一方面,正如羅爾斯自己所看到的,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似乎與羅爾斯本人的政治自由主義不一致。然而,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理論的某些欠缺部分進行些許修正,并認為馬克思至少擁有一種含蓄的正義理念(這可以用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來補充),我們可以實現將上述理論結合起來的目標。二、道德批判和對資本主義自由批判的合理檢測有種解釋認為,馬克思宣稱資本主義在它自身的條件下是公正的,但是在一個隱含的“更高級”的正義觀下卻是不公正的,這預設了我們可以判斷一個社會比另一個社會“更高級”的情況。馬克思似乎從多個方面為一個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制定了標準。其中之一是,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創造了“更高級的新形態”這些與商品生產“完全相異化”的標準似乎支持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諷刺性道德評價,這些評價出現在《資本論》第1卷的關鍵段落的論述中。馬克思顯然希望《資本論》的讀者能夠認真對待他對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持續的、系統的、且充滿感情的批判,他批判了這種社會關系對工人階級的侮辱和剝削:“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一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轉變為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諾曼·格拉斯(NormanGeras)指出,同樣有重要的文本證據表明,馬克思認為談論正義是行不通的,并因此放棄了這個話題。馬克思主張,正義只是反映了社會生產關系,并且隨著社會生產關系的變化而改變。格拉斯指出,馬克思堅稱這種相對主義的觀點是考慮正義問題唯一重要的視角。格拉斯總結說,馬克思本人感到困惑,“他顯而易見的正義概念與他思想中隱含的更廣泛的正義概念互相抵觸”艾倫·伍德(AllenW.Wood)試圖指出,絕大多數文本都表明馬克思把正義看作意識形態并放棄了對它的討論。根據伍德的說法,馬克思譴責了資本主義對工人生活的所作所為,但沒有譴責資本主義的任何不道德之處。從道德目的論的角度來看,這種譴責似乎是道德上的,因為道德目的論認為,要根據行為或制度的后果來判斷行為或制度的對錯。但伍德指出,馬克思認為,無論道德有多么意識形態化,都是指這樣一種觀點,即行為對錯與否的標準要看該行為是否符合規則,而不是看其后果如何。因此,伍德認為馬克思接受了康德的看法,將道德問題與幸福問題區分開來,雖然馬克思并不認可康德賦予道德的那種地位。盡管如此,伍德承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剝奪了工人的非道德產品這一本應受到嚴厲指控的現象的批評采取了一種“道德腔調”。他還承認,馬克思似乎在道德上譴責那些對工人階級的痛苦不聞不問的人。伍德試圖為這種道德化做辯解。當馬克思似乎想要道德化時,他有時僅僅指出了不符合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行為。在其他情況下,當馬克思譴責破壞任何社會生產關系的行為時,他就像是在譴責背信棄義的行為。然而,這并不能說明馬克思對工人貧困現象的評擊或對不聞不問者的譴責背后的道德腔調,因為馬克思并不認為這種貧困以及他人拒絕回應貧困的行為不符合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具有使工人陷入貧困的趨向,盡管這種趨向可以在特定的情況下被其他趨向所抵消。因此,與那些指出馬克思至少含蓄地認為資本主義是不公正的人相比,伍德并沒有對文本證據提出更好的解釋。阿蘭·瑞安(AlanRyan)指出,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隱含著不公正現象,他權衡了流通領域的正義與生產領域的非正義,認為后者按照資產階級的標準來說是一種更為嚴重的非正義。安蒂·考皮寧(AntiiKauppinen)持一種更為復雜的觀點,他認為,馬克思通過表明自由交換的正義中所蘊含的自由理念如何揭露出雇傭勞動者的“雙重自由”中存在的更為深刻的非正義現象,從而對資產階級的正義標準提出了“內在的”或“內部的”批判。為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正義進行內部批判,馬克思必須指出,在資本主義自由交易是公正的這一觀點之中隱含著被迫勞動。上述兩種解釋回答了馬克思為何指責資本主義是不公正的這一問題,但它們都不能說明為什么馬克思的說法似乎也反映了他本人的道德信念。