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現代化理論、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簡述現代化理論從萌芽至成熟，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現代化理論的萌芽階段，從18世紀至20世紀初。這一階段以總結和探討西歐國家自身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經驗和面臨的問題為主，其中主要的學者有圣西門、孔德、迪爾凱姆和韋伯等。第二個階段是現代化理論的形成時期。從二次世界大戰后至20世紀60、70年代，以美國為中心，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經典現代化理論體系，主要學者有社會學家帕森斯、政治學家亨廷頓等。第三個階段是從20世紀60、70年代至今，這一時期一些學者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思想，矚目于不發達國家不發達現象及其原因，提出了分析“中心-外圍”結構產生、發展的經濟全球化理論，如“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因此，研究現代化除了要重視經典現代化理論外，也不能忽視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一、經典現代化理論20世紀50年代，美國一批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相繼開展了現代化研究。1951年6月，在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經濟增長委員會主辦的學術刊物《文化變遷》雜志編輯部舉辦的學術討論會上，大家討論了貧困、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與會者認為，使用“現代化”一詞來說明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是比較合適的。1958年，丹尼爾?勒納出版《傳統社會的消逝：中東現代化》一書，認為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就是現代化。1959年，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比較政治委員會召開了政治現代化討論會，隨后出版了《發展中地區的政治學》（阿爾蒙德和科爾曼，1960）。60年代西方陸續出版了一批有影響的現代化研究專著，現代化理論基本形成。例如，《經濟成長的階段：非共產主義宣言》（羅斯托，1960），《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現代化》（沃德和拉斯托，1964），《現代化和社會結構》（列維，1966），《現代化的動力：比較歷史研究》（布萊克，1966），《現代化：抗拒與變遷》（埃森斯塔特，1966），《現代化：增長的動力》（維納，1966）、《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頓，1968）等。在70?80年代，現代化理論面臨諸多挑戰，同時也得到全面發展，形成了五光十色的現代化理論。西方學者開展現代化研究，歷時50年（50?90年代），最終形成了經典現代化理論體系。盡管這種理論存在許多固有的缺陷，并因此受到種種批評，例如，這種理論不能解釋發達工業國家70年代以來的發展等，但是，它仍然被認為是用來闡述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文明的革命性變化的有力理論，其他任何一種社會科學理論都不可能完全取代它，也因此被稱為經典現代化理論。經典現代化理論并不是一個單一的理論，而是不同領域、不同學者關于現代化研究的理論成果的統稱。在不同領域和不同地區，現代化具有不同的特點。經典現代化理論并不是一個單一的理論，而是不同領域、不同學者關于現代化研究的理論成果的統稱。在不同領域和不同地區，現代化具有不同的特點。表1：不同領域經典現代化的主要特點領域主要特點政治現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科層化（官僚化）經濟現代化工業化、專業化、規模化社會現代化城市化、福利化、流動化、信息傳播個人現代化開放性、參與性、獨立性、平等性文化現代化宗教世俗化、觀念理性化、經濟主義、普及初中等教育經典現代化理論研究，根據領域不同，可以分為政治現代化、經濟現代化、社會現代化、個人現代化和文化現代化理論等；根據研究特點不同，可以分為六個學派。經典現代化理論研究，根據領域不同，可以分為政治現代化、經濟現代化、社會現代化、個人現代化和文化現代化理論等；根據研究特點不同，可以分為六個學派。政治現代化理論。代表人物：伊斯頓、阿爾蒙德、阿普特和亨廷頓等經濟現代化理論。代表人物：羅斯托、弗蘭克、格爾申克隆和庫茲涅茨等社會現代化理論。代表人物：帕森斯、列維、勒納和穆爾等現代化心理理論。代表人物：英克爾斯和麥可勒蘭德等比較現代化理論。代表人物：布萊克和艾森斯塔特等）等現代化是一個歷史過程，包括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傳統政治向現代政治、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轉變等。在40?60年代，歐美發達國家已經完成工業化進程，步入高度發達的現代工業社會；發展中國家沒有完成工業化進程，仍然處于傳統農業社會，有些地區甚至處于原始社會。所以，在經典現代化理論中，現代化可以被概括為一句話：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歷史過程就是現代化。

