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浙江人文精神論文

一、人文浙江的文學表達

文學學科分論壇收錄了來自省內87位學者的論文。圍繞“人文浙江的文學表達”這一主題，學者們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研討:浙江文學的風格:“無骨”與“有骨”。浙江地處江南，既有“江南形勝三吳都會”的繁華綺麗造就的“無骨江南”的溫婉優美;也有“山窮水惡奇絕險峻”的自然環境下一個“自耕農社會”的艱苦卓絕和“有骨江南”的剛毅堅韌。前者，自然是以浙西太湖流域為中心。浙江警官職業學院副教授徐曉芳認為，明清以后，杭嘉湖蘇錫常地區的閨閣女子，受過良好的人文熏陶，女性自我意識也有所覺醒，以詩意的眼光看待山水、世態和人情，用彈詞小說這一文學形式，表達她們對愛情、婚姻和幸福生活的書寫和想象，字字透著閨閣女子特有的嬌嚴厲溫婉。而后者，則以浙東“崇山峻嶺”為代表。會上，學者們看到，在這樣的浙東文化浸潤下，精細整飭又激越鋒利的“永嘉文體“(李建軍《時文典范與舉子事業———南宋永嘉文體探微》)，端詳破敗、抨擊落后的浙東鄉土小說(傅祖棟《浙東鄉土小說的民間結構》)，以及以“創作的剛性美學風范、‘為人生’的創作主題、執著于表現現實的創作向度以及深刻犀利的藝術風格”著稱于世的魯迅文學創作(卓光平《論越文化對魯迅文學創作范式特征的生成意義》)，都體現了“有骨江南”的錚錚文學質地。浙江高校教授黃健認為，從思想和精神傳承的維度來看，“浙東學派”對“兩浙”文化和文人(作家)的影響，是“兩浙”作家在新文同學成與進展的實踐中整體崛起的重要的地緣文化因素，也是新文學得以快速生成與進展的思想與精神動力。

當然，吳越兩地一脈相承，相望相屬;兩浙文化亦是既相離，又相融。正如杭州師范高校教授鄧天中在其木心的“有骨江南”討論中體會到的，“有骨”和“無骨”都在江南，尖銳和平和都在江南，剛毅和柔婉都在江南，就像周樹人的內柔外剛，就像周作人的外柔內厲。剛柔并濟，猛虎薔薇，才是浙籍作家最內核、最精彩的文學表達。浙江師范高校教授陳玉蘭在海寧查氏最有傳奇顏色的人物査繼佐的《先甲集》中窺見其“儒俠互補”、尚武重節的傳奇人格;寧波城市職業技術學院講師傅祖棟則認為，“山岳氣“和”水性格”兩者的“互動相制構成了受其滋養而產生的浙東鄉土小說的兩種最基本的寫作范式，浙東鄉土作家既在小說中無情鞭撻鄉村封建宗法制痼疾，又滿含深情地展現家鄉的水墨山水畫，可謂亦剛亦柔;浙江高校講師李杭春指出，20世紀30年月，郁達夫離滬避杭，當頗有“出世”之意味，然而詩人仍能在山水記游中植入對現實、對時政的思索，完成一種不動聲色、不彎“強”弩的批判，并終至在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上成為了一名壯烈赴難的文化戰士。

