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后成長的促進：基本原理與主要方法陳杰靈1,伍新春1,安媛媛1,2【摘要】［摘要］目前的創傷治療主要針對創傷后應激障礙的緩解，但緩解創傷后的應激障礙不等于促進創傷后成長。創傷后成長的促進，關注個體在創傷后對基本圖式的重建，重視對能夠整合創傷事件且更能接納矛盾性的積極圖式的建構。創傷后成長促進主要基于創傷后成長的功能描述模型，可從社會因素和認知加工因素兩個方面來進行突破。在促進創傷后成長的方法上，我們介紹了促進的一般過程以及在自我覺知、人際體驗、生命價值方面進行促進的具體建議。未來需要進一步轉變臨床實踐者的治療觀念，開展對創傷后成長的促進過程、治療效果的臨床研究，進一步探討促進創傷后成長的因素及其作用機制，并嘗試將創傷的積極面和消極面進行理論上的整合。期刊名稱】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年(卷),期】2015(000)006總頁數】9關鍵詞】［關鍵詞］創傷后成長；促進；創傷治療“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人類歷史上的很多文學和哲學作品在寫到苦難時都傳達了這種思想：苦難也蘊含著成長和成功的可能。作為一種具有強大沖擊力的苦難，創傷事件可能會給人帶來各種負性心理結果，出現創傷后應激反應（PosttraumaticStress，簡稱PTS），嚴重的還可能發展為創傷后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簡稱PTSD）;但同時創傷也可能是一個契機，個體可由此學習如何克服逆境，增強自我力量，實現自我超越，表現出創傷后成長。Tedeschi和Calhoun(2004)最早提出創傷后成長(Posttraumaticgrowth，簡稱PTG)這一概念，并將其界定為“同具有創傷性事件或情境抗爭后所體驗到的正性心理改變”。研究發現，PTG主要體現在自我覺知、人際體驗和生命價值3個方面的積極改變，例如重新認識自己的力量，更能接納自身的脆弱性和局限性，更重視朋友和家人，用一種全新的角度欣賞每一天，更加相信靈性的力量等(Calhoun&Tedeschi,1999;Joseph&Linely,2006)。在創傷心理學領域，長期以來研究主要集中于創傷所帶來的負性結果尤其是PTSD上。研究者對PTSD的現象及其形成發展機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在創傷后的心理干預中，也針對如何緩解PTSD提出了很多方法，如認知行為療法創傷聚焦的認知行為療法、眼動脫敏與再加工療法等(Foa,Keane,Friedman,&Cohen,2008)。然而，隨著20世紀末積極心理學思潮的興起，研究者開始關注創傷可能帶來的積極結果。PTG這一現象近十多年來逐漸受到關注，出現了較多相關的實證研究，人們對PTG的現象及其影響機制也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Ho,Rajandram,Chan,Samman,McGrath,&Zwahlen,2011;Lindstrom,Cann,Calhoun,&Tedeschi,2013;Shigemoto&Poyrazli,2013)。不過，PTG在創傷治療中的應用尚處于初始階段。作為一種積極看待創傷的視角，應該如何將PTG具體應用到創傷治療中，從而促進受創者在創傷后獲得成長呢？其中一些研究者對PTG在創傷治療中應用的可能性和方法進行了有價值的探討(Calhoun&Tedeschi,1999;Joseph&Linely,2006;Lyons,2008;Meichenbaum,2008;Zoellner&Maercker,2006)。本文將在綜述相關研究的基礎之上，從促進PTG的基本原理、主要方法等方面來介紹PTG在創傷治療中的應用。一、促進創傷后成長的基本原理創傷后成長和創傷后應激障礙的關系和創傷研究主要聚焦于PTSD相一致，目前的創傷治療也主要針對PTSD的緩解。但是，緩解PTSD是否意味著促進PTG?