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與西域的關系

“河西”和“西域”是兩個不同的地理區域。河西是指河的西部和兩側，西部指的是玉門和關山的以西，但以前并非如此。早期的文獻,“域”和“國”涵義相同,西域指中原王朝郡、縣管轄區以西的地方。隨著郡、縣設置的增加,中原王朝疆土的不斷擴大,西域的范圍也不斷向西轉移。現在我們通常所說的西域,是《漢書·西域傳》首先明確提出來的,“東則接漢,扼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從此才把河西地區和西域明確分開。但是在歷史上由于河西與西域地界相連,地貌、土壤、氣候、雨量和植物生長等情況有許多相同之處,河西地區又是東西南北民族遷移、流徙活動的場所,這樣,河西和西域之間的關系一直十分密切。就是漢朝政府把河西和西域分別區劃,實行不同形式的行政管轄以后,其相互關系并未因此而受到影響。研究河西與西域之間的相互關系,對于全面了解西北地區民族關系史,無疑是一個重要內容。一、關于西域西域“西域”一詞,最早見于《史記·驃騎列傳》,云:“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山王及厥眾萌咸相犇。”《漢書·霍去病傳》:“驃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犇于率”。渾邪王的駐地在漢代張掖縣,張掖縣屬武威郡,可見從今武威以西,當時就稱為西域。又《史記·大宛列傳》記:“烏孫王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昆莫生,棄于野,烏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于西城。”王充《論衡·吉驗篇》據此亦作“西城”。但“西城”實為“西域”之訛。《大宛列傳》在此前數行記一事云:“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此即上引《驃騎列傳》、《霍去病傳》所記元狩二年(前121)漢朝擊敗休屠、渾邪諸王事,傳中都說“西域王渾邪”,而《大宛列傳》作“西城”,顯然是傳抄中的錯誤。烏孫在渾邪王部西,又非城邦國,應以西域為是。漢武帝在位時,河西四郡已建成三郡,敦煌郡轄境已達玉門、陽關,昭帝時成書的《鹽鐵論》就把西域的范圍向西推移了。其《西域篇》記:“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群羌通,先帝推攘,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臂。”這里所說的西域,已經不包括河西走廊。至宣帝設置西域都護,領南北二道,西域的范圍進一步明確了,但是此時也并非僅指玉門、陽關以西。《漢書·趙充國傳》記趙充國上書云:“治湟峽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威信千里。”此“西域”的概念,無疑指鮮水(今青海湖)及其西部地區,當時漢朝尚未在此設郡領縣,所以稱為西域。再證之《漢書·王莽傳》,王莽奏議云:“今西域良愿等復舉地為臣妾……請受良愿等所獻地為西海郡”。王莽所設西海郡在今青海海晏縣,郡領五縣分布于青海湖周圍,羌豪良愿部必當在此,可見西域也指湟水上游、青海湖周圍地區。根據上述,西域一詞在西漢時廣泛指漢郡縣轄區以西漢朝力所能及之地,并沒有嚴格界限。東漢班固撰《漢書》,才把范圍分開了。置郡以前的河西,曾包括在西域的范圍內。二河西民族的經濟聯系河西是亞洲東部和中部交通的咽喉,東西南北的民族遷徙,各族之間的經濟聯系大都需要經過這里。從漢文資料的記載看,西域的許多民族是從河西遷往的,或者是經過河西遷往西域的,河西民族對西域的發展有過很大的貢獻。茲分述予后:(一)月氏的遷徙《史記·大宛列傳》記:“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媯水北。……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漢書·張騫傳》記:“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敦煌、祁連間。”又據《資治通鑒》建武十二年條姑臧縣引劉昫注:“姑臧縣,秦月氏戎所居”。