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法律系7７級1978年，習近平在清華大學讀書，李源潮在復旦大學讀書，李克強在北京大學讀書。

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從農村和吃飽飯開始，１983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改革從農村轉向城市，《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后實行廠長負責制和承包制，先知先覺的領導已經安排自己的子女到青島（俞）,大連(薄)，廈門(習),寧波（陳同海）等沿海城市布局。十四大和十五大，本來風光的大量工人完成一輪轟轟烈烈的下崗.19９８年3月開始的住房，教育擴招,醫療社保等改革，影響了大多數中國人.200３年3月開始的土地招掛牌，宣誓了房地產運動的正式開始（2001年以前，江浙很多地方的住宅土地，幾乎是免費提供的，政府并不“必然”“永遠”“貪婪”）.

上文有人回復提到77－7８級時間上的優勢.是的,19８3-１987年，上層強力干部年輕化，必須配備一個40歲以下的副職領導，換屆才算過關,如果不能在１98３年之前畢業,那么就趕不上干部年輕化這部班車。第四屆中央領導里面的全部，都是19８3—1987年提拔的年輕干部，鄧還特意單獨和這些年輕一輩委員和候補（當時他們大部分是候補委員)合影留念。

77－７8界的卡位優勢，還體現在銀行,外貿，其他各個專業性強的行業，甚至文藝行業（張藝謀,陳凱歌等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大學生,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從農村到北京大學

拿到北大法律系通知書時,李克強是安徽省鳳陽縣大廟公社大廟大隊黨支部書記。拿到北大法律系通知書時,郭明瑞憂甚于喜：兒子剛滿一周歲，妻子為補貼家用，還在生產隊里干活。自己這么一走，在中學教書的收入沒了不說，誰來照顧妻兒?躊躇再三，郭明瑞還是坐上了煙臺開往北京的火車.那年,他所在的縣就他一人考上北大,縣里資助了幾十塊錢路費。盡管如此，從得知恢復高考的消息,到踏進北大校門,郭明瑞沒有“大喜”過。武樹臣接到通知書那天是他大喜的日子,20天后，他和相戀一年多的女友舉行了簡單的婚禮.武樹臣沒想到，1968年離開北京到山西插隊時，自己還是個２0歲出頭的小伙，再回北京已是北大法律系新生,還娶了個四川姑娘。“大家斷定我一旦考上，肯定要吹。”武樹臣用實際行動給女友吃了顆定心丸。對于上不了大學堅決不談婚論嫁的姜明安來說,所有的幸福都裝在右下角有“北京大學”四個字的牛皮信封里.從1967年初中二年級畢業開始,姜明安串聯、當兵、在鄉下搞工作隊，從來沒有中斷過自學。197７年，鄧小平復出后力抓教育。“上半年就有消息傳出要恢復高考，當時傳的是應屆生可以考."此時，姜明安正在湖南省汨羅縣天井鎮中學教高中畢業班的語文、政治.他把考大學的希望都寄托兩個班百來人身上了,白天教學生語文、政治，晚上和他們一起學數學、物理。幾個月后，當他從報紙上得知老三屆可以參加高考時，“都快高興死了!"１978年初的一天，何勤華（現任華東政法大學校長、教授)還在工地上挖河泥，聽到廣播里自己被北大錄取的消息時，他立馬放下了手中的鐵鏟.這時他已經是鄉團委書記。前排從左至右：姜明安、龔祥瑞、陳興良、王建平后排從左至右:陶景洲、劉鳳鳴、李啟家、王紹光、李克強（照片由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提供）北京大學法律系77級的83名學生，30年后已經群星璀璨，成就輝煌。他們中間有國務院副總理，有跨國大企業高管，有奧運會的體育仲裁員,也有著名的法學家；有活躍在政法戰線上的法院院長、高級檢察官和大律師，也有大學校長和法學院的院長……他們是改革開放后最早享受到高等教育的法學人才，是在各個領域引領我國法治建設的佼佼者。