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問題(2011-06-1513:08:27)轉載▼標簽：文化分類：個人博文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公認的輝煌成就。與此同時，改革進入了攻堅階段，各種深層次的矛盾逐步顯露出來，伴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比如：貧富分化問題，地區發展差距問題，國有資產流失問題，行業壟斷問題，工人下崗失業問題，城鄉社會保障問題，教育、醫療改革問題等。只有在認清問題、吸取教訓的前提下，才能深化改革，有利于以后經濟、政治等工作的展開。一、官員貪污腐化，引發各種沖突貪污是每個國家都會存在的問題，歷史由來已久。但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后，貪污問題越來越嚴重。2009年是群體性事件頻發的一年，這里面一個重要原因是各地官員貪污腐化，滋生了眾多社會問題。群體性事件的對立雙方往往是人民和警察或者是政府，這就說明人民對政府的做法感到不滿，人民對政府感到失望，而這不滿和失望的根源往往是貪污腐化。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人們的利欲心被快速發展的經濟所激發，面對物欲橫流，立場不堅定的掌權者往往會做出貪污的事，并一發不可收拾，導致整個社會對政府的信仰缺失。民眾找不到解決問題的途徑，或者說不相信政府，只能采取上訪、聚集在一起鬧事等手段，這會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二、社會道德水準下降，出現眾多假惡丑現象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鼓勵勞動致富，致富光榮的觀念深扎根于人們的頭腦中。這就導致了很多人通過不正當的手段致富。這幾年出現的食品安全問題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社會整體道德信仰的缺失。三、城鄉、東西部和社會各階層的貧富懸殊，激化了很多矛盾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總有一天會演變成兩極分化。封建社會里農民造反的例子不勝枚舉了。在那時候，當貧富差距到達頂點的時候，就會發生社會動亂甚至引起改朝換代。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中國目前的社會構成已經與封建社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當家做主。那種封建社會的剝削方式不會回來，人民的政治以及文明意識已經有了根本的轉變。當然不會發生封建社會下才有的動亂之類的事情。但是，有一點是相似的，中國的農民還是處在社會的底層，他們的經濟、政治地位都是社會的底層。貧富的懸殊激化了中國人的仇富心理。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仇富心理，加之貧富懸殊，將會引起很大的社會問題。據有關數據，中國還有9000萬人達不到一天一美元的購買力標準。這應該足以引起社會的重視。說嚴重一點，在目前貧富差距急劇拉大的背景下，農民越來越窮，這么多人就是社會不安的一顆定時炸彈。四、經濟發展的同時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為了發展經濟，人們往往忽略了環境的保護，導致了諸多問題，如沙塵暴、水污染、大氣污染等。五、科學認識并正確對待這些問題和矛盾首先，我們要看到這些矛盾、困難和問題是在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過程中出現的，是支流而不是主流。其次，我們要看到這些矛盾、困難和問題都是屬于體制內的，是可以依靠社會主義制度來獲得解決的。再次，我們還要看到這些矛盾、困難和問題是前進中的、發展中產生的，只有通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才能得到解決。”改革開放作為推進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偉大變革，擔負著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歷史使命，同任何偉大變革一樣，這必然是一個充滿矛盾的艱難曲折的過程，不可能不遇到困難和問題。改革開放是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的全新事業，沒有可供參考的現成答案，要靠我們大膽地探索和試驗。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困難和問題，有的是舊體制下積累和潛伏的，有的是新舊體制交替和摩擦產生的，也有的則可能是人們認識上的局限性帶來工作失誤而造成的。改革開放是一個長期的漸進過程，一定時期內手段和條件的成熟程度制約著我們對矛盾、困難和問題的解決程度。我們必須十分注意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系，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以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任何急于求成，希望一蹴而就，一下子解決所有問題的想法都是不現實的。改革開放30年來所帶來的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30年來，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沒有人可以否定這一偉大的決策，它所取得的成就也沒人能否定。今年是建國60周年，也是改革開放的第三十個年頭，我們在慶賀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六十周年的時候，我們在驕傲于改革開放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的時候，不要忘了，這三十年來，我們出現過什么樣的失誤，以及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出現了哪些嚴重的問題。只有在吸取教訓，認清問題的前提下，才能深化改革，有利于以后經濟、政治等工作的展開。