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割禮：婦女人權與文化民族主義的悖論

女性割禮已有數千年的歷史，至今仍在50多個國家和地區流行著，它的分布幾乎是全球性的，在非洲大陸，西起塞內加爾、東至索馬里橫跨整個北非地區并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在內共30多個國家和地區以及西亞、南歐和印度的各穆斯林民族中，都廣泛地施行女性割禮。另外，在馬來亞群島、印度尼西亞、新幾內亞和美洲的秘魯、巴西以及大洋洲的一些土著居民中，也有此習俗。女性割禮的現象在信仰伊斯蘭教的非洲國家索馬里、蘇丹和埃塞俄比亞等地較為嚴重，在美國和歐洲這些有著眾多非洲移民的地區也時有發生[1](P691)。女性割禮引起了國際社會極大的關注，也導致了激烈的爭論。支持者認為，遵守某種習俗是一個社會的權利，施行女性割禮的民族應有自己的文化自決權，其他社會無權將與之相悖的道德和信念強加于該社會。女性割禮的反對者則強調這種做法對婦女和兒童的身體危害和情感創傷，主張廢除這種陋俗。爭論的核心在于如何在一個社會的文化自決權和保護個人的身心免遭侵害之間達到平衡關系，是維護一種傳統文化重要，還是保障婦女兒童的身心利益更重要？在不同的文化視野中，人們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但無論如何，受侵害的婦女應當從這種帶有傷害性的割禮習俗中解脫出來，這也正是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

一、女性割禮及其社會文化背景

女性割禮(FemaleCircumcision)亦稱為割陰(Clitoridectomy)，或稱女性生殖器切除術(FemaleGenitalMutilation，簡稱FGM)，是一種以切除女子外陰為特征的成年禮①。實際上，女性割禮包括一系列對生殖器進行的手術，通常有3種形式：即法老式切割術或陰部扣鎖術(InfibulationorPharaonic)、切除術(ExcisionorClitoridectomy)和環割術(CircumcisionorSunna)。女性割禮最初是如何產生的，今天已很難考證，據說它起源于古代母系社會的珊德社(Sande)，該社會實行一夫多妻制，為確保妻子間和睦而不爭寵，要求入會的女子實行割禮，雖痛苦異常，但得到社會的強大支持。為了安慰受割禮者，其他婦女為她準備食物，并為她唱歌跳舞，力圖使她相信現在的痛苦將確保她未來的生育能力。同時，能忍受這種痛苦也標志著她的道德和社會意識的成熟(P25-31)。關于女性割禮的來源，還有兩種較為普遍的說法：一種說法是在遠古蒙昧時代，非洲各部落只考慮如何繁衍后代，以增強部落的實力，割禮普遍地認為是提高女子生育能力最有效的方法；另一種說法是各部落間的戰爭頻繁，男子要經常遠征，受過割禮的婦女被認為能更有效地保持自身的貞操，從而避免不忠于丈夫的行為。此外，在非洲的許多部族中還流傳著一種古老的觀念，即每個人體都具有一陰一陽兩個靈魂，對于女子來說，呈陽性的靈魂附在陰蒂上。為了最后明確男女的性別，就必須從女人身上切除多余的東西，只有這樣才算得上真正的女人，才會有旺盛的生命力(P25-31)。

