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差異——對象、目的、功能與方法

繼50年代中期美國政治學界開創政治文化研究領域后，中國政治學界在80年代也開始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嘗試。1987、1994年相繼兩次召開了全國性的“中國政治文化學術研討會”。隨著有關政治文化研究的文章、譯著、專著不斷問世，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成為公認的一個專門研究領域。特別是在中外政治文化比較研究方面，以天津師范大學的徐大同教授為代表的研究群體，自90年代后期以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不過，雖都是政治文化研究，而且在專業術語和一些概念上不無彼此沿用之處，但中美政治文化研究之間卻存在顯著的差異。從內容上看，中國的政治文化研究似乎完全是另辟奚徑的獨創，中國主流學者似有意要使這一研究與國際通行的政治學研究規范分道揚鑣。這究竟是什么原因？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即中美政治文化研究興起的不同社會背景、研究目的以及研究對象入手，力圖透析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差異，并從中引出有益于中國當前政治文化研究的某些啟示。

一全球戰略與政治文化研究在美國的興起

一般地說，任何政治問題的研究總是產生于一定的政治需要，即便高度抽象的政治哲學也脫離不開一定的時代、一定社會人群的政治需要。這既是古往今來政治研究的一條普遍規律，也是當今政治文化研究興起的直接原因。

政治文化研究最初產生于本世紀50年代初的美國。這個時期正是二戰后美國取得世界大國地位、開始在全世界范圍內推行全球戰略的時期。然而實際上，早在二戰結束之前，美國政府出于戰后如何處理日本的決策需要，就提出了研究異國文化的要求，并委托著名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就日本是否會投降，以及美國如何管制日本兩大問題進行專題研究。在接受了這項任務后，她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結合訪談調查和書刊、電影資料等實證研究，很快得出結論，認為日本人會投降，但美國不能直接統治日本。在此基礎上完成了致美國政府的研究報告。事實證明，戰后美國政府的決策與她的見解是相一致的。1946年，本尼迪克特將報告整理成《菊與刀》一書出版。該書對50年代后美國政治文化研究的興起產生了重要影響。(1)

此后，隨著美蘇關系的緊張、遏止政策的出臺，杜魯門政府全面修改美國戰時與蘇聯結盟的政策，開始推行以反共為特征、以爭奪世界霸權為目標的全球戰略。冷戰的嚴酷事實，不僅給剛剛結束了戰爭的世界帶來新的不安，而且使美國國內的保守反共勢力異?；钴S，50年代出現了以迫害進步人士而臭名昭著的“麥卡錫主義”，造成了舉國上下的“恐共癥”。與此同時，美國還向許多國家輸出“自由、民主”政治體制，但結果大部分都未獲成功，反而出現了一系列軍人獨裁政權。為了順利地推行全球戰略，美國政府急需對世界各國政治制度的傳統、現狀有全面的了解，急需政治學研究人員提供這方面詳實的研究報告。

為此，從1952年開始，在美國社會科學理事會的倡導之下，一批政治學研究人員展開了對各國政治制度的研究，特別是對共產主義及其行為方式的調查研究。他們紛紛走出書齋進入實際政治研究的天地，不僅對西方國家，而且更多的是對非西方國家的社會政治結構及民眾心態進行廣泛的調查研究，收集了一批詳實的資料，為美國政治學界的比較政治研究奠定了基礎。其中，阿爾蒙德在對美、英、法、意的若干名前共產黨員進行訪談調查的基礎上，寫成《共產主義的感召力》一書；派伊與阿爾蒙德合作，幾乎用了一年的時間在馬來西亞采訪華裔共產黨人。由此引發了他日后對東西方政治文化差異進一步探索的興趣。(2)1953年的一天，美國政治學學會的政治行為委員會在社會科學理事會的本部召開會議，邀請剛剛從馬來西亞回國的派伊和其他學者座談對發展中國家的觀感，這次會議直接促成了美國政治學學會比較政治委員會的成立。(3)

通過這種比較政治研究，一些學者開始懷疑40—50年代美國政治學界流行的權力觀念。這種觀念把權力概念等同于西方經濟學領域中的貨幣概念，是政治學領域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的核心概念；認為權力現象本身存在著一套適用于整個人類的普遍規律。這種觀點從戰前美國傳統政治學，到戰后美國國際政治學的開創者摩根索、政治發展理論的提倡者亨廷頓都持相同的見解。然而，從事比較政治研究的阿爾蒙德、派伊等人卻發現，由于對權力的特殊情感、態度和認知程度的影響，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歷史文化傳統、不同社會條件下的人的政治行為是極不相同的，人類社會的權力現象并不是從古至今到處同一的。研究影響人們政治行為的心理、文化因素是比較政治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4)

1956年，經過幾年的潛心研究，阿爾蒙德在《政治學研究》雜志上發表一篇題為“比較政治制度”的論文，第一次明確地對“政治文化”概念、方法給予界定和說明，使比較政治研究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獨立研究領域。

