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教育改造工作社會化思考

內容摘要：罪犯教育改造社會化工作雖然取得一定成績，但進程緩慢，方式方法單一，沒有形成規模效應和社會效益，沒有建立穩定的長效機制，亟需建立基于罪犯的教育改造形成社會多方機構與監獄合作開展教育的模式，將罪犯的教育改造這項復雜而專業且監獄不能完全做好的事務交予社會去辦，明確相關政府機構、社會團體和其他社會力量的職責、分工，與監獄一起形成合力，共同來做好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關鍵詞：教育改造社會化市場化新中國改造罪犯的成績是舉世公認的，包括戰犯和末代皇帝在內的一大批犯罪分子被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新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尤其是1994年《監獄法》頒布實施后，我國教育改造罪犯工作的法制化、科學化、社會化進程明顯加快，隨著監獄布局調整和監獄體制改革的全面推進，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得到顯著增強，特別是罪犯教育改造社會化的提出，使教育內容得到豐富，方法和手段不斷創新，教育改造質量不斷提高，刑釋人員重新犯罪率一直控制在比較低的水平，為社會和諧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在看到監獄教育改造工作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也必須清醒、客觀認識到目前教育改造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特別要看到罪犯教育改造社會化工作雖然取得一定成績，但進程緩慢，方式方法單一，沒有形成規模效應和社會效益，沒有建立穩定的長效機制，嚴重滯后于我國社會發展，影響了罪犯教育改造專業化和改造質量的有效提升，亟需通過體制機制、內容及手段方法的創新來解決。一、罪犯教育改造社會化的現狀（一）教育改造的核心地位沒有凸顯把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是我國監獄工作的根本宗旨，教育改造在監獄工作中無疑處于最核心的位置，但在思想認識和實踐中，教育改造的核心地位還沒有完全確立。部分民警對監獄矯正罪犯本質持懷疑態度，認為苦口婆心的教育收效甚微，不如加大對罪犯的監禁痛苦和勞動量來發揮監獄的懲戒作用。由于教育改造質量具有長期性和內隱性的特點，監獄更熱衷于追求顯性的監獄安全和經濟效益目標。隨著對監獄安全事故責任追究力度的加大，“唯安全論”和“安全就是監獄工作的一切”的傾向較為突出，重安全輕教育現象比較普遍。最終導致了勞動任務繁重、教育條件不匹配、教育手段缺乏、指導思想偏差、警力配備不到位、“5＋1＋1”教育管理模式也難以執行到位。實現監獄從傳統的“安全型”向“矯正型”、“質量型”（二）罪犯教育改造缺乏有效性和針對性教育有其自身的規律，強調教育者和受教者的平等和互動。而監獄的教育改造具有強制屬性，往往忽視罪犯的教育主體地位，忽視罪犯的需求、參與和感受，忽視罪犯的個體性差異。在循證方面，對罪犯個體的成長經歷、犯罪心理、性格特征、興趣愛好等的分析論證粗糙，普遍施以傳統的法制、道德、文化、技術等教育，分類教育、個性化教育未得到有效推進。技術教育“干什么、學什么”，不能適應罪犯釋放后就業和社會專業化分工需要。罪犯覺得監獄開展的職業技術培訓與自己的期望值有差距。罪犯價值觀、人生觀等思想層面的洗滌和人際沖突處理、心理調適、自我控制等社會化技能教育不足。教育形式以課堂教育、集體教育為主，個別化教育限于思想轉化、談心交流內容，教育形式不夠豐富，“你說我聽”的“填鴨式”教育現象嚴重。社會化教育的渠道有待拓寬，一些傳統有效的教育方法、手段如組織罪犯外出參觀、親情會見、離監探親等基于安全的考量被嚴格限制。二、實現教育改造社會化是時代發展的需要教育改造罪犯是中國監獄管理制度的一大特色，對社會和諧穩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監管改造制度建立幾十年來不斷發展，在對罪犯的教育改造上不斷創新，罪犯的教育改造質量有了很大提高。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價值觀的多元化，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不斷出現，使監獄自身的教育改造能力面臨重大挑戰。就最近十年來的教育改造創新上，我們不難發現，在多樣性的思想價值觀念下，尋求社會資源的進入和幫助，尋求更加專業化和更加有針對性的教育改造手段，無論是社會幫教、志愿者教育、理論專家支招、社會矯治等等，都是在罪犯教育改造社會化程度不斷增強的背景下實現的。