他們個人的成功也融匯到國家昌盛、民族復興的偉大時代中。—-—－《民主與法制》記者李蒙燕園4年家國30年不管誰扳起指頭數北大法律系77級的同學,一定會提到姜明安，他是1９78年入校后惟一一位再也沒有離開過的人,也是當前中國在立法領域最活躍、最杰出的法學家之一.一張畢業時幾位同學與敬愛的龔祥瑞老師的合影，一直被姜珍藏。照片前排左起是姜明安、龔祥瑞、陳興良、王建平，后排左起是陶景洲、劉鳳鳴、李啟家、王紹光、李克強.83名學生中當時留校4人:姜明安、李克強、武樹臣、郭明瑞。留學的則是陶景洲、王紹光、劉鳳鳴等7人.留校的4人中，李克強分在經濟法教研室，武樹臣去了法制史教研室，姜明安留在行政法教研室，郭明瑞選擇研究民法。李克強的另一身份是北大團委書記，走馬上任后領導創立了北大學生議會常代會,成為全校學生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最高權力機構,被譽為“學生人大"；領導創立了北大團校，舉辦的每項活動都與學生的實際密切相關，加強了團的隊伍建設，培養了骨干，學習了理論,鍛煉了能力，解決了學生面臨的許多實際問題。１9８2年，李克強當選為共青團中央常委,從此走上了從政道路。1９９2年，北京政法系統從學者中選干部,武樹臣被調入北京二中院當副院長，后來又成為北京奧組委法律事務部部長。郭明瑞是山東煙臺人,為了解決與妻子的兩地分居問題，后來調入煙臺大學，如今已是校長。姜明安本來也有機會離開北大。1984年,中央組織部成立“國家工作人員法”(后來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和現在的《公務員法》)立法組，只是助教的姜明安也被邀請參加。在立法組工作近半年,中組部對他的工作較滿意,兩次派人到北大協調,要調姜去部里任職。當時的法律系系主任張國華卻說，“姜明安不是當官的料"，讓他們另選他人。張國華的這一句話，徹底斷送了姜明安的仕途。但凡熟悉了解姜明安的人，幾乎都贊同張國華的話.姜明安為人太真率，書呆子氣足,是很不適合當官的。他的真率也體現在他寫回憶文章時提及77級同學的許多趣事，一點都沒有“為尊者諱”的意思。現任煙臺大學校長的郭明瑞當年和姜明安一樣窮，都來自農村，兩人翻譯文章發表后得到稿費，姜買了二手自行車,郭買了非高價手表。結果一天晚上看電影，進場人太多,郭的手表被擠掉了，氣得一晚上沒睡著覺。現在同在北大法學院當教授的刑法學權威陳興良,當年的戀愛特別羅曼蒂克。一天他去北大分校給師弟師妹們介紹學習經驗，有一師妹居然“一聽鐘情"，報告還沒有聽完她就愛上了報告人,給陳興良寫條子約會。同學們開玩笑說：陳的那個講座“酬金”真高啊，一個講座下來就賺來一個“林妹妹”。而姜明安的運氣就差多了。原想找一個法律系77級的知音，遞了一個條子給人家，被人家退回來了。退回時一句話也不說，大概是認為姜鄉音太重或太土，交流不易.后來又認識了７７級中文系的一個女生,但這次不敢再寫條子了，就請李克強幫他去說一說。李克強當時是校學生會主席，同中文系接觸較多。李克強去說了，回來告訴女生的回話，“姜明安的事讓姜明安自己來說”。此事最終沒成……在留校與留學的選擇中,李克強當初是非常想留學的。他和姜明安是同學們公認的學習特別刻苦的兩個人,姜可以連續幾小時看書不抬一下頭，還曾因看書入迷把王世瑚（現為全國人大法工委巡視員）同學的被子燒了個大洞；而李在外語學習方面的刻苦程度，何勤華（現為華東政法學院院長）印象非常深:“小本的正面寫英文,背面寫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隊時也背。”畢業前的兩個月,李克強復習了有關課程，雄心勃勃地準備留美考試。老師同學們都認為他“穩拿"。但北大黨委副書記馬石江看上了他，先后十多次找他談話，要他留校擔任團委書記.身為北大學生會主席的李克強最終被說服了。