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翻譯與涉外經濟關系研究

一、中國遭受國外反傾銷制裁的背景

經過十年的多輪雙邊貿易談判，中國雖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但因美國等經貿大國阻撓卻是以非完整世貿成員的身份加入的。加之，由于中國缺乏涉外法律人才和高水平的法律翻譯，對國際主要貿易伙伴經濟貿易相關法律制度缺乏足夠了解，未能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所以日益成為世界反傾銷處罰的針對對象。

其實，中國遭遇反傾銷由來已久，并有日益頻繁之勢。據有關學者統計，1980年代，每年平均六起;1990年代，每年平均二十九起;進入21世紀，每年仍有遞增趨勢。另外，反傾銷對象主要集中在鋼鐵、紡織、化工等中國生產量大、勞動力成本低造成價格比較優勢的產品上。

2010年9月10日，商務部副部長易小準在《解放日報》上撰文指出，中國目前已成為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對象國，一些國家還采用了所謂“碳關稅”，即打著應對氣候變化的旗號搞貿易保護。易小準還公布了一組數據:2009年，中國的出口占全球的9．6%，但遭受的反傾銷案例卻占到全球的40%，反補貼案例占全球的75%，遭遇的貿易調查數約占同期全球案件總數的43%［1］。很顯然，中國已經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對象國。最新遭到的反傾銷處罰來自美國。美國商務部根據2011年1月終裁，認定中國輸入美國的石油鉆桿存在傾銷和補貼行為，從2011年2月7日起將對這類產品征收最高約達430%的反傾銷關稅和18．18%的反補貼關稅［2］。這是美國近期針對中國鋼鐵產品的又一起貿易救濟案。

按照WTO正式成員規則，在確定中國是否存在商品傾銷的問題上，是以中國出口商品在國外銷售價格是否低于中國國內市場銷售價格為標準。中國出口商品價格一般都是高于國內市場銷售價格，但因中國不被歸于市場經濟國家之列，故使得中國出口商品價格與其國內市場銷售價格不具可比性，而只能采用第三國價格來進行比較。這對中國出口商品價格的衡量極為不利。進口國在提起訴訟時，選定替代國價格作為衡量標準，而替代國價格的選定是有利于進口國而不利于出口國。當然，替代國價格的選定也給被告提供了機會，若替代國價格選擇不合理可以另行選定替代國作為衡量該商品的價格標準。但是，要求被告在較短時間內對替代國進行市場調研及發表評述，如歐盟規定要求被告在十日內收集齊所有證據和資料來說明其替代國的選擇不合理，而在這個時限內要推翻原告花費大量時間所選替代國的理由幾乎是不可能的。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對涉外法律人才尤其是對法律翻譯人才的培養不夠重視，導致直至改革開放以及加入WTO后，中國在遭受不公平的反傾銷或貿易壁壘時，很少有企業和行業敢于應訴。那么，從歷史的角度，法律翻譯在涉外經濟中到底起一個什么作用呢?

二、法律翻譯和涉外經濟的關系

西班牙阿爾坎特大學英語與法律語言學教授恩里克·阿爾卡拉茲和布萊恩·休斯在其著作《LegalTranslationExplained》第一章開門見山地指出，“英語是用來進行經濟貿易、市場營銷、旅游服務、司法服務和政策制定的工具”。可見，作為外語、翻譯語言的英語主要作用是為經濟貿易和司法服務。這與當今中國流行的“英語學習就等同于英語言文化學習，為欣賞英語作品和文化交流服務”的觀點有很大差異。

19世紀初，在封建制度束縛下，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制度主導下，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規模和總量被政府行政、法律和經濟政策限制在很有限的范圍內。就連當年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強國英國亦很難施展其巨大的涉外經濟貿易能量，在與中國強勢商品絲綢、瓷器和茶的進口貿易中，貿易逆差巨大，金銀損耗嚴重，其機械化產品如“洋布”、“鐘表”、“蒸汽機”、“煙土”等很難大量賣到中國。1837年，英國首任駐華首席商務監督律勞卑作為廣州外僑總商會官方負責人，問計英國資本家、廣州寶順洋行行長顛地和英國駐華商務監督中文秘書兼中英翻譯馬儒翰，告之炮艦可破。實際上，炮艦破的不是中國人的購買興趣和購買力，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破了中國的法律制度和經濟制度。隨后，英國鴉片等商品大量涌入中國。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清政府就開始認識到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的優勢，為了達到富國強兵、抵御侵略的目的，進行了大量與西方強國法律制度、政治制度有關的翻譯、研究工作。民國時期，制定相關法律、經濟制度和選派西學，引進技術和西學文化達到一個更高的階段。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學者開始主要是對蘇聯的文學、法律和經濟制度類書籍、資料進行翻譯和引進。“文化大革命”期間，基本中斷了對西方的經濟、法律制度學習，翻譯事業也陷入低潮。但整體來說，1949年到1978年中國的翻譯界是處于翻譯實踐思考與經驗總結階段。1978年改革開放后，中國翻譯事業走上新的發展道路，翻譯理論研究亦隨之真正開始起步。由此，各個與法律翻譯相關的國際貿易、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的翻譯、引進和吸收，都對中國的對外貿易和文化交流起了一定推動作用。中國加入WTO，實際上也就是獲得了一個按照相當于國際法性質的“世界貿易組織”相關協定和協議展開涉外經濟貿易交流運作及解決有關國際貿易爭端的成員國資格。這有利于中國涉外經濟貿易相關產業和企業的發展，并為與國際經濟貿易相關的反傾銷調查、訴訟以及貿易壁壘的設置等造成的經濟貿易爭端找到了相對公認的解決機制。