教育改造工作的目標定位就是把罪犯改造成為適應社會的守法公民，這就決定了教育改造必須從社會發展的需要出發，從監獄改造人的實際出發，面向教育的現代性和開放性，把監獄對罪犯的教育改造全面融入社會。全面融入社會是遵循教育改造規律的外表體現。它要求監獄在規劃和推進教育改造活動時，把罪犯的教育需求置于社會整體發展的大背景下，從滿足罪犯立足社會，具備必要的社會交往和生存謀生技能為基點，對教育改造的內容、方法和推進的路徑等進行全面的創新，形成社會要素統籌下的監獄教育改造新格局。把教育改造建立在面向社會，社會共同參與的開放式教育體系?教育模式，并著力在教育改造的內容、方法和路徑上全面創新。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從而達到預防和減少犯罪是我國監獄的行刑目的。我們知道犯罪是一種社會現象，是多種社會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因而對罪犯的改造也必須采取綜合手段和方式。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罪犯是在社會化過程中遭受失敗的部分，對罪犯進行改造也就是使其再社會化的過程，個人與社會的交互作用越多，社會化的程度就越深，社會化的過程當然離不開社會化的手段和方法，所以監獄工作社會化首先是改造罪犯的需要。市場經濟是開放經濟，它重視社會分工和協作，重視對資源的合理配置。改造罪犯的主體即行刑權無疑是監獄系統，但封閉甚至排斥社會參與改造無疑是與當今社會的發展不合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監獄的分工是改造罪犯，其他社會團體根據改造罪犯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參與改造是必要的，它體現了社會協作，也便于監獄合理地利用社會資源。因此，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監獄工作社會化可提高行刑效益，提高改造罪犯的質量。《監獄法》第

3條規定：“監獄對罪犯實行懲罰和改造相結合，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原則，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苯Y合社會發展變化的要求，明確監獄教育的目的是將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具體表現為轉化罪犯消極錯誤的觀念和犯罪的惡習，提高文化程度和認知能力，培養相應的職業技能。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國監獄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隨著人類進入21世紀監獄教育個別化、社會化和技術化發展的趨勢，監獄培養目標注重以罪犯為中心，培養身心健康，適應社會的守法公民將成為必然要求。

三、罪犯教育工作社會化的重構監獄教育改造工作社會化就是將可利用的社會信息資源、人力資源和先進的知識與技術等社會資源同罪犯教育改造的內容有機結合，使監獄與社會合力完成對罪犯社會化教育改造的一種新型工作模式。其本質和內涵是在先進的教育思想理念指導下，促進罪犯獲取掌握信息、知識、技能和接受情感的認知工具，把大量社會資源運用到罪犯教育改造過程中，能使各種教育資源、教育要素、教育環節經過整合重構，相互融合，在整體優化的基礎上產生聚焦效應，從而促進傳統的獄內教育結構與教育方式的根本變革，達到提高教育改造質量，完成罪犯社會化再教育的目的。罪犯來自于社會，犯罪原因存在于社會，對罪犯實施教育離不開社會幫助，罪犯教育改造的社會化是監獄教育改造發展的必然趨勢。新時期，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文化、思想、價值觀的多元碰撞，使社會成員對價值觀念、信仰信念的思考與選擇更加多維，不當的思想價值觀念和行為惡習成為了犯罪的一大原因，而矯正罪犯的思想、觀念、信仰、行為等也成為了監獄教育改造的一大難點。過往的實踐證明，這單純依靠監獄的力量顯然是無法完成的。面對復雜的教育改造挑戰，我們必須轉變觀念，進一步理清監獄所應承擔的職責和職能，引進社會資源。按照李克強總理在兩會期間就轉變政府職能所講的“市場能辦的，多放給市場。社會可以做好的，就交給社會。政府管住、管好它應該管的事”，職能轉變必須體現一個原則——專業的事務交給專業的機構（或人）去辦。