女性割禮迄今已有4000多年的歷史，有人說它起始于古埃及法老時期，從幾千年前的埃及木乃伊中就發現，有的女干尸已受過割禮，在金字塔中還有關于割禮的壁畫(P387)。古埃及人于公元前1400年左右便有行割禮的習俗，他們認為這種習俗有利于健康，使人清潔、衛生，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女人的性欲，可以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此種習俗在埃及相當普遍，但在美索不達米亞，直到希伯來人將它視為一種“信念的標識”時，才開始在中東地區流行起來。歷史學家相信，它可能是希伯來人離開埃及時帶走的一種觀念，割禮也被看作是猶太人超自然的象征，按照嚴格的猶太教理論來說，猶太民族的女性也應行割禮，《圣經》上就有摩西之妻受割禮的記錄，但因一些猶太教學者的反對而沒有得到提倡。到公元前5世紀，埃及人、埃塞俄比亞人和在黎巴嫩、敘利亞一帶的阿拉伯人中已廣泛地存在著女性割禮的做法。雖然女性割禮發生于伊斯蘭教起源之前，但它的延續和發展與伊斯蘭教有一定的關系。一些盛行割禮的伊斯蘭民族，如班巴拉人和富拉尼人企圖從《古蘭經》里找到根據。據說亞伯拉罕的妻子薩拉塔與他的另一位妻子海蒂斗嘴之后，命人割去了海蒂的陰蒂，自此以后割禮就在信仰伊斯蘭教的婦女中盛行開來。

文化人類學家一般者認為女性割禮只會發生在人類進入父系氏族社會以后，它是這一地區的古代民族為了生殖繁衍而采取的一種非常手段，其產生根源是基于當時的人們將女性陰蒂與生殖對立起來的扭曲認識。在遠古人類的生活中，性與生殖的關系是自然而和諧的，而后才出現了陰蒂崇拜的逆向演化即割去女性陰蒂的做法，這種冷酷的女性割禮在人類性與生殖的關系中奏出了極不和諧的聲音。

在盛行割禮的非洲各地，人們把割禮視作生命中的頭等大事，女孩子只有在受過割禮后，才被公認為是部族的正式成員，否則就會遭到輿論的譴責和歧視。19世紀非洲一些地區的嬰兒死亡率非常高，這與割禮習俗有直接關系(P99)。至少在非洲有一個關于這種手術起源的假設，那就是認為沒有接受過割禮手術的婦女是社會的恥辱。伏爾泰曾經指出：“這種儀式，今天看來猥褻下流，在從前卻是神圣的。因此，祭司們把生殖器官的一小部分貢獻給創造萬物的神，似乎也是很自然、很正當的舉動。埃塞俄比亞人、阿拉伯人對女孩子施行割禮，即割掉一小部分陰唇。這表明，健康和潔凈都不能成為這種儀式的理由，因為一個沒有接受過割禮的女孩肯定可以跟一個行過割禮的女孩同樣潔凈。既然埃及的祭司們要做這種手術，他們的入教者也應是這樣，但久而久之，這種特殊標記就完全歸祭司們專有。這只是一種起源于迷信，然后因襲保存下來的古老風俗而已”(P90)。

女性割禮有各種不同的社會背景，或為減少女子的性欲以保持貞操；或為迷信這一做法可以促進女子青春期的到來而受到宗教的嘉許。在非洲大陸上，處女格外受到尊崇，那些做過割禮手術的女孩子在婚前不是去挑選婚紗準備嫁妝，而是要到未來的婆婆面前接受檢查，看看被縫合的陰部是否原封不動，以此來證明這位少女的貞潔，女子只有在被確認為是處女之后，婚禮方能順利進行。如果驗明新娘已非處女之身，她的命運可就慘了，輕則被休回娘家永遠別想嫁人，重則被處以極刑。從實行割禮的不同文化中的女性所處的社會環境來看，割禮是男性統治下的女性文化系統的一部分，割禮能使女性從作為妻子和母親的角色中找回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經濟保障。