所謂法律翻譯，就是對法律語篇的翻譯，主要涉及三個領域的內容:法律理論、語言理論和翻譯理論。根據不同的主題內容，法律語篇大致可分為六類，即立法者、法官、司法者使用的語言以及商業、司法和學術著述等方面的語篇。如再加以細分，法律語篇主要有成文法、案例法、公約、合同、契約和法學論文或論著之類的法律文本。法律文本翻譯就是對上述這些文類的翻譯。除此之外，法律翻譯還包括法庭上法官使用的語言以及法庭上雙方證詞等口頭闡述的翻譯等。

法律翻譯可分為筆譯和口譯兩種:筆譯就是對法律文本的書面翻譯;口譯又被分為交互翻譯、同聲傳譯和視譯。同時，這兩類翻譯又均可細分為很多子類。如按照文本在法律活動中的地位，書面翻譯可分為權威性翻譯和非權威性翻譯。權威性翻譯的譯文具有法律約束力，而非權威性翻譯的譯文則不具有法律約束力。非權威性的翻譯又包括用于提供信息的描述性翻譯和用于闡述法律問題、原則、案例等的解釋性翻譯。口譯也可分為權威性翻譯和非權威性翻譯。非權威性翻譯包括效用性翻譯和參考性翻譯。

根據2004年國家統計局制定的《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法律翻譯人才”的概念可以界定為:為社會公眾提供法律語言或文字翻譯產品和服務的活動以及與這些活動有關聯的活動和翻譯服務的翻譯人才的集合。法律翻譯人才是翻譯人才寶庫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于他們具有了普通翻譯人員的基本語言、文化素質和敏捷的反應能力，所以屬于翻譯人才;但他們又具有了普通翻譯人才所缺少的專業知識和駕馭能力———系統的法律知識、縝密的法律與法理推理的判斷力、法律專業術語的準確把握，所以又是一個特殊的翻譯團體，即不僅能駕馭母語和外語，還能駕馭中外法律知識和訴訟程序、訴訟技巧的外語加法律的復合型人才團體。當然，其培養已經超出了中國傳統意義上大學人才培養模式，是一種新型的創新的思維模式、中外相關人才結合、外語專業和法律專業融合、相關部門密切合作的復合式教學培養模式。

涉外經濟是指一國或地區為推動該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增長，以國際市場需求為導向，以擴大出口為中心，根據比較優勢理論，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所建立的經濟結構、經濟運行機制和經濟運行體系。它必須根據國際市場的需求變化來調節產業結構，為了占領國際市場，必須參與國際產業轉換的循環機制，這就促使國內產業結構不斷調整，以適應國際市場商品結構的頻繁變化與發展。

隨著中國和世界涉外經濟規模的擴大，涉外經濟的結構分類與法律翻譯內涵外延的界定也逐步完善，相關研究進一步得到拓展，中國翻譯市場也不斷擴大。2009年12月1日，中國外文局副局長兼總編輯、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黃友義在接受《中國新聞出版報》記者采訪時說，隨著中國的對外開放和全球化的大趨勢，對翻譯的需求迅速增長。“盡管中國翻譯市場的產值尚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但業界分析家有一個比較可信的估計是200億元至300億元人民幣，而且每年都在以較快的幅度增長。”［3］他還特別強調與涉外經貿和技術有關的法律翻譯占的比重越來越大的現象，并對缺乏相關復合型人才表示擔心。

三、涉外經濟貿易中法律翻譯人才的重要作用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各國法律制度的改革與交流已變得十分重要。所以，中國高校法律翻譯教學的急迫性日益明顯。中國入世后，大量的商貿、技術轉讓、知識產權等方面的法律文獻、文書、合同和訴訟翻譯成倍增加，而中國法學界和應用語言學界對于法律翻譯及其相關高校教學的研究從即將入世到入世后的今天也僅僅十年時間。國家教委在2008年公布的中國當代稀缺人才信息中，法律翻譯人才的缺乏被提到十分急迫的地步。當今的法律翻譯教學既包括法律文獻本身的翻譯，也包括與法律制度相關的商務、經貿、金融等相關專業領域內翻譯的研究、實踐和教學。除了要求教師具有必備的通用翻譯能力以外，還要求他們通曉法律知識和相關的商務金融等專業知識，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加強法律翻譯人才的專門培養。但是，法律翻譯知識和人才的復合型及復雜性卻使得對其教學機制的研究與機制建立步履維艱。

