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知識社會學的立場分析

[摘要]國內外關于“科學主義”之爭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我們沒有必要追逐外國的時髦。當務之急是尋回科學的真精神，進行能夠寬容對方的合作，重建中國的科學文化。

[關鍵詞]科學主義；意識形態；權力；文化

要想給目前炒得沸沸揚揚的關于科學主義與反科學主義之爭下個判斷是非常困難的。這不單因為自從有了近代科學以來，類似的爭論就一直沒有真正停止過，而且因為到了20世紀，爭論的內容和形式又有許多新花樣，不少問題的提法和彼此爭論的觀點，既有區別又有交叉，使人一時真假難辨。更何況，雙方的態度和語言有時并不怎么“科學”，總是事關科學之外的許多人和事，讓旁觀者不便公開表明立場。如果非要表態，此時唯一比較恰當的做法或許是，將“望遠鏡”的方式和“顯微鏡”的方式結合起來，通過中外比較分析、具體情境分析和超越性分析，把問題訴諸科學史和社會學。這樣，或許就不至于把爭論變成混戰，又可能讓明眼人更容易看出個所以然來。

一、國外關于“科學主義”之爭的歷史經驗

系統總結歷史上關于“科學主義”之爭的經驗是項比較繁雜的工作，因為一些年代比較久遠的爭論很難被貼上“科學主義”的標簽。比如，有案可查的最早的科學爭論要算是古希臘畢達格拉斯教派關于無理數的爭論，它被認為是數學的“第一次危機”，其中根本就談不到科學主義的名稱和問題，因為那時還沒有什么“科學”可言。然而，仔細品味自此以后科學史上近幾十場有名的大爭論，雖然主要都是關于具體科學觀點和學說的爭論，可其中又無不涉及對科學的理解和立場，特別是后來被人們所津津樂道的“科學精神”。這大概是科學主義在晚近能夠崛起的歷史思想前提之一。而在20世紀以前的爭論中，真正與科學主義有點關系的可能是1633年天主教會對伽利略的審判和1860年關于達爾文進化論之爭，因為它們都是科學與科學之外的宗教權威的辯論，涉及到以科學作為立場還是以別的什么作為立場的選擇。無疑，在這些爭論中，科學“最終”都獲得了勝利。

20世紀以來，關于科學的爭論不僅沒有停頓過，而且有了新的形式，其中，關于科學主義與非科學主義爭論的思想發軔主要緣于英國作家斯諾于1959年在里德所作的關于《兩種文化》的演講。斯諾的演講主要是針對“兩種文化”即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分裂而表達的一種文化焦慮。這個演講的反響無疑是巨大的。即使對外文譯介量很有限的中文，也竟然出版了三個不同譯本，其沖擊力由此可見一斑。而在世界文化史上，晚近以來的科學哲學家和科學史家對此更是給予了積極的回應。

本來，人們天真地以為到了世紀末特別是由于后現代思潮的濫觴，這個問題在觀念和理論上似乎已經解決了。沒想到它會再度因為所謂的“索卡爾事件”再起戰端。而作為這個事件始作俑者之一的美國《社會文本》雜志，就把代表他們立場的書籍命名為《科學大戰》在社會上廣為發行，從而再度推波助瀾。

不過，隨著世紀的轉變，這些都已經成為過去時了。即使“索卡爾事件”也不過如此。不管是人文學者對科學的批評，還是科學家們對所謂后現代主義者的反諷，都已經成了歷史的談資。結果，現在的西方人干事的照樣干事，批判的照樣批判，各自依舊走著自己的路。這是一種“健全社會”的表現。因此，總結20世紀國外關于“科學主義”的各種爭論，不難發現這樣幾個共同現象：

其一，這些爭論基本是在科學已經一統天下的情況下發生的，主要是對科學的被泛化及其與權力的合謀進行質疑，以維護科學健康發展所必須的社會民主資源和科學家自由獻身科學的基本權利，是反對齊一化、堅持多樣性的自由思想自我掙脫束縛的理性運動。