此后，以阿爾蒙德為首的一批政治學研究人員，設立了政治文化研究的一系列具體課題，并把行為主義政治學研究的新方法、手段引入這一領域，如：1957年開始的由阿爾蒙德、烏爾巴主持的對英、美、德、意、墨五國公民政治態度的調查和分析，這一項目在1962年完成，并出版了《公民文化》一書；1958年開始由派伊主持的對緬甸進行的調查，由此而出版了《政治、人格與國家建設：緬甸對認同的尋求》一書；阿爾蒙德與科曼還依實地調查寫出了《發展中地區的政治》一書，等。

60、7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作為比較政治研究的一個分支盛極一時，不斷有新的研究成果問世。不僅增強了美國海外企業、跨國公司對外國政治的廣泛了解，而且對美國政府對外政策的制定過程都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批從事政治文化研究的學者，阿爾蒙德、派伊等人都在美國政府或軍隊研究機構兼職，有的還是蘭德公司的顧問。

總之，從政治文化研究在美國的興起的過程可以看出，它是與二戰后美國奉行的對外擴張的全球戰略直接相聯系的，是為美國政府的對外決策服務的。如果沒有美國政府決策的需要，沒有美國二戰后在全世界范圍內對外擴張的戰略態勢，政治文化研究在美國的興盛是根本不可能的。

二走向現代化的中國與政治文化研究的多樣化

中國政治學界開展政治文化研究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的。當然，這是與70年代末中國結束曠日持久的“文革”內亂，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密不可分。從總的來說，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國的興起是重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客觀社會需要，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理論思考。但具體來看，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國的開展卻是由來自三個不同方向的思潮匯合而成，并由此向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

首先，它是在海外華人學者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思潮影響下形成的。這種學術思潮從現代化壓力下對面臨危機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開始，走向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否定；然后又從西方文明的沒落中重新發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價值，并力圖使之與西方后現代主義文化相互融合。(5)這種學術思潮從80年代初開始通過哲學界在國內傳播，并逐漸涉及中國政治現代化發展方向的理論思考，以及對中西政治價值觀的理解、評價。從廣義上看，它為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國的開創造了有利學術思想環境。

其次，它是在中國學者探索“文革”內亂原因的反思中形成的。文革結束后，知識界，以文學界、理論界為主的許多有識之士認識到，中國之所以會釀成這場災難僅僅追究個別人物的責任是不夠的，應當從文化因素中探索更深層的原因，應當更深入地研究中國人的民族性、國民性。要避免“文革”內亂的重現，必須重建包括政治文化在內的整個中國文化結構。(6)這種思考以及由此而來的一些研究成果對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國的開展，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最后，它是在西方政治學學術思潮的影響下形成的。從80年代初期開始，中國政治學界的研究人員就接觸到以美國為代表的當代西方政治學。80年代中期，各種評介當代美國政治學研究的書籍、文章大量問世。伊斯頓、阿爾蒙德等人的政治系統分析理論、亨廷頓的政治發展理論、林德布魯姆的決策理論等等，在中國政治學界不再是生疏的學說。這其中，政治文化研究也被作為一種現代政治科學的實證研究方法給予廣泛的介紹，并且引起了中國政治學研究人員的極大關注。

如果說，前兩種學術思潮從客觀上為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國的開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并間接地影響了這一研究的話，那么西方政治學研究的學術思潮則是一種直接的影響。但是，中國學者在吸收和借鑒這一研究方法時，明顯地產生了兩種不同的傾向。其一，一部分學者把政治文化研究當作一種經驗、實證的方法，開始運用西方政治學量化的研究手段，如問卷式抽樣調查、個案調查等，對公民政治心理、態度進行現實的研究。(7)其二，另一部分學者、也是占主導地位的大多數學者，則借助西方政治文化研究提供的一些基本概念、范疇和價值判斷尺度，開始了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規范理論研究。(8)這兩種不同傾向也反映了中國從事政治學研究的人員結構特征，前一種傾向的人員以各級黨政機關、或從屬于黨政機關的輿情調查機構的實際工作者為主；后一種傾向則主要是與從事政治理論研究相關的院校學術研究人員。前者以向上級黨政領導機關提供了解社會輿論、民情調查報告為目的，對國家和政府決策過程產生間接的影響；后者側重于面向各種教育對象，在政治價值觀念上影響人們的思想意識。值得注意的是，二者之間至今還沒有形成相互聯系的機制，幾乎是彼此不向往來地進行著各自研究。雖然，目前部分高校政治學專業的中青年學者不斷做出積極的努力，有意地把政治文化研究方法引入實際政治研究的范圍，如一些大學對大學生思想方式、行為方式的調查研究；對某一特定地區居民政治態度進行的調查研究，等等。但是，由于缺乏進入實際調查研究的機會和條件，現代政治學研究的新方法很難在中國的實際政治研究中得以廣泛應用。因此，院校研究人員的政治文化研究基本上是以純粹學術思想、原理和方法的闡釋為主，側重于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實際政治工作人員則忙于具體事物，無暇過問理論，在一些相關的研究課題上，使用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研究方法時本身就不夠規范，基本上采取了就事論事的簡單摹寫、描繪現實的方式。因此，在大量事實材料的面前，缺乏對長期經驗事實的整理概括、以及理論上的深入分析，難免讓人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之感。