改革開放前，我們經過了三十年的奮斗，建立起了宏偉的基業，為改革開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基本的物質和技術條件、寶貴的實踐經驗和必要的國際環境。這一時期，政府官員廉潔奉公，社會矛盾有所緩和。不像現在，特別是今年，群體性事件頻發，人民和政府的矛盾又加劇的趨勢。改革開放以來，帶來了太多的社會問題。一、政治改革緩慢，與經濟改革現狀明顯不一致十三大以后，本來時要按照既定的藍圖和規劃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未料國內外發生了眾多震驚世界的事件。當時有一種非常有害的傾向，就是要改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重新回到以“階級斗爭為綱”，實行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的錯誤道路上。當時黨內高層和國家領導人對時局的估計，做出了政治體制改革政策的修改。從消除“總病根”即權力過分集中問題轉向了完善人大制度和多黨合作制度等。這樣，在政治體制改革的道路上，中共越走越遠，越來越邊緣化。與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構成尖銳的矛盾沖突。正是這種矛盾沖突的鉗制，導致原有體制的“總病根”——權力過分集中（黨委集權和書記集權）更加嚴重，從而使經濟體制改革難以不斷深化，經濟發展難以順利發展，社會矛盾日益加劇，腐敗現象繼續泛濫而難以從根本上得到遏制。雖然在在重要文件和講話中寫寫、說說，但總也不見實質性的行動。即使有一些改革舉措，也只是膚皮蹭癢，作些表面文章，實際上往往勞而無功，甚至還有負功。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體制改革在實質的核心的問題上，非但沒有前進，反而有所倒退，滯后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和突出，這就與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和深化構成了尖銳的矛盾沖突。新聞體制改革沒有實質性的意義，改革的只是新聞單位的內部管理體制、單位的組織形式等，改革的只是政府和新聞單位的關系問題，其實是換湯不換藥，我們要的改革是言論和出版自由，而這一點，毫無疑問，政府的改革并沒有做到，現在的新聞審查制度還是非常嚴格。胡適先生說：“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國。”在一個文明的國度，做為一個自由的人，我們卻沒有讀新聞的自由，我們所接受的信息都是經過過濾的信息。二、官員貪污腐化，引發各種沖突貪污是每個國家都會存在的問題，歷史由來已久。但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后，貪污問題越來越嚴重。2009年是群體性事件頻發的一年，這里面一個重要原因是各地官員貪污腐化，滋生了眾多社會問題。群體性事件的對立雙方往往是人民和警察或者是政府，這就說明人民對政府的做法感到不滿，人民對政府感到失望，而這不滿和失望的根源往往是貪污腐化。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人們的利欲心被快速發展的經濟所激發，面對物欲橫流，立場不堅定的掌權者往往會做出貪污的事，并一發不可收拾，導致整個社會對政府的信仰缺失。民眾找不到解決問題的途徑，或者說不相信政府，只能采取上訪、聚集在一起鬧事等手段，這會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三、社會道德水準下降，出現了眾多丑惡現象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鼓勵勞動致富，致富光榮的觀念深扎根于人們的頭腦中。這就導致了很多人通過不正當的手段致富。這幾年出現的食品安全問題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社會整體道德信仰的缺失。四、城鄉、東西部和社會各階層的貧富懸殊，激化了很多問題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總有一天會演變成兩極分化。封建社會里農民造反的例子不勝枚舉了。在那時候，當貧富差距到達頂點的時候，就會發生社會動亂甚至引起改朝換代。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中國目前的社會構成已經與封建社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當家做主。那種封建社會的剝削方式不會回來，人民的政治以及文明意識已經有了根本的轉變。當然不會發生封建社會下才有的動亂之類的事情。但是，有一點是相似的，中國的農民還是處在社會的底層，他們的經濟、政治地位都是社會的底層。貧富的懸殊激化了中國人的仇富心理。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仇富心理，加之貧富懸殊，將會引起很大的社會問題。據有關數據，中國還有9000萬人達不到一天一美元的購買力標準。這應該足以引起社會的重視。說嚴重一點，在目前貧富差距急劇拉大的背景下，農民越來越窮，這么多人就是社會不安的一顆定時炸彈。五、經濟發展的同時，付出了污染環境的高昂代價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為了發展經濟，人們往往忽略了環境的保護，導致了諸多問題，如沙塵暴、水污染、大氣污染等。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我們也付出了一些代價，并且在改革的過程中，產生了很多問題，我們要在總結以往成就經驗的同時，放眼未來，挑出毛病，為改革開放的深入提供指導。改革開放三十年社會經濟建設成就和問題—社會和諧指標體系綜合評價和小康目標實現程度—朱慶芳摘要：本文根據和諧社會理念，選擇了有代表性的38個重要指標，建立了能反映社會和諧度的指標體系，它包括社會結構、人口素質、經濟效益，生活質量、社會秩序、社會穩定六個子系統。本文運用了30年的統計數據，分析了30年社會經濟發展的成就和問題。關鍵詞：社會和諧度評價、建設成就、社會問題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使經濟社會的發展有了重大轉折，經濟社會發展獲得了高速增長，社會結構得到優化，人口素質和居民生活質量都有明顯提高，社會基本穩定。