浙江文學的品行:“時文”與“世典”。在地理上，浙江偏居江南一隅，遠離中原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然而“適新應變”與時俱進，幾為浙人之天性。這種探究創新意識使歷史上的江南數度成為中國最“開風氣之先”之地，成為各種新文學、新文體、新思想、新觀念的發難之地，而很多時文新制又能彌之久遠。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間，在江南永嘉的科場，消失了一種典范的“時文”———以“止齋文法”為代表的“永嘉文體”得以傳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臺州學院副教授李建軍認為，盡管永嘉文體附會科舉條制，但它們講求苛細的文法，整飭工巧，細膩圓熟;又能呼應“孝宗朝勵精圖治、銳意進取的時代精神”，故能激起時人的共鳴。所以，“永嘉文體”的深遠影響，與其說是在文章技法上，不如講是其表現出的內圣外王、經世致用的學術取向。故“時文”而能“世典”，或許得益于浙籍作家的能集“文人”與“學人”于一身，集“寫作”與“思索”于一體。創作足以傳世的經世文章，或是浙籍作家的一大使命。當年魯迅“棄醫從文”，也正是意識到了文藝拯世濟民之功能。浙江師范高校教授曹禧修認為，魯迅獨特、犀利、深邃的思想批判和社會批判，與其價值視點“正相關”:“在群/己的價值結構中以個人為本位，在奴/人的價值結構中以‘真的個人’為本位，是魯迅思想，也是魯迅文學敘事始終沒有轉變過的‘價值基點’。可謂讀出了“時文”而又“世典”的一大事理。溫州高校教授孫良好、助理討論員孫鵬程則指出，魯迅筆下的“日本形象”，也“隱含了魯迅對于作為他者的異域日本的糊涂熟悉和作為自我的本土中國的深切期盼。而這種糊涂熟悉和深切期盼都基于一個‘大寫’的人———一個抱負的國民主體形象的建構”。類似的特質還連續到余華的創作中。浙江工商高校副教授丁莉麗認為，從《兄弟》到《第七天》，余華最終“抵達現實”，實現了“從‘夸張變形’到‘貼地飛行’”的華麗轉身。余華小說的魅力在于“在新聞停止的地方開頭文學想象，運用他布滿文學才智的敘述，構建出一個布滿生活質感的藝術世界”。在這個藝術世界里，即便是最當下的現實，也擁有超越時空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第七天》是“時文”，但更能成為“世典”。

浙江文學的手法:“本色”與“重彩”。“本色”，顧名思義，就是“本”生活之“色”。這里，既可以有真誠坦蕩自然?去雕飾，也可以有流麗動聽“信南方之柔媚”;同時，浙江雅致多情又堅韌堅韌的人文精神，更召喚濃墨重彩、慷慨激越的文學表達———本色與重彩，當是人文浙江的文學表達之中引人矚目的兩端。寧波工程學院講師陳遠洋認為，明徐渭“首次從戲曲的語言、角色、劇情和聲律四個方面初步建構起了戲曲‘本色’論的理論框架”，以現實生活之“真”為本，提倡通俗易懂、雅俗適宜的“本色”語言，流露人生真性情的“本色”劇情，合于生活規律的自然表演，和貼民生活的村坊之音，以完成合乎生活規律的劇情和人物，為明及以后戲劇表演的成熟和戲曲理論的進展，作出了貢獻。浙江科技學院副教授胡浙平指出元代詩人趙孟頫的懷古詩“體悟深致、抒發膚淺”，其贈別詩“言由心出、坦蕩真誠”，其題畫詩的“描摩細致、敘議結合”，其山水詩的“布局精要、層次井然”;徐曉芳讀則認為清代閨閣女子的彈詞小說，既有其既本乎自然，“將日常生活審美化，以詩意的眼光看待山水、世態和人情”的一面，又有重于傳情，“用如幻的彩筆畫出具有浪漫主義顏色的女性形象”的另一面。可謂“本色”與“重彩”共生并存。杭州科技職業技術學院教授劉鶴認為穆旦的詩中布滿張力，語詞冷峻，“外冷而內心酷熱，意象的外在特征鮮亮而內在隱喻豐富”，尤其那些“以現代主義‘審丑’的表現方法，用獨特的死亡意象構筑起一種陰森、恐怖、鬼魅的詩境，構成詩性飄然的悲劇性審美境界與史詩風格”，構建了一種審美的詩性的“崇高”;浙江外國語學院副教授陳海英指出穆時英的小說“追求詞句的超常搭配、反常組合，顯得新奇奇怪，富有詩意，帶有明顯的生疏化語言的風格特色”;而浙江傳媒學院教授趙思運讀浙籍詩人“北回歸線”“野外”詩群的詩，發覺的則是詩人們“在過度口語化的詩壇提倡富有綜合性、包涵性的‘有難度的寫作’”的努力。這些作家都在“本色”的世界里找尋彩色的表達。綜合地來看，在再現生活、傳達人文浙江的思想與情感時，兩浙作家或各有千秋———浙東作家多文字素樸而思想厚重，而浙西作家則取法生活而情感濃艷———是所謂“本色”而“重彩”也。