尚不明確的是,對資本主義正義的內在批判是否有憑有據,馬克思是否認為自己提供了這樣的內在批判。沒有任何對馬克思的觀點的解釋可以輕易地與所有的文本證據相一致。盡管如此,下面這種觀點可以與馬克思明顯拒絕討論作為意識形態的正義以及馬克思明顯的相對主義觀點相一致,即馬克思認為,就“更高級的”社會形態的標準而言,資本主義是不公正的;但就資本主義自身的標準而言,資本主義則是公正的。這也符合馬克思的如下觀點,即判斷一個社會的道德及其規則在該社會中公正與否的依據是,這些規則是否符合該社會整體規則體系的總體目標,即是否維護這些規則所管理的社會秩序。這是一種社會學的判斷,而不是對馬克思自己的規范性承諾的陳述。馬克思關于道德的相對主義主張或許反映了這種社會學的判斷,正如馬克思所言:“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蔽覀兛梢缘贸鲞@樣的結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暗示了資本主義是不公正的,無論這是否表明馬克思的困惑,抑或這是否只是表明他的正義理念尚未完全闡述出來。在這兩種情況下,馬克思的觀點都需要給予澄清。由于馬克思沒有清楚地闡明他的正義觀,所以他是否因為資本主義違反了自我所有權(self-ownership)原則而從根本上譴責資本主義,是他遺留下來的開放性問題。馬克思像譴責盜竊一樣譴責資本主義剝削,這似乎是基于以直覺的權利(intuitiverights)為基礎的正義觀,沿襲了約翰·洛克對人的能力及其雇用產品的所有權的解釋思路。根據這一觀點,工人有權擁有他們自己的勞動產品,因為他們擁有自己的勞動力。然而,無論這種初級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暗示了這一點,馬克思都認為洛克的立場與資本家只是從合法的交易機會中獲益這一相反的觀點相一致。工人成為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一部分,因為資本家通過勞動力市場的自愿交易雇用工人。根據洛克的觀點,資本家有權享有其企業的產品,因為他們擁有產品生產所需的資料,包括雇傭工人的勞動能力。而且,如果馬克思采取了洛克的立場,那么他要么必須解釋為什么勞動產品的任何扣除即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是錯誤的,無論其目的有多么合理;要么必須在從左派自由意志主義到左派自由主義的一系列其他觀點中引出另一種正義觀,以解釋哪些扣除是合理的。因此,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剝削是不公正的觀點要求哲學理論為其提供連貫合理的基礎。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可以提供這種基礎,前提是我們可以證明,運用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只會放棄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中并不重要的主張。三、“自由生產者聯合體”:市場的協調和控制市場在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嵌入在背景正義體制內的市場允許分配在純粹的程序正義之下進行。這會產生代代相傳的公平結果,而這些結果的產生無需參考某些外部的正義標準,如應得(desert)或功績(merit)等。無論結果在背景正義所設定的界限內是怎樣的,這些結果都會是公正的,因為產生這些結果所依據的社會程序是公正的。背景正義所設定的界限確保社會程序公平地限制了市場累積性地擴大結果范圍的任何趨勢,而這些趨勢會使公平的機會平等或公平的政治自由的價值消失。馬克思還拒絕以社會合作參與者的任何單一特征為基礎的分配正義標準,比如他們所付出的相對工作量,因為所有這些標準都屬于“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馬克思拒絕市場關系,因為它們以顛倒的方式內在地混淆并代表了生產者之間的真實社會關系。對生產資源擁有完全私人財產權的生產者將自己視為致力于自身利益的獨立主體,而一只“看不見的手”則引導他們在實踐中照顧他人的需求。因此,他們在社會合作中的地位事實上是對他們隱藏起來的,似乎并不是對人們從市場交易中獲益的一種限制———表面上看跟天氣一樣不受人為控制。馬克思用另一種方式來解釋:“這只是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系,但它在人們面前采取了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彼Q,在宗教中,“人腦的產物表現為賦有生命的……獨立存在的東西”,而類似的拜物教則是“同商品生產分不開的”,這種拜物教在“自由生產者聯合體”所實現的社會合作形式中消失,而合作處于工人“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宗教將控制自然的斗爭想象成支配世界的虛構力量,“當實際日常生活的關系,在人們面前表現為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極明白而合理的關系的時候”馬克思還認為,明白而合理的社會合作是“處于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經濟活動的市場協調并不意味著,僅僅由于協調超出了有意識的集體生產的協調范圍,就會使自由減少。