本文將運用指標體系和翔實的統計數字，對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的成果進行描述和分析。一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成就（一）經濟獲得高速增長、綜合國力顯著增強2007年國內生產總值已達249530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78年增長了14.9倍，29年年均遞增9.8%，比改革前的26年平均遞增6.1%快了3.7個百分點。據國家統計局的報告：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1.8%上升至2007年的6.0%。由世界總量的位次從第十位上升至第四位，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據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中國已由低收入國家躍升為中等偏下收入的行列。開放政策促進了外向型經濟的發展。1978年外貿進出口總額只有355億元，2007年發展至166740億元（折21939億美元），增長469倍，占GDP的比例由9.7%上升至66.8%，中國的貿易伙伴已達220多個。出口占GDP的比重達37.5%，進出口的商品結構得到優化，出口中初級產品比重由1980年的50%降為5%，進口商品中由34.8%降為25.4%。由于連年貿易順差和利用外資的快速增長等因素，外匯儲備由1978年的1.67億美元增至2007年的15282億美元。（二）經濟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運行機制從自給半自給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改革開放前，中國長期以來物資短缺問題，不僅生產資料靠計劃分配，生活消費品市場化程度也很低。從1954年實行糧票制到20世紀70年代，全國憑票證供應的商品達77種，有的地方多達近百種。1978年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后，才允許將剩余產品向市場買賣，打破了自給自足的封閉狀態，農民生活消費品中商品性比例由過去的41%上升至86%。城鄉許多商品由供不應求轉變為供求平衡和供過于求，從1993年起，已在全國范圍內取消了所有供應票證。商品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調節機制已基本形成。勞動力快速由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三十年來，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重視社會服務業的發展，以適應全球化、現代化、城鎮化和居民的需求，加快了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的轉移速度，1978年第三產業的從業人數只有4890萬人，2007年上升至24917萬人，比1978年提高了4.1倍，年均遞增5.8%，1成為增長最快的產業，占從業人員總人數的比例由12.2%提高到32.4%。第三產業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也由23.9%提高到40.4%。29年第三產業增加值的年均遞增率為10.8%。所有制結構從單一的公有制向以的公有制為以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發展的結構轉化。黨的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論上有重大突破，提出了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方針，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項基本經濟制度。發展變化最大的是個體和私營企業，從業人員由1978年的15萬人增加到2007年的12750萬人，占從業人員總數從0.04%上升到16.6%，國有單位從業人員從18.5%降為8.3%，城鎮集體單位和鄉鎮企業從從業人員從12.1%上升到26.9%，三資企業和其他經濟成分從無到有，2007年已占6.1%，農民從生產隊社員轉變為家庭承包制農民，比例由69.3%降為42.2%。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不僅繁榮了市場經濟，而且減輕了就業壓力。（三）人口素質快速提高隨著科教事業的發展，中國人口素質有了顯著的提高，29年中人口素質指數增長了5.5倍，年均遞增6.7%，是各類指數增長最快的，全國16歲及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從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07年的8.4年，初中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由1978年的25%提高到2007年的56.6%，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23%，每萬人口大學生在校生由8.9人提高至143人，增長了15倍，每萬職工擁有的專業技術人員增長了3.9倍。計劃生育取得很大成績。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過去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轉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人口自然增長率從1978年的12‰降至2007年的5.2‰，計劃生育以來共少生了四億多人，不僅大大緩解了人口和勞動就業壓力，也簡接提高了人口素質。（四）生活質量從生存型向享受發展型轉變1978-2007年，城鄉人均收入水平，29年均遞增7.1%和7.2%，居民消費水平從1978年的184元增至2007年的7081元，實際增長了7.2倍，年均遞增7.5%，比改革前26年2.2%的年均遞增率快了5.3個百分點。同期，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整體上，由65.9%降至40%，生活質量顯著提高。城鄉居的居住面積有了較大改善，住房質量大有提高。