表2：經典現代化理論研究的六個學派學派主要觀點或特點代表人物結構學派結構一功能主義。現代化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重點研究現代性和傳統性的比較和轉換。帕森斯、列維、穆爾等過程學派現代化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一系列階段和深刻的變化。重點研究轉變過程的特點和規律。羅斯托等行為學派現代化必然涉及個人心理和行為的改變，強調人的現代化。英克爾斯等實證學派各國的現代化具有不同特點。開展現代化的實證研究。亨廷頓、格爾申克隆等綜合學派現代化涉及人類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變化。比較研究、發展模式研究、定量扌日標研究等。布萊克等未來學派研究未來的發展趨勢，重點研究發達國家的發展趨勢。貝爾、托夫勒等根據經典現代化理論，現代化不僅是一個歷史過程，也是一種發展狀態，可以指發展中國家趕上發達國家后所處的狀態（完成現代化進程后的狀態），也可以指發達國家已經達到的世界先進水平所處的狀態。由于人們對世界先進水平有不同的認識，高度發達工業社會內部也存在許多弊端，而且社會是不斷發展的。經典現代化理論遇到了這樣一個難題：如何解釋發達工業國家今后的發展？學者們發現，用經典現代化理論解釋發達國家18世紀工業革命到20世紀中葉的發展過程是合適的，用它解釋發展中國家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的過程也是合適的，用它解釋發達工業國家將來的發展就不合適了。可以肯定地說，工業社會不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終點，而是一個驛站。那么，發達工業國家今后的發展過程是什么？二、依附論20世紀60年代興起于拉丁美洲的依附論，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外圍國家或地區的角度，研究西方全球化歷史進程中的資本主義積累運動，和帝國主義擴張的嚴重后果——外圍或邊緣地區的不發達問題，因此可以把它視作馬克思列寧主義帝國主義理論的新的重要補充和有機組成部分，甚至可以把它視作批判西方全球化的“新帝國主義理論”。從其闡釋外圍或邊緣地區不發達問題的原因及其對策主張來說，可以把它視作全球化背景下植根于第三世界的新發展經濟學理論。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理論流派中，它盡管顯得激進，然而卻是非主流的。依附論的中心議題是探討不發達國家的根源和如何解決這些不平等的發展與依附問題。它在20世紀60年代取代結構主義理論，無疑表明了它對解釋當時不發達國家情況的適應性。從方法論意義上來說，依附論為我們認識當今全球化背景下廣大第三世界的不發達問題，對于認識不發達國家在西方國家跨國公司投資中的地位，以及不發達國家的內部政治與經濟關系，對于不發達國家如何利用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為“外圍”國家實現工業化等等，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在價值取向上，大多數依附論者傾向于社會主義道路，堅決反對全盤西化的政策，依附論提供的具有重要學術參考價值的某些基本結論等，都是值得肯定的理論貢獻。至于依附論主要的也比較一致的觀點，按照瑞典經濟學家馬格努斯?布魯姆斯特魯埃和比約恩?赫特內的意見，可以簡要歸結為4點：欠發達是同工業化國家的擴張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發達與欠發達是同一世界進程的不同側面；欠發達不能被視為一個進化進程的原始條件；依附不僅僅是一種外部現象，在內部結構（社會、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中它也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是，依附論的理論缺陷也是很明顯的。比如美國學者拉西特批評依附論的研究方法過于簡單，他指出，依附論只使用一個獨立的變量——國際經濟的運作——來解釋第三世界出現的“不發達、邊緣化和依附性發展”這3種不同現象是不科學的。而且，依附論以民族國家為單位劃分所謂“中心-外圍”的世界，無疑犯了片面強調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矛盾，而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全球范圍內“資本與勞動”的對立這一根本矛盾的錯誤，因而其求解外圍或邊緣地區不發達的出路的各種主張，都沒有真正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創始人在各種場合提出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口號的真實含意。從冷戰結束后的國際政治現實上分析，依附論似乎也遭到了挑戰。蘇聯和東歐的變革無疑是對絕大多數依附論堅持者的一個動搖，而冷戰后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在國際舞臺上力量的弱化以及處境的艱難更是讓依附論似乎成為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理論。而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卡爾多索的聯系性依附發展理論也受到懷疑。