二、女性割禮對婦女人權的侵害

女性割禮的本質在于整個或部分切除或燒毀女性的外生殖器，目前此仍在非洲等地流行的做法，引起了外部世界的廣泛關注。對女性割禮提出批評的人通常舉出這樣的理由：割禮手術既摧殘了女性的性功能，又危害了她們的健康。弗洛伊德早在《處女的禁忌》一文中就已指出，對女孩子的陰蒂及小陰唇的割禮，要比對男童施行的割禮殘酷得多，因為后者并不傷害其性能力，而前者對性能力的破壞卻嚴重得多(P241)最可怕的要數“法老割禮”，受這種割禮后的女子必須長久地以固定姿勢躺著，直到被切割的大陰唇兩側相互融合、粘連，使傷口愈合在一起完全封閉陰戶，陰莖便無法進入陰道完成性交，從而達到維護女子貞操的目的。割禮手術使得陰道閉合，對于女子婚后的性生活非常痛苦。在婦女行將婚配時，不得不把陰戶出口處割開一小部分用于性交，此后如果丈夫外出，妻子還可能被迫將陰部再次切割封閉，無窮的苦難又將重新開始。只有到生育前陰部才被完全割開以便分娩，但產期一過，又再次施行手術封閉大部分陰戶(P202-203)。上述的鎖陰習俗是割禮的一種極端異化現象，在埃及和蘇丹的努比亞人(Nubians)、埃塞俄比亞的蒂格賴人(Tigrai)和古拉格人(Gurage)以及非洲的索馬里人(Somali)、安哈拉人(Amhara)、吉布提人(Djiboutis)、伊薩人(Issa)、阿法爾人(Afar)等民族或部族的少女中廣泛地盛行著[10](P161)。女孩子們之所以要經受這種巨大痛苦多數是被迫的，不是出于她們自身的意愿，而是出自男人對女子貞節的需要。

女孩子接受割禮的年齡依社區居民和傳統習俗的不同而異，有些是在嬰兒出生后幾天或幾周之內施行，有些則到女孩青春期時進行，有些是在婦女首次懷孕后第七個月進行。女子被施以割禮時如受酷刑般痛苦，在這過程中甚至有人當場昏死過去。在南地族中，女子的割禮實際上應該說是“烙禮”，因為那些執行這種儀式的巫婆們是用燒紅的火炭將少女的陰核和陰唇烙去的，這種手術非常痛苦，要經過好幾個月傷口才可以痊愈，而在執行這種儀式時，又照例不準女孩子們喊痛，因為呻吟會招致不吉[11](P60-61，P107-108)。尼日利亞的女孩子出生后7日或在7歲時施行割禮，割禮多用刀子、剪子或是剃刀，止血劑為粉末狀的咖啡、木炭灰、椰子油等，消毒很不嚴格，使得傷口很容易受到感染，染上破傷風的情況最多[12](P101)。

非洲每天仍有6000多名女孩要遭受這樣的性殘害，全世界每年至少要有200萬女童可能成為下一批犧牲品，全球已有億女性正面臨著割禮后的厄運。這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因為這個問題絕非只是非洲所獨有，一方面，非洲的婦女們想逃離這種極端殘忍的女性割禮，歐美的人權主義者也在為承認割禮是非洲婦女的避難理由而努力，另一方面，大批非洲廉價勞工流入歐美發達國家，移民們將女性割禮也帶進了工業國。據估計，每年至少有7000名婦女和兒童從那些至少多數女性都要接受割禮的國家移民到美國，在這些移民的故國，接受割禮的女性占有的實際比例是很大的，“在索馬里接受FGM的人所占比例將近100％，埃及為97％，埃塞俄比亞超過90％，即使剛從這些國家來到美國，那些家庭中堅持FGM傳統習俗的只占一個較小的比例，但這些數字暗示，在美國長大或在美國誕生的許多少女，現在每年都處在FGM的危險之中”[12](P101)。

