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馬克思倫理學的理論形態

關于馬克思倫理的理論形式和歷史地位，國內外學術界有兩種觀點。在國內,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教科書認為,馬克思是馬克思主義“科學倫理學”的開創者,馬克思不僅具有明確系統的倫理思想,而且在倫理學史上第一次完成了對于倫理學的“科學形態”塑造一、形而上學模式的內在邏輯西方傳統倫理學的基本理論模式是:倫理學理論得以可能的前提是一個形而上學支點,對于這個形而上學支點的不同詮釋決定了各倫理學理論形態的差別。作為西方傳統倫理學的反叛者,馬克思倫理學的“哲學批判”形態首先表現為對于西方傳統倫理學形而上學理論模式的根本顛覆,為現代倫理學奠定了嶄新的哲學存在論基礎,倫理學的目光從形而上學的“神性存在”和“理性存在”回到了現實生活世界。柏拉圖認為,人的倫理存在總是由高于感性世界之外的形上本體———“至善”所決定,所以“至善”對于柏拉圖而言不僅是一個形而上學的邏輯概念,更是一個倫理價值的預設近代啟蒙運動以來,隨著人類理性意識的覺醒,超驗的形而上學實體必須經由人類理性法庭的審視,哲學家們開始到人類主體自身中尋求倫理存在的形而上學基礎,倫理學的形而上學模式也以新的形態表現出來。這一時期的倫理學理論流派,包括休謨的情感主義倫理學、密爾的功利主義倫理學、康德的道義論倫理學等,盡管對保證人類倫理存在的基本原則定位不同,或者定位于非理性的道德感,或者定位于基于量化標準的利益最大化,或者定位于理性的絕對命令,但是其共同之處在于:都在極力尋求一種確保人類倫理行為合法性的終極標準和尺度,都強調人類的某一種存在屬性比其他存在屬性更能詮釋道德行為的合法性。可見,從古希臘到近代,西方倫理學始終貫徹著一種形而上學的理論模式。這種模式通過把人撕裂為由各種存在要素組成的碎片,然后再以其中的一塊碎片作為詮釋人類倫理存在及其道德行為的終極根據。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形而上學模式視野中的人是由思辨玄想所建構的“理想人”,而不是人的真實存在樣態。形而上學把原本豐富多彩、多元生動的異質性世界抽象化為同質性的一元“理想世界”,人作為倫理存在的真實存在論根基被形而上學所架空。因此,傳統倫理學理論模式不僅無法澄明人的真實倫理存在,反而遮蔽甚至抹殺了人作為倫理存在所具有的真實存在論意蘊。與傳統倫理學的形而上學形態不同,馬克思對倫理學理論形態的“哲學批判”體現在:它是對西方倫理學形而上學模式的徹底顛覆,倫理學的理論形態從探討“理想人”及其“理想世界”的形而上學規范轉向探討實現人的自由個性以及自由人聯合體何以可能。而馬克思對倫理學理論形態的這個變革,正是建立在馬克思獨特的人學理論基礎之上的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強調,對人和自然的本質進行一種形而上學的追問是徒勞的,因為人及其所創造的“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所以關于某種異己的存在物、關于凌駕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問題,即包含著對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實在性的承認的問題,實際上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了”馬克思對人的非形而上學化還原,既是對西方倫理學形而上學模式的理論批判,更是對現代社會人類倫理困境的實踐批判。在西方哲學史上,人的感性存在和實踐存在、人存在的歷史性和有限性被馬克思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為馬克思深刻洞察到現代社會人類倫理存在困境背后所隱匿的哲學根源,這就是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對人的抽象化解讀。在《1857-1858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強調,“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的家庭中;后來是在由氏族間的沖突和融合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聯系的各種形式,對個人說來,才表現為只是達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現為外在的必然性”倫理學形而上學模式的現實形態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倫理價值體系。通過分析資本邏輯的同一性原則及其所導致的商品拜物教現象,闡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所引發的人類交往方式變革,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由資本邏輯所主導的現代社會的倫理危機:倫理實體變成牟利的手段和工具,人類物質生活被普遍物化、同質化,人類精神生活陷入價值崩塌的境地。