月氏東起武威,西至敦煌,分布地區與《括地志》所記“涼、甘、肅、瓜、沙等州地,本月氏國”的記載完全相符。月氏從秦代以前就居于河西。漢文帝三年(前177)以后陸續向西方遷徙。其遷徙原因是匈奴右賢王的攻擊。《匈奴列傳》記:“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從此月氏人的大多數遷往西域,稱大月氏。大月氏人到達蔥嶺以西后,降服大夏,重建政權,但他們與昆侖南山、河西地區的月氏遺民關系仍然密切。(二)烏孫與大月氏《張騫傳》記:烏孫王“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大宛列傳》記:昆莫既壯,單于“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于西城(域)。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烏孫與大月氏共居于敦煌、祁連間,約在秦至漢初。漢初,月氏強盛,圖吞烏孫,烏孫人逃往匈奴。當時匈奴西部的勢力僅僅到達河西東端,烏孫逃往匈奴也只能是向東北部遷移。冒頓單于在位三十六年(前174)死,匈奴右賢王滅月氏在漢文帝三年(前177)或次年,昆莫配合右賢王擊敗月氏后,曾一度成為匈奴在西域的掌兵者,此西域實指河西西部地區。數年,冒頓單于死,烏孫王乘機率眾遠徙,擊敗月氏,占領準噶爾盆地和伊犁、納林河地區。《漢書·西域傳》所指烏孫國,是指烏孫最后在赤谷城建立政權以后的狀況。由此可知,烏孫在漢文帝初年以前,一直是在河西居住的民族,冒頓單于死后,才最后離開河西。(三)大月氏、塞種《廣弘明集》梁荀濟《論佛教表》引《漢書·西域傳》云:“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為月氏所迫,遂往蔥嶺南奔。”今本《漢書·西域傳》記“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后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又同傳罽賓國條記:“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根據上述,塞種原與烏孫、大月氏俱在敦煌一帶。大約在秦漢之交,月氏第一次敗塞種,其人或遠走蔥嶺,或附于月氏、烏孫。西漢文帝時,月氏西遷,再次擊敗塞王,從此塞王南君罽賓,其人民散處于西域諸國。塞種人初居敦煌的時間無考,但他們至少在秦代是河西西部的居民,后因月氏奪其地,才遷往西域的。(四)大夏大夏的西徙—大夏人《大宛列傳》記:“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一詞,《左傳》昭公元年即有“遷石沉于大夏”的記載。此大夏在晉地,可能與夏禹的后代有關。《管子·封禪篇》記齊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黃文弼《西北史地論叢》認為此大夏在河州、涼州間,今甘肅臨夏大夏河一帶似為大夏人居住之所。《山海經·海內東經》記:“國在流沙外者,大夏、豎沙、居繇、月支等國。”此四國中,月支即月氏,居于河西;居繇即居延,為西戎八國之一朐衍之戎的一部遷于河西者;豎沙待考,大夏即由臨夏遷居于河西的大夏人。流沙并非如有人所說,一指居延海之流沙,一指羅布泊流沙,實即指大沙漠,這里是指大河以西之騰格里大沙漠。流沙外即騰格里大沙漠以西,大夏、豎沙、居繇、月支等國當時分布于此。戰國后期,大夏人已不在河西,可能向西遷移了。大夏人居住有城屋,與漠北匈奴不同,這在原居于臨夏時已流行這種居住方式。月氏西遷后能夠迅速擊敗大夏,迫使其臣服,這與大夏“無大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有關。大夏人西遷后未能建立統一的政權,所以被它原來的鄰居輕易臣服。(五)羌、合黎山南、北及其他河西流域《史記·匈奴列傳》敘述冒頓單于初繼位時匈奴的轄地云:“西接月氏、氐、羌”,當時匈奴的西部勢力尚未深入河西,與其為鄰的月氏還占有今武威地區。此氐、羌是指今蘭州附近的氐羌部落。秦代以前,羌人在河西的勢力相當強大,走廊南側主要是羌人的勢力范圍。《漢書·地理志》:張掖郡羌谷水,酒泉郡呼蠶水,敦煌郡的南籍端水和氐置水均出自羌中,這雖然是漢代的情況,但也可以看出羌人分布地區之廣,西部一直與婼羌相連。