其二，這些爭論基本“局限”在科學和文化的內部，較少學術以外的力量摻人，很少政治化的色彩，盡管爭論本身可能會造成很大的政治影響。所以，爭論的結果對與錯、是與非并不重要，甚至爭論者的生活和活動也沒有任何改變，重要的是通過這些爭論影響了人們的觀念，尤其是引出了許多有意義的話題，由此推動了認識的進步。

其三，隨著歷史時間的推移，越到近前的爭論，信仰問題越被淡化，更沒有社會政治化的傾向。人們只就事情本身發起追問，只就問題本身進行討論，這就大大保證了辯論的純粹性和客觀性，也提高了爭論的質量和檔次，提高了爭論的有益性。

其四，讓“圍觀”的人們感到稍顯不足和“遺憾”的倒是大多數爭論最終都不以成敗論“英雄”地拼個你死我活，而是基本分不出勝負，乃至不了了之。或許，這才是最有價值、最有意義，也最有趣味和吸引力的爭論，是“科學的”爭論。

當然，在這些爭論中，無論是科學主義還是反科學主義的一方，由于知識儲備和工具的不足，都經常鬧出一些貽笑大方的滑稽場景，給爭論增加了不少笑料和情趣，不過也僅此而已，往往并不影響爭論的結局。編輯整理。

二、中國“科學主義”之爭的立場及中西差異

“科學主義”之爭對于當今中國而言，可能來得稍早了些。因為說實在的，中國至今似乎還沒有真正的“科學”，因為缺乏科學真正健康發展的機制，雖然有大量學科活動和成果存在。這好象是個悖論而又有點聳人聽聞，但絕非信口雌黃，因為出產科學的文化往往比科學更根本。十年前我在《走出現代科學主義的牢籠》(《自然辯證法研究》1995年第1期)中已經做了初步分析。最近關于科技部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負面效應的議論，再次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這一點。也正是這一尷尬境地，導致我們對當前非常熱鬧的爭論不好輕易下結論。

套用一個比較俗化了的模式，20世紀中國社會關于科學主義和非科學主義的關系，大致走了一個“正反合”的路子。世紀早期特別是1923年開始的關于“科學和人生觀”的論戰，其背景是主張科學發展的意見比較占上風，使得固有的文化傳統被擠軋到邊緣；由于事關中國未來的命運，因而其實質就變相地成了新學背景下不同科學觀的爭論，并且最終無論是科學派還是玄學派都把科學奉為至上的神祉了。后來，隨著國內形勢變化的需要，科學當然要服務于甚至要聽命于某個東西的調度，日久天長，也就在這種被調度中失落了自己。這就是世紀中葉以來的中國科學。現在情況又變了，當我們睜眼看世界時。似乎又直觀到了什么，比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于是，一切又開始一邊倒，不僅科學受到了“重視”，科學還凌駕于各種事物之上，成了評價的根本尺度，以至于連富于人文情懷、以人為本的發展觀都是“科學”的了。因此，中國當下的科學主義與反科學主義之爭，雖說有外國人的爭論做誘因，也還主要是源于中國這樣一個特有的現實背景。

1、科學主義與反科學主義的共同立場

首先，他們都知道科學是有力量的，都認為中國的科學本身發展得很不正常，因而主張正確地發展科學，并且借助科學的有效發展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

其次，都反對科學以外的某些東西對科學活動橫加干涉，雖然所反的對象各有不同。科學主義反對社會上不“懂”科學的人對科學的發展“說三道四”，反科學主義則反對一些強力機構打著科學的名義對科學發展“指手畫腳”。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的對象具有很大的“重合”性。

2、科學主義與反科學主義的不同立場

首先，他們是強科學綱領和弱科學綱領主張之間的爭論。科學主義者看到了科學發展的不足，主張要以科學統領和改變一切；反科學主義者恰恰反對這樣做，他們認為別的東西既然不能對科學橫加干涉，科學也不能對其它事物這樣，在這一點上人類的各種知識和文化應該是平等的。