二、人文浙江的歷史凝練

省歷史學會主持了“人文浙江的歷史凝練”分論壇研討，約40余位同行專家與會。與會代表就浙江全省的俯瞰與細探———文化總覽與歷史切片、歷史人物的深化探究———史學底蘊與人道情懷以及歷史文獻的考察討論———地方史志與外交檔案等方面來端詳浙江歷史，洞察古今，涉獵中外，為我們打開了新思路、供應了新視角。浙江全省的俯瞰與細探———文化總覽與歷史切片。杭州市社會科學院討論員周膺、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討論員吳晶為總覽浙江文化供應了一個視角，認為浙江文化自來具有“建德人”、河姆渡文化和越文化等底色，它們構成一條隱在的暗線。而從舊石器時代開頭不斷侵入的外源性文化，被本域文化聚合含容所確立的新文化如良渚文化、吳文化、南宋文化和啟蒙文化等則構成了浙江文化另一條顯在的明線。二者共同形成浙江文化遞嬗上升的螺旋結構。他們認為浙江文化擅長將很多外源性因素轉化為內源性因素進行集成創新，但在當代中國文化集成要素匱乏、西方文化面臨危機的歷史條件下浙江文化應當突破這種矩矱，以創意文化為核心進行原始創新。

學者們還對宋代兩浙地區的物資轉輸、對于明清時期浙江沿海的自然災難以及民國時期浙江省的禁煙問題等歷史切片作了特地的討論。衢州學院助理討論員張勇從宋代兩浙地區的物資轉輸入手，采納物資轉輸和行政區劃相結合的方法，劃分出若干個物資轉輸區域，在此基礎上討論宋代兩浙地區的物資轉輸地理。北宋時期，物資轉輸因運路或者配送地的不同，形成江南河大區、浙東錢江區、浙東水道區和浙東海陸運輸區四個物資轉輸區域，四個區域以揚州為轉般樞紐將物資送達京師。南宋時期，兩浙地區形成了鎮江大區、浙西大區和浙東錢江區、浙東水道區和浙東海陸運輸區五個物資轉輸區域送達臨安和鎮江。張勇認為這種物資轉輸地理的變化揭示的是宋代物資轉輸體制的全面轉變。寧波高校教授李加林對于明清時期浙江沿海的自然災難的時空分異特征進行了討論。其通過對相關歷史資料統計分析總結出明清時期浙江沿海自然災難的時空分異特征，對自然災難的類型、頻次、時間變化、空間分布、相關性及損失程度等方面進行了爭論。杭州電子科技高校講師趙華從戒毒工作與方式的角度討論民國時期浙江省的禁煙問題他認為戒毒工作是禁煙問題重要的組成部分，戒毒工作的效果與實行方式的選擇對禁煙效果有很大影響。染患毒癮的吸食者既需要政府強力介入停止其連續吸毒的行為，更需要政府關心吸毒者徹底戒除對的生理和心理依靠。民國時期浙江省通過宣揚危害、勸戒吸毒;調查煙民信息并造冊了解吸食狀況;政府主持籌設戒煙所限期戒煙、定期復查已戒煙民狀況;舉辦煙民工廠、煙民習藝所等途徑開展戒毒工作，動員社會力氣和民眾參加肅清煙毒工作，取得了肯定成果，值得我們關注。