婼羌是西域最大的羌人部落群。《漢書·西域傳》記:“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畜牧水草,不田作。”又記:小宛,東接婼羌;盧戎,南鄰婼羌;渠勒,西連婼羌;于闐,南界婼羌;難兜,北有婼羌;“西夜、蒲類、依耐、無雷,其種類氐羌行國”。縱橫數千里,可見其分布之廣。又據《三國志·魏志》裴注引《魏略·西戎傳》云:“敦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婼羌西至蔥嶺數千里,有月氏余種,蔥茈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近來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塔什庫爾干發掘的古墓葬,經分析有大量羌人遺骨,就可以證實史書記載之不誤。羌人為什么不分布于綠洲,而分布在西域南山?這里面原因固然很多,其主要原因是他們西遷的時間較晚,當時城邦諸國已經占有了肥沃綠洲,羌人又是“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婼羌的“婼”,從若,若與弱并而灼切,若音同弱,婼羌,實即弱羌。《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山海經·大荒西經》昆侖之丘,“其下有弱水環之”。合黎即今張掖北的合黎山,昆侖之丘即張掖、酒泉南之昆侖山,后稱祁連山。根據以上記載,秦代以前的弱水,指祁連山北、合黎山南所有諸水,尚不包括合黎山北諸水匯合后的一段。為什么稱“弱水”,古人曾有解釋。郭瑾注:“其水不勝毛”;《玄中記》說是言其水弱,鴻毛不能載。這都是從漢文弱字的意思妄加穿鑿。試問弱水之名在前,至少在戰國時已有,而中原華夏文化進入河西在后,實為漢武帝時期,如何能用數百年以后漢字的意思解釋前者!可見弱水的弱,應是漢字的音譯,從當地居民語言中音譯而來。當時稱弱羌所居之地為弱,稱其水為弱水,婼羌原居地就在祁連山以北,合黎山以南的諸水流域。弱羌人大批西遷,大約在秦統一六國時期。當時月氏強盛,兼并河西諸部,弱羌人在月氏人的壓力下,不得不放棄原來的住地,向西域南山遷徙。婼羌西遷后羌人在河西的勢力大為削弱,但是弱羌的影響依然存在。《漢書·韋元成傳》記:“起酒泉、張掖以隔婼羌,斷匈奴之右臂”。此時酒泉、張掖久已沒有婼羌,但仍以婼羌稱之,說明漢代人仍認為張掖、酒泉的諸羌,可以弱羌為代表。反過來又證明了婼羌的原居地就在張掖、酒泉間。(六)敦煌在本地區又有一人之名,這也是敦煌《山海經·北山經》記:“大咸之山;無草木,其下多玉。是山也,四方,不可以上。……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回來,帶來“敦煌”這個地名,后來漢朝又在河西西部置敦煌縣、敦煌郡。敦煌一名在張騫的報告中是指一個地方的名。然而應劭注云“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元和郡縣圖志》又說是“敦者大也,以其廣開西域,故以盛名”。這都屬無稽之談。敦煌之名在前,置郡開西域在后,何能言大、盛。今敦煌縣東之安西縣東有名“兔葫蘆”的地方,出土的文物很多,孫修身先生考察后認為“兔葫蘆”為吐火羅的別異,此說極為確切。張騫報告中的敦煌或即指此地,至少包括這個地方。這樣,我就可以還原敦煌一名的來源,就是吐火羅,初期譯為敦薨,漢代譯為敦煌,后來譯為吐火羅,今有遺址兔葫蘆,上下兩千多年,線索明顯,敦煌就是因吐火羅人曾居于此而得名。吐火羅人原在西域,戰國時曾以焉耆為中心活動于開都河、孔雀河流域廣大地區,其中一部分東遷,進入河西,在今安西以西活動。西漢初年復西遷,離開河西,可能有少數遺民流在這里,保留著敦煌這個地名。這樣,敦薨(敦煌、吐火羅)族就是活動于玉門、陽關內外的一個民族。(七)漢代在北地郡的設置上引《山海經》記流沙外有居繇之國,漢霍去病西征經過居延,漢以其地置居延縣,名其水為居延水,其澤為居延澤,可見居繇國人應是一個較大的部落。居延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時與義渠戎相鄰的朐衍之戎。秦穆公時,西戎八國服于秦。后來,義渠復叛,攻秦,秦多次出兵反擊,直至秦昭王時才徹底消滅義渠。