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馬克思比尼采哲學更早診斷了現代道德體系的弊端,更深刻地預見到現代西方社會的道德虛無主義傾向,而這體現了馬克思倫理學的另一“哲學批判”形態———現代道德批判。二、對現代道德的批判馬克思倫理學的形而上學批判把倫理學的目光從形而上學的“理想世界”拉回到現實“生活世界”,這一倫理學革命揭示了傳統倫理學的形而上學模式對人類倫理存在的抽象化解讀,透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困境及其偽善本質,更指認了現代社會個體原子化狀況以及人類倫理精神失落的哲學根源:現代性及其道德形態所導致的道德主體與倫理實體的分裂。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倫理學的“哲學批判”形態又表現為,對于現代性及其道德形態的深刻批判。關于馬克思與道德的關系一直是學界關注和爭論的重要問題。這些爭論的焦點在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否蘊含著道德批判?強調馬克思思想的道德批判意蘊是否削弱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批判力量?通過在現代道德批判的意義上重新梳理馬克思倫理學的黑格爾淵源,我們發現,馬克思與現代道德的關系問題并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難題,而是涉及馬克思對現代性及其道德形態的批判和超越問題,涉及馬克思立足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對于現代道德與人類倫理存在的整合問題。馬克思倫理學對現代道德的批判集中表現為對現代道德的社會形式———“市民社會”的批判。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站在倫理總體性的立場上對市民社會作為倫理實體的初級形式進行了詳盡的分析,明確指出市民社會這一人類社會發展階段作為倫理存在的基本原則:一是個體從自身需要出發的特殊性原則,二是個體必須通過另一個體滿足自身需要的普遍性原則。這兩大原則說明,市民社會是道德特殊性與倫理普遍性兩極分化的階段馬克思盡管對黑格爾泛國家主義的思辨倫理學理論曾加以系統批判由上可知,馬克思在繼承黑格爾倫理思想理論高度的同時,也在逐步明晰自身倫理思想的理論特質。通過對政治解放及其所導致的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分裂的批判,馬克思提出真正的人的解放不是站在市民社會立場上所實現的現代政治解放,而是超越市民社會及其所貫徹的現代政治局限,實現市民社會的個體需要與作為政治實體的倫理生活和類存在的和解與復歸。因此,彌合由資產主義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主導的市民社會中私人道德行為與公共倫理生活的分裂,揭示資產階級政治自由和抽象道德的意識形態局限性,完成道德個體與倫理實體的和解和人的倫理類生活的復歸,構成馬克思倫理學繼承黑格爾思辨倫理學以完成現代道德批判的理論旨趣。當然,馬克思批判市民社會的道德原子主義,批判人類倫理生活的非倫理化又與黑格爾存在重大差別。不同于黑格爾的哲學思辨方式,馬克思更注重現代道德的世俗基礎。這主要體現在:馬克思更為注重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揭示市民社會所蘊含的倫理危機,強調對于主導市民社會的商品形式及其所導致的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因為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對于市民社會道德局限性的哲學思辨無法真正觸及和解決市民社會的倫理危機,只有從市民社會的現實生活基礎即其生產生活方式出發,從分析現代道德形而上學的現實形態———“資本”出發,才能真正從內部瓦解現代道德的存在論基礎。這時,馬克思對現代道德的批判也從早期的人道主義批判過渡到后期的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對資本邏輯及其所構筑起來的資本剝削的經濟-倫理體系的批判和瓦解。綜上所述,在馬克思與現代道德關系的問題上,我們既不能采取一種形而上學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道德理論水火不容,即或者強調道德自由將損害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或者以修正主義的方式去彌補馬克思主義的“道德空場”,也不能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方式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退縮為軟弱的道德意識形態批判。