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緩刑制度的作用

自誕生以來，緩解法受到了廣泛的歡迎，尤其是在現代刑制度相對發達的國家。強制執行制裁的適用率普遍較高，在預防和刑事政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學者們對此予以高度評價,甚至認為“它是除了刑罰、保安處分兩個抗制犯罪支柱的第三支柱,是特種的刑罰手段”一緩沖區制度的理論概述(一)暫緩執行的節和悔罪規定我國《刑法》中的緩刑,是指人民法院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認為暫緩執行原判刑罰,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規定一定的考驗期,暫緩其刑罰的執行,如果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考驗期內沒有再犯新罪或者被發現判決宣告前還有其他罪沒有判決,也沒有嚴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公安部門有關緩刑的監督管理規定的行為的,緩刑考驗期滿,原判決刑罰就不再執行的制度。(二)緩刑不是刑種,刑罰制度只是綜合根據刑法總則,緩刑是指被判處一定刑罰的犯罪分子,在法定條件的情況下,在一定期限內能夠遵守一定條件,原判刑罰就不再執行的刑罰運用制度。作為一種刑罰運用制度,首先,緩刑的適用離不開刑種,但是緩刑并不是刑種,刑法并沒有將緩刑引入刑罰體系;其次,緩刑并非執行場所的轉移,也不是執行方式的變更,而是為補救短期自由刑弊端而設置,自身并不是自由刑。所以在我國刑法中,緩刑只能是自由刑的一項適用制度,即具體運用刑罰的制度。我國刑法將緩刑規定為運用刑罰的制度體現了緩刑的價值,反映了設置緩刑制度的初衷。(三)緩沖區立法模式緩刑的立法模式,又稱為緩刑的類型,縱觀各國的緩刑制度立法,主要有以下兩種模式:1.取消考驗期,取消考驗者。根據本犯告一般規定對初犯輕罪之被告所犯罪確認后在一定時間內不予宣告,而在一定期限內交有關機關對行為人進行監督考驗,在考驗期內沒有發生應取消緩刑的特定事由,便不再作有罪宣告,反之,則作有罪宣告,并依照有關規定予以處理。2.緩刑適用的立法模式其中,暫緩執行主義包括附條件有罪宣告主義和附條件赦免主義。附條件有罪宣告主又稱執行猶豫主義,是對犯一定罪的被告判處刑罰并予以宣告,同時宣告緩刑,在此緩刑期間沒有發生應取消緩刑的事由,則有罪判決失效,既免其罪又免其刑。附條件赦免主義是在判處刑罰的基礎上而規定的緩刑期滿后,如果緩刑沒有被撤銷,則免除其刑罰,但有罪判決仍然有效。上述緩刑制度的立法模式,其優劣在理論界并沒有定論。一般來說,英美法系一般采用暫緩宣告主義,大陸法系一般采用暫緩執行主義。暫緩宣告主義僅單純地以認定有罪為前提,并不進一步量定其罪與刑,不如暫緩執行主義精確合理,難以使罪犯在緩刑期間感受到強大的刑罰壓力,從而在心理規制力和自我約束改造積極性上不如暫緩執行主義有效。但暫緩宣告主義源遠流長,運作體系完整,在預防犯罪、矯正罪犯和實現刑罰個別化方面發揮著獨特的作用。但附條件有罪宣告主義如果罪犯成功度過考驗期,不僅得免其刑,而且得免其罪,使罪犯可以獲得更大的改造動力,有效的實現了緩刑的功效,從回歸社會的角度來看,避免了犯罪前科給罪犯帶來的影響,體現了刑罰教育的目的,但似乎比附條件赦免主義更有放縱罪犯之嫌,因為緩刑案件有罪輕罪重之分,對于相對較重的緩刑犯而言,似乎采用附條件赦免主義更為科學合理,更符合刑罰報應的正義要求。縱觀我國的緩刑制度,基本上采用大陸法系中的附條件赦免主義,對于特殊犯罪戰時軍人犯罪則采用附條件有罪宣告主義。二累犯不適用緩刑的原因我國《刑法》第72條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第74條規定:“對于累犯不適用緩刑。”根據上述規定,適用緩刑需符合三個要件,即前提條件、實質要件、排除要件,齊備三個要件即可適用緩刑。(一)短期自由刑、強制刑的性質緩刑適用于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犯罪分子,這是緩刑適用的前提條件,即對象條件。理解這一條件,應當注意:第一,其適用于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短期自由刑的犯罪分子,而不能是被限制自由的犯罪分子,如被判處管制的犯罪分子。第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是指宣告刑,而不是指法定最高刑。第三,我國將緩刑適用對象限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是因為我國的犯罪構成標準較高,輕罪數量較少,且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犯罪分子,相對來說,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較小,行為社會危害性不大,因此,對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犯罪分子適用緩刑符合我國刑法的邏輯。