歷史人物的深化探究———史學底蘊與人道情懷。浙江作為一個文化大省，各類歷史人物層出不窮。歷史科學的內涵特點及史學討論的目的、任務與功能，打算了歷史人物討論評價是個長盛不衰的課題。何炳松是民國時期浙江省聞名的史學家，其一生三分之二左右的時間都在從事史著的翻譯、編寫和撰述，為現代歷史學的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已有的討論成果中，還未有學者專文探討其史學討論的學術特征。溫州高校副教授張潔認為何炳松繼承了浙東學派“博約、躬行、經世”等治學精神，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特征。他通過對何炳松的主要史著進行解讀，總結出其史學討論具有“中西會通、學以致用、求真求實、開拓創新”四個特征。這些特征，既體現了浙東學人的治學風范，也成為當代“浙江精神”的文化基因。應寶時是與晚清浙江慈善事業有著較親密關系的一個人物。他帶著在江蘇省推行多年善政的人生經受，投入了晚清浙江的慈善事業。在其總理省城善堂的十年時間里，先后主持創設了多項慈善事業，如為晉、豫、順、直等省籌措賑災經費;籌辦以收容地方“竊賊”、“土棍”的遷善所及專收“舊家弟子”的洗心局;于省城北關增設富義倉及復錢江義渡等。此外，他還設永康應氏義莊周恤本族之孤苦無告者，這項慈善事業，在中斷了幾十年后，又在當今煥發出新的光榮。浙江師范高校副教授陳可畏通過對應寶時在浙期間參加的慈善活動的梳理，借以考察晚清浙江慈善事業興盛進展的某些概況。而浙江高校博士后陳明華則圍繞甌海道尹黃慶瀾，從慈善公益事業入手，梳理黃氏在甌海道任上的慈善公益措施以及由此帶來的影響。歷史文獻的考察討論———地方史志與外交檔案。

“人撰志，志育人，書傳世。凡事聚則顯，顯則著，著則傳”。地方史志是傳承中華文明、發掘歷史才智的重要載體。浙江是全國陸地面積最小的省份之一，但編纂出版的志書不論是數量、種類還是質量都名列全國前茅。浙江高校副教授陳志堅圍繞《江浙須知》一書綻開爭論。他提出該書之前被誤載為《浙江須知》，并被認為是一種明代的浙江地方志。事實上其書名應稱為《江浙須知》，是元代的一種地方志文獻。可以從現存的《永樂大典》及《永樂常州府志》中輯出其部分文字，并據此對《江浙須知》一書的面貌進行推想。宋元時期存在著一種以“須知”命名的方志體裁，故命名為“須知體”方志。“美國駐寧波領事報告(1853－1896)”(DespatchesfromUnitedStatesConsulsinNingpo，1853－1896)系美國政府于2024年解密的涉華外交檔案。該檔內容廣泛，涵蓋商貿、外交、軍事、文化、時局等各個方面，是討論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和浙江地方歷史的寶貴西文史料，足以補中文史料之缺。寧波高校講師田力從中美寧波港口貿易記錄、領事法庭記錄、美在華“商人領事制”以及太平軍占據寧波時期的中外交涉等四個方面對該檔案做介紹和討論。