居民生活的現代化、電氣化程度逐步提高，綜合體現在人均生活用電量有較大提高，從1978年的16.4度提高到2007年的275度，增長了16倍；電話和移動電話已基本普及；上彩電、洗衣機、冰箱在城鎮已基本普及，電腦、攝像機、家用汽車等現代化工具已進入較富裕家庭。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中，用于文教用品及服務支出的比重均有明顯提高，農村由1980年的5.1%上升至9.5%，城鎮由1981年8.4%上升至13.3%，此外，在食品支出的構成凸顯了營養和健康的需求，醫療保健費和外出旅游費增速和比重也有較大提高。（五）2007年小康目標實現程度根據24個主要指標組成小康指標體系，用加權綜合指數法計算的結果是：2007年中國全民小康社會2建設已實現2020年目標的60%，其中，社會經濟發展子系統實現64.7%，生活質量和環保子系統實現56.8%，社會穩定子系統只實現55.6%。不過，未來十幾年中，只要生活質量子系統及社會穩定子系統的小康目標年均實現進度分別達到4.4%和4.6%，社會經濟發展子系統的實現進度達到3.4%，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建設目標是沒有問題的。從近十年來這些子系統的小康目標實現進度達到了年均5.9%、11.2%等情況看，這些實現小康進度目標的要求是可以滿足的（詳見附表1）。從主要指標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總計比重、城鎮化比重及社會總支出比重，2007年均已實現目標65-75%左右，今后13年為達到目標的年均遞增速度是2.3-3.4%，考慮到近七年年均遞增在2.4-3.1%，這些要求大致是可以實現的。在人均GDP指標上，若按黨的十七大提出的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目標計算，2020年時的人均GDP應達到31400元，2007年實現人均GDP18934元，達到目標值的60%；根據近7年的遞增速度，這一目標可提前六年實現；若按年均遞增6.5%的速度計算，到2020年人均GDP可達到42600元，折合美元為6870美元，高于比2000年翻兩番的目標值。生活質量及環保子系統指標值在近七年年均遞增達11%，而為實現2020年目標所需進度為年均遞增4.4%。其中，2007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為13786元和4140元，比2000年增長96%和52%，年均遞增10.1%和6.2%，而為實現2020年目標均所需進度為年均遞增6.2%的速度，城鎮一定能超過，農村如能認真落實各項改革措施，實現農民收入翻番這個目標也是可以期待的。環境投資占GDP比重、人均生活用電量要達到目標，未來需要年均遞增9%和8%，人均生活用電量目標根據近七年的遞增速度看是有可能達到的，但環境投資占GDP比重差距較大，而且目前環境質量較差，2007年環境質量指數只有69.4%，實現小康目標并非易事。環境質量的提高，牽涉到江河湖泊水質的改善，大氣質量的改善需遏制沙塵暴，改善生態環境將是長期的艱巨任務，工程浩大，需巨額投資，其占GDP的比例要達到4%的目標，難度較大。要求各級決策層改變觀念、改變經營方式，落實節能減排工作責任制、完善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律和政策，逐步形成可持續發展體制機制。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挑戰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是顯著的，社會是基本穩定的，但在發展中也有不協調之處。根據國際社會發展經驗，在體制轉軌和社會結構快速轉型時期，是制度創新與沖突并存，是各階層利益格局劇烈變化的特殊時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社會不和諧及各種社會矛盾、社會問題。下面用指標體系對這一時期產生的主要社會問題加以剖析。（一）社會發展總支出占GDP總量的比例偏低社會發展總支出是指國家用于文教科衛、社會保障、福利等支出，實際是有關民生的支出，直接影響人口素質和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也是增強居民生活安全感和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基礎。2007年3中國社會發展總支出共計32500億元，占GDP的13%，人均2466元。其中，社會保障、福利支出為17800億元，占GDP的7.1%，人均1350元；社會文教科衛支出14700億元，占GDP的5.9%，人均1115元。與世界各國相比，中國社會發展總支出明顯偏低。教育、衛生、社會保障三項支出合計占GDP的比例，中國只占10%左右，低于美國、法國的16%和30%，也低于波蘭、俄羅斯、伊朗、巴西等國20%左右的比例。2007年預算內教育經費估計為7000億元左右，僅占GDP2.8%。這不僅低于世界平均4.8%和發達國家平均7%左右的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國家4%左右的水平。教育經費在城鄉間、地區間分配不公，機會不均等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扭轉，造成農村居民文化水平不高，文盲率仍達10%左右。衛生經費的投入也較少。2007年衛生事業費和固定資產投資只有2700億元，只占GDP的1.1%，人均僅205元。醫療資源的分配在城鄉間也嚴重不公平，約有80%集中在城市，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醫療改革難度較大，改革進度慢，看病貴、看病難仍是居民的后顧之憂，目前仍有一半左右的城市人口，80%左右的農村人口無醫療保障。文化經費投入更少，2007年用于文化、體育、廣播、出版、文娛的事業費和固定資產投資，只有2370億元，占GDP的0.9%，人均180元。文化事業發展滯后，遠遠不能滿足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2007年用于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為3710億元，占GDP1.5%，此比例低于國際水平，影響了科研水平的提高，發明創造少且質量不高。2007年國家和企業用于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支出為17800億元，占GDP7.1%，主要用于城鎮單位職工和離退休人員。