(二)準確把握緩刑適用的條件緩刑適用的實質要件是,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筆者認為,實質要件的把握應當注意:一是必須理解立法的愿意。緩刑的適用是為了促進犯罪分子改惡從善,減少刑罰執行成本,但是其必須建立在緩刑人員緩刑后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基礎上,如果不能保證緩刑人員緩刑后不致再危害社會,緩刑價值的實現無疑是空中樓閣,不但如此,而且可能還給社會帶來危害,引發公眾對緩刑制度合理性的質疑。因此,緩刑適用關鍵是要準確把握緩刑人員適用緩刑后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這尺度。二是認定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標準可以分解為客觀標準和主觀標準兩個。犯罪情節是“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客觀標準。所謂情節,是指事物存在和變化的情狀與環節。犯罪情節是指與犯罪行為或犯罪人有關的,體現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程度和行為人人身危險性程度,因而在定罪量刑中必須予以考慮的各種具體事實情況。犯罪情節范圍包括:犯罪分子主體情況;犯罪目的、犯罪動機等主觀方面情況;犯罪行為、侵害對象等犯罪客觀方面情況。此外,犯罪情節還包括犯罪形態、防衛過當、避險過當等情節。悔罪表現是“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主觀標準。所謂悔罪表現,是指犯罪人對自己所犯罪行悔悟的具體表現。悔罪表現有無、悔罪表現是否突出,可以反映行為人是否悔罪,悔罪程度如何。悔罪的重要功能是揭示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及人身危險性(三)累犯是否適用緩刑的問題排除要件,是指法律明文規定排除緩刑適用的情形。我國《刑法》規定:累犯不適用緩刑。對累犯不適用緩刑的原因主要在于累犯具有較強的人身危險性,累犯不僅已初次犯罪而且已再次犯罪,甚至多次犯罪,表明其對社會的危險性較大,從寬的刑罰對其缺少威懾或改造作用。因此,對累犯不應適用緩刑。綜上所述,在行為人同時具備以上三個法定要件時,司法機關可以對犯罪分子適用緩刑。在適用緩刑時,要嚴格依照規定的條件進行,反對符合緩刑條件者不適用緩刑,同時也反對不符合緩刑條件者適用緩刑。三考慮到是否適用于罰款犯罪和附加定罪的政治權，(一)罪并罰與緩刑中緩刑適用的關系犯有數罪的犯罪分子,按照數罪并罰的原則被決定執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能否適用緩刑,頗有爭議。肯定說認為:數罪并罰與緩刑并不排斥,只要行為人被數罪并罰后決定執行的刑罰符合緩刑的條件,就可以適用緩刑在犯罪分子犯數罪場合下緩刑的適用,應是在對數罪分別定罪量刑的基礎上,依據數罪并罰原則決定執行的刑罰,而后針對執行刑宣告緩刑,并確定緩刑考驗期。因此,對數罪適用緩刑應以數罪并罰原則決定的執行刑為基礎,不能以各個罪分別判處的宣告刑為基礎。(二)緩刑適用條件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犯罪分子,附加判處剝奪政治權利后是否可以適用緩刑,我國刑法沒有明確規定,理論界也有肯定說和否定說之爭。否定說認為:被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屬于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犯罪,不能適用緩刑,如對其適用緩刑,會造成罪和刑不相適應的矛盾四中國打算完善緩沖區制度(一)緩刑適用的效果對罰金刑能否適用緩刑,目前,世界各國刑事立法上有肯定和否定兩種態度,日本、法國、意大利、我國臺灣地區的刑法典規定可以對罰金刑適用緩刑,巴西、俄羅斯、瑞士和我國等的刑法典則明確規定對罰金刑不適用緩刑或者沒有規定對罰金刑可以適用緩刑筆者認為,從緩刑的功效、罰金刑的嚴厲程度、罰金刑適用緩刑在理論和實踐意義等方面來看,罰金刑是可以適用緩刑的,理由如次:一是從緩刑的刑種來看,在自由刑和罰金刑并列的情況下,如果只允許自由刑適用緩刑,而罰金刑卻不能適用緩刑,不僅在理論上依據不足,而且在適用中亦諸多便。尤其是因罪責輕沒有科處自由刑而單處罰金時,形成事實上的輕重的刑適用了緩刑,而較輕的卻沒有適用緩刑,有悖公平正義。二是從緩刑運用的目的看,緩刑是為補救短期自由刑的缺陷而設立的,但其還有另一個明顯的作用是鼓勵犯罪人改過自新,緩刑的這一作用的發揮,不依賴于刑種,對罰金刑適用緩刑,同樣能達到這一效果。