個體的成長是否意味著更少的痛苦呢？在進一步探討PTG的促進之前，有必要對它們的關系進行厘清。PTG概念的提出者Tedeschi和Calhoun(2004)認為PTG與PTSD是相對獨立的，創傷后的積極成長并不一定伴隨更多的幸福感以及更少的痛苦感，它意味著一種更加豐滿、更加充盈、更加有意義的生活。Joseph和Linley(2008)從創傷后個體的心理一社會反應過程對PTSD與PTG進行了區分，認為PTSD是對創傷事件的認知評估和情緒狀態的相互作用的一種體現，具體表現為情緒的高警覺和認知的闖入及回避；而PTG則是認知評估和人格圖式/核心信念相互作用的結果，代表人格圖式/核心信念的積極改變，是對自我、人際、生命等核心議題的積極領悟。Joseph和Linley(2006)還分析了創傷后認知評估和人格圖式/核心信念相互作用的三種結果：第一是經驗被同化了，回到創傷前的基線水平，例如創傷者經常對事件感覺自責以維持對世界的公平感；第二是經驗被消極地順應，例如創傷者認為不幸事件是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的，人是無望和無力的；第三是經驗被積極地順應，例如創傷者認為不幸事件是偶然的，積極的人生就是充分地活在此時此刻。創傷破壞了個體的圖式、信念，創傷恢復的重要任務就是重建個體的圖式、信念。因此，要緩解個體的PTSD，既可以通過同化，也可以通過順應；然而要促進個體的成長，只有通過積極的順應才能實現。雖然PTSD和PTG是相對獨立的，有著各自獨特的屬性，但它們是否就完全沒有聯系呢？Calhoun和Tedeschi(1999)認為，許多臨床經驗支持PTSD和PTG可以共生的觀點，因為強烈的精神痛苦(intensepsychicpain)需要被緩解以讓成長顯現，而持續的痛苦(enduringdistress)則能維持個體反復思考的認知過程——尤其是主動反芻(rumination)，而這也正是形成PTG的關鍵因素。不過，Calhoun和Tedeschi并沒有對“強烈的精神痛苦”和“持續的痛苦”的具體表現進行區分，Joseph,Murphy和Regel(2012)則對此進行了更為詳細的敘述。Joseph等(2012)認為，PTG和PTSD的關系與PTSD癥狀的強度有關，兩者是一種曲線相關的關系。PTSD癥狀水平較低，很可能表明個體受到創傷事件的影響較小，因此PTG水平也較低；PTSD癥狀水平中等，可能表明個體圖式、信念受到了一定的挑戰，但此時個體仍有一定的應對和管理痛苦的能力，可以對事件進行認知加工，從而有利于產生PTG;當PTSD癥狀水平高，甚至符合PTSD的臨床診斷標準時，則意味著個體的負性應激反應嚴重，而個體的應對能力弱，難以進行促進PTG產生的認知加工過程。事實上，這種曲線關系也在—些實證研究中得到了支持(Butleretal.，2005;Kunst,2010;McCaslinetal.，2009)。因此，有必要考慮個體的負性癥狀水平及應對和管理痛苦的能力，在適當的時候促進個體對事件的認知加工。總之，將PTG融入創傷治療意味著一種視角的變化，它不把個體在創傷后出現的“非正常”反應僅僅視為負性的癥狀，而是更加關注這些癥狀背后的認知和情感加工過程，關注個體在這一歷程中重建基本圖式和信念的努力，協助個體進行自我的探索，發現成長的線索，并最終促進個體獲得真正的成長。創傷后成長的理論模型與促進機制PTG作為一種基本圖式和核心信念上的積極轉變，認知加工在其形成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其中，Tedeschi和Calhoun(2004)提出的PTG的功能描述模型對PTG的形成過程進行了較為詳細的闡述。該模型應用廣泛，得到了許多實證研究的支持(Lindstrometal.，2013;Morris&Shakespeare-Finch,2011;Scrignaro,Barni,&Magrin,2011;周宵，伍新春，安媛媛，陳杰靈,2014)。PTG的功能描述模型認為，創傷撼動了個體的基本圖式、核心信念，引發了個體很大程度的痛苦情緒和生活敘事的混亂。這種挑戰使個體嘗試反芻——反復地沉思以理解所發生的事件和減輕痛苦情緒。