這就監獄來說，其發展方向就是要基于罪犯的教育改造形成社會多方機構與監獄合作開展教育的模式，將罪犯的教育改造這項復雜而專業且監獄不能完全做好的事務交予社會去辦，明確相關政府機構、社會團體和其他社會力量的職責、分工，與監獄一起形成合力，共同來做好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創新與社會機構合作模式，監獄或可進一步嘗試推行“教育外包制”，實行市場化改革，監獄以政府名義出資購買服務，符合規定條件的社會教育機構投標，監獄負責管理，從而尋找監獄與社會雙方合作的契合點，滿足雙方需求，實現互利雙贏。實現文化教育資源共享。積極與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等文化教育機構共建基地，監獄為社會機構提供科研幫助的同時得到優質教育資源，又使社會機構科研成果反哺監獄的教育改造工作。（一）對罪犯的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方面，可邀請黨政機關、社會團體、部隊、企業事業單位和社會各界人士來監進行法制、道德、形勢、政策和前途教育；利用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國家重點工程、城市建設新貌、科技文化展覽、英模報告會等對罪犯開展思想道德教育；邀請文聯、科協、體協等團體指導罪犯開展健康有益的文體活動，陶冶罪犯情操；利用現代傳播媒介增加罪犯對社會的正面了解；引導罪犯親屬通過親情電話、親情共餐、特優會見等形式進行親情規勸和感化。（二）對罪犯的文化教育犯罪學家認為，文化水平低、社會知識淺薄是犯罪原因系統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也是罪犯接受其他教育，重新回歸社會的障礙。由于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世界各國針對此項矯正教育方案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對教師素質同樣也有嚴格的要求，在監獄中從事此項工作的人員，大都是取得教師資格的教育部雇員。文化教育從內容看主要是向罪犯傳授科學和文化知識，根據罪犯原有的文化基礎，進行小學、初中、高中及大學課程的教育。盡管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教育方案具有一定差異，但基礎教育課程通常包括：基本的閱讀、寫作和算術技能。各國都非常重視基礎教育的實施，如阿根廷的《監所法》規定：“在所有的監所，都要對文盲和沒有接受過初等教育的被監禁者進行義務教育?！蓖瑫r規定：“不努力擺脫文盲狀態的被監禁者不能完全享受勞動收益和優待?！备鲊O獄機關在重視基礎教育的基礎上，還鼓勵有能力的罪犯參加更高層次的文化學習。法國的法律明確規定，罪犯可以參加國家教育系統舉辦的函授學習。對一些無法在監獄內學習的課程，如果對罪犯的矯正或再社會化確有必要，監獄長可特別批準該罪犯施行半自由制度，使其可以到監獄外參加這種學習。當然，對于這類外出學習的罪犯，也有相應的紀律約束。一旦罪犯違反這些條件，監獄可以撤消對罪犯外出學習的許可。社會教育以其專業性強，內容豐富，貼近回歸后生活彌補了監獄干警教學能力欠缺，形式內容單一，干警說教缺乏說服力等不足，因此，要廣開社會渠道，全方位多角度地運用社會的教育改造資源，因時、因事、因地、因人制宜地改造罪犯，追求教育改造罪犯的綜合效應。監獄教育不是孤立封閉的，而應與社會教育結合起來，文化教育方面，可依照《監獄法》第63條、第64條、第65條規定，協調教育部門在罪犯中開展初等教育等文化基礎教育，以及電大、函大、網上遠程教育和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工作，爭取得到政策、師資、教學教材和教育經費的支持。（三）對罪犯的職業教育職業教育是緊隨文化教育之后的教育活動，1559年成立的、被稱為“首先實現現代自由刑思想”阿姆斯特丹監獄，在強調“以勞動療法使罪犯回歸社會時”，就開始了職業訓練，后來受其影響而建立起來的一些監獄，甚至就起名為“習藝所”。因此，職業教育可以說是在西方監獄中相當傳統的一項教育活動。發展到今天，職業教育的內容已頗為廣泛。一般來說，罪犯參加這種職業培訓是自愿的，并可根據自己的愛好、特長來選擇具體內容。監獄方面只是根據年齡、知識水平和個人才能考核一下其是否適合接受這種教育。但在日本，接受培訓的人員是經過嚴格挑選的。根據日本《罪犯職業訓練規則》的規定，符合下列條件者方可接受職業技術培訓：年齡未滿40歲；職業訓練開始時，服刑時間必須達到1年以上；行為狀況良好，意志堅強；檢查結果表明具有進行職業培訓的素質；希望能從職業培訓中習得技能作為釋放后謀生的手段。對罪犯進行職業教育的組織活動在各國矯正實踐中也不盡相同。在德國，罪犯的職業教育是在生產車間進行的，由監獄資深職業培訓教員負責，期限一般為1~3年，特殊的課程可縮短至6個月，培訓結束后需要考試，考試合格者發給結業證書。