農民和進城的農民工享受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很少。中國社會保障覆蓋率僅為33.4%，其中城鎮覆蓋率為62%，農村只有11%，大部分農民生活缺乏安全感。企業的離退休人員保障水平較低，尤其是退休較早退休的人員退休費過低。（二）居民消費率偏低并呈下降趨勢居民消費需求不足，消費率過低。按可比價格計算，29年來，居民消費水平年均遞增7.5%，低于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長8.6%的速度。居民消費率從1978年的48.7%降為2007年的35.4%，已降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最低點。世界各國消費率為60%~80%之間，高于中國20~40個百分點。居民消費率下降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投資與消費比例不協調造成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固定資產投資率（占GDP的比重）從1980年的19.8%上升至2007年的52.2%，但投資效益下降，每百元投資的新增GDP（即投資效果系數），由1978年的53.0%降為30.3%，降低了43%。其次是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增長慢，尤其是農民和農民工收入偏低。據調查，約有80%的中低收入者對消費有較大需求而購買力較弱，消費能力最低的貧困人口居高不下，貧困率高達6%，消費能力較強的高收入者只占總人口的10%左右，比例偏低。第三是當前中低收入者承受教育、醫療、住房三項支出的巨大壓力。2007年，4三項支出約占城鄉居民消費支出的1/4和1/3左右，因此居民不敢大膽消費而增加了儲蓄。（三）各種收入差距仍呈擴大趨勢1．貧富差距呈擴大趨勢貧富差距是各種收入差距的綜合反映。據2007年國家統計局的城鄉住戶調查，20%的高收入與20%低收入的比較，城鄉居民平均收入差距，為6.5倍，比1978年的2.7倍擴大了3.8倍。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項調查，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達0.5的水平，比1984年的0.26擴大了近1倍，不僅超過了0.4的警戒線，而且也超過了美、法、日、英、德、韓等國0.3~0.4的水平。2．城鄉收入差距逐年擴大近年來，由于農民收入增幅低于城鎮居民，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1978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為2.57倍，1985年曾縮小為1.86倍，以后逐年擴大，2007年已擴大至3.33倍。由于農民基本上不享受社會保障，而城鎮單位職工和離退休人員享受社會保障、各種福利和補貼，因此，城鄉收入實際差距應為6倍左右。隨著農村改革加快，農民收入翻番，城鄉收入差距今后將有可能縮小。3．行業收入差距繼續擴大由于缺乏有效調控機制，壟斷行業及一些高收入行業的收入水平增速過快，導致行業差距不斷擴大。2007年，證券業的年人均工資最高，達14.30萬元，比上年增長65%，其次是其他金融活動和軟件業，達6.96萬元和6.22萬元；最低的是畜牧業、農業職工，分別僅為9521元和9861元。最高與最低的行業收入差距為15倍，比上年的7.8倍擴大了7.2倍，如果計入高收入行業的灰色收入，則行業收入差距更大。4．地區收入差距擴大雖然近幾年對開發西部加大了力度，但東西部的差距仍呈擴大趨勢。2007年全國人均GDP已達18934元，東部人均GDP為32283元，西部為13212元，東部人均GDP是西部的2.4倍，比1991年的1.9倍擴大了0.5倍。在全國各省、市、區中，上海人均GDP最高，達到66367元；不考慮直轄市，則在省區中浙江省人均GDP最高，為37411元，貴州最低，為6915元，兩省人均GDP之比，由1991年的2.7倍擴大為5.4倍。分省市看，2007年，用30多個指標綜合評分結果，居前十位的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蘇、遼寧、廣東、吉林、山東、湖北;居后的省區大多是中西部地區，小康實現程度的排序基本相同。從主要指標分析，居前的地區經濟社會結構合理，經濟效益和人口素質較高，得分較高，但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相對居后。而居后的地區則相反，人口素質、經濟效益相對落后，如果社會經濟與社會穩定能協調發展，就能使綜合指數總體水平得到進一步提高。（四）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指數為負增長，影響社會和諧5社會秩序指數由警力、刑事、治安、貪污、生產安全等五項指標組成。按逆指標計算，2007年比1978年，社會秩序指數下降了26.7%，年均遞減1.2%，其中刑事案件立案率、治安案件查處率、貪污賄賂受案率都有較大上升，安全事故死亡率近幾年雖有下降，但比1978年還是提高的，所以五項指標除警力外，按逆指標計算都是負增長；社會穩定指數由物價指數、失業率、社會保障覆蓋面、貧困率、貧富差距、城鄉差距等六項指標組成，其中居民消費物價指數，29年上漲了3.9倍，貨幣貶值了近80%，年均遞減5.4%，六項指標增減相抵后，年均遞減0.4%。以上兩類指數，均呈現負增長，二者互相影響和制約，社會穩定指數下降會影響社會秩序指數下降，它們又直接影響了經濟社會綜合指數的增長。1979年~2007年，經濟社會的綜合指數年均遞增5.8%，若包括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的有關指標綜合計算，則年均遞增只有4.7%。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指數影響經濟社會綜合指數1.1個百分點，影響度為19%，這充分反映了社會的不穩定、不和諧因素，會直接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的和諧、協調發展。（詳見附表2）（五）環境與資源狀況依然嚴峻據國家統計局計算，2007年環境質量綜合指數2007年為69.4%，比2000年增長20.1%。