而走出國門的陶景洲去了法國巴黎，在之后的3０年里,為貝納通、家樂福等幾十家國外著名品牌和企業到中國投資提供法律幫助,成為著名的“跨國生意幕后人"。２008年對他來說，與奧運有關的有兩件事:一是自己擔任了國際體育仲裁院北京奧運會臨時仲裁委員會仲裁員；二是因奧運火炬傳遞引發爭端而一度遭到中國部分民眾抵制的家樂福超市，當初正是他幫著牽線搭橋引進到中國的。陶景洲與李克強都是安徽人，有趣的是,當初高考他們填報的第一志愿都是安徽師范學院,而兩人又都被錄取到了北大法律系。填報的理由兩人基本一樣，家里窮，讀師范可以免學費,母親不讓離家太遠。國家錄取的原則當然更是一樣，當時不看志愿而是根據高考成績、個人情況擇優錄取，同時北大法律系是“保密專業”，一定要“根正苗紅”。李克強當時是生產隊支書，還是安徽省“學習毛澤東思想"先進個人，而陶景洲也是標準的貧下中農。當時進入北大法律系的這83名學生，志愿幾乎都不是學法律，因為剛經歷過“文革”，在那么個“砸爛”公檢法的年代,他們不知道法律為何物。何勤華想上復旦哲學系,郭明瑞報考吉林大學考古系，王紹光志在美學，周振想報考中文系，但他們都被錄取到了北大法律系。那是一個萬物復蘇、思想解放的年代，同學們熱衷的是朦朧詩、傷痕小說，中文系的陳建功把自己的小說貼在墻上，大家圍著看。那時法律方面的教材奇缺，連國外學者的法學著作被翻譯過來的都極少，大家看的多的反而是非專業方面的書.這些本科學生中的佼佼者一進北大，竟嘗試著翻譯起了國外法學著作,因為教材實在是太少了,而教師們都對學生的翻譯伸出了援助之手。姜明安記得，進入第三學期,他翻譯了塔吉沃祥的《再論完善經濟立法》，郭明瑞翻譯了哈爾斐娜的《完善經濟立法的幾個理論問題》,都是蘇聯學者的著作,幫姜校對的是李志敏老師,幫郭校對的是段瑞林老師,兩位老師都答應得非常爽快。經過老師的校對，《國外法學》還真給發表了。后來兩人陸續翻譯了不少俄文法學著作，幫他們校對的還有教國際法的魏敏老師。當時李克強翻譯的《英國憲法史綱》雖未發表，但由法律系打印，作為教學參考資料。李克強還修改過龔祥瑞的文章。當時龔祥瑞敏銳地注意到了國外剛剛興起的計算機與法律聯姻的問題，寫完后覺得沒說透,就找來英語很好的李克強,讓他查些國外文獻資料作補充修改。李克強修改后龔先生很認可,后來將兩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學雜志去發表。李克強后來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提及此事，感慨地寫道:“在北大，學生與先生所具有的某種平等關系，是基于對知識的尊重，對真理的崇尚。面對知識與真理，無所謂個人的體面和尊嚴.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師道。”同學們對龔先生的崇敬是無以言表的，龔祥瑞也對這些學生傾注了全部心血。課堂上,龔先生的家里，都是他們討論研習的場所。龔講的是比較憲法，早年專攻政治學，曾赴英國深造,對西方政制、法治有親身體味,兼具政治學與法學的素養.一位老師塑造了一群學生,77級83名學生中多有比較憲法和西方政治研究的熱衷者。姜明安時常憶起那段時光。在龔祥瑞家的小庭院里,幾個人一起討論歐美政制。“龔老師自編的教材,往往會指定一個人作報告,其他人聽完后點評。”陶景洲印象最深的是龔老對“責任”的講解:你必須完成交給你的事,如果無法完成,必須解釋原因。一個對人民負責的政府必須完成人民交給的事，如果無法完成,必須向人民解釋原因,這才是真正負責任的政府.王紹光現在對歷史學和政治學興趣濃厚,和龔祥瑞當年的啟發直接相關。劉鳳鳴的“程序正義”思想，最初的啟蒙正是龔的訴訟法課程。在龔祥瑞的影響下，大三時姜明安的專業興趣從經濟法轉向行政法。龔祥瑞在憲法課上大講行政法，說行政法是“實踐的憲法"，是“動態的憲法”，“沒有行政法,憲法只能停留在紙上”。姜深受影響,深感中國的問題單靠經濟法、刑法或民商法是解決不了的,沒有法律（主要是行政法）對公權力的控制和規范，中國的民主、法治、文明和富強終究是沒有希望的。