而應該充分還原馬克思倫理學在倫理共同體謀劃層面的哲學價值,從人作為類存在以及人的類生活這一具有原則高度的哲學立場出發,深入揭示資本邏輯及其經濟倫理體系的非倫理本質,揭示以市民社會為載體的個體道德自由與倫理實體相分裂的現代性精神困境,并以此為基礎謀劃人類從抽象道德自由向具體倫理存在復歸的嶄新文明形態和可能生活方式。三、共論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倫理共同體意蘊馬克思倫理學對倫理學形而上學模式的顛覆,對現代道德的批判和超越,最終目標是實現對人類倫理生活方式的嶄新謀劃,這種謀劃的具體理論形態凝聚于共產主義思想中。共產主義對于馬克思而言,不僅在具有消滅階級差別、實現全人類自由與解放的政治理念價值,而且在謀劃人類的可能存在方式和共同生活之道的意義上具有倫理共同體的哲學意蘊。共產主義的倫理共同體謀劃構成馬克思倫理學的第三種“哲學批判”形態。對于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學界一般從政治經濟學、政治哲學、社會學、人學等視角進行闡述的比較多,而很少從哲學倫理學的視角闡發共產主義思想的倫理共同體價值。因為在反對將馬克思主義倫理化解讀的學者看來,如果把共產主義思想倫理化,那么其作為超越資本主義的嶄新政治形態就變成一個虛幻的道德愿景和意識形態,而這無疑扼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批判的科學性和純粹性。阿爾都塞的學生巴里巴爾在為《保衛馬克思》所寫的1996年的重版前言中就感嘆道:“今天所有的馬克思主義都成為想象的了。”不可否認,共產主義并不是馬克思空中樓閣式的空想,而是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和《資本論》科學批判基礎上的現實運動。但是當我們過多地從經濟分配方式和政治組織形式等視角解讀共產主義思想時,其作為一種對于人類可能生活方式的倫理理念謀劃,其超越性的倫理調節功能也往往被遮蔽了。為此,日本學者柄谷行人闡發了一種理解共產主義思想的新視角,值得我們反思和借鑒。柄谷提出:“馬克思一貫拒絕把共產主義視為‘建構性理念’(理性之建構性利用),因此,他不曾談論過未來……這與馬克思將共產主義視為‘整合性理念’(理性之整合性利用)并沒有什么矛盾。如果將此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等而加以理論化,就成了形而上學。馬克思對此是排斥的……對于馬克思來說,共產主義乃是康德的‘絕對命令’即實踐(道德)的問題。”基于柄谷的主張,我們再來品味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論述:“共產主義是作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復原的一個現實的、對下一段歷史發展來說是必然的環節。共產主義是最近將來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則。但是,共產主義本身并不是人的發展的目標,并不是人的社會的形式。”共產主義思想的倫理共同體意蘊無論在馬克思的早期文本還是晚期文本中都得到了鮮明的闡發。在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真實還原馬克思共產主義的倫理精神原貌,這就是:共產主義思想所表征的是一種倫理共同體的預設,它是馬克思倫理學的最高理論形態,是對人類嶄新文明形態及其倫理生活樣式的總體謀劃。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對人類嶄新文明形態及其倫理生活樣式的謀劃,就是對資本文明形態及其所控制下的人類存在方式的批判和超越。在馬克思看來,資本文明形態的倫理困境最為直接、最為突出地表現在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即生態倫理危機。因此,共產主義的倫理共同體意蘊在其直接形態上表現為對人類生態倫理難題的超越。當代社會的生態災難及其所引發的生態倫理難題,其核心問題和產生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導致的人與自然關系的割裂,所以學界對于生態倫理難題解決之道的探索也往往采取兩種極端的態度,即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和自然中心主義的觀點。但是由于二者實質上都沒有超出產生這一問題的前提,即沒有超越人與自然關系的二元對立,也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現代社會的生態倫理難題。馬克思早在1843年的《論猶太人問題》中就指出:“在私有財產和金錢的統治下形成的自然觀,是對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視和實際的貶低。”基于上述自然觀的認識,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