其中，城市空氣達標率增長28.5%、地表水達標率、國土綠化達標率增長11.5%和10%；以地面水達標率較低，增長慢，2007年達標率僅為47.9%，其中湖泊水質達標率僅為36%，仍低于2000年的水平。全國有18%的土地已荒漠化，30%的土地被酸雨污染，有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出現不同程度的退化，有1/4人口飲用不合格的水，有40%的城市生活污水直接排放，40%的城市人口呼吸著污染的空氣。污染對居民健康的危害引發的群體事件持續增長，每年發生的環境污染糾紛達數萬起。總的來看，雖然國家已重視了環保和加強了對污染的治理，但中國自然生態系統仍處在不同程度的退化過程中，當前人與環境、人與資源面臨的問題依然嚴峻。中國生態環境在國際上也處于落后狀態，據中科院現代化研究中心用水污染、廢水廢物處理率、森林覆蓋面等十項指標計算，2004年中國的生態現代化指數為42%，僅居世界118個國家的第84位。三、幾點對策建議（一）提高社會發展總支出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社會保障是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的重要手段。從當前中國國情和經濟實力看，已具備了建立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條件，社會保障支出應隨著GDP的增長而增長。國家應充分重視發展科教文衛和社會福利事業，并將其作為硬指標納入社會發展規劃。建議到2020年，社會發展總支出占GDP的比例應從目前的13%提高到20%左右，預算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應從目前2.8%提高到5.5%左右，社會保障覆蓋面6從目前的33.4%提高到60%。以上三項指標也是實現小康的目標，2007年僅實現65.0%、50.9%、55.7%，今后13年，這三項指標最終達到小康目標，所需要的年均遞增速度分別為3.4%、5.3%、4.6%。（二）調整消費與投資的關系，著力提高消費率通過宏觀調控，解決投資與消費的矛盾，使經濟增長從投資拉動轉向以消費拉動為主導。當前，在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下，中國經濟發展也面臨巨大挑戰，靠出口的外需將會減少，但中國的優勢是經濟不發達，存在著巨大的潛在消費需求能力，尤其是廣大農村消費潛力很大。當前要充分發揮財政政策促進消費的作用，如可以增發國債、放松銀根、降低鎖定在央行的準備金率，運用外匯儲備等，充分利用現有資金，拉動內需，可用于民生的各個方面，如教育、醫療、社保、經濟適用房、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消費環境，支持農村建設等，既能快速拉動經濟發展，又改善了民生問題。中國制造業產能已過剩，要壓縮投資，防止重復和盲目建設，更要防止“形象工程”的建設，把有限的資金用在刀刃上。力爭在近期內扭轉居民消費增長慢于GDP增長的趨勢，到2020年將消費率提高到50%以上。（三）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加大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制度建設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基本保證。一是要大幅度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調整工資和福利政策，在城鄉有條件的地區普遍實施最低生活保障和社會救助制度，保證低收入者的基本生存條件和享有醫療、基礎教育等權利。二是要從戰略上調整城鄉關系。在財稅政策上，要繼續向農村傾斜，并加快農村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文化、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事業的發展。要改善農民工的生存條件，保障其享有最基本的社會保險和福利，使他們融入城鎮。只有減少農業和農民的比重，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城鄉差距才有望逐步縮小。三是強化激勵和約束機制，利用稅收、價格政策和加強制度建設，調控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建立較完善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四）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加大環境保護力度，提高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的比例，從目前占GDP的1.3%提高至4%以上，至少使環保投入能補償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堅持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強化從源頭防治污染和保護生態，全面推行清潔生產，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節約型增長方式。切實保護好自然生態，堅持保護優先、開發有序，強化對自然資源的生態保護。為避免短期行為對環境造成破壞，對禁止開發的生態區，允許一些地區GDP零增長或負增長。附表12020年小康社會目標及2007年實現程度（見《社會藍皮書：2009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246頁）附表2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和諧度指標體系綜合評價（1978-2007）（見《社會藍皮書：2009年中國社會形對新時期改革開放問題的若干思考2006-04-1020:2:2321CN論壇--------------------------------------------------------------------------------李羅力剛才一些同志的發言給了我一些啟發。我想概括地談幾個觀點：第一個觀點是現在提出的所謂“反對新自由主義”，這又是一次“沉渣泛起”，又是一次左的思想意識形態出來干擾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始終伴隨著思想上的激烈交鋒。