于是,他把時間和精力大部分用于閱讀行政法、憲法和公法原理方面的著作，如孟德斯鳩的《法意》、羅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社會契約論》、戴雪的《英憲精義》等等，以及選修龔祥瑞、肖蔚云、羅豪才等老師為本科和研究生開設的公法課程。龔祥瑞很器重和關心姜明安，不僅借自己的藏書給他看，還帶他去參加社會上的有關會議,介紹他與許多當時的法學名家認識，并讓他參加自己主持的有關研究課題，在出版的成果的前言、后記上甚至還寫上姜的名字.與姜明安同時，李克強、陶景洲也漸漸著重轉向外國憲法和比較政治的學習,幾人幫助龔祥瑞翻譯了《比較憲法與行政法》.但臨近畢業時,龔給姜潑冷水，說行政法在當時的中國還不能生根,搞下去要考慮“飯碗”問題.姜明安豪氣沖天地說：“不能生根我們就改造土壤！”后來的３0年,姜明安除了本職教學工作外，一直在全國人大等立法殿堂參與著“改造土壤”的立法工作。曾參與的主要行政法立法研究和試擬稿有《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條例》《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立法法》《行政許可法》《行政強制法》等１０多部；參與咨詢、論證的重要法律有《行政監察法》《審計法》《農業法》《統計法》《體育法》《國防法》《民辦教育法》《突發事件應對法》等20多部……30年的勤奮耕耘和努力拼搏,姜明安實踐了諾言,回報了師恩，也在中國立法史上寫下了重重的一筆.地球村中的歸巢鳥“我和你，心連心,同住地球村;為夢想，千里行，相會在北京。來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連心，永遠是一家人。”這首主題曲，身為北京奧運會國際體育仲裁員的陶景洲聽起來，別有一番滋味。而鳥巢，也讓他很感慨.從北大畢業的30年里，他一直在地球村里飛來飛去,最終,是一只歸巢的鳥。198２年,２7歲的李克強服從組織分配選擇留校,未能出國。2４歲的陶景洲飛到了法國巴黎，而劉鳳鳴則飛到了美國。作為公派留學生,陶景洲在巴黎第一大學學習法律,主攻比較法和行政法,當時想的是回國后能在哪個部委當個官.但兩年后畢業，他沒有馬上回國,而是到當地一家律師事務所實習。當時只想干6個月，是為了體驗法國的行政法，回國好派上用場.可６個月后,他發現繼續干下去才能帶回“真正對國家有用”的東西，就正式在這家律所工作了，他是第一個進入法國律師事務所的中國學生。而劉鳳鳴在美國完成法學博士學業準備參加律師職業資格考試，卻被禁止。華盛頓法律規定,非美國常住居民禁止參加此類考試。劉鳳鳴沒有罷休，在華盛頓州立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幾經周折之后,法官終于裁定只要他考律師執業資格成功,就能獲得永久職業資格。后來基于這個判例,華盛頓州的法律廢除了這條限制規定。當時挑起這起訴訟的初衷，是想試驗一下美國的司法制度是不是真的如它所稱般的公正.事后劉鳳鳴明白了一個道理：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它給你什么權利，你就應該試試它.你不去行使它，你去抱怨，這是沒什么意義的。事實上誰也不知道華盛頓州法院的法官是否會聽一個外國人在那里辯白,但結果是劉成功了，改變了這個制度,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一個人單槍匹馬,打贏了一場行政官司。1986年，２8歲的陶景洲在巴黎第二大學、第十大學，以法文講授中國經濟法課程。同年，他在《國際比較法》上發表《中國的最高人民法院》，促成了法國行政法院與中國最高法院的首次接觸。