三在是罰金刑適用中的問題來看,允許罰金刑緩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罰金的弊端。首先,犯同一罪處相同數額的罰金,同罪同罰,看似平等,但實質上不平等,因為犯罪分子的經濟承受能力存在著差異,對同等數額的罰金,不同的受刑人感受不同,在適用緩刑之后,則可平抑這種刑罰效果的實際上不平等;其次,罰金刑的執行必須以受刑人擁有一定財產為前提,而受刑人貧富不均,對于無錢的受刑人,罰金刑是難以執行的,在適用緩刑之后,有助于解決罰金刑執行難的問題;再次,刑罰的適用應堅持罪責自負,不株連無辜原則,罰金刑的適用不免要影響罪犯的親朋好友,而對罰金刑適用緩刑后有助于減少罰金刑的這一負面效應。基于上述理由,我國應建立罰金刑緩刑制度。第一,規定罰金刑緩刑制度,實際上在單處罰金與免于刑事處罰之間設立一等級,便于對犯罪人采取區別對待政策,使刑罰體系更加完整。第二,有利于避免罰金刑弊端,使罰金刑功能更強大,適用范圍更廣,更好地發揮罰金刑的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功能。第三,設立罰金刑緩刑制度可以充分挖掘緩刑制度的潛能,促使犯罪分子自覺悔過自新、改惡從善。(二)緩刑適用條件目前,從總體上看,我國刑事司法實務中一方面存在緩刑適用率很低的情形,據統計,1999年全國緩刑使用率僅為14.86%,比發達國家的50%左右的比例有較大的差距應當適用緩刑的情形可以如下表述: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真誠悔罪,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適用緩刑:(1)未成年犯罪的;(2)喪失危害社會能力的聾啞人、盲人和其他病殘者犯罪的;(3)正當防衛或者緊急避險超過必要限度,過失造成不應有損害,因而構成犯罪的;(4)犯罪中止的;(5)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現的;(6)被脅迫、被誘騙參加犯罪的;(7)其他應當適用緩刑的。不得適用緩刑的則是那些顯示出嚴重人身危險性的罪犯,具體而言,慣犯;沒有特別可寬宥情節的累犯;曾經受過刑事處罰,在較短時間內又因相同性質的犯罪而再次受到刑事處罰的,都不得適用緩刑。(三)緩刑保證金制度,既限制適用主體—建立未成年犯緩刑保證金制度所謂緩刑保證金制度,是指對緩刑人員在考驗期內由提出擔保的緩刑人員親屬或所在單位,向人民法院交納規定數額的貨幣,保證緩刑犯遵守監督規定、不再犯罪的一項緩刑制度緩刑保證金制度在國外已頗為成熟,但在我國理論界仍分歧較大。贊成者認為,緩刑保證金制度,在我國對緩刑監督力量不足的情況下,具有調動保證人監督緩刑人員的作用;反對者認為,緩刑保證金制度可能導致“有錢才可以緩刑”的現象,影響緩刑的公正適用。筆者認為,單純的緩刑保證金制度在實踐中未必能實現其目標價值,并且的確存在制度性不公正的誘因,因此,應當有條件的將緩刑保證金制度引入我國的緩刑制度,即限制適用主體——僅限于未成年犯。對未成年犯擴大緩刑的適用是現代國際社會的普遍傾向。對未成年適用緩刑保證金制度,既符合刑罰教育的目的,又符合緩刑的價值目標。首先,未成年人可塑性大,自制力差,需要特殊保護;其次,緩刑保證金制度可以強化對未成年犯的幫教、考察。當未成年犯符合緩刑適用的前提條件和排除條件,法官不能確信未成年犯“不致再危害社會”時,如果未成年人的監護人提供緩刑保證金,并進行保證,法官可以考慮適用緩刑。(四)緩刑的監督考察機制緩刑的成敗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于緩刑的監督實施,而緩刑監督的主體是緩刑監督機構。因此,緩刑監督機構在緩刑工作中占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國外,緩刑監督工作由專職人員承擔。在英國,緩刑監督工作是由緩刑監督官和緩刑工作人員完成的,在美國,對緩刑人員的監督考察是由緩刑官負責的,在德國,緩刑監督主要是由緩刑輔導員負責的。緩刑官其主要職責包括:為法院對案件的判決提供判決前報告,評估和提出對案犯是適宜于監管刑還是緩刑的建議;領導和管理監護中心,為緩刑犯提供教育、培訓、就業指導,娛樂和反思罪過的場所;對法院判處社區服務令的緩刑犯人,進行監督考察;定期將服緩刑令或社區服務令的犯人表現情況,向法院和社區有關部門報告等。在我國,緩刑監督工作是由公安機關承擔,緩刑人員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予以配合。由于緩刑監督工作不是由專門機構承擔,緩刑工作不盡如人意,有的地方出現公安機關對緩刑人員不管不問的情況,法院對緩刑人員“一緩了事”,緩刑人員在不少地區出現脫管、漏管現象比較嚴重。因此,鑒于我國現有的緩刑監督制度的弊端,應借鑒國外的先進司法實踐經驗,改革現行的緩刑監督考察機制。具體而言:一是將緩刑的執行機關由公安機關改為司法行政機關。司法行政機關的主要職責之一是管理監獄及其他勞改場所(即行刑),而緩刑是一種特殊的行刑制度,考察、監督緩刑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