每個時期，正確的思想路線都要與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路線進行斗爭。尤其是左的思潮，打著維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根本路線的大旗，因此具有更大的危害性。而且改革開放每發展到一個新的時期，都會有左的思潮出來泛濫和阻礙。當人們沖破原有的左的思潮，推動改革開放達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時，左的思想又會出來阻礙。現在,中國又進入了改革開放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去年發生的“郎顧之爭”,挑起了有關國企產權改革的一場大論戰。這次論戰產生了以往不曾有的一個新特點，那就是大量網民通過網絡參與了這場大論戰。以前思想交鋒和理論爭論，基本上都是發生在決策層面或者是理論界，一般的老百姓不了解、不關心也不參與。這次網民們的廣泛參與，就給這場論戰涂上了一層特殊的色彩，那就是對某種觀點似乎形成了一種社會公眾的廣泛呼應。我覺得對此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予以承認。例如在“郎顧之爭”中，大多數網民都贊成郎咸平的觀點，對不同意郎咸平觀點的人痛批痛罵，甚至人身攻擊。要看到，普通的老百姓與決策層及理論界有一個很大的區別，那就是他們總是從自身利益和相當局限的觀察中來形成自己的觀點，很難形成全局性的、長遠的、有深度分析的思想和看法，而且也很容易受到一些偏激觀點的挑動。這些對于老百姓來說，當然都無可非議，這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但對于決策層和理論界來說，則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清醒的頭腦，正如毛主席所說，要做群眾的先導，而不能成為群眾的尾巴。總之，中國的改革進展到每個階段都會有意識形態的激烈斗爭，但是不管怎么爭論，改革和開放是一定要往前走的。第二個觀點，這么多年大家一直都在講改革，但是現在說來說去好象已經沒有多少新的東西了，我們是否能換一個新思路來考慮問題。我提出的所謂“新思路”，那就是要把“改革”與“開放”這兩者聯系在一起思考，來分析中國的發展形勢，來提出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所應當解決的問題。不能只談改革，不講開放，這是我的一個最深切的體會。我多次講過，“開放”對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起的作用絕不比“改革”低。我們現在所提到的改革中的難題、重點問題，如國企改革的問題、政府體制改革的問題、金融體制改革的問題、投融資體制改革的問題等等，實際上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開始作為改革的重點和難點了，開始采取措施解決了，但是講了20年，也做了20年，現在這些問題解決了嗎？我看基本上沒有解決，或者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有些問題至今還沒有破題，還有些方面甚至出現了倒退。但是，為什么中國經濟還在大發展，社會還在大進步？中國為什么能夠取得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為什么會發生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現在很多人將此稱為“中國經濟之謎”，因為按照傳統經濟理論，已經無法解釋中國的經濟發展現象了，國外不少人認為，按照中國社會經濟中長期存在的各種問題的嚴重性，經濟早就應該崩潰了，至少會陷入很大的困境。但是現實是，中國的經濟不但沒有崩潰，沒有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而且還在迅猛發展。我認為，要解開中國經濟增長之謎，最有說服力的就是中國20多年來在對外開放方面，取得了不但在中國歷史上而且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前無古人的巨大成就，正是由于這一點，我們不但沒有被自身存在的問題所束縛和打倒，相反爭取到了更多的發展資源、發展動力和發展空間，從而導致了我們經濟的大發展、國家的大發展和社會的大發展。我認為，當前在我國的開放政策方面，在我國引進和利用外資方面，也出現了一股倒退的思潮。很多人在各種媒體上發表文章或言論，總體上的意思是，中國人在引進外資方面并沒有占到多大好處，外國人把主要的利益都拿走了，我們只掙了一點加工費，我們吃虧了；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國經濟有可能變成依賴外國的經濟，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這些觀點雖然看上去有一定道理，但在總體上是不對的，是站不住腳的。只講一些重要的事實，比如家電生產，上世紀80年代我們引進的大都是日本、韓國的生產線，從表面看，確實是外國人把主要的利益都拿走了，我們好像吃虧了。但是現在情況怎么樣，我們的家電產品不但基本上占領了國內絕大部分市場，把許多外國商品都趕出去了；而且還走出國門，開始占領國際市場，開始在國際市場上與國外那些名牌產品展開競爭。很顯然，如果沒有早期的引進外資來生產家電產品，我國的家電產業完全靠走自己的路，絕不可能出現今天這個局面。另一方面，在家電產業引進外資并沒有給我們的根本經濟利益帶來損害，并沒有使我們的經濟依賴外國，相反的是通過引進資金，也引進了技術、引進了管理、引進了現代生產和現代市場營銷的理念、引進了學習和創新，從而大大提高了國內企業的生產能力、生產效率和國際競爭力。這不是理論給我們的解釋，而是事實給我們的答案。我這里只舉了家電產業的例子，實際上這種現象在我國眾多產業都普遍存在，甚至從對整個經濟運行各個層面來說都是如此。因此從中國經濟總體上說，引進和利用外資的利是遠遠大于弊的。我們付出的是暫時的和短期的利益，這是我們前進所必須付出的成本和代價，而我們得到的是長遠的根本的利益，是國家的強盛和民族的振興，是中國整體經濟的迅速增長和大幅提升。還有人認為我們現在已經接近“拉美化”的邊緣，已經出現了過度依賴外資的危險。這種觀點也是不對的。實際上我們與拉美國家在上個世紀70年代所搞的引進外資有本質的不同：我們是“出口導向”，他們是“進口替代”；我們是在生產領域引進外資，他們是在消費領域引進外資；我們引進外資是旨在利用外資來提升自己的能力，他們引進外資是旨在依賴外資解決本國經濟的問題。