在不能從未來的技術方面對我們的能力進行提升的情況下,如果協調的負擔不至過大,那么協調生產的某些方面就必須超出有意識控制的范圍?？傮w自由是否減少,可能取決于在某些方向上對有意識的控制的限制(如市場、分配程序或投票式分配等內在分配手段)是否超出了對更重要的或基本的方面(如社會合作的負擔和利益的公平分配)的控制。在缺乏公平、獨立的個人分配標準的情況下,倘若分配正義需要商品生產的范圍和限度,那么自由生產者聯合體可以選擇這樣做。聯合體可能會選擇不采用市場機制來進行某些方面的交換,例如教育或醫療服務的提供,在這些方面,現實的世界市場不可能是完全競爭的。聯合體可能會在人際關系對交換十分重要或者歷史傳統(而非新產品開發)更為重要的方面———例如傳統食品和家庭用品的生產和消費———選擇饋贈禮物的方式。雖然馬克思認為社會關系很自然地表現為事物之間的關系,正如浸入水中的木棍看上去會自然彎曲一樣,但是合適的類比對象應是我們所佇立的地球上方天空的明顯移動,但是這種移動方式似乎并非我們所經歷的事物移動的方式。這并非一種視覺上的錯覺,就像看到另一事物移動可能會使我們看起來好像自己在移動一樣,它還為在地球靜止時把天空看作是移動的提供了基礎。市場的運作僅僅是為某些思維方式提供了基礎,這些思維方式試圖掩蓋市場是人類采用且可被人類改變的制度這一事實。這些思維方式———而非市場關系本身———與資本對勞動力的權力相結合,形成了商品拜物教。有了高度可持續的社會最低收入,而不是控制不滿情緒所需的最小安全網,再有對高收入和財富集聚的限制,市場競爭看上去就不再是一種決定世世代代命運的、難以改變的可怕力量。因此,馬克思有理由拒絕采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商品生產,但如果一個以市場為基礎的自由生產者聯合體能夠進行社會化的、有計劃的、而不是由客觀無情的力量所支配的經濟活動,那么馬克思就可以接受這樣的商品生產。在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自由生產者聯合體的條件得到滿足的前提是羅爾斯的如下說法正確無誤:“競爭性體制在其運作細節上是客觀自動的;其具體結果并不表達個人有意識的決定。但在許多方面,這是這種體制安排的優點。市場體系的運用并不意味著缺乏合理的人的自主性?！彼摹⒐伯a主義高級階段的原則和社會責任、制度和規則的支持羅爾斯在論證馬克思對自由主義的批判不適用于他本人對自由主義的批判時認為,馬克思的未來社會超越了正義。馬克思確實聲稱,“從按勞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原則將適用于超越了“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如果對正義的例證在這一社會中只是實現一種無可爭議的、因此也是非強制性的財富和收入分配,以滿足每個人的需要,那么它沒有給羅爾斯的自由原則以外的正義觀留下空間。我們可以認為,馬克思稍顯模糊的原則適用于一個充分富裕的、鮮少烏托邦色彩的社會。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一旦馬克思的自由生產者聯合體的勞動成為共產主義的第一需要,就會激發出超越生產的需求。一旦如此,在共產主義社會就會有相互沖突的權利主張,因而正義的條件仍將適用。此外,馬克思的“從按勞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原則提出了一種互惠性理念,即人們盡其所能地承擔社會合作的義務,因而也有權享有公平的收益份額。共產主義初始階段的原則也依賴互惠性理念,但應通過所完成的工作來衡量利益的公平份額。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原則拒絕這樣的衡量措施,認為利益的公平份額必須充分滿足需要。由于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之下的公正社會實現了互惠性和這一需求,所以上述原則與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是一致的。誠然,羅爾斯關于充分滿足需要的思想可能與馬克思的并不一樣,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認為,除了滿足盡其所能為社會合作做出貢獻的人的需要,馬克思會歡迎任何有關公平分配規則的原則。盡管如此,它仍然以合理的方式補充了馬克思對自由生產者聯合體分配的論述。