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才華,陶景洲在法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雖然已經在法國獲得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和優厚的報酬，但陶景洲一直希望在自己學業有成的時候能夠回國,實現“法律實務報國”的夢想。１986年起，他開始代理與中國有關的業務,頻繁往返于中法兩國之間，替客戶談判、簽約，首先幫助世界時裝界巨子貝納通進入中國市場。到上世紀90年代,有越來越多的海外投資者看好中國市場,他們迫切需要在中國找到合適的律師.而與歐美國家相比，律師在中國人群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中國迫切需要法律方面的人才，陶景洲開始尋覓回國的機會。１9９１年，他被美國高特律師事務所選中幫助其在華設立代表處。做的第一件事是幫助建立麥當勞在中國的第一家店。后來，家樂福、龍徽葡萄酒、寶潔、可口可樂、諾基亞在杭州的第一家工廠，都在投資進入中國時聘請陶景洲提供過幫助。回國這些年,陶景洲認為做的最有價值的事情就是代表很多中國企業應對歐盟對他們提起的反傾銷訴訟,因為既然要和外國做生意，就要遵守這個國家的法律,而且真正要用這個國家的法律作為武器為自己的利益服務.其次,是向外國企業解釋中國法律.伴隨著外國公司落腳中國，在中國發展,陶景洲代表國外公司完成了大量合資、合作和獨資項目，代表他們與地方政府交流。外國公司看準了中國市場,但也希望能夠最大地減少他們的風險，陶景洲能提供其他公司在中國的經驗教訓。再次,是在國際仲裁方面做了一些事情。這次北京奧運會,陶景洲當選為國際體育院臨時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工作十分繁重、繁瑣。在奧運會開幕前十多天,仲裁委員會已經集合,仲裁員必須24小時打開電話待命,電話一響,案子來了,一般必須在兩三個小時內組成仲裁庭,24小時內作出裁決。在整個北京奧運會期間,陶景洲參與仲裁了多起案子，得到了仲裁委員會的很高評價。２008年5月６日，劉鳳鳴在海口參加了奧運火炬傳遞，這是中國政府對微軟公司多年在中國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嘉許。他的太太為看此次傳遞，凌晨時分專程從美國趕來,兒子剛剛做了手術，征得醫生同意后隨母同行。1996年，劉鳳鳴加入微軟公司，擔任總法律顧問。微軟是新經濟的產物，遇到的都是最前沿的法律問題,而且微軟的霸主地位也經常受到業界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挑戰,這份挑戰刺激的工作使劉鳳鳴感覺自己的畢生苦學和人生價值都得到了展現。在進入微軟前，劉鳳鳴就有回國的經歷。1９95年有記者問他會在中國留多久,他說，只要改革開放政策不變，只要中國用得到他，他就一直留下來.只有在中國才有歸屬感，直到今天他也一直保留著中國國籍。他說，北大法律系７7級這一代同學，是改革開放的第一批受益者，他也是當時第一批公派留學生，應該知恩圖報.劉鳳鳴在微軟曾做過一個社區服務的項目，內容是為邊遠山區的學校捐助電腦,當時選的是甘肅定西，一個國家級貧困縣.事后他一直覺得這是他在微軟做的最成功的事。這次參加奧運火炬傳遞，劉鳳鳴很感慨。作為留居海外多年的游子，看到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站起來，展示自己的力量,被震撼的心情無以言表。火炬傳遞時沿途群眾的歡呼、祝福、加油，使他忘記了２00米的距離自己是怎么跑下來的。他一生都在長跑，最輝煌的卻是這短短的200米.懷念周振想北大法律系77級的８３人中，進入政府部門的有一批，進入政法系統的有一批，當律師和大企業老總、法律顧問的有一批,而更多的則是在大學校園里從教,不過也有多位走上了高校行政管理崗位.