總之，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國的展開過程中，出現了多學科、多渠道、多樣化的特點。這反映了它主要是被當作一種現代政治學的研究方法予以接受，而作為一種方法，當然是可以在涉及政治的廣泛的領域中加以運用的。不過，在這種廣泛的應用中，難免不出現對政治文化研究本身概念、范疇以及研究對象的不同理解。也就是說，中國現有的政治文化研究，已經與政治文化研究當初被創立時的界定有了極不相同的含義。就此意義上而言，有必要在研究的對象、目的等問題上對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興起做一次認真的比較研究。

三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三大顯著差異

從中美政治文化研究興起的過程看，大致有以下三個顯著的差異。

1、研究對象、功能上的多國比較與自我批判反思之差：

美國政治文化研究的興起是由戰后美國的國際地位及其對外擴張的全球戰略決定的。從研究對象看，美國政治文化研究主要是把美國以外的國家、地區的政治文化模式作為比較研究的對象。同時，政治文化研究是為美國政府對外政策決策服務的，或為美國不同利益集團在海外經濟、貿易的擴展服務的。

中國的政治文化研究是在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后，理論界圍繞中國的現代化的目標、途徑而形成的對本土政治文化價值的一次再確認。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功能尚不是為政府決策服務，而是借他山之石以攻中國傳統文化之玉。當前中國學術界展開的政治文化研究，并沒有脫離近代以來知識界研究文化問題的初衷。

比較之下可以看出，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興起都脫離不開一個面向世界、面向異文化的大背景。只有當一個民族被置身于這種開放的大環境中，政治文化的研究才可能提上日程。但同時也可以看出，中美間在政治文化研究的對象、主題、功能上存在顯著的差異。簡單地說，美國政治文化的研究是以異文化為對象、以皈依美國式的自由、民主為主題、以為美國對外擴張的全球戰略服務為其功能的。相反，中國的政治文化研究主要著力于批判地借鑒現代政治學研究中的新概念、范疇、以及新的價值觀念，并借此重新認識、評價固有的傳統政治文化。與當前中國大文化研究相同，明顯地具有一種內向反思的特征。

2、自我文化中心與多元文化的寬容精神

中美兩國都是文化大國，一個是現代文明的象征，西方“自由、民主”的代表。另一個是東方文明古國，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這種文化大國的地位很容易造成一種自我為中心的心態，這在中美政治文化研究中也有所反映。

與美國政府總是以“人權”為尺度去衡量其他國家一樣，美國政治文化研究的學者也總是透過西方“自由、民主”的眼鏡去看待別國政治文化的。例如在阿爾蒙德等人的有關政治文化著述中，盡管他們一再聲言政治文化研究的客觀描述性，但在具體的比較過程中總是擺脫不了對別國政治文化的貶低、否定，以及對美國式所謂“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崇尚。這其中最讓中國學者難于接受的是派伊對中國政治文化的偏見，例如他講，中國人的特點是欣賞欺詐、不愿承諾，相信外力而不是自身的力量，愛揣摩形勢……，等等。顯然，這種觀點充滿了對中國政治文化和中國人民族性的成見。

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大國，千百年來形成了一種強大的以自我文化傳統為中心的向心力，以致在歷史上諸多外來異文化都被同化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母體之中。但自近代西方文化傳入以來，這種自我為中心的文化心態終于被打破了。隨著革命、救亡、再革命的社會變遷和新中國的誕生，以革命為核心的新民主主義文化代替了傳統文化。但是從建國以來的文化變遷中，人們發現傳統文化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至今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規范和制約著人們的行為方式。事實證明，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仍將經歷一場深刻的文化整合運動。但是，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相互融合與沖突、接近與疏離的文化變遷中，當代中國人再不會做出非此即彼的極端選擇。改革開放以來的多元文化融合發展趨勢已經使兼容并蓄的開放式的文化心態在中國公眾中生了根，很少有人還帶著偏見去看待某一種外來文化。同時，也很少有人借外來文化否定中國的本土文化。這種在多元文化整合過程中的文化寬容精神，是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走向繁榮昌盛的一種強大精神力量。

正是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中國學者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并不存在自我為中心、排斥外來文化、否定別國政治制度、政治傳統的問題，而是在現有的條件下盡可能地了解、認識和介紹別國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當然就更談不上象美國學者那樣要讓別的國家接受自己國家的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

3、在決策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不同

如前所述，美國政治文化研究的興起與美國政府決策過程的實際需要是分不開的，這無論在本尼迪克特對日本文化的研究、還是后來阿爾蒙德與派伊等人的多國比較政治文化研究中都可以得到證實。因此，參與政府決策、影響決策過程是美國政治文化研究的一個顯著特征。

反之，中國學者的政治文化研究，尚未達到這樣的水平，無論在中央政府還是在地方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