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后期雜文魯迅一九二七年以后的雜文創作為后期雜文，包括《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以及《集外集》、《集外集拾遺》、《集外集拾遺補編》中的一部分文章。魯迅的后期雜文是在尖銳的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中創作的。它的主要鋒芒對準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法西斯統治和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魯迅的后期雜文，還積極歌頌了人民群眾和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同國民黨政權的斗爭同國民黨政權的斗爭，是魯迅后期雜文的基本內容。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變后，魯迅就聲討了國民黨反動派屠殺人民的罪行，指斥蔣介石之流是口是心非的政治騙子，質問他們“講演”時，“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話”。大革命失敗后，魯迅總結了經驗教訓，要革命人民“防被欺”1，及時識破了敵人的反革命兩面手法。魯迅在控訴敵人對革命人民進行慘無人道的屠殺的同時，還堅持必勝的信念，認為“革命被頭掛退的事是很少有的。2（按敵人把革命者的頭掛在城墻上示眾）。在同國民黨反革命文化“圍剿”的斗爭中，魯迅的雜文是最為有力的武器。他無情揭露和駁斥了各種反動文化派別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誣蔑和攻擊。他揭露“新月派”是替國民黨政權“維持治安”的“劊子手”和“皂隸”3，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4。他痛斥“民族主義文學”是“寵犬文學”、“流尸文學”5。他批判“第三種人”的謬論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6。他指出“論語派”所鼓吹的是“麻醉性的作品”，是統治階級的“小擺設”，只能起到消磨“粗獷的人心”的腐蝕作用7。他還直接揭露、控訴了國民黨反動派摧殘革命進步文化、屠殺革命進步作家的滔天罪行，怒斥他們是“黑暗的動物”，用的是“最末的手段”，顯示了“敵人的卑劣的兇暴”8。在魯迅的雜文中，記錄著反文化“圍剿”的全過程。魯迅還堅決抨擊了國民黨政權在對外關系上的賣國投降政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主義侵占我國大片國土時，“南京政府束手無策，單會去哀求國聯”。魯迅痛斥國民黨政府在日寇侵略面前的這種“不抵抗主義”，“失了東三省，誰也不響，黨國倒愈象一個國”9。對國民黨反動派為自己的賣國投降政策辯護的所謂“戰略關系”和“攘外必先安內”等反動口號，魯迅也一一加以批判和駁斥，指出所謂“戰略關系”其實質是在敵人進攻面前的自動“退兵”，是在敵人到來之前的“一切準備停當”，以便讓“黃面孔，白面孔，新大陸，舊大陸的敵人”來“深入”，至于誰要反對這種政策，那么國民黨政府是“雖流血亦所不辭”的10。而所謂“攘外必先安內”，其實是“安內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內”，“外就是內，本無可攘”11，徹底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勾結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對帝國主義的揭露魯迅充分認識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指出盡管各帝國主義之間有著矛盾，但在侵略中國這一點上，他們卻“正是一伙”。所以“國際聯盟”對“九·一八”的調查，對“一·二八”的調解，都是“暗地里和日本有了諒解”，“是有臟大家分”，約定分路“深入”，瓜分中國12。魯迅揭露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罪行：“他們是在吸中國的膏血，奪中國的土地，殺中國的人民。”13魯迅揭露，國際帝國主義不僅直接侵略瓜分中國，還積極支持中國的反動統治者，它們幫助捕捉“犯人”交給中國統治者去屠殺，它們賣“飛機炸彈”供“剿匪”用，它們培植各式奴才走狗以“對付”各階層中國人民14。所以，“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15對于帝國主義的虛偽“文明”面孔，魯迅也予以徹底揭穿，它們在國內設有“維持他們的‘秩序’的監獄”16，在國外“用鐵絲穿了殖民地的革命黨的手，一串一串的牽去”，這就是“所謂‘文明’國民的行為”17。日本帝國主義一面大講“王道”，一面在中國“隨意放火”，扔下“爆裂彈”、“燒夷彈”，18屠殺中國人民。