在初始階段，反芻多是自動的、侵入的；當這一階段能夠成功應對(如痛苦情緒的減輕，脫離了在創傷后環境中不再適用的目標和信念)后，反芻就會轉變為主動的、有意的，個體通過對創傷與生活的聯系、創傷經歷的意義等進行思考，形成新的認知圖式，并將創傷整合到生命敘事中，最終獲得成長。同時，PTG的功能描述模型認為反芻的過程還受到個體應對行為和社會支持等的影響：個體通過書寫、敘說、祈禱等方式進行的自我表露，感受到的來自他人的陪伴和鼓勵等社會支持，都能促進個體的反芻過程，有利于創傷后成長的形成。應該說，PTG的功能描述模型強調了認知加工因素(反芻)的關鍵作用，也提到了社會環境等因素對個體創傷后的認知加工過程的影響。不過，Joseph和Linley(2006)認為這一模型仍然存在不足，并對其進行了補充。他們認為，根據Rogers的以人為中心的理論，人有一種天生的內在動機，驅動著個體通過有機體評價過程(organismicvaluingprocess)，將經驗和自我圖式整合在一起。創傷事件是一種與原有自我圖式具有很大程度不一致的經驗，面對兩者的不一致，個體會本能地啟動有機體評價過程，對兩者進行整合。當然，這一認知過程也會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當社會環境能夠滿足人的關懷、自尊、自主等基本需求時，個體機能就能正常發揮，更可能走向成長；而當社會環境不良時，則會限制、阻礙或扭曲個體機能的發揮。因此，要想促進PTG,治療者需要相信個體具有從創傷中成長的能力，對個體的成長持開放的態度，并營造真誠、尊重、接納的咨詢氛圍，讓個體的機能正常發揮，促進個體發展出能整合創傷事件的、適應性的積極圖式，并最終走向成長。二、促進創傷后成長的原則與方法作為將PTG運用到創傷治療領域的先鋒，Calhoun和Tedeschi(2006)提出了在創傷治療中促進PTG的指導原則，總結了與受創者工作的臨床經驗，整合了關于PTG內涵和機制的實證研究結果(如PTG功能描述模型)，受到了實務工作者的普遍關注(Sheikh,2008)。其他研究者也對PTG在創傷治療中的具體應用進行了有價值的探討(Joseph&Linley,2006;Lyons,2008;Meichenbaum,2006;Zoellner&Maercker,2006)，并將促進PTG的方法和技術運用到不同創傷群體的治療中(Cordova,2008;Lyons,2008;Weiss&Berger,2008)。下面就從治療者的角色、促進的一般過程、促進的具體建議等方面闡述促進PTG的原則與方法。(一)治療者在促進創傷后成長中的角色Calhoun和Tedeschi(1999)認為，在促進個體形成PTG的過程中，治療者在其中的角色是“陪伴者”和“促進者”。雖然治療者相信每個人都有走向成長的傾向和能力，但也承認并不是每個經歷創傷的個體都會走向成長，因此治療者不是放任不管的“旁觀者”。不過，由于每個個體的創傷經歷有差異性，對成長的感悟也有其個人特點，并且只有創傷個體自身才能形成自己的成長，所以治療者也不是作為一個“成長專家”直接地指示、教導來訪者如何成長，而是作為一個“陪伴者”來傾聽來訪者的經歷，真誠地接納來訪者的情感，陪伴來訪者在創傷后所走的歷程；同時也作為一個“促進者”，對來訪者的成長保持開放態度，發現來訪者創傷后成長的跡象，給予來訪者充分成長的時間和空間，從而促進來訪者真正地獲得成長。(二)促進創傷后成長的一般過程Calhoun和Tedeschi(1999,2006)在臨床經驗和研究基礎上提出了促進PTG的一般過程，我們可以將其歸納為以下三個主要環節：聚焦在聽，不必設法解決問題當個體經過最初的治療后，強烈的痛苦得以緩解，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應對創傷后的生活，有一定管理情緒能力時，即可開始促進PTG的出現。當然，要想促進PTG，最重要的是培養來訪者自身成長的能力，此時治療者主要任務是安靜地“傾聽”來訪者的訴說，注意其敘述的變化和發展，以便讓來訪者感受到治療者的清晰存在。此時，治療者不要急于提供指導、設法解決問題，而應讓來訪者能更充分地探索創傷給自己帶來的痛苦、創傷對基本圖式的影響、自身對自我和世界的感知等方面的經驗，并對來訪者的經歷予以尊重。