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是什么【知識產權案贏了官司輸了市場咋辦?】

積極運用舉證責任分配、證據披露、舉證妨礙等司法手段，責令能夠提供的一方積極提供，否則就判令其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20XX年12月16日，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在建院4周年之際，對外發布，妥善解決審判中存在的“舉證難”“賠償低”“周期長”等問題。

法院在審理知產案件時，普遍面臨上述“三難”問題，不少企業家感慨：打知產案件官司，常“贏了官司輸了市場”。如何破解“三難”？廣州知識產權法院積極探索和適用技術調查官制度、舉證妨礙規則、懲罰性賠償機制、訴訟禁令等，通過積極發揮司法審判職能，為創新驅動發展“撐腰”。4年來，該院共受理各類案件28352件，法官人均結案數超過300件，成為中外解決知產糾紛的“優選地”。

難題1舉證難

技術調查官參與審理

協助法官抓技術爭議焦點

“涉案空調的水槽邊有1厘米高的邊框，你認為這種結構是不是凹槽？”“密封是指絕對密封，還是相對密封？”在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訴寧波奧克斯空調有限公司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案一審庭審現場，來自華南理工大學化學工程專業的“技術調查官”拋出一系列專業問題。

知識產權訴訟中，“舉證難”是影響知產司法保護的重要因素。但在司法審判實踐中，知產案件的法律問題常與技術問題交織，而法官精通的往往是法律問題，對技術性問題并不在行，由此進一步加劇“舉證難”。

“知產案件中的技術問題不僅復雜、細致，而且更新速度快、涉及范圍廣，即便是具有某一技術類學科背景的法官，也無法保證精通每項涉案的專業技術。”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技術調查官趙軍說，此時，如果僅依賴當事人舉證質證，雙方難免帶有傾向性，有失科學公正，不利于法官作出準確判斷。

如何及時、準確查明相關技術性事實，讓舉證不再“難”？廣州知識產權法院率先探索建立“技術調查官”制度，讓技術調查官充分發揮其專業技術優勢，協助法官快速抓住雙方技術爭議焦點，準確確定技術特征解釋邊界范圍。

數據顯示，20XX年1月至11月，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共448件案件有技術調查官參與審理，占受理相關專利案件數的40%。技術調查官提出的技術意見絕大部分被合議庭采納，為法官審判案件提供及時、高效的智力支持。

在司法審判實踐中，法院在審理知產案件時還面臨涉事企業、相關單位不配合提供相關證據等情況。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副院長黎熾森告訴筆者，該院近年來還通過強化對當事人舉證引導、法院依職權調查取證、頒發律師調查令及適用舉證妨礙規則等，全方位解決“舉證難”問題。

如在前述格力訴奧克斯案中，法院認為被訴產品獲利的賬簿、資料主要由被告奧克斯公司掌握，但被告明確拒絕提供統計數據所依據的原始憑證，法院由此認定其應承擔舉證妨礙責任。此次公布的明確規定，要積極運用舉證責任分配、證據披露、舉證妨礙等司法手段，責令能夠提供的一方積極提供，否則就判令其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

難題2賠償低

發揮專業法官會議

在統一裁判標準方面的作用

在原告VMI荷蘭公司訴被告揭陽市某橡膠機械公司發明專利權糾紛案中，該院全額支持了原告359萬元的訴訟請求。

近年來，合理考量被告侵權獲利，支持原告高額索賠的案例在該院并不少見。

知產侵權案件“賠償難”是知識產權審判的世界性難題。“賠償難”通常表現為“具體數額計算難”“當事人舉證難”“法院認定難”。

“知識產權客體本身具有無形性，正是因為它的無形性，導致它的權利邊界或權利內容不明確，從而導致損害難以確定。再加上侵權行為的發生往往比較隱秘，導致權利人很難證明侵權損害后果。所以，知識產權的賠償數額非常難計算。”廣州知識產權法院主審法官龔麒天說。

廣東法院自20XX年起啟動“以制度創新破解知識產權侵權訴訟賠償難”調研，并于20XX年轉化調研成果并先后兩次在全省法院進行試點探索。

作為全國三家專門審理知產案件的專門法院之一，廣州知識產權法院自建院以來就積極將破解知產侵權案件“賠償難”作為改革的一個發力點。

“我們通過發揮專業法官會議在統一裁判標準方面的作用，細化專利案件賠償標準，以市場價值為基礎，全面適用證據披露、舉證妨礙規則，對持有證據又拒不提交的，將支持對方當事人已盡其所能進行舉證的訴訟主張。同時，堅持補償性為主，引入懲罰性賠償機制，依照比例協調原則確定統一裁判標準。”黎熾森說。

在審判實踐中，廣州知識產權法院還依據專利創新難度與貢獻度不同，合理確定保護力度。

“對于創新程度高、對技術革新具有突破和帶動作用的，適用等同侵權或間接侵權等規則，給予較高保護強度和較寬保護范圍。對源頭侵權、惡意侵權、重復侵權，情節嚴重的，從高確定侵權賠償數額。”黎熾森說。

數據顯示，20XX年1月至11月，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審結的專利案件中，判賠額在10萬元—100萬元的有1878件、100萬元—1000萬元的有111件、1000萬元以上的有10件，最高判賠額達到4000萬元。

難題3周期長

一審簡單專利案件

平均審限縮減至3—4個月

“在審判實踐中，不少企業向我們反映，有時候由于法院審理周期過長等問題，往往就會出現‘贏了官司輸了市場’的局面。”該院立案庭負責人黃惠環說。

為此，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從強化審判管理入手，不斷加強監管審查力度，努力破解“周期長”。如對于批量商業性維權案件和事實清楚、爭議不大的簡單外觀設計和實用新型專利案件，適用“簡案快審”，推行要素式裁判文書模式，有力提升審判效率。20XX年1月至11月，該院專利案件調解、撤訴結案的有1590件，調撤率達到%，一審簡單專利案件平均審限縮減至3—4個月時間。

與此同時，該院還充分發揮審判監督管理權，建立對長期未結案件的分級督辦制度，促進長期未結案的清理。如嚴格審批審限的扣減、延長，對于審限扣減、延長理由不充分的不予批準，確保案件在法定期限內審結。

不少企業代表反映，審判“周期長”對被侵權企業來說，一大不利因素在于侵權公司在案件受理期間若繼續實施乃至擴大侵權行為，將嚴重侵害被侵權公司的市場份額、競爭優勢等，由此導致“贏了官司輸了市場”的不利局面。

針對這一問題，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正不斷加強行為保全、證據保全及財產保全等臨時措施的適用。“一方面，我院通過大膽適用訴訟禁令（行為保全）措施，通過禁令為權利人提供及時、有效司法保護，在嚴格保護知產格局中發揮司法主導作用。”黎熾森說，該院20XX年適用禁令的專利案件共5件。另一方面，該院還全面加強證據保全、財產保全工作，對符合保全申請條件的案件及時采取措施，保證權利人的合法權益能夠及時實現。數據顯示，20XX年1月至11月專利案件涉及證據保全、財產保全的共203件。

“下一步，我們將繼續發揮司法審判職能輻射效應，爭取在全省相關高新區所在市均設立訴訟服務處，對于經濟較為發達、案件數量較多的市則升級設立巡回審判法庭，切實滿足人民群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