如果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不僅放棄了資產階級權利,而且完全放棄了一切權利,那么它就不會實現羅爾斯的正義觀。恩格斯認為,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并不需要權利,因為它放棄了“對人的政治統治”,只留下“對物的管理”。(1)在馬克思的自由生產者聯合體中,國家走向了衰落。衰落的國家是執行既定制度之規則的機構,通過這種機構,社會合作得以實施,而其致命的武力最終支持著對破壞規則行為的懲罰。羅爾斯聲稱,建立能夠實施刑事制裁的機構是必需的,它可以向公民保證公平的規則通常會得到遵守,盡管這些強制性機構很少采取行動。我們只需要認為,國家之所以衰落,是因為最終得到致命武力支持的執法機構將會在很大程度上退回至羅爾斯為那些機構設想的角色,即在秩序良好的社會中實施制裁。盡管國家已經大大衰落,但正義和權利仍然擁有一席之地———即使馬克思認為它們不會如此。另一方面,自由地集體追求共同利益和多數人利益的社會機構———在另一種意義上被稱為“國家”———將在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中蓬勃發展。要想用羅爾斯有關基本結構的公平規則的標準來支撐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道德批判,我們只需對馬克思的社會理論進行并不那么重要的兩重改變:拋棄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的理想中的一些烏托邦元素;通過承認存在著超越資產階級權利的正義和權利來限制馬克思關于自由工人聯合體會超越資產階級權利之范圍的主張。五、非正義的剝削范圍以及社會結構的限度按照馬克思的說法,資本的雇傭勞動從表面上看似乎不會經不起羅爾斯有關基本結構分配制度的公平規則的考驗:“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2)社會并沒有將某種被社會認可的責任強加給工人,即為了占有其他社會地位的人的利益而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就像封建制度或傳統的婚姻制度一樣。然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制度規則確實要求工人接受財富和收入分配的所有后果。羅爾斯認為,這破壞了公平的政治自由平等和機會平等原則。如果馬克思是正確的,那么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制度規則也違背了羅爾斯的差別原則,并且削弱了工人討價還價的地位,使他們在工作中被剝削和主宰?，F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具有多樣性,目前它們正以多種形式在全球市場中彼此關聯。例如,美國資本主義企業的許多雇員并非美國公民,這一點在靠近美國邊境的墨西哥境內的美國工廠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墨西哥工人被雇來生產直接運回美國的產品。在美國,合法定居的工人階級規模接近勞動力的50%,這比其他地區大約70%的比例要低一些。正如埃里克·賴特(ErikOlinWright)所說,美國工人階級的低比例可能是由于美國公司的全球分布所致。資本主義國家的其他變化來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結合的形式,這在印度最為明顯。在《資本論》第1卷中,馬克思首先從中間階級和其他生產方式的復雜性的角度討論了抽象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他描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資產階級以各種方式擁有雇用工人階級的企業,而工人則缺乏可以進行個體經營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并且不可能找到其他就業形式,更不可能成為現在的“個體經營”戶。在《資本論》第1卷第25章以及前一章第3和第4節中,馬克思認為投資后的資本主義增長會導致大量求職人口失業。資本的私人所有者只會在預期他們的投資會持續獲利的情況下才會增加對企業的投資,而且只有當他們認為剩余勞動力會持續出現時才會這樣預期。如果資本主義企業私人投資的平均增長率低于勞動力供給的增長率,那么很可能會出現剩余勞動力,勞動力供給的增長率的決定因素包括:社會中各個家庭每年所擁有的成年子女人數,該經濟體中年經濟增長速度慢于其人口增長速度的其他非資本主義組成部分的人數,以及移民的數量。另一方面,當預期勞動力短缺的企業投資于節省勞動力的技術變革,以抵消工資上漲所導致的利潤減少的預期時,即使資本主義企業的投資率高于勞動力供給的增長率,也很可能會出現剩余勞動力。這種投資可以保證勞動力需求的增長率低于勞動力供給的增長率。