在國際化和全球化的今天，翻譯工作和翻譯市場的大部分已經不再是文學與文化的翻譯。中國翻譯協會2009年公布的數據顯示，專業翻譯、復合式專業業務翻譯已經占了翻譯市場的90%以上。然而，與這巨大的市場需求相對應的是，翻譯人才特別是高水平翻譯人才嚴重匱乏。據2009年中國翻譯產業論壇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現有在崗聘任的翻譯專業技術人員約6萬人，另有約10萬人以不同形式從事翻譯工作。但在中國，能夠勝任這種高水平翻譯的職業翻譯家不到200人;而在國外，能從事這種高水平翻譯的漢學家和海外華人，也不到200人。復合式法律翻譯人才在中國少的尤為可憐，尚不足20人。2009年，在中國翻譯市場年產值300億元人民幣的市場中，超過60%的翻譯業務被外國翻譯公司與合資公司拿走，法律翻譯的85%被外國翻譯公司或中外合資公司拿走。這與中國蓬勃發展的經濟、日益繁榮的國際經貿和文化網的市場需求完全不相匹配。中國翻譯市場急需合格的高水平翻譯人才，這其中法律翻譯人才是最大的缺口［4］。中國法律翻譯人才和涉外律師應協調配合，針對目標國開展共同研究，以提高法律翻譯質量和訴訟質量。由于美國的反傾銷制度已趨于完善，關貿總協定第六條規定的內容也基本上脫胎于美國1921年的《反傾銷法》;其對于反傾銷措施的司法審查制度也十分發達，鑒于反傾銷司法審查對于糾正反傾銷措施中某些不公正做法具有積極作用，而中國學術界目前對之研究甚少，因此，以美國有關制度為主要研究對象，對于中國應對反傾銷十分有益。

美國商務部動輒對那些對美出口貿易強勁的國家冠以“商品傾銷”的罪名是因為一貫標榜司法、審判和行政獨立的美國，在遇到本國利益受損害時，這種獨立就變成了“合力”。美國行政機關在法律規定外有很大的自由權，這主要表現為可對成文法未明確規定的事項進行合理解釋，并采取合理措施來作出有關損害或傾銷的裁定。比如，在SigmaCorpo-ration，etalv．UnitedStates，etalSigmaII)一案中，美國商務部認為中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所有的商業實體除非能夠證明其在事實上與法律上獨立于中央政府，否則將對中國的所有出口商適用單一的傾銷幅度。D＆L認為，對于中國公司不能適用該推定，法院則認為，商務部在解釋反傾銷法律和為施行該法律設定程序上享有廣泛的權限，因而對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出口商適用國家控制的假定以及將不受中央控制的舉證責任指定由出口商承擔，屬于商務部的權限范圍。即當面對成文法解釋問題時，法院應當尊重行政機關因成文法賦予的或因自身所負有的行政職責而作出的解釋，當涉及爭議的法律為行政規章時則更是如此，行政機關對于自身所制定的規章的解釋有權得到尊重。

美國各州都有不同的反傾銷法律規定，和聯邦反傾銷法有不少差異。而中國的律師和翻譯，因外語水平或法律掌握水平尤其是用外語理解、解釋、消化和進行訴訟服務與代理的能力有限，未能做到準確的法律翻譯和訴訟文本翻譯，所以對于美國發起的上百起反傾銷訴訟，中國公司和企業均不敢應訴。或者律師沒有懂法律和外語的翻譯，或者翻譯找不到懂英語和法律的律師，結果這種單學科知識的中國律師和外語人才結構培養模式，使中國涉外經濟屢屢在遭到反傾銷時訴訟失利。目前，擺脫這種困局的有效辦法，就是盡快培養既懂中國和外國某一國法律又外語水平高的復合型人才，也就是法律翻譯人才。

遇到外國對中國出口商品提起反傾銷訴訟，中國相關涉外企業不能害怕、為難、觀望甚至坐以待斃。被調查傾銷的企業培養或招募到高質量的法律翻譯和涉外律師，主動聯合起來應訴才是出路。“誰應訴，誰受益”，“搭便車”是不可行的。比如，中國少數敢于應訴的涉外企業確實打贏了外國企業發起的針對中國出口商品反傾銷的國際官司。2003年4月，美國聯邦法院判定中國出口美國的球軸承傾銷案不成立，美國不能向應訴企業加收任何“反傾銷稅”，就是一個靠顧到高質量法律翻譯和涉外律師而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