其次，科學主義者承續的是近代中國傳統的立場，如堅持科學的正確和權威地位，以及科學就是力量等；反科學主義者則以20世紀下半葉國外興起的后現代主義思潮作背景，其基本立場接近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張，因而也可以看作是這一理論在中國的實踐。這是主張科學應該被意識形態化和徹底的反意識形態化的爭論，因而也可看作是選擇一元價值與多元價值的爭論。

3、與西方“科學大戰”之不同

中國的“科反”之爭雖然跟在外國人后頭，但彼此不屬于同一個層次和角度。

首先，這是以各自的社會文化作背景的。“科學大戰”的背景是美國文化氛圍，這決定了不管他們討論的是什么，但說的是個真問題，而且是真說問題——科學與人文的關系；中國的“科反”之爭是以其特有的意識形態作背景的，這樣一個條件就意味著雙方說的肯定不是“純粹”的學術話語，因而注定要有傷情的舉動，特別是因為雙方亂扣帽子而顯得非常嚴峻，如還不著邊際地扯到了什么“反科學”還是不反科學的問題。其結果肯定逃脫不了中國所有爭論的命運，即要么不了了之，要么最終必然會有人出來做結論，雖然本來不存在完全的對與錯問題。前幾年與此相近的關于生態問題的“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之爭，結局就大體如此。

其次，與國外那種只是事關科學的爭論不同，在中國這是一場科學與權力的談判。就爭論者的立場所代表的群體而言，實質是得利者和非得利者之間的一場話語權力之爭。“科學”的受益者自然成了科學權力的維護者，反科學主義者代表的則是處于話語邊緣的人群的聲音。如此一來，他們維護的究竟是哪個“科學”，以及誰更“科學”，確實不容易辨別更不能簡單地“一刀切”。

再次，“科學大戰”在國外是一場共時性的爭論即爭論者大致立足于同一時代背景，基本上是現代性立場和后現代性立場之間的爭論；而“科反”之爭反映的是正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的中國在科學觀上存在的“代溝”，如果非要為中國的爭論找一個解釋框架，實際上是接受不同文化背景教育的人之間傳統與反傳統的立場沖突。論文聯盟

最后，以美國為中心的“科學大戰”主要是科學界和人文學家之間的爭論，而中國是一場沒有當下真正工作著的科學家參與的爭論，基本為科學界所不理睬。更有一些閑雜人等以為有機可乘，便匆忙披掛上陣，學者不象學者，不是學者卻又拿出學者的架勢，武刀弄槍、左右出手、縱橫捭闔、制造“噱頭”企圖因此混個明星當當。這就需要仔細審視一下我們爭論的方式和價值。如果都講“科學”，那就老老實實地講“科學”和“科學”地講。切不可因為外在事情自相殘殺、制造滑稽。

三、意義、問題與調和的可能性

科學主義與反科學主義的爭論是遲早要來的。就此，可以說，中國當前的爭論可謂生逢其時，因為中國社會在面向未來的途中究竟應該怎樣走，必然會反映到科學的發展上來，這場爭論在一定意義上就從一個側面提示人們應對此予以關注。而且爭論本身還帶出了許多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如科學的人文價值、科學技術發展的人文社會環境、科學與社會主體的關系，以及爭論中的彼此越權等問題。同樣，這又是一場并不怎么合時宜的爭論，因為它跟在外國人后面“追風趕月”，很有做文化“模仿秀”之嫌。其實，中國又不是西方，何必跟著人家后面胡亂炒作。結果，在人們還沒有弄清外國人的爭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情況下，反倒由于迅速泛起的各種文化泡沫而使許多人看不清國內爭論的問題實質。