馬克思并沒有聲稱需要某種形式的協調來維持這樣的勞動力過剩,只是認為投資者期望從他們所投資的企業中獲得像其他任何投資一樣多的回報,而且企業會單獨應對威脅到投資回報率的勞動力需求的預期增長。這些私人投資者的銀行政策和決定確定了投資的頻率和形式,從而使勞動力過剩成為資本主義的制度性特征,盡管其規?？呻S時間的推移擴大或縮小。因此,馬克思認為:“所以,相對過剩人口是勞動供求規律借以運動的背景。它把這個規律的作用范圍限制在絕對符合資本的剝削欲和統治欲的界限之內?！瓜鄬^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釘得還要牢?！北M管馬克思所說的“產業后備軍”在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中被視為一種社會地位,但它并不像婚姻那樣是官方確立的制度。馬克思引用了皮爾先生的例子,皮爾帶著工人到西澳大利亞的斯旺河邊為他耕種,但最后工人反而占據了土地,這表明勞動力后備軍是一種資本主義制度。皮爾先生的失敗例子揭示了“在殖民地”發現的一個事實:過剩人口對資本主義來說如此重要,甚至不得不由政府政策人為地創造。我們可以認為,臨時失業者在勞動力市場上只是處于一個雇主與另一個雇主之間的過渡階段,而非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中的社會地位。這也適用于馬克思所說的那些處在“赤貧的境地”的人或所謂的“流氓無產階級”,因為馬克思把他們的赤貧與無法就業聯系起來,這表明他們可以被視為“失去階級地位”。我們還可以認為,勞動力后備軍或“相對過剩人口”并非所有可稱為“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的特征。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vanParijs)主張,在他所謂的“最優資本主義”(optimalcapitalism)的私有制中,所有超過一定規模的工廠都是工人合作社,并不需要勞動力后備軍。帕里斯對“資本主義”采用了一種寬泛的定義,涵蓋了所有的私有財產市場制度,所以他所說的“最優資本主義”實際上是羅爾斯所謂的“財產所有權的民主制”(propertyowningdemocracy)的一個版本。但是,羅爾斯明顯地區別了“財產所有權的民主制”與資本主義,因為他認為,只有當一個制度內部的某些個體僅從企業———雇用聽命于經營管理權的工人———投資中就可以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時,該制度才是“資本主義的”。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后備軍是資本主義的制度性特征,對此觀點的另一種反對說法是,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人們就會認為,只要勞動力供給超過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工資就會繼續下降。然而,勞動和勞動力都不僅僅是商品,不能與賣方分離,而且如果工人是自由的,他們的收入就不能低到讓他們在辛勞中餓死。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后備軍的存在會使工資下降到僅能維持生存的水平。但正如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言,其他因素也決定了均衡工資(equilibriumwage)。對雇員進行監管的現實局限性以及對多少有些技能的勞動力的不同要求,可能導致某種均衡工資或更多的均衡工資出現,并且使其高于市場出清工資率(themarketclearingwagerate),也高于生存工資(thesubsistencewage)。支付更高的工資是為了讓工人不相信以下原則:“他們假裝付我們錢,我們假裝工作?！辟Y本主義勞動力后備軍的壓力降低了生存工資和市場出清工資率的溢價,這種溢價購買了雇員在有效的資本主義管理之下足夠的忠誠度或害怕被解雇的危機感。正如大衛·施韋卡特(DavidSchweickart)所說,資本主義企業仍可存在于資本主義制度之外,但前提是它們的高效生產力或特殊產品能夠讓它們支付更高的效率工資(efficiencywage),并獲得可觀的利潤。我們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處于最弱勢社會地位的群體視為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力后備軍,但問題在于,在其他可行的社會制度中,最弱勢群體是否會擁有更多的優勢。施韋卡特似乎合理地認為,他稱之為“經濟民主”的制度是可行的,因為其最弱勢群體比馬克思的勞動力后備軍擁有更多的優勢。經濟民主提供了充分的就業機會,國家更是成為最終所依靠的雇主。盡管經濟民主會帶來一些失業工人,但這些工人只會暫時失業,不會構成勞動力后備軍。