但是,自春秋以后,再不見朐衍戎之名,漢代北地郡有義渠道,而朐衍稱縣不稱道,“縣主蠻夷曰道”,說明秦、漢在北地郡設縣時,朐衍僅存地名,而無朐衍人,義渠人還有。朐衍戎大約在戰國時畏秦之威,向西遷移,進入騰格里沙漠地區。《山海經》所記之居繇,正是朐衍之戎的別異,他們又在流沙外建立了政權。漢開河西時,霍去病、李陵都先后到達居延地,此居延即因居繇人所居而來,漢居延縣就是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漢代設縣時,居延人又離開這個生活多年的地方,向西遷移了。西漢昭帝末年,匈奴進攻烏孫,企圖奪取烏孫車延、惡師地。車延地實即車延人居住地區,車延應是居延之別異。從當時漢朝與匈奴戰爭的地理看,車延地似在今哈密西北。此地在居延海以西,相距不遠,說明居延人又從河西遷到新疆北部。(八)單仿真族的河西地區《漢書·霍去病傳》:元狩二年夏,霍去病“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楊武乎自此以后,單桓族在河西地區不見出現,而在西域出現了。《漢書·西域傳》記:“單桓國,戶二十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又記“其國西與烏貪訾離國相鄰。單桓國實際上只是一個小的部落政權,元狩二年原來的首領被漢軍俘獲后,部落遭到很大損失,余部向西遷移,后來在天山以北定居下來,建立了部落的政權。(九)江陰剝削國,南天間國,新居關地漢代敦煌縣西是龍勒縣,著名的玉門、陽關就在該縣境內。龍勒縣是在原來龍勒人居住的地方設置的。但漢代置縣以后,這里就不見龍勒人,而在《漢書·西域傳》中記有樓蘭國,云:“鄯善,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去陽關西千六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地沙鹵,少田,寄田仰谷旁國。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駝,能作兵,與婼羌略同。”樓蘭離陽關千六百里,合今九百華里,距離不遠。地沙鹵少田,與龍勒縣的地理條件相近。畜牧,有驢馬、橐駝,《匈奴傳》記匈奴“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十)《漢紀六紀》云:“氣”,即所據高,且又出現在均輕《驃騎列傳》記:驃騎將軍“轉戰六日,過馬支山”;又記:封其裨王“鷹庇為輝渠侯”。焉支山,《前漢記》作“鄢耆山”,《漢書·匈奴傳》作“焉耆山”,可見焉支亦稱焉耆。“鷹庇”,《漢書·霍去病傳》作“雁疵”,《史記》、《漢書》表分別作“應疕”、“應疵”。焉、雁、鄢、鷹,古音相近。庇,《索隱》“必二反”、“疋履反”,《漢書》師古注:“疋履反”,云“其字從焉支(耆)為漢兵擊敗,雁疵王降漢得封侯爵,河西從此再不見焉耆人的活動,而后來在西域出現了焉耆國。如前所述,今焉耆地方戰國時為敦薨人活動之所,西漢時又出現了焉耆國,令人難解。實際上這個問題是可以理解的。戰國時的敦薨人,至后期至少有一大批人遷居于敦煌一帶。而焉耆人原居于焉支山(今大黃山),被漢軍擊敗,首領降漢后,部眾大量西遷,至今焉耆地區,征服當地土著,建立政權,仍稱為焉耆。焉耆是河西焉支山的焉耆人建立的政權。(十一)河西同族人的遷徙《匈奴列傳》記,漢文帝三、四年間,冒頓單于命右賢王向河西擊月氏,“滅夷月氏”,“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這是匈奴占領西域的開始。右賢王攻擊月氏,自然帶著原先已進入河西東部地區的匈奴兵,并在河西地區廣泛裹脅其他民族的精壯,一并進入西域。以后,匈奴統治西方的王將是右賢王、西邊日逐王等,范圍從上郡以西至烏孫;又于焉耆、危須、尉犁間置僮仆都尉,以統西域,所以不斷從河西強遷的匈奴人自然不少。除上述外,還有幾種民族可供進一步研究。《逸周書·王會解》載《伊尹獻令》:“正北著大夏、莎車、月氏”。此書是戰國時的傳說記錄,大夏、月氏在戰國時居于河西,與其并列之莎車當在同地。此莎車與《西域傳》中的莎車國如不是偶合,可能有一定關系。《漢書·地理志》:上郡有龜茲縣,本注:“屬國都尉治”。師古注:“龜茲國人來降服者,處之于此,故以名云”。龜茲屬國為秦代設置,漢因之。如龜茲與《西域傳》中的龜茲國為一事,則龜茲國距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秦西界不過黃河,龜茲國人跋涉如此遙遠之路程來降秦,恐不可能。