同學中惟一已經逝世的周振想，生前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副院長。他因肝癌于200４年3月2日逝世,年僅４6歲。英年早逝，令人痛惜。陳興良的電話簿里還留著周振想的號碼，每每看到就會發一下呆。打，也許還能接通;接,卻不可能再是他了。而電話那頭沙啞中略帶慌亂的接聽聲，又會浮上耳際.陳與周是4年北大的本科同學，又是３年人大的碩士生同學,還都是高銘暄帶過的博士生，在刑法學領域相互扶持二十余年，相交之厚，相知之深，外人是很難體會的。陳興良曾撰寫數萬字長文，細致總結了周一生的學術成就、生平事跡和品格風范,指出他是我國刑法學“自首”理論的奠基人,撰寫了我國第一部自首制度專著,許多觀點已成為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好幾代學生使用的刑法學教材，每部都包含著周的心血。儒雅的周振想當初是抱著文學夢上大學的,沒想到會與法律結緣.而深厚的文學功底卻為他的法學著作增添了文采,他作為律師寫的辯護詞，精美漂亮，給人以享受。周振想樸實憨厚。陳興良記得１9８1年考碩士的時候，有一篇命題作文,要求寫800字，周振想多看了一個“0”,結果緊趕慢趕寫出了30０0字，出來后直向陳興良叫苦。陳興良卻很驚奇，他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時間里寫３0００字？周振想治學極嚴謹,無論當系主任還是當副院長，對同事要求極嚴格。他創立了“課前試講、相互聽課，讓學生挑毛病，效果差就停課”的教學制度,使教學質量大幅提高.周振想是非常守信用的人,２003年9月，肝硬化非常嚴重的他還抱病參加北大關于劉涌案件的研討會,因為“答應了別人就一定得去",里面也包含著他對母校的深厚感情。而周振想與一般學者最大的不同，是他決不在書齋中故步自封,坐而論道,他喜歡以律師的身份去觀察了解民眾的疾苦，盡自己所能去幫助他們.１995年，河北某村的十幾名村民來京上訪，控訴村主任以權謀私、欺行霸市、為非作歹，并且一直逍遙法外。村民請來的律師就是周振想，他和幾位記者決定跟農民一起去村里看看。這個村主任其實就是個村霸，當地的“土皇上”,兄弟五個在村里一手遮天。不知什么人給他們通了消息,周振想跟幾個村民剛進村,村霸就帶著幾個保鏢將他們團團圍住，氣勢洶洶。周振想向村主任核實了一些情況后,指出他的行為嚴重侵害了村民的合法權益,是違法的。不料那村霸當時就翻了臉,罵罵咧咧想要動手.幾位記者已無心采訪只想趕快離開，出乎大家意料的是，看起來儒雅的周振想此刻卻是沒有半點慌張，他針鋒相對，義正詞嚴，先從氣勢上把村霸給鎮住了.村霸竟啞口無言，落荒而逃。后來村霸又放出風來,說要用雷管炸北京來的律師.周振想出主意，為了大家的安全，臨時改變了回京的時間和路線，順利返京,記者們完成了報道工作。后經各方努力,村霸五兄弟被繩之以法。這樣的事在他身上不只一兩件,而他這樣深入最底層的學者，卻是不多見的。周振想留下一片輝煌走了，77級的同學們還都在各自的事業中努力耕耘。陳興良是法學領域第一個被聘的“長江學者”,所講的刑法課被評為“國家級精品課程”。郭明瑞在民法領域建樹甚廣，又是物權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正在為民法典的制定獻計獻策.王紹光致力于中國現代行政法學和行政史的研究,一些論文和觀點曾引起中央高層的重視。何山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奠基人。傅長祿曾任上海市高級法院副院長,民商法專家。宋凱楚曾任湖南省高級法院副院長……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的王紹光,經過幾年細致嚴謹的研究，發現目前中國知識分子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很大，跟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不能比,甚至比外國知識分子還要大。