雜文的社會批評關心社會進步，進行廣泛的社會批評，同各種腐朽、落后思想行為作斗爭，是魯迅雜文創作尤其是后期雜文的一個重要內容。這種批評斗爭，有針對反動階級人物的，也有針對麻木群眾的。魯迅雜文社會批評所涉及的問題很多，從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到日常生活，都有他所批評的問題，但批評得最多的還是腐朽的意識和丑惡的行為。盲目自尊和自欺欺人是魯迅經常批評的一種思想意識，例如當時許多人對“外國人論及我們缺點的不欲聞，說好處就相信，講科學者不大提，有幾個說神見鬼的就紹介”19。這是一種阿Q式的自尊。有這種“自尊”的人就特別講究“面子”，還為此而弄虛作假、卑污茍賤，所以魯迅說：“中國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這‘面子’是‘圓機活法’，善于變化，于是就和‘不要臉’混起來了。”20保守、迷信、敷衍、茍且，是魯迅經常批評的另一種意識和習性。拿保守思想來說就到處都有，如拳師教徒弟“一定留一手”，“做醫生的有秘方，做廚子有秘法，開點心鋪子的有秘傳”等等，總之“‘秘’是中國非常普遍的東西”21。這種嚴重的保守思想，極大地妨礙了社會國家的發展進步。至于迷信思想那就更為普遍了，“雖在通都大邑”，“也有天師作法，長官禁屠，鬧得沸反盈天的事”，而廣大的農村，則更“依然是舊日的迷信，舊日的訛傳，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22。魯迅更從一部分人的迷信行為中看出他們敷衍、茍且的習性來，他們在迷信上也是沒有“堅信”和“特操”的，所以魯迅說：“中國人自然也有迷信，也有‘信’，但好象很少‘堅信’”23，他認為這種人連迷信都“迷得沒出息”24，何況做事呢！社會上的惡德惡行和庸俗冷漠的世態，也是魯迅經常諷刺和批判的對象。魯迅在許多雜文中無情地揭露了當時上海普遍存在的道德敗壞、世風淫糜、生活腐化、人情冷漠等社會現象。在人們的相互關系和接觸中，經常可以看到各種野蠻、冷酷的行為。即使在馬路上行止，也會遇到許多禍害，除了“洋大人”的“踏過來”、“踢下去”之外，還有“上等”華人的“手掌向外”的“一路推過去”，“推得女人孩子踉踉蹌蹌，跌倒了，他就從活人身上踏過，跌死了，他就從死尸身上踏過”25。在事業上，人們則各自拼命地“往上爬”，“然而爬的人太多，爬得上的太少”，“于是爬之外，又發明了撞”，不管前面有多少爬著的人，他“橫著身子，晃一晃，就撞過去”26，這就是舊社會的求生圖。在這樣兇殘無恥的社會關系中，人們的處世哲學是“莫問是非曲直”，一個人即使受了真正的冤屈，別人“明明知道他是好人”，也幾乎沒有人愿意出來“講公道話”，“去給他解釋分辯”27。有多少人受冤屈死了，“但曾經上誰的口，動誰的心呢？”28至多也只能增加無聊人的談資，“使扯淡的嘴巴覺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還是淡，淡，淡”29。這就是三十年代中國的的人情世態。對人民和革命的歌頌魯迅的后期雜文，處處都體現著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精神，充分肯定和贊揚了人民群眾創造歷史，改造世界的偉大力量和偉大功績。他認為人類歷史上的一切物質文明和精精文明都是人民群眾創造的。在物質文明上，“一切文物，都是歷來的無名氏所逐漸的造成。建筑，烹飪，漁獵，耕種，無不如此；醫藥也如此”30。他堅決批判了過去什么事物都“總是古時候一位圣賢所造”的唯心主義觀點31，認為這種“和民眾無緣，全由古圣王一手包辦”32的觀點是違背歷史事實的。同樣，在精神文明上，文字和文學也不是某一“圣賢”所造，而是在生產和生活中由群眾逐漸創造出來的；他認為文學最早產生于勞動，所以“人類是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33。他更從歷史發展的事實中，證明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而且“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他們有自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后繼的戰斗”34。他認為人民群眾的愚昧落后和不團結現象，“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是統治者的“治績”35；而實際上，“老百姓雖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36。所以魯迅還肯定地指出，人民群眾在“知道關于本身利害時，何嘗不會團結”37。他堅決認為“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人則可，倘加于全體，那簡直是誣蔑”38。這種徹底的唯物主義觀點，就使得魯迅的后期雜文篇篇都有鮮明的態度和強烈的愛憎，他總是站在人民和無產階級立場上說話，這就必然同壓迫人民的統治者及其御用文人形成尖銳的對立。在現實斗爭中，魯迅熱情支持、贊助、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