三、人文浙江的哲學闡釋

哲學分論壇由省哲學學會省倫理學學會主持，與會學者120余人，就浙江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構、德性倫理與現代社會、道德評價體系與道德訓練模式的建構以及浙江省文化建設的實踐與啟示等四個議題進行了廣泛深化的溝通。浙江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構。浙江傳統文化中內在地存在核心價值觀生根的土壤，要在這片“沃土”之上栽出“正果”，就要在浙江文化的傳承與揚棄中建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嘉興學院教授郭維平將浙江本土文化的價值特性與核心價值觀相結合，通過分析“浙江現象”，她發覺浙江的繁華與進展不在于物而在于人，其獨特的人文精神和價值理念起了重要作用。其次，她認為浙江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需要對浙江文化進行討論，通過討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浙江傳統文化的相通之處，推動核心價值觀的弘揚。浙江傳統文化之所以在今日能助力核心價值觀的培育與弘揚，關鍵在于浙江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特性，特征為:其一，歷史性和時代性相統一，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其二，思想性和現實性相統一;其三，主體性和客觀性相統一，樂觀的文化因子深深影響浙江人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使得浙江的經濟與社會得到快速進展。湖州師范學院教授孫和平認為，核心價值觀對于喚起民眾的共同抱負和信念具有強大的力氣，尤其在一個民族的上升時期。但是核心價值觀屬于意識形態領域，馬克思主義對意識形態有著唯物主義的分析，這提示我們在學習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時候要堅持其內容方面的本源性，而警惕將核心價值觀“象征化”、教條化。杭州電子科技高校副教授黃巖指出，“三個提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分散力、感召力，在于它自身內在的先進性。這種先進性表現在四個方面:從國家、社會、公民三個不同層次闡明主體的價值訴求，分散了現階段全社會的價值共識;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價值理念，反映了“人民主體”的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汲取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體現了民族性和時代性的高度統一;將“富強”與“和諧、公平、公正”結合在一起，彰顯了“共同富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原則。德性倫理與現代社會。現代社會的碎片化、人類生存境遇的極度不穩定狀態，是現代社會本身的逆境。它又導致了我們把握德性內涵的逆境，造成對德性倫理本質和定位的錯誤理解。在當代社會中，德性倫理應當成為現代社會的核心倫理，統攝人類整體的道德生活。浙江工業高校講師方紅慶從德性倫理與現代社會逆境的關系角度呼吁德性倫理的當代復興。他通過對社會轉型是否是倫理轉向的充分必要條件這一問題的回答，批判了學界存在的“德性倫理在現代社會適應性困難”的觀點。

溫州高校講師方德志則想用以“仁愛”為核心的儒家德性精神來解決這一逆境，認為儒家德行精神構成了中華民族傳統德性精神的主流，和中華民族的宏大復興與其傳統德性精神的現代振興緊密相關的。中共浙江省委黨校講師嚴國紅則開出了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重視培育健康社會心態的良方。他認為，意識形態建設中社會心態優化的方法與途徑，可以從四個方面加以考量。一是建立多層次的社會心態疏導機制，例如“社會平安閥”機制。民意表達與民意監測體系等。二是加強現代健康人格的塑造，必需與人的全面進展相聯系。三是樂觀進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創新，注意消退社會信仰危機。四是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進一步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道德評價體系與道德訓練模式的建構。浙江傳媒學院講師李耀鋒試圖探討社會道德科學評價體系實現的可能性。他對人類社會道德評價進行了歷史考察后，認為人類社會的道德正是隨著人類社會歷史的變遷不斷變化進展，不同時代的社會道德呈現出類似于波粒二象性的盛衰交替變換的現象。而對當代中國社會進展過程的道德評價問題也始終存在爭辯。進而提出在建構社會道德評價體系時，其衡量標準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一是科學的倫理道德思想能夠更深刻更精確?????地揭示出道德的本質及其規律性，促進有關倫理學學科的討論有助于社會道德的進步;二通過道德調整功能實現從抑制性、限制性準則轉化為具有啟發意義的原則和規范，以促進人類道德的熟悉論內容的增加;三是道德對社會解放過程和個人精神完善過程產生良好影響的可能性增大。

廣泛開展道德訓練，是改善社會道德狀況、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途徑。浙江高校副教授張彥分析了當前道德訓練理論，尤其是對我國道德訓練影響深遠的各種道德訓練理論存在自身的理論逆境，認為需引入“價值排序”理論分析道德訓練特性，并利用“價值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