政協、人大是知識界精英直接溝通的渠道，許多高校的各類研究所都成為各級政府的智囊團，許多政府機構只要有重要決策必組“專家顧問組”，知名學者甚至被請到中央政治局講課。而知識分子對公共輿論的影響力隨著網絡、媒體的發達與日俱增,這幾年公共決策的變化經常是輿論先行。而北大法律系77級的這批同學，在法學領域和涉法公共事件上，都有著相當的話語權。王紹光希望當代知識分子能更深入到民眾中去，同時比較謹慎地、負責任地行使自己的話語權。細數一下北大法律系7７級，發現他們確實是非常輝煌的一屆。成就輝煌，是因為他們是“文革”中被埋沒的人才多年積攢同時迸發出來的一屆，是改革開放后考上大學的第一屆,是受到北大治學傳統熏陶得天獨厚的一屆,是中國的法制建設剛剛起步開風氣之先的一屆，是在各個領域引領我國法治建設的一屆.驀然回首,燈火闌珊,個體生命的價值能與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復興融合在一起,當然是非常幸福的!復旦大學數學系77級197７年冬天恢復高考，中國開始慢慢恢復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那個時候國家財力有限，高考人數超多，570萬人，紙張不夠，調用的是準備印毛選的紙張，才不至于缺考卷.最后錄取不到3０萬。197８年高考報名又接近600萬.80年代的大學錄取率都很低，所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黑色的7月”。到20１7年，中國很多省份的高考錄取率將非常靠近1００％.

１97７年鄧以“時不我待”的急迫在冬天恢復高考，從旁觀分析看，有“收買人心"的動機嫌疑，因為考試和讀書是中國人長期的信仰,恢復高考等于給與年輕人和家里有３—1７歲小孩的父母的希望。但是其實他在1９74—1975年短期主政的時候就想恢復高考，大學按理科成績錄取而不是推薦錄取,而且因此招到批判，所以恢復高考應該是他發自內心的主張。

讀書改變命運是中國人唐朝特別是宋朝以來養成的信仰。康有為改革取消科舉的改革遭到極大抵制。孫中山五權分立主張中單設考試院保證考試公平，就是拉攏讀書人的支持的舉措。

轉載網上流傳的一個帖子.說明:1、該名單其實是7７級和7８級混合起來的，分別是78年１月到82年1月,1978年9月到１98２年6月，這個要實事求是的，說是82屆畢業生還差不多;2、本版置底統計海外校友時發現的工作單位變化。一位朋友年底回國參加大學畢業三十周年同學聚會，剛剛從上海回來.他當時是復旦大學數學系數學專業77屆的學生，與傳說中下一代中國核心領導層之一的李源潮同一個班（全班總共４６人)。據他說，李源潮帶著太太小孩,專程趕來赴會。全班基本到齊,但沒想到李源潮會帶全家出席，更沒想到的,是李源潮居然能認出叫出所有同學的名字，很隨和地與大家閑聊了好幾個小時。三十年不見,大家都覺得李源潮還跟從前那樣平易近人，沒有一點官架子。最后拍集體照時，不知誰提議仍安照三十年前畢業照的位子站。李源潮當時是站在邊上的，這次還是站在最邊上(見照片，李在第三排,右邊第二）。倒是弄得攝影師和記者們有點不知所措，想把李源潮重新安排到前排中間，但被他拒絕了。可見中國新的最高領導層還是不錯地.數學系7７1８（78.01-８2.01)和78１８（78．０9-82.０６）柏兆俊

加州大學Ｄaｖis分校計算機系數學系教授、計算機系主任(復旦大學數學博士）陳貴強

牛津大學數學教授，原西北大學數學教授

(中國科學院數學博士)范劍青

普林斯頓大學運籌與金融工程系講座教授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統計學博士)何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