20世紀70年代以來，女性割禮普遍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許多歐美的社會活動家正積極為廢除這種性摧殘而展開斗爭，他們的觀點是：首先，割禮會給婦女和兒童的身心帶來巨大的痛苦和傷害；其次，割禮的確能減弱女性的性欲，但近90％的婦女在接受過割禮后仍有較強的性欲，因此割禮難以達到保持婦女貞操的效果；第三，《古蘭經》中并未提到割禮，相反從有些經文看，其對性快感的態度是積極的，因此有些文化禁止婦女享受性快感的做法違背了《古蘭經》的教義；第四，關于陰蒂等外生殖器官會造成不育或影響女性特征的看法純粹是一種偏見，沒有任何事實做依據[13]。女性割禮的反對者們早在1979年10月就創建了“國際廢除性摧殘委員會”，總部設在塞內加爾的首都達喀爾。1982年，該委員會在達喀爾召開了一次關于“婦女和社會”的國際討論會，要求世界各國政府頒布法令，禁止施行割禮手術對少女進行性摧殘。迄今埃及、蘇丹和肯尼亞等國政府已經宣布，切除婦女的性器官為非法行為，但私下里對女孩施行的割禮手術并未因幾道禁令的頒布而有所減少。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國際計劃生育基金會等機構多次通過決議，對非洲這種殘忍的做法進行了強烈的譴責，并要求非洲各國政府制定政策，廢止女性割禮習俗。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報告說，割禮對女性身體的直接影響是急性感染、破傷風、鄰近器官滲血、由劇痛產生休克以及出血，甚至會導致死亡。

三、實行女性割禮與文化自決權

對于那些盛行女性割禮習俗的民族和部落而言，割禮是女孩成為女人的標志，并且是他們的民族和部落文化及倫理道德規范的內在組成部分，也是一項宗教任務。在非洲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世界和原始民族中禁止女性割禮的實施，目前仍有相當大的阻力，因為這種對女童施行的割禮手術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那些對女性割禮給予支持的人提出了如下理由：第一，他們認為這樣做可以對婦女進行性約束，割禮通常割去女性的性感覺器官以削弱性欲，甚至使之不能性交，從而達到為新郎保證新娘貞潔的作用；第二，他們迷信地認為，施行割禮可以促使女孩子青春期的早些到來，從而獲得旺盛的生育能力，陰蒂等外生殖器官被認為會造成不育或影響女性特征，而女人沒有生育能力是奇恥大辱，因此要施行割禮手術；第三，根據宗教信條，婦女要施行割禮，宗教與這種習俗聯系最多的是伊斯蘭教，他們認為女性割禮是受《古蘭經》的啟示，因為伊斯蘭教最強調女子的貞操；第四，那些贊成女性割禮的人認為，施行割禮的民族和社會應有文化自主權，外部文化應當尊重這些國家的文化傳統，反對這種做法的人(特別是西方人)是錯誤的，他們這樣做是將自己文化的價值標準強加于人，其后果將會導致非洲部落法和部落組織的解體[14]。

盛行女性割禮的社會迷信著種種不接受割禮可能會帶來的危害，在這些社會里，人們對女性的身體構造知之甚少，或者說一無所知，反而認為割禮是古已有之的習俗，每個女人都毫不懷疑地執行著被切割的程序。雖然為割禮手術而支付的費用通常是一個家庭最大的開支之一，但卻被認為是一筆很好的投資，不然女兒們長大后將不能進入婚姻市場，父母也認為，確保女兒有最大可能去找到丈夫是他們的責任。在父權背景下，經濟生存問題將給婦女們帶來巨大的壓力，而婚姻被看成是她們經濟來源惟一的或基本的手段，即使她們已經認識到了割禮對身心健康的危險，也仍會繼續讓女兒接受割禮手術。