這一環節的重點是傾聽創傷事件。留心來訪者接近成長的跡象有效促進PTG最重要的原則是當來訪者出現成長的可能性時，治療者能夠感知到這種可能性。當個體為事件的難以置信和難以理解感到痛苦，努力去理解創傷給生活會帶來什么、生活將如何繼續時，很可能就是成長的預兆。當然，來訪者也可能發現自己經歷創傷以來的一些積極的變化，但對此仍然不確定、存在矛盾。此時，治療者需要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度，不僅傾聽來訪者的言語訴說，還要注意傾聽其言語背后的情感、動機，發現隱藏在訴說中的朝向成長的跡象。不過，治療者也不必急著指明成長或是打斷來訪者的抗爭(struggle)過程，因為來訪者仍需要自己去體會這段路程，并且依靠自己的心智去完成PTG。這一環節的核心是重視抗爭的過程。提出創傷后成長的存在事實當來訪者經驗到的PTG變得清晰、成熟，正在發生且將會繼續存在時，治療者可以顯性地提出來訪者敘述中存在的成長現象，也可以對來訪者的敘述進行再框定和強化，并促進來訪者的成長體驗。同時治療者的表達應注意用語的準確和適當，如來訪者在創傷后的成長不是“創傷”所帶來的，而是個體在創傷以來所進行的“抗爭”所帶來的。這一環節的關鍵是發現真正的成長。總之，Calhoun和Tedeschi(1999,2006)認為，在創傷治療中促進PTG是一種非指導的實踐，來訪者自身有成長的能力，雖然這種能力以及成長的內容因人而異，但來訪者的成長需要逐漸自發地展開，因此不必推動來訪者成長的速度。對此，Joseph(2004)也認為不應該讓來訪者感覺到被“推”著去成長，治療者需要做的是陪伴以及按著來訪者個人的速度做一定的促進即可。那么，如何在陪伴來訪者的過程中具體地去促進PTG的內容成長呢？下面我們就來對此進行重點探討。促進創傷后成長的具體建議正如前文所言，PTG主要體現在既有聯系也有區別的自我覺知、人際體驗、生命價值三個方面。雖然這三個方面均是創傷后的積極改變，顯示了個體在抗爭過程中的努力，然而這三個方面所關注的具體內容不同，且不同的創傷情景對個體在這三個方面成長的影響也往往存在差異。Shakespeare-Finch和Armstrong(2010)的研究發現喪親者在生命價值上的成長顯著高于經歷性虐待者，同時經歷性虐待者在人際關系上的成長顯著低于喪親者，這可能與創傷事件的類型有關，因為喪親事件讓人對生命的脆弱有更多的思考，也更意識到珍惜生命的重要性，而經歷性虐待者感受到人際間信任的缺失和強烈的傷害，其在人際關系方面的積極改變的可能性自然較少。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上述三個方面的具體內容可能也會有所差異，Zhai,Liu,Wu和Jiang(2010)的研究發現，由于中國人比較重視血緣親情，而大部分人沒有明確的宗教信仰，因此其生命價值中的靈性或宗教改變不太明顯，而人際體驗的改變最為顯著。也就是說，PTG的三個方面雖有聯系，但也會隨著不同的創傷經歷、個人特征、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因此，治療者有必要分別了解自我覺知、人際體驗和生命價值三方面成長的具體體現及促進其成長的注意事項。促進自我覺知的成長經歷創傷的個體感到自身的力量并能夠應對、忍受創傷后果，這是成長的一種體現(Tedeschi&Calhoun,2004;Zhaietal.，2010)。幸存下來即是力量，然而幸存者在此過程中的感受通常是脆弱的。個體在與創傷的抗爭過程中，往往會逐漸意識到一個悖論：他們發現自己既是有力量的，也是脆弱的(Calhoun,Tedeschi,Cann,&Hanks,2010)。而當他們能夠接納自己的脆弱，并意識到這種脆弱就是他們力量的一部分時，他們就獲得了真正的自我成長。在治療中，治療者首先可以鼓勵創傷經歷者對自身發生的變化和感到的矛盾進行認知加工，傳達成長可以通過這種脆弱的體驗而發生的觀念，讓他們允許自己表現出脆弱，并接納自己的脆弱。其次，治療者可以協助個體對力量進行再定義。