總之，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國際關系的現實都對依附論提出了挑戰和質疑。從另一方面說，對于現在所謂的不發達國家而言，不管是加入世界經濟的過程還是與其隔離，這些都不能保證一國經濟的發展，重要的是一國改造自己國家經濟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發展戰略、財政體系以及經濟和政治領導人是至關重要的。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瑟爾瓦爾(A.P.Thirlwall)則強調發展中國家運用計劃比市場機制更為重要。因此，盡管在其產生和發展的整個過程不斷地“修正”自身，但由于理論上的固有局限以及冷戰結束后國際政治經濟現實的發展變化，依附論的理論生命力不斷遭到質疑和挑戰，有的學者現在甚至開始討論“依附論是否真的死亡了”的問題。關于依附論的發展方向，其著名代表人物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認為，有把它擴展為一種世界體系理論的必要性。當然，談及這些多對于依附論的批評和批判，并不說明依附論已經沒有生命力了。我們應承認依附論作為一種理論，確實有它的歷史局限性。然而，對于一種理論的認識，最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它所提供認識和論證問題的方法。如筆者認為依附論采用了一種結構主義手法，從埃及經濟學家阿明的不平等的發展理論來說，其主要是強調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對于形成一種中心和外圍國家之間不平等依附的意識，阿明認為中心國家是通過一種國際不平等的交換格局，實現和加劇了中心與外圍這種國際經濟關系。從本質上看，依附理論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范疇依然有效，對于認識不發達國家在西方國家跨國公司投資中的地位，以及不發達國家的內部政治與經濟關系是有參考作用的；另一方面，對于不發達國家如何利用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為“外圍”國家實現工業化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三、世界體系論世界體系論在一定意義上講是在借鑒和融合依附論和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基礎上企圖實現對二者的超越的產物。這決定了它一方面批判西方中心論，反對西方現代化理論家們主張的外圍或邊緣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照搬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全盤西化論；另一面分析世界體系的流動性，論證資本主義的長期性、穩定性和不可避免性。在學術思想的影響上，世界體系論整體性、宏觀性、綜合性的理論視野、“多學科一體化”的研究方法、注重相互借鑒與融合的理論特點，以及關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動力、經濟周期、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是一個最大的剩余價值的“吸收器”等一系列富有新意的觀點，都使得它在西方社會科學各個領域激起了巨大的反響。的確，凡是研究16世紀以來的世界史的學者，研究第三世界發展問題的發展學理論家，包括研究發展經濟學、發展社會學、發展政治學和發展戰略學的學者，對世界體系論的一些觀點，不管是贊成還是不贊成，都得在他們的著作中加以引述和討論。需要指出的是，世界體系論與依附論存在一定理論淵源關系，同時，它在以下3個方面又明顯比依附論更進一步。第一，它在采用依附論核心——邊緣理論模型的同時，建構了半邊緣地區這一攸關世界體系長期穩定的重要概念，而且，它不像依附論那樣把國家作為研究單位，而是將世界看作一個整體，通過對政治、經濟和文明3個層次的分析，深刻揭示“中心-半邊緣-邊緣”結構的發展變遷和運作機制；第二，它從一個更加明確的分析框架來觀察世界經濟和國際體系的靜態結構和動態進程，因而比依附論在時空上更具整體性；第三，它從全球角度出發，強調依附的普遍性和邊緣國家的共同性，因而克服了依附論拉美經驗的局限性。盡管近年來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從某些方面論證了世界體系理論，盡管為著更全面地解讀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矛盾、困境和發展趨勢，更清晰地看到作為“反體系”力量的社會主義的世界發展前景，我們需要借鑒這一理論。與依附理論者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或所謂“現代世界體系”描述為中心和外圍兩部分不同的是，沃勒斯坦以勞動分工為基礎，根據經濟活動的復雜性、國家機器的實力以及文化的完整性等衡量標準，把它分為核心區、邊緣區和半邊緣區3個部分。在他那里，半邊緣區是介于中心和外圍之間的緩沖地帶，起平衡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作用，沒有這個半邊緣區，資本主義將會遭受毀滅性的經濟危機。這種“核心、邊緣和半邊緣式”的結構，從“現代世界體系”經濟、政治和文化3個基本維度來看，都表現明顯。首先，從經濟維度來看，驅動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動力是“不等價交換”和“資本積累”。