為了論證女性割禮的合理性，有人擺出一些極端的例子。過去英美的醫生將陰蒂切除術作為治療女子憂郁癥和手淫癖、淫狂、癔病、女子同性愛及癲癇病等的方法之一。美國婦產科醫生協會雖然發表了一項聲明，反對所有醫療上不必要的女性生殖器修改手術，但是有些醫院和醫生仍繼續為婦女做這類手術。[13]另有論著提到女性陰唇擴大癥是某些種族的特征，如不割禮會影響生育，日常行動也不方便。比如說南非黑人哈頓多特族的女人在生理上便有這種陰唇擴大的特征，又如非洲的班圖族和南地族兩種黑人，其女子多數也有這種陰唇擴大癥，因而當地人有“你的前門口掛著一束煙葉一樣累贅的東西”這樣的說法。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其女子的小陰唇也有反常延長的情況[15](P121)。據說有人在埃及作過實地調查，發現埃及女子的陰唇部分多數都松弛下垂，形成一大塊平扁的肉片，全然掩蔽了陰門口，看起來非常不雅觀，“中東民族和黑人女子在成年時要舉行割禮的習俗，這雖是宗教儀式，但真正的動機是在割除這種妨礙種族繁殖、極不雅觀的東西，這種割禮并不是很多地方都流行，大概只是生理上的需要才會如此”[11](P60-61)。也有觀點認為，女性割禮并非為了宗教上的信仰，也不是為了清潔衛生，而是為了日后性的享受。因為這種割禮手術另有妙處，它能使成年女性的陰道變得狹窄，可以發生刀鞘一樣包裹男子性器官的作用，也正是為了男人的此種享受，她們才肯甘受如此的苦痛。有些行過割禮的女性能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性技巧，懂得這種技巧的女性遂成為罕見而珍貴的高級娼妓[16](P179-180)。這種針對女性的割禮習俗，很容易聯想到中國古代女子的纏足，其最深層最隱晦的含義是直接滿足男子的性快感。據說纏足后的女子為保持行走時身體的平衡，兩腿及骨盆肌肉經常處于繃緊狀態，所以纏足后的女人在性交時由于其陰部肌肉較緊，性交時會給男人如同處女做愛的感覺[17](P96)。

女性割禮在非洲最為普遍，但多數是在青春期到來前才舉行的，有人因此認為女性割禮主要不是為了女性的生理衛生，如果是考慮衛生的話，割禮的時間顯然拖得太晚，事實上它更可能代表一種“青春期儀式”。非洲為數眾多的部族都把割禮作為女孩子成年儀式的一部分，乍得的圖布人女子的成年儀式就是對女孩子做切除陰蒂的手術。割禮的社會功能早已受到人們的重視，實行了割禮的女孩從此成為部落的一員，而割禮手術就是她們向童年訣別的一根界樁，割禮在親屬群體所有成員的心理上都起到了這種作用。[18](P84)肯尼亞的馬賽族幾百年來都維持著一種成年禮，即女孩子在第一次月經來潮后要割除陰蒂，否則不準結婚和繼承遺產，也不準和他人共舞[19](P96)。

非洲人對外界否定女子割禮態度的反抗在20世紀20年代初進入了公開化階段，他們認為女子的成年儀式在他們的社會中有著意義深遠的目的，任何突然的廢除都將大大地擾亂他們從心理、社會到宗教上的安全感。人類學家發現，那些針對殖民主義和外來強迫勢力而展開的文化運動，往往利用本土原有的文化符號體系，構造出本土的民族一體性和象征力量以排斥外來的文化因素。英國人類學家布洛克在其所著的《從祝福到暴力》中描述了馬達加斯加島馬瑞那人(theMerina)當中的割禮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其功能的轉移，在將近200年的發展過程中，割禮的象征一直被該族群所保留，但其社會意義則隨時代的不同而發生變化。在傳統的部落社區時代，割禮的象征十分突出祖先對其后代的保佑和祝福，強調祖先與后世的社會連續性和家族社會的一體化。但在殖民主義時代，為了表示一致對外以顯示本土社會的力量，割禮儀式被改造為具有暴力色彩的軍事性表演[20](P203-204)。割禮已經具有許多超出其本身的象征意義，在面對外來壓迫的民族中，諸如馬瑞那人之類“隱蔽性”的符號抵抗運動廣泛存在。已故肯尼亞總統肯亞塔就贊成女性割禮并認為它是非洲古老文化遺產的一部分，是民族特征的體現必須加以保留。在基庫尤人中間則建立了一些獨立的學校，其目的是恢復這一習俗，并為那些由于割禮問題而不能進入教會學校的孩子們提供教育。