此龜茲是否原居于河西,后來一部分降秦,秦置屬國以處之;大部分人西遷,在西域又建立龜茲國,龜茲屬國居民不會是從庫車來降秦的。又《北史·西域傳》:“康國者,康居之后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蔥嶺,遂有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并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鈸汗國,都蔥嶺之西五百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還有米國,史國、何國、烏那遏國、穆國、曹國諸王皆姓昭武。大月氏西遷后擊敗大夏立國,至南北朝世襲不衰,而昭武諸姓國主若不是大月氏人,亦是與大月氏同時西遷之河西昭武人。以上各族,有的是從河西遷往西域的,有的是從西域遷入河西再返回西域的,有的是從河西南北兩側先進入河西生活若干年之后又遷入西域的,不管遷徙的原因如何,這種遷徙趨向在秦漢之際是十分明顯的。在遷徙過程中,有的是舉族遷移,有的是分批部分遷徙,但都在河西地區留下了影響,有的留下了遺民。這些遺民雖然離開了自己的同族,但仍有自己的民族感情,他們千方百計與同族人聯系。漢武帝為了反擊匈奴,派張騫先使月氏,后使烏孫。漢朝政府不僅同數千里外的月氏、烏孫建立起關系,還通過他們掌握了河西、西域的情況,霍去病兩次出兵成功,與月氏人提供情況是分不開的。張騫出使返漢,西域各國派使臣同來,以后漢朝同西域各國的來往更是與日俱增,絡繹不絕。漢宣帝神爵初年,漢朝解除了匈奴對西域的威脅,在西域設立都護,更加方便了西域各國來京城的條件。這成批成批的質子、使臣、商旅途徑河西,得到同族人的接待,因而留居于河西者為數一定不少。《梁書·康絢傳》記:“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子入侍,待詔于河西,因留為黔首,其后以康為姓。晉時隴右亂,康氏遷于藍田。”“康絢的祖先待詔河西的具體年代雖不可知,其在漢初置都護后不久,大概沒有問題。這里還提出待詔的問題,當時從西域各國來的使臣、商旅,不能直至京城,需先在河西待詔,等漢朝詔令下達后,一批一批放行,則河西經常住有一批西域人留居。其中有的得到入京的許可,有的則長期待詔,康絢先世即屬于此。還有,允許進京有人數限制,不少隨行人員只能停留在河西,其中無力返回或有其他原因不能返回本國的,人數也不會太少。這些人住在河西,有的參與漢朝軍政,有的自謀生計,因他們兼通語言,就成了漢朝政府與西域各國進行聯系的紐帶和中原與西域經濟文化交流的中介。又據《高僧傳·竺曇摩羅剎傳》云:“竺曇摩羅剎,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為師。”此云月支人,應是大月氏。“世居敦煌”,雖不能判定其具體年代,至少不會晚于東漢,而其師“外國沙門竺高座”當為天竺人。《資治通鑒》記:漢明帝永平八年(65)冬,“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明帝遣使求佛,在永平八年前,此年為佛書和沙門到達洛陽的時間,使者往返必經敦煌,所以佛教在敦煌得到合法傳播,不會晚于此時。竺高座雖非東漢時人,但其同族到敦煌者當會很早。《西域傳》記宣帝時“遣謁者竺次”使烏孫。竺次應是天竺人。《后漢書·竇融傳》記:更始時竇融出任張掖屬國都尉,當時的敦煌都尉辛肜,酒泉都尉為竺曾。辛肜大概是辛武賢的同鄉,而竺曾確為天竺人無疑。竺曾在新莽時能擔任都尉,可見其漢化程度很深,則其先世居于河西至晚在西漢中期。天竺人到河西,又可能通過月氏人以為媒介。《漢書·地理志》張掖郡有驪靬縣,注釋家公認是西域黎不僅西域蔥嶺以西諸國有留居河西者,其東也有。《漢書·趙充國傳》記:酒泉有婼、月氏兵四千。此婼即婼羌,當然來自陽關以西。東漢末年涼州胡王有白虎文,此白姓為龜茲國姓。《晉書·沮渠蒙遜載》記:蒙遜之母為車氏。車為車師國之姓。沮渠蒙遜之父僅僅是一小吏,不可能到車師國中求親。東漢初年匈奴脅車師等國人攻河西,河西城門晝閉,因而車師人留居河西不會晚于此時。至魏晉間車師人久已漢化,才能和漢化之盧水胡人結成婚姻。另外,居延漢簡中有許多安氏,在居延服役。安姓在漢代并非大姓,何以在居延如此多見?有人以安氏為安息國人,也不見妥當。