在法國并非所有的監獄都有職業技術教育機構，對于那些在沒有職業技術教育機構的監獄內服刑的罪犯來說，經過個人申請，如果從年齡、知識水平和個人才能等方面考慮適合接受這種教育，經司法部門批準也可通過自學、參加函授學習的方式，從事技術知識的學習。當前，我國監獄要以靈活的技能培訓拓展出路，最大限度提高罪犯刑滿后的生存能力。考慮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用工、勞動制度的深刻變革和當前社會就業的激烈競爭，要大力加強職業技術教育，以適應社會需要的應用性技術為主，力求更多的刑滿釋放人員回歸后能自立于社會。提高罪犯的勞動技能不僅是監獄生產的需要，也是增強罪犯就業謀生本領的需要。可以走以監獄為主、監獄與社會力量相結合的路子。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要求，將社會志愿者隊伍確定為改造罪犯的一支常規的重要輔助力量，積極創造條件，充分發揮其特殊作用，使他們能介入到技術教育、就業指導等領域，??有教育資源。依照《監獄法》第64條、第66條規定，結合監獄生產和就業形勢需要，協調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在罪犯中開展以就業政策、就業形勢等為主要內容的指導培訓，發給相應的技術等級證書和培訓證書，以利于罪犯安心改造和刑滿就業。我們要按照《監獄法》“罪犯文化技術教育列入所在地區教育規劃”的要求，取得當地教育和勞動部門的理解和支持，逐步實現罪犯技術教育的師資由當地大中專院校和職業技術學校來承擔，教育勞動部門統一領發證書的目標。在上述正規化教育的基礎上，應盡可能地利用社會資源開展輔助性教育。所有教育工作都要有組織、有重點地開展，可通過與市、縣政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簽訂幫教協議，依托綜治委、關工委、社會工委、工會、共青團和婦聯等組織建立社會幫教自愿者隊伍，以即將刑滿罪犯、家庭特困罪犯、少年犯等為重要對象，進行集體幫教和“一對一”幫教，保證教育的規范性，連續性和實效性。（四）逐漸施行心理咨詢市場化心理咨詢和治療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兩千年以前，但真正意義上的心理治療的產生應歸功于19世紀末奧地利精神病學家弗洛伊德始創的心理分析。就在弗洛伊德創立心理分析理論的同時，西方出現了近代學派。在矯正人格理論的影響下，一些人嘗試使用新的方法矯治犯罪人，許多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在這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目前，西方國家罪犯心理矯治發展很快。從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開看，罪犯心理矯治的目的是配合其他教育方案促使罪犯發生積極的變化，并使其順利回歸社會。另外，在西方國家從事罪犯心理矯治工作的心理學家、精神病專家并非監獄行刑人員，而是作為志愿人員或應聘到監獄服務的專家學者。實際工作中，民警開展心理咨詢兼有管理和咨詢的雙重身份，客觀上就因“非對等主體”給罪犯造成了難以跨越的心理障礙，罪犯咨詢的積極性和效果受到了較大影響。因此，在監內成立模擬社會服務體系的心理咨詢服務中心或實現更加徹底的外包心理矯正服務，由第三方機構或專家進行專業的心理矯正將是一個很好的嘗試方向。（五）重構科學的教育改造工作評價機制一是構建監獄安全教育評價機制。監獄是監管改造罪犯的場所，關押對象的思想、情緒穩定狀況直接關系到監管場所的安全與穩定。人的一切行為來源于其心理活動，而教育改造工作抓住了關鍵的“攻心”方法，是行之有效的途徑和手段，是思想轉化、心靈啟迪、行為矯正的內在因素，它對整個監管改造秩序的穩定起著基礎性、關鍵性的內因作用。雖然教育改造工作的效果往往滯后于教育本身，但安全價值的評價，卻構成了整個教育改造工作評價的基礎。因此，對安全教育價值的評價，應致力于將隱性評價和顯性評價有機結合起來，以罪犯思想穩定狀況、情緒變化特點和行為的傾向性特質等有機結合起來，以最終效果的檢驗和評價為依據，方能體現監獄教育改造的基本特質和第一要務。通過制度牽引，如果每個罪犯都心悅誠服地認罪服管，監管場所的安全自然就有了保障，監獄就會有一個持續穩定的改造秩序，如是，監獄教育改造在維護監獄安全中的特定的價值就得以充分顯現。二是改革罪犯勞動教育評價機制。馬克思曾經指出：“勞動是一切社會病毒的偉大消毒劑?！北O獄組織罪犯生產勞動，使其在艱辛的勞動過程中，改變貪圖享受、好逸惡勞的不良思想，養成良好的勞動習慣和行為習慣，并通過勞動體驗人生價值，逐步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通過參加生產勞動，培養協作精神和團隊意識，了解和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