施韋卡特認為“經濟民主”的基本特征是:(1)企業是民主管理的;(2)資源和消費品是通過市場經濟來分配的;(3)新的投資是由社會控制的———由資本資產(capitalassets)稅收籌集的投資資金按照民主的、符合市場規律的計劃進行分派。到目前為止,這與羅爾斯的“私有財產所有權的民主制”或“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是一致的,但羅爾斯對此并沒有詳細討論。“財產所有權的民主制”的最顯著模式是工人合作社制度,例如蒙德拉貢(Mondragon)合作社制度。施韋卡特的“經濟民主”似乎是羅爾斯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最顯著模式,但這并沒有在任何地方實現過,盡管施韋卡特聲稱蒙德拉貢制度在某些方面預示著經濟民主或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施韋卡特認為,一個制度成為一種經濟民主的進一步條件是企業的生產資料將在政治民主之下被社會所擁有,這使得經濟民主成為羅爾斯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的一種形式。施韋卡特表明,經濟民主像資本主義一樣高效和創新,盡管其對GDP增長的推動作用很小。有人會反對說,這種增長放緩將意味著,無論起點如何,最弱勢群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最終會比在經濟民主制度下過得更好?，F在,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在內的任何社會都無法以指數速度永久增長,因為這涉及對物質資源需求的指數增長。持續的指數增長可能會在服務業增長的基礎上出現,并不需要對物質資源的需求有相應的增長。即使這種經濟增長形式很可能在經濟穩定的情況下結束,但是變化仍然可能隨著新產品取代了舊產品而出現。無論如何,就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而言,資本主義之下的持續經濟增長并不意味著工資或失業補助的持續指數增長。由于資本主義企業只追求自身增長的最大化,因而只會意味著資本主義收入持續呈指數增長,但是如果資本主義消費不能維持對消費品的需求,就會出現穩定問題。正如馬克思引用皮爾先生的例子所說明的那樣,倘若收入高于失業者生存所需的水平,就會削弱資本家對實現資本增長率最大化所必需的工資和條件的討價還價能力。在資本主義持續存在的時代,其經濟指數的增長只會導致最弱勢群體(馬克思的“產業后備軍”或中長期失業者)與社會其他群體之間的條件差距越來越大。雖然艾倫·布坎南(AllenBuchanan)說過,評論市場社會主義不在他對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的最新研究范圍之內,但他聲稱,如果不指出可以有比資本主義更有效的替代制度,這種批判就是站不住腳的。正如布坎南所言,我們沒有像馬克思所設想的那樣,沿著共產主義社會的方向做這樣的說明。然而,施韋卡特為我們提供了關于市場社會主義的合理說明,認為市場社會主義的最弱勢群體比資本主義的最弱勢群體處于更有利的地位,因而是可以替代資本主義的制度?；谶@一貌似合理的解釋,我們可以認為資本主義是不公正的,因為它違反了羅爾斯的差異原則。從另一方面來說,資本主義在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看來也是不公正的。根據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如果一個基本制度的規則強制要求處于某種社會地位的成員為滿足處于另一種社會地位的成員的需要,而使他們擁有的基本物品少于他們在最有利于最弱勢群體的社會中所擁有的基本物品,那么這個基本制度的規則就是不公平的。勞動力后備軍的存在給那些尋求就業的人帶來了壓力,使他們不得不接受以下條款和條件,即為了使他們所在企業的資本增長最大化,他們要在法律的約束下盡可能富有成效地努力工作。因此,資本家的雇員不得不更多地為了雇主的利益而工作,這種情況與最有利于最弱勢群體的社會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后一種社會沒有馬克思的勞動力后備軍。當然,雇員就業時的情況要比他們失業時的情況好得多,但如上所述,與在一個公正的基本制度中的處境相比,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處境要糟糕得多。因此,資本家的雇員受到了羅伯特·梅耶爾(RobertMayer)所說的“二級剝削”,即相對于其他情況而言,受剝削者在現有的社會安排下的確有所獲益,但卻比在公平的社會安排下的處境要糟糕得多。資本主義法律制度所宣揚的觀點是,對于可以選擇就業機會的雇員而言,不存在任何的不公平,因為這比他們加入失業后備軍要好得多。因此,這類“二級”剝削以社會的基本結構為基礎,它不同于許多基于特定條件的個別且常常是非法的剝削類型。