實際上樓蘭、烏孫、月氏中都有安姓,居延漢簡中的安姓,可能與此有關。《后漢書·西域傳》論及漢朝與西域的關系時云:漢朝“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郵置于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這種情況,不僅僅是西域,恐怕河西也是如此,河西是胡商貿易的重要地區。《三國志·魏志·倉慈傳》記太和中倉慈任敦煌太守時所經情形云:“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于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此雖為三國時事,但敦煌等郡與西域諸國的往來已有很久的歷史,倉慈正是糾正以前地方豪族苛待西域諸胡人的行為,并為西域胡人提供方便而著名西域的。從漢武帝開河西,通西域之路,直到東漢滅亡,不少西域人走過這條路,也有不少人留在河西。魏晉十六國時期出現在黃河流域的所謂“雜胡”,大多數是先與河西諸族融合,后來遷居中原的。三、河西流域的開發與都護漢武帝最初開拓河西的目的,是為了通西域,聯絡月氏、烏孫反擊匈奴;后來發展到隔絕羌胡,斷匈奴之右臂。但事情的發展大大超過原來的預料,河西不僅僅成為漢朝建設和經營西域的通道,而且成為重要的后方戰略基地和物資供應倉庫。元封后期,漢朝在河西路上的交通設施大體完成,亭鄣已延伸至玉門,每年有大批使臣、商旅行走在這條路上,羌、匈威脅已基本解除,但是此時河西人煙稀少,物資供應仍然困難。太初元年(前104)李廣利西征大宛,中途敗退敦煌。次年,漢朝政府增調大批軍隊繼續西征,為了保證軍事行動的勝利,另派數十萬人為軍事服役,太初三年屯駐河西的戍卒、負私從者猛增至二十余萬人,河西居民的民族或份頓時起了根本變化。這批移民,絕大多數是中原各地的農民和手工業生產者,他們本身就具有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和高超的生產技術,這種遷徙是勞動力,生產技術同時輸入。他們又是秦、漢政府封建制統治下的農民,本身已習慣了漢族封建文化和社會制度,一進入河西,就以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代表者迅速發揮作用。十余年間,河西地區形成了強大的以農業為主、農牧結合的經濟力量,徹底改變了過去落后的經濟狀況。太初以后,河西屯田已西進至侖頭(輪臺),漢朝在這里置田卒數百,護田積粟,供應使者。至征和四年(前89),桑弘羊就提出從河西遷民于西域,擴大西域屯耕的意見。《資治通堅·漢記》記其事云“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谷。張掖、酒泉遣騎司馬為斥候,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筑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這一奏言的本身說明河西人口經濟初步發展起來以后,農產品不僅供給來往于河西的軍隊、使臣、商旅等,而且還要抽調人力在西域廣開屯田,支援西域發展生產。此事因漢武帝已到暮年,無力擴大對西域的經營,下詔停止,但他的后繼者仍在進行。宣帝繼位以后,漢朝與匈奴爭奪西域的戰爭加劇,匈奴欲奪烏孫東延、惡師地,烏孫要求漢朝出兵合擊。本始二年(前72)漢朝五將軍二十余萬人并出塞擊匈奴,其中有兩路分別從酒泉、張掖出發,這六七萬兵力的軍糧無疑由河西供給。地節二年(前68),漢朝攻匈奴車師地,鄭吉由西域發兵北上,又命張掖、酒泉各出騎兵至車師北以為聲勢,河西地區從人力、物力上一直支援經營西域的事業。神爵初年,漢置西域都護以后,西域諸國每年來中原的使臣增多,河西地區承擔的供應任務更加加重。在漢代簡文保留著供應使臣的賬單。《流沙墜簡·廩給類》收有這樣的簡文:“出粟一斗二升,以食使莎車續相如上書良家子二人。”“出粟五石三斗二升,以食使車師口君卒八十七人。”這僅僅是敦煌的情況,由令居至玉門二千余里,沿路亭站都有供應,其總量是很大的。至于長期居住在河西各地待詔的質子、使臣、商旅及其隨行人員,數量更為可觀。河西四郡不僅從人力物力上支持兩漢經營西域的偉大事業,保證交通路線暢通無阻,起到了前沿基地的作用,而且河西郡守有時兼管西域。東漢后期,敦煌郡守實際上兼行著西域都護的職權。