四、二元對立語境下婦女的抉擇

女性割禮是父權制文化對婦女進行社會控制的一個特殊的實例，從而為外部世界將國際人權法應用于具體的對婦女的關注上提供了一個重要的領地。基于它對婦女和兒童身心健康造成的傷害，國際社會要求結束這一傳統習俗。但另一方面，那些流行女性割禮的本土勢力又要求外界尊重他們的傳統文化習俗和道德準則。這導致了兩種互相對立的主要觀點：第一種觀點強調實行割禮的民族應有“文化自決”的絕對權利，根據這種觀點，即使某種文化傳統經常導致死亡，也不能被指責為對人權的侵犯；第二種觀點認為某種文化經常傷害或殘殺個人，就是對人權的侵犯，應加以制止[14]。對于生活在實行FGM社區里的婦女來說，挑戰FGM就等于挑戰宗教法規，因為宗教與習俗已緊密地糾結在一起，使女性割禮在穆斯林世界中竟成為一種宗教行為。比如索馬里共和國成立以后，政府基于男女平等的原則下令禁止女子割禮儀式，此舉在穆斯林學者中引起騷動，有人認為這項命令褻瀆了伊斯蘭教，與他們的教義相抵觸，于是就密謀造反。[21](P33)女性割禮的復雜性加大了解決的難度，把這個問題裹上民族文化的外衣就看不到它的實質。西方社會往往將女性割禮視為一種對婦女人權的侵害，而非西方人也可能視美國婦女的隆胸是女人為滿足男人的欲望而做出的與割禮相類似的怪事。那些能夠提供教育和向社區傳遞有關FGM信息和保護未受割禮少女的醫務人員往往既要尊重不同的文化傳統，又要引導人們擺脫正是那種文化傳統中帶有傷害性的那部分習俗在道德上的制約作用，這使得他們經常處于一種兩難的境地。

巴基斯坦學者法麗達·沙希德指出，其實只要一個地區流行這種風俗，不管是穆斯林還是非穆斯林都要遵從這種習俗，而大部分穆斯林社區并不實行FGM，這些社區里的人們對此聞所未聞，當他們聽說這居然和伊斯蘭教沾著點邊兒時，常常大驚失色；另一方面，岡比亞婦女和法律研究小組揭示，讓婦女們得知其他穆斯林婦女并不遭受FGM之苦，能大大激勵她們沖破思想的禁區，反抗自己社區里的FGM[22]。在美國，那些童年時受過割禮之害的移民婦女現已團結起來，她們積極反對故國同胞中流行的這種傳統文化習俗，并且將自己在美國和去非洲勸說人們改變這一傳統習俗的工作作為一項事業來奮斗。這些人都是深受割禮之害的非洲女子，現在她們四處宣傳自己的痛苦教訓，教育人們拋棄此傳統習俗，保護婦女兒童的權益。她們還向人們描述自己接受割禮后肉體上的痛苦：發燒、疼痛、不能享受性生活，有些人甚至因感染而死亡。1998年秋，《沙漠之花》(Wüstenblume)一書風靡歐美，作者沃麗斯·德里(WarisDirie)詳述了自己5歲時遭到性摧殘的痛苦經歷，這位勇敢的女性通過向世人揭示她痛苦的個人隱私，希望能幫助結束這種殘害了太多女性無辜者的野蠻傳統。沃麗斯所遭受的是那種最可怕的“法老式割禮”，當她了解到并不是所有女人(至少是黑皮膚女子)都經歷了這種割禮殘害時，她終于認識到自己的遭遇是不公平的。1997年，她接受了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邀請，成為該組織的女特使到世界各國作反對摧殘婦女的宣傳。幾年來，她的足跡遍及蘇丹、埃塞俄比亞、索馬里和埃及等地，不倦地現身說法以宣傳割禮的罪惡，喚起人們的覺醒以廢除這種陋習，使非洲千千萬萬的婦女從痛苦的深淵中解脫出來[23](P154)。