這是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剝削的觀點,而且馬克思認為,雇主不公平地利用雇員對失業的恐懼,使他們更加努力地工作并給他們開出更低的工資,所以馬克思的觀點意味著資本家的雇員受到了梅耶爾所說的二級剝削。這可以通過描述梅耶爾的二級剝削類型與馬克思所理解的剝削之間的關系來表明。梅耶爾提出了三種剝削類型,與在公平的情況下相比,受害者的處境在所有這些剝削類型中都顯得更加糟糕,但是,如果他們在不公平的社會環境中沒有受到剝削,那么他們的處境就不會變得更糟。馬克思只關心在財富和收入的分配方面利益的不公平獲取,而不是梅耶爾所考慮的其他情況,例如,由于未能為某些集體活動貢獻公平的份額而占了他人的便宜。另一個例子是不公平地利用人們為攀附權力位置或地位而產生的恐懼或愿望,即不公平地激發了這些恐懼或愿望,或提供了虛假的承諾。從欺詐或勒索中獲利在財富和收入分配方面也是不公平的,但是馬克思關心的是另一種傳統上被認為是公正或可接受的制度形式,而不是那些通常被認為是不公正且根本上關乎個體之間特定關系的剝削形式。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剝削是資本主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種剝削關系的根本承受者是由人組成的階級而非個體。雖然梅耶爾所說的血汗工廠或壟斷等二級剝削的例子涉及人們受欺騙的案例,但馬克思卻極力爭辯說,資本家的雇員通常根本就不是真正受到欺騙。梅耶爾認為,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剝削理論也涉及他所謂的“三級剝削”,其中剝削者從根本不應該進行的交易中獲益。梅耶爾比較了馬克思的主張(資本家通過買賣勞動力獲利)與托馬斯·阿奎那的主張(人們不應進行重利盤剝)。這可能是馬克思的剝削觀的一個要素,因為馬克思認為沒有什么(包括勞動力)會成為自由生產者聯合體的商品,他還認為勞動力在公平的社會中不可能成為商品。然而,梅耶爾忽視了馬克思的主要觀點。對馬克思而言,雇傭勞動是一種雇傭奴役。資本主義所有制使工人擁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并用以謀生的可能性極小,因此勞動力后備軍形成的壓力迫使他們不得不按照有利于雇主的條款向資本家或任何其他雇主出賣他們的勞動力。馬克思認為,盡管資本主義制度與歷史上的奴隸制一樣以強制占有為基礎,如盜竊公共土地等,但它是一個自我再生產的社會體系,以不斷擴大的規模運用生產資料再生產資本家的財富和工人的貧困。馬克思通過他所謂的“剩余價值率”來衡量剝削程度,以防止如下看法,即當工人獲得的報酬低于他們所生產的價值時,他們是受到了欺騙。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率是某種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特有的,馬克思認為這種生產關系在任何剝削社會中都存在:“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馬克思衡量剝削的方法受到了批評:一方面因為,作為衡量個體如何受到剝削的方法,它并不容易被理解;另一方面因為,它被認為與受到廣泛批評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有關。其中有些批評———包括G.A.柯亨(G.A.Cohen)拒絕把剩余價值率作為衡量剝削的方法———在區分不同形式的剩余價值時是站不住腳的,而且馬克思的剝削在其根本形式上被視為階級之間的關系,而非個體之間的關系。無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否能得到辯護,剩余價值率都可作為衡量剝削的標準。因為,無論價值是否或如何決定價格,我們都可以理解馬克思把價值視為勞動生產率的倒置的觀點。正如伍德曾經指出的,對于資本家剝削雇員的觀點而言,勞動價值論是否正確既非必要條件也非充分條件。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剝削的衡量表明,他認為剝削是這樣一個過程:當雇員工資、資本折舊以及原材料成本均包括在所生產產品的價值之中時,工作日的時長就超出了盈虧平衡點。對于工作日中超出這個盈虧平衡點的每一小時,其所生產的產品將作為剩余留存,與該產品在盈虧平衡點之內用于支付工資的那部分相對應。鑒于此,在不損害工人健康和工作能力的情況下,資本家將延長工作日的時間,從而使產生的最大利潤提升到上限。因為勞動產品是商品,所以馬克思用“剩余價值”形容上述維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勞動之外的剩余勞動。這樣,剩余價值率就是剩余價值除以工人生活所需的價值的比率。盡管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剝削理論與梅耶爾的其他例子有所不同,但卻是其二級剝削的一個典型。它是由以下條件所界定的,這些條件規定了它的社會基礎、它對剩余勞動的占有形式以及使占有剩余勞動成為可能的強制形式。