早在漢宣帝時期,敦煌已開始起著聯絡西域的作用。《漢書·西域傳》記:元康二年(前64),烏孫昆彌上書,愿復尚漢公主,漢以相夫為公主,“使長樂侯光祿大夫惠為副,戊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會烏孫昆彌死,泥靡代立,常惠遂上書“留少主敦煌”。漢朝為了防止烏孫勾結匈奴制造事端,遂“遣破羌將軍辛武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欲通渠轉谷,積居廬倉以討之。”常惠馳至烏孫,屯赤谷城,解決烏孫內哄,辛武賢留敦煌以為聲援,結果匈奴未敢出兵,烏孫的問題得以解決。東漢初年,劉秀尚未統一西北,竇融以張掖屬國都尉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統轄河西。時莎車王康聯合諸國,共抗匈奴。他為了得到中原王朝的支持,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后漢書·西域傳》記:“建武五年(29)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時竇融尚未為劉秀所統一,他以河西大將軍的名義承制封莎車王,加西域大都尉,比西漢都護,使西域各國得以安寧。這件事情首開了河西兼領西域的先例,從建武五年到永平十六年(73)四十多年間,漢朝政府無力向西域派出都護,而西域各國或派質子,或遣使臣請求詣洛陽入奏,但是他們不能到達京師,只能在河西待命。當時長期在敦煌候詔者人數不少,所有書函都由河西郡守代為轉達。永平十六年,漢朝政府為了解除匈奴對西域的奴役和給河西四郡帶來的危害,派竇固、耿秉等帶領酒泉、敦煌、張掖、武威等郡的甲卒和盧水羌胡分別出酒泉和居延塞,在天山、蒲類等地擊敗匈奴呼衍王,在伊吾置宜禾都尉,恢復屯田。東漢政府這次恢復對西域的管轄,河西四郡兵民作出了巨大貢獻。匈奴不甘心其失敗,卷土重來,在永平十八年(75)漢朝詔回竇固撤出軍隊以后,單于派右谷蠡王將兵二萬騎攻車師,又唆使焉耆、龜茲攻西域都護陳睦。陳睦全軍戰沒,戊己校尉耿恭被圍于金滿城(今吉木薩爾)。漢軍在城中食盡窮困,乃煮鎧弩、筋革以為食。當時正值漢明帝劉莊死,朝中大喪,無法派出援軍,于是從司徒鮑昱議,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派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兵馳往解救。這是河西郡守直接帶兵至西域的開始。段彭等七千余眾至柳中,擊匈奴車師兵,迎還戊己校尉。漢朝不能在西域駐兵鎮守,置都護、戊己校尉等職。在西域諸國人民的強烈要求下,漢朝留班固以為假司馬駐守于田,統領各國。漢朝政府不能在人力、物力上繼續支持班超,班超依靠西域各國人民的河西諸郡的支持,治理西域,西域五十余國皆遣使臣屬。永元十四年(102),班超年老體衰,請求回朝,漢朝派任尚為西域都護代超。但是任尚不聽從班超的囑托,把班超的諄諄勸解視為“平平”,結果接任不久,即激起西域各國人民的反對。延平元年(106),任尚上書求救,詔梁瑾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往救,并以段禧代任尚為都護。次年,西羌大起義爆發,漢朝通西域的道路斷絕,詔還都護、校尉,撤出西域屯田吏卒,敦煌太守就成了兼管西域的邊官。元初六年(114),東漢政府從敦煌太守曹宗的請求,派行長吏索班將兵千余人屯伊吾,招撫諸國。到任不久,北匈奴與車師王共攻索班,索班等陣亡。曹宗請求朝廷繼續出兵,收復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領兵三百人。還有人主張關閉玉門、陽關,放棄西域。當時朝臣中有一批愛國之士,在關鍵時刻據理力爭,提出救援西域的良策。《后漢書·班勇傳》記:永寧元年(120)班勇上書曰:“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值,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于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矣。