這種資本積累過程中的不等價交換存在于該體系內的兩組關系——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核心區和邊緣區——之中。核心區生產技術含量高、資本密集、高工資產品，而邊緣區則相反，生產技術含量低、勞動密集、低工資產品，介于它們之間的地區就是半邊緣地區。在沃勒斯坦那里，半邊緣區或者說國家并不是一種“殘余類型”，而是世界經濟體不可缺少的結構性要素，因為它“將世界體系的邊緣國家的產品進口到核心國家，同時將核心國家的產品進口到邊緣地區，并且是以大致同樣的程度來進行這兩種活動的”。這種“核心、邊緣和半邊緣式”的層級結構決定了不平等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說，決定了擁有生產和交換雙重優勢的居于體系的“核心”的英、美等發達國家，對屬于體系“半邊緣”的一些中等發達程度的國家以及處于體系的“邊緣”的某些東歐國家、大批落后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剝削，維持自己的優越地位。“半邊緣”既受“核心”的剝削，反過來也剝削“邊緣”，因而“邊緣”則受到前兩者的雙重剝削。沃勒斯坦強調，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對“核心、邊緣和半邊緣”之間的不平等有很強的“自我維持之勢”，同時市場的力量也會強化而不是削弱這種不平等。但是對特定的地區來說，它在體系內的角色并非一成不變。尤其是當技術進步帶來世界經濟體的范圍擴大時，它們之間有可能出現角色的轉換。其次，從政治維度來看，獨立國家的形成以及國家體系的出現，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以前具有單一政治結構的世界帝國之間相區別的重要標志。在勞動分工和資本積累的作用下，出現了“核心、邊緣和半邊緣式”資本主義國家體系結構。在國家體系結構中處于核心地位的國家，往往也是世界經濟體系中居于核心的國家，邊緣和半邊緣國家的情況也基本一樣。沃勒斯坦認為，這種“核心、邊緣和半邊緣式”的國家體系結構，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或者說“現代世界體系”長期穩定的重要保證。在這種國家體系中，眾多的國家不可能都同樣強大，因為“如果是勢均力敵的，它們就會阻礙位于別國的跨國經濟實體有效運行。那樣的話就會妨礙國際勞動分工，世界經濟就會衰落，直至世界體系土崩瓦解”。這樣在世界體系中就會形成金字塔形的權力機構，從而出現霸權。在沃勒斯坦那里，霸權就是指在大國競爭中，一個大國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將自己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上的原則和意愿強加于其他國家或地區。因周期性變化而產生的霸權國家有這樣一些共同特征：它們只有將自己的經濟優勢從農業——工業生產領域開始，逐步擴大到商業、金融業，并維持在此3個領域的全面優勢時才能建立霸權；它們都力主門戶開放的自由貿易；它們的軍事力量主要體現在海上。迄今為止，資本主義國家體系經歷了3個霸權周期，相應地先后產生了3個霸權國家，即17世紀的“海上馬車夫”荷蘭、19世紀成為“世界工場”的英國以及20世紀中葉的美國。但是，在這種霸權穩定機制下，除了半邊緣的強國對霸權國家的競爭和挑戰，還有居于邊緣的弱國對半邊緣的強國和核心的霸權國家的不滿，因此，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始終存在“反體系運動”。對居于核心的霸權國家來說，問題在于，稱霸是短暫的，一個國家一旦成為霸權國，它也就開始衰落。再次，從文化或文明的維度來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核心、邊緣和半邊緣式”的結構特點也很明顯。最主要的表現就是核心國家基于增進自己國家的政治凝聚力和提高經濟生產的有效性，以及長期維持對邊緣和半邊緣國家進行經濟剝削、政治控制的需要，通過“社會科學的制度化”、“意識形態的規范化”，竭力把歐美文化或西方文化這種本來只是歐美一隅的“特殊文化”，普遍化為一種所謂的“世界文化”。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一般的核心國家，以及作為一種特殊形態存在的霸權國家都在努力加強其生產者的優勢，并且通過它們對世界的文化統治而使得它們在國家體系中的作用合法化。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是通過容易觀察到的形式，諸如語言、宗教以及習俗來實現的。但更為重要的是，這種霸權是通過其他形式來實現的，這些形式包括思維方式和分析方式，尤其是通過哲學和科學/社會科學的范式來實現的。”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內文化或文明演變中的這種霸權趨勢，最終必然導致世界性的文化或所謂的文明沖突。在這種沖突中，邊緣和半邊緣國家處于兩難境地，對西方文化的霸權趨勢很難作出有效的反應。但是，也要看到，世界體系論有著自身的缺陷與不足。比如，它在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方面最終陷入了歷史悲觀主義和懷疑論的誤區，它認為社會主義只是一個烏托邦。又如，它的“結構決定論”（外部因素決定論）顯得過于僵化，明顯與一些國家和地區社會發展的實際有差距，而且世界體系論的整體研究法忽略了不同國家不同歷史對期的特殊發展過程，忽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