使占有剩余勞動在這種剝削形式下成為可能的強制行為在公正的社會環境下是不可行的。在沒有勞動力后備軍的情況下,工人不會擔心找不到就業機會,也不會擔心因為拒絕為雇主的利益過分努力工作而被解雇。沒有了這些擔憂,工資和就業條件在公平的情況下會比在資本主義的情況下要好得多。因此,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剝削就是梅耶爾意義上的二級剝削類型。我們只把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與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中已被某些經濟學家證明為正當有理的部分結合了起來,然而,由于經濟學還不是一門科學,所以即使要就某些非常基本的問題達成共識也是不可能的。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的其他內容,例如他的勞動價值論,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但這里我們只關注馬克思如何使用價值概念來衡量資本主義剝削的理論。六、通過基本權利的立法,總結其作為“道德能力”的工具就運用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來支持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道德批判而言,還有一種反對意見,即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的承諾與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不一致。這并非指這樣一種看法,即馬克思對集體組織形式的承諾與羅爾斯所認為的基本自由在有利的條件下應該具有優先性是不相容的,羅德尼·佩弗(RodneyG.Peffer)認為這種看法是粗陋的。相反,這一反對意見是指如下觀點,即在一個多元社會中實行社會主義必然要對某些人進行壓迫,包括那些認為私有財產是個人自治的重要條件的人。既然他們的這些觀點可以被視為合理的道德觀點,那么壓制這些觀點就會違背政治自由主義。馬克思的確主張,隨著新社會取代資本主義,新社會的構建應當有利于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強制鎮壓。這個新社會不過是對資本主義不公正現象的公平回應。馬克思認為,新社會本身并非一個公正的社會,因為誕生于舊社會的它被印上了舊社會的胎記。因此,馬克思關于工人的自由聯合體的理想并不要求一個公正社會的憲法或基本權利必須排除私有財產。只要社會主義不是社會的一種憲法要求或一項基本權利,就可以通過民主政府的立法選擇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而非私有制經濟,而這種選擇不會與羅爾斯的政治正義觀相沖突。這就會產生強制性的影響,因為贊成私有制經濟的公民將無法追求他們的這一理想,并將被迫支持他們并不信任的制度。他們的自由將受到限制,盡管他們可以在由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制度所主導的市場經濟中建立個別的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但是,由于取代私有制經濟的理想只能通過與其他人共同行動來實現,所以選擇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與排除只有少數公民支持的計劃而選擇一項公共支出計劃是一樣的,并不具有壓迫性。支持私有制經濟的人被強制要求支持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公共資助,這與支持經濟自由發展的人被強制要求支持對荒野公園的公共資助一樣,或者與社會主義者被迫接受生產資料私有制的主導性一樣,如果有大多數人支持的話,就不具有壓迫性。進而言之,如果馬克思的至善主義理念不是作為憲法要求或基本權利而被強制執行的話,那么能夠促進馬克思的其他社會理想(比如沒有異化的勞動)且獲得大多數人支持的立法也將與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相一致。可能有人會反對說,羅爾斯沒有把壓制某種私有制形式視為“壓迫性事實”(factofoppression),這是一種前后不一致的表現,因為他同時認為,讓公民堅持一種統合性的道德學說就是強迫,哪怕這種學說與約翰·S.密爾的學說一樣重視自由。如果對多數人支持的宗教進行公共資助能有效地壓制少數人的宗教,從而導致“官方罪行……以及殘暴和殘酷”,那么為什么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公共資助不會如此呢?有些人可能認為,羅爾斯把信仰自由納入到基本權利之中,但卻沒有類似地把生產性財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