還有一個重要的事實往往被人們忽略。引進外資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我國20多年來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大量就業問題。我曾經撰文指出，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已經有一兩億農民脫離了土地和農村，進入了城市和工廠。根據有關資料統計，在這些離土離鄉的農民工中，至少有60－70％都在外資（包括港臺加工貿易企業）和為外資配套服務的企業（大多數是民營企業）中工作，很多江浙的民營經濟、廣東的民營經濟都是直接或間接為外資配套的。我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這可以說是引進外資對中國改革開放所做出的最大貢獻。我們這樣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農業大國，要走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大量的失業人口，如果沒有大量的就業崗位來吸收他們，那么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不但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而且還會給社會造成巨大的不穩定因素，造成整個社會基礎的巨大破壞和斷裂，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而在這20多年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國企是不斷萎縮的，而民營經濟又不可能那么迅速地成長起來，因此毫無疑問正是由于港臺企業和其他外資企業的大量涌入，大量使用我國的廉價勞動力，才為我國新增就業人口解決了大量的工作崗位。引進和利用外資的這個重要的好處是我們絕對不能小視的。我還曾指出，大量內地的農民工進入東部沿海地區外資和民營企業打工，客觀上也為解決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帶來了一定好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方面的社會矛盾。另外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引進外資促進了我國的社會進步，促進了我國民主法制社會的不斷形成和完善，促進了我國各級政府的轉型，促進了我國勞動素質的普遍提高、管理水平的普遍提高、生產和經營技能的普遍提高，也促進了整個社會和整個民族的思想觀念大解放。因此可以說，它對中國社會經濟產生了深層次的、長遠的、巨大的影響，這遠遠不是我們只拿了點工繳費的好處所能衡量的。吳曉靈同志認為，我們現在采取和推行的很多體制改革措施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外力倒逼的。我很贊成這個觀點，我認為現在倒逼中國改革的有兩股力量，一個是地方的自下而上的要求改革的力量，再一個是引進外資所帶來的要求進一步開放、進一步改善軟硬投資環境的力量。這兩股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政府的轉型、法制建設、民主社會進程等等。因此可以說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就是體現在不斷的倒逼所引致的進步上，這是中國漸進式改革的一個重要特點。第三個觀點，現在有一股很不好的思潮，我把它叫做“妖魔化地方政府領導”。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的實踐已經證明，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的訴求，對體制改革的訴求，對引進外資和對外開放的訴求，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的巨大內在推動力。我覺得這是一個無論如何也不能抹煞的事實。我曾經撰文指出，中國改革開放形成大氣候的真正的轉折點是鄧小平1992年南巡。它有兩大作用，第一個作用是把開放政策和引進外資從局部地區一下子推廣到全國；第二個作用是由于把深圳經濟特區以及其他開放地區的經驗推廣到全國各地，對各地政府形成了極大的啟示和示范作用。各地方政府都看到了這些開放地區通過敢闖敢干，通過改革開放，通過引進外資，經濟大大地發展起來了，社會生活各方面也大大發展起來了，老百姓得到了實惠，地方政府的財政實力和運作空間也得到了大大的改善，因而極大地釋放了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和積極性，掀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熱潮，從而把中國經濟發展推上了一個空前快速增長的快車道。盡管后來這些地方政府為自己局部地區的發展而竭盡全力地上項目上投資，不可避免地會引致全局的經濟過熱和宏觀失控，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的經濟泡沫，而且中央政府也適時地正確地采取了宏觀調控措施，嚴格控制資金、項目和土地，使經濟得以平穩健康地發展，但是不可否認，小平九二南巡后所掀起的遍及全國的地方政府改革開放和發展的熱潮，是中國經濟能夠發展到今天這樣程度的主要推動力之一。當然，現在許多對地方政府的批評中所指出的各種不正之風、各種不良現象和問題確實是大量存在的，在有些地方也是很嚴重的，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是我相信，中國大多數的地方政府及其領導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否則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對地方政府及其領導的投資沖動和發展沖動，也不能完全用“政績工程”來詮釋。一方面地方領導確實有“政績”的驅動，這也是很正常的，誰為官一任不希望自己做得出色，能夠得到上級的賞識和重視呢？但是另一方面他還有兩個壓力，一個是周圍省區、周邊地區快速發展對他形成的壓力，另外一個是他所管轄的地區內老百姓對他的壓力。他必須好好干，必須大干快上，否則他所領導的這個地方就要落后了，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