現在為數不少的非洲婦女正領導著反對割禮的斗爭，但她們盡量避免將這種手術說成是對人權的侵犯，并反對用外力來終止這種行為。由于視角的不同，她們與外部文化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盡管大家都同意割禮是一項應該廢除的行為。非洲婦女認為西方女性主義學者參與的反對割禮的運動帶有過分渲染的色彩，她們對此極為反感，并進而認為這是西方文化沙文主義的表現[24](P201)。弗蘭·霍斯肯(FranHosken)是西方研究非洲婦女陰核切割術的權威之一，她研究這一風俗的前提是：這種手術是不讓婦女在性交時有快感。從這一前提出發，她的結論是在這些盛行陰核切割術的第三世界國家中，婦女的性欲以及生育權被男人控制，父權制通過對性行為的控制在統治婦女，使她們依賴男人[25](P121)。在1980年的國際婦女大會上，霍斯肯開展的關于割禮的圖片展引起了公開的反對，非洲女性主義學者認為霍斯肯把陰核切割術作為判斷非洲婦女地位的唯一標志的做法缺乏歷史的觀念，她們反對把陰核切割術這一問題從婦女爭取平等的多種形式的斗爭中割裂出來單獨討論，更不接受第一世界婦女把這一問題與當地的土著文化聯系起來，從而得出這種土著文化中男女對立的觀點。1985年內羅畢婦女大會上，肯尼亞的伊達·加切卡亞(EddaGachakia)就指出，許多非洲國家的婦女長期以來一直在反抗和抵制這些殘害婦女的風俗，但她們希望諸如營養、嬰兒死亡、文盲、醫療保健措施、技術訓練等問題能夠在西方女權主義運動中得到與女性陰核切割術同樣的曝光度。[26](P222)在非洲婦女看來，她們面臨著許多比反對女性割禮更重要的事情，而外界單純只關心女性割禮問題顯然是偏頗的。一些非洲婦女感到有捍衛本土文化的必要，她們并不像西方婦女那樣認為割禮風俗是由于非洲文化落后的原因造成的，相反她們并不把它簡單地看成是有害人體的習俗，甚至還認為這是她們民族的特征。

對于像女性割禮這樣富于文化挑戰性的父權制習俗，應該要以一種既獨立又相互聯系的復雜視角來看待。女性割禮習俗作為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文化傳統已經在非洲大陸上延續了數千年，它早已融注到這些民族的意識深處積淀為一種集體心態和群眾信仰。接受女性割禮成為了婦女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割禮被認為是女性成熟的標志并由她們的父母自豪地執行著。因此不可能光靠幾道政治性禁令就從總體上徹底改變它，來自外部文化的批評與譴責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這種習俗對婦女和兒童的傷害，反而可能招致基于文化民族主義立場的反批評。西方世界對第三世界國家中存在的女性割禮的關注被看成是一種種族與文化優越感和帝國主義的虛偽表達，而“我們幫助她們”的方法給非西方的女性主義者們帶來許多對殖民主義的痛苦回憶，為了回應殖民主義和西方世界對女性割禮的批評，那些已經致力于在自身文化中尋求解放的非洲女性主義者認為，她們不需要西方拯救者的任何干預。二者之間的分歧也顯示出她們對文化復雜性和跨文化間相互尊重的敏感性認識不同，許多非洲婦女提醒她們的西方對手們要尊重女性割禮背后的悠久傳統。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隨著科學技術和文化交往的不斷發展，在這種文化的內部已開始有人意識到割禮對女性身心健康的嚴重傷害，并積極地為女性尋找解放的途徑，因為真正的解放者只能是她們自己。一個婦女自主支配其身體的完整性并拒絕接受來自外界的傷害，這是女性與生俱來的一種權利，當女性真正地覺醒后，那種剝奪和限制婦女的性權力的男權社會終將結束，女性割禮也應當像中國廢除纏足和多妻制一樣，最終由受害國家的婦女自己來完成。

注釋：

①《美國百科全書》(AcademicAmericanEncyclopedia)對Circumcision有這樣的解釋：Insometribalsocieties,femalecircumcision--theremovaloftheclitorisandthelabiamajora--isalsopartofritesofini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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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觀勝，曾強，陳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