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第第頁系統論在法理學研究中的運用初探自二十世紀四十年月維納奠基性地提出掌握論以來，由貝塔朗菲正式提出，并經普里戈金、哈肯、艾根1等人加以進展的系統論思想成為深刻影響人類思維的二十世紀的一項重要文明成果，已日漸滲透到各個學科和領域，發揮著越來越廣泛的影響力。法學討論同樣也受到了系統論思潮的浸染，一些學者為將系統論應用于法學討論做出了主動的探究。本文即就系統論思想在法理學中的運用進行一些粗淺的探討。

一、系統論在法學中的應用現狀

最早運用系統論對法律進行考察的并非來自法學界，而是系統論學者自身。維納在其《人有人的'用途——掌握論與社會》〔1952年〕中辟有專章以“法律與通訊”為題論及法律，他認為“法律可以定義作對于通訊和通訊形式之一即語言的道德掌握，當這個規范處在某種權威有力的掌握之下，足以使其判決產生有效的社會制裁時，更可以這樣地看”，2“法律問題可以看作通訊問題和掌握論問題，這也就是說，法律問題就是對若干危急狀況進行秩序的和可重復的掌握”。3可以看出，維納的觀點與當時盛行一時的社會法學關于法律是社會掌握工具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但他在“掌握”之外又加上了信息的接收與反饋即“通訊”的因素，已經初步具有了系統論的影子。在維納之后的系統論學者好像對法律并未賜予太多的關注，而法學界則有人開頭主動嘗試以系統論的視角去考察法律，布爾丁的《糾紛的一般理論》、廣瀨和子的《糾紛與法——用系統分析方法討論國際法社會學的嘗試》均在這方面較早做出了有益的探究，前蘇聯法學界在八十年月也主動將掌握論引進了法學討論4，而真正全面、深化地運用系統論思想并且取得了較為重要成果的則當推德國的N·盧曼〔N·Luhmen〕、G·托伊布納〔G·Teubner〕和K-H·拉迪亞〔K-H·Ladeur〕等人關于法律的系統理論。盧曼認為社會不是個人或主體的集合體，而是“系統/環境”的關系，法通過限定人們的期盼——使迄今為止所做出的確定或今后將要做出的確定具有連續可能性的“意義”，并使之結構化，成為旨在縮減世界冗雜性而功能分化了的社會系統，5他試圖將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法律的自我描述與社會學的關于法律的外在描述結合起來，既強調法律系統的統一性〔unityoflegalsystem〕、封閉性〔closeness〕、自治(autonomy),又突出法律與社會之間密不行分的聯系，提出了一整套較為完好的系統法學理論。托伊布納和拉迪亞在盧曼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有所進展，特殊是托伊布納提出的法律“自創生”理論較有特色，他認為法律經受社會彌散法、部分自治法和自我創生法三個進展階段，作為自我創生系統的法律〔LawasanAntipoeticSystem〕是一個次級掌握論系統，它以自我關聯的方式構成各個組成部分，并以超循環的方式把它們連接在一起，法律的各個組成部分自我生產，法律規范與法律行為互相產生，構成超循環連接。6托伊布納還主動開展德國的系統理論與英美批判法學之間的對話，并認為英美批判法學停留于法的解構，而盧曼和自己的系統理論則同時也是法的重建理論。7

我國法學界對系統論的運用是與系統論思想在我國的傳播同步的。雖然錢學森在五十年月就著有《工程掌握論》一書，但直至七十年月末、八十年月初，西方的系統論思想才在我國傳播開來并受到重視，與外國相比，我國對系統論的運用起步較晚。在1979年進行的一次系統工程會議上，由錢學森首次提出了“法治系統工程”的概念，此后，吳世宦、常遠等一批學者就法治系統工程問題綻開了進一步的討論和探討，以吳世宦的《論法治系統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