其實，就其與早年的“科玄之爭”和國外的“科學大戰”相比較而言，中國當下的“科反之爭”作為“意識形態的后果”，大概只有社會意義，并沒有什么真正的學理價值。這就是它的根本問題和獨特之處。就其社會意義而言，它主要是折射了科學在中國發展的不正常性，而爭論也就在于怎樣理解和解決這“不正常”。這說明，中國的科學主義和反科學主義本來有共同的敵人，那就是愚昧和專制。科學主義針對封建干預，“反科學主義”針對一切霸權，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盟友，是并不矛盾的“舉”和“反”，也就是說科學主義也有革命性。所以，科學主義的命運在西方是不言而喻的，而在中國情況可能就比較麻煩，因為在現實中科學主義或許比反科學主義還有威力。即使這樣，如按照理性自身的發展而言，則反科學主義無疑更具有長遠性和前瞻性，因為多樣化主張在社會發展中具有更大的優勢。當然，這樣一“反”，人們可能擔心會不會影響科學的發展，甚至一些愚昧迷信也會沉渣泛起。這其實是多余的，一方面科學過去在中國所走的彎路幾乎沒有是“反”的結果，何況現在科學與市場經濟的密致性，誰人又能動得了它?另一方面，恰恰是“科學”得過強了，一些陳舊的東西也才打著科學的幌子混跡于世。

最后，關于爭論本身，我們的基本意見是：

其一，科學也需要自我反省。科學肯定不是一個壞東西，但是這就象糖和豬肉雖然有營養，吃多了照樣會出問題一樣，特別是自近代科學被建制化以來，它就開始了與權力的合謀。當這種局勢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也會給社會發展帶來新的問題。如此，人類今天也就有理由把科學送上被告席進行審判。如果有誰因此認為，科學不需要批判甚至科學不允許批判，恐怕他早已經與科學沒有什么關系了。

這也就是反科學主義在學理上稍微優越于科學主義的地方。現在，堅持科學主義的勢頭似乎很猛，他們把“反科學主義”等同于反科學而極力聲討，以至于鬧得反科學主義不得不一再辯解“反科學主義”并不“反科學”，滑稽得很。其實，“科學”又有什么不可以反的，當它被到處亂用的時候，同樣要遭到抗拒。這是因為，一方面科學與人的許多事情相關，并不是什么都可以“科學”的，再一方面科學也并不意味著它就總是正確的，而且很多事情根本不能用正確與否來衡量。“五四”以來，中國人求科學而長期不得科學的命運，科學自己又負得了責嗎?這里，最根本的不在于堅持科學還是反對科學的哪種觀點，而在于必須維護一種機制——文化多樣性出產的機制。科學其實也不過是這種機制的產物，而如今它又想變成“老虎屁股”，誰都摸不得。豈有此理!

其二，“主義”并不就是好東西。事情一旦被“主義”化，就總有某些外在的東西摻人，有這個主義，也可能就有那個主義。例如，科學一旦被“主義”化，它也就被意識形態化，那與原來的科學究竟是什么關系，這倒是個更難堪的問題。所以，反科學主義者反的是這個“主義”，而不因為它是科學就停止。這使我們想起了胡適之先生早年的主張“少談點主義，多談些問題”來。因為“主義”盛行的國家肯定犯有某種毛病。我們自然不主張科學也“主義”化，但這是一切權力事物的“天命”，而科學之所以是“科學”，大概就在于它有走出這種命定的“革命性”。因為科學既然是理性的事業，那么當近代之初它在反對宗教時，就應該意識到自己被意識形態化的后果。什么都有邊界，科學之所以是理性的，就在于它知道自己也有這個不足，而不把科學變成理性的宗教。這也促使我們不得不再一次追問：究竟什么是科學?誰有權自稱“科學”?今天該如何堅持“科學”?從這個意義上看，不管“反”得恰不恰當，保持這樣一種清醒無疑是更加理智的。

其三，應該建立良好的爭鳴文化。科學既然自稱“科學”，就該做出這個榜樣。在科學的自我反省中，既沒有必要凡是敵人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