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后繼,是示弱遠夷,暴短于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于田心膽,北捍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同書《西域傳》又記:“延光二年(123),敦煌太守張珰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后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谷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策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賂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則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恤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御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沖萬里,震怖匈奴。”經過一場激烈的爭論,特別是班勇提出西域絕望,“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四郡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又說“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在這種形勢面前迫使漢安帝作出決定,復敦煌營兵三百人,又置西域復校尉于敦煌,聯系西域。又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班勇在河西郡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得到河西援兵近萬人,與敦煌太守張朗安輯西域諸國。從永建二年(127)班勇免官后,敦煌太守一直行使著領護西域的職責。《西域傳》記:永建四年(129)于田王與拘彌王斗,于田王放前殺拘彌王興,敦煌太守徐由從詔解決之。陽嘉元年(132),敦煌太守徐由奉命出兵討于田。四年(135),北匈奴呼衍王侵車師后部,詔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騎救之。元嘉元年(151)北匈奴呼衍王攻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于蒲類海東與呼衍王戰,悉為所沒”。詔令“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士四千人救之”。永興元年(153)宋亮代司馬達為敦煌太守,繼續協助西域長史、校尉,管轄西域。自延光二年(123)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敦煌恢復營兵以支援西域決定執行后,直至東漢滅亡(220)這近一百年的時間內,西域雖有長史、司馬、校尉之設置,但主要掌領西域各國、接納使臣和維持治安的重責,多由敦煌太守擔當。東漢政府無力在人力、物力方面援助西域,河西四郡不斷從兵力物力上保證供應,使西域各國一直接受漢朝政府的管轄,免于匈奴的奴役,河西四郡人民為此作出了巨大貢獻。河西地區為什么一直承擔援助西域的任務,其原因有三:(一)河西地區的生產發生了改變西漢政府開發河西與經營西域是同時進行的。但河西移民較多,設郡置縣較早,生產發展比西域快。漢朝政府曾以河西為基地大力經營西域,河西人民為此曾作出了重大貢獻。同時,漢朝政府與西域各國的往來日益密切以后,經濟文化的交往頻繁起來,不論中原運往西域的各種物資,和西域傳入中原的物資都要經過河西走廊,中途流散在河西的為數不少。如史書所載的西域特產葡萄、苜蓿、瓜果、胡豆等等,都先在河西種植成功,然后推廣到中原,中原地區傳入西域的生產工具、手工業品也先在河西使用,然后進入西域。因此,西漢中后期,河西地區生產發展非常迅速,與西域各族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