在經歷創傷以前，許多人(尤其是很多男性)將征服、解決問題、獨立做事、隱藏軟弱等看做是力量，而將忍耐、接納、表達、尋求支持等看做是軟弱的表現，這也使得許多創傷幸存者在創傷后很難依照原有對力量的定義來尋找到力量的存在。此時治療者可以協助個體重新定義力量，讓他們接受“巧力”(subtlestrength)的概念(Calhoun&Tedeschi,1999)，樹立“以柔克剛"的思想。例如，即使不能阻止創傷的發生，但敢于面對恐懼即是力量的體現；接納一些過去所認為的脆弱，賦予其新的意義，并讓它們成為新的力量。在這一過程中，讓個體逐漸意識到這些行為實質上是“以退為進”的表現，正是“巧力”的體現。再者，作為來訪者的榜樣，治療者的存在方式應是既脆弱又有力量的。也就是說，治療者可以自我開放地投入到來訪者的故事中，允許自己在“可怕”的故事面前表現得“脆弱”——能體驗到創傷帶來的情緒且不被其淹沒，同時治療者對來訪者又抱持積極的希望——相信來訪者能夠應對創傷。這樣，來訪者可以在另一個人身上同時感受到脆弱和力量，進而能夠理解和接納這兩者可以在自我中并存的事實。促進人際體驗的成長研究表明，個體經歷創傷后在人際體驗方面可能出現以下重要改變(Calhounetal.，2010;Tedeschi&Calhoun,2004;Zhaietal.，2010):第一，個體比平時更有可能發現他人的價值，意識到人不能完全獨自一人生活，總會有需要與他人相互依靠的時候。第二，個體可能在不同的人際關系中體驗到更深層的聯結和親密。例如對家庭關系而言，創傷可能改變家庭關系的動力，讓家庭成員看到彼此過去未發現的部分，讓家人之間感到更親密。第三，個體可能會在經歷創傷的過程中與有類似經歷的人發展新的關系。這種關系比平時的人際關系更少關注社會經濟地位等差異，而更多地建立在深層人性層面聯結的基礎上，彼此也能從中感受到人的共通的本質。第四，個體可能更愿意給予他人支持。通過幫助他人，一方面個體能夠跳出自己的境遇，在自我之外的世界里重新找到方向；另一方面，個體會發現自己也有一些能夠幫助他人的部分，感受到自己仍是有力量存在的。在治療過程中，治療者可以鼓勵來訪者的自我表露。有研究認為，來訪者的自我表露能為其人際體驗的提升提供契機(Taku,Tedeschi,Cann,&Calhoun,2009)。雖然有的人很容易敘說自己的故事，但有的來訪者對自我表露感到遲疑，這就需要治療者營造安全、接納的氛圍以培養這種能力。此時，治療者需要對自我表露進行支持性的回應：一方面治療者應對來訪者敘說的故事表示欣賞，表達自己希望聽到更多而邀請其作更充分的表露，而非快速地切斷敘說、給出建議；另一方面治療者應注意自己的非評判的態度——接納這個事件以及來訪者對事件的反應和看法。在表露了自己的創傷經歷后，從治療者那里體驗到無條件的支持是促進成長的關鍵。尤其是對于那些認為自己的某些決定或行為導致了他人受到創傷的來訪者(如認為自己開車過快而致使他人無辜傷亡)，治療者的接納就更為重要了。當然，也有些來訪者在經歷創傷后會更愿意給予他人支持、幫助他人，這非常具有建設性的意義。治療者可以適當支持和促進這種助人行為，但也應注意不要過早鼓勵，以免切斷來訪者在創傷后的自我探索。除了個體治療外，團體治療也是促進人際體驗積極改變的有效方式。對創傷類型相同的同質團體，彼此經歷的共同性有利于營造一種安全的氛圍，讓彼此之間的聯結更強(Lechner,Stoelb,&Antoni,2008)。如果夫妻、家庭一同參與治療，則更有可能促進這種關系的積極改變(Barakat,Alderfer,&Kazak,2006)，因為在團體治療中，彼此可以暫時放下日常生活的事務，更可能在團體中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同時也能聽到家人的想法，感受他們的情感，看到彼此的相互聯結。在團體治療中，除了鼓勵成員的自我表露和引導成員之間做出支持性的回應外，還可以鼓勵成員傾聽他人的經歷(Lechneretal.,2008)。也就是說，在團體治療中，成員既是敘說者，也是傾聽者。傾聽能夠訓練個體的共情能力，相比于沒有創傷經歷的人，他們更能夠理解受創者的感受，也更能夠做出共情的回應。另外，傾聽他人敘說創傷的經歷，也有助于個體對自己的經歷有更多的覺察和審視，并看到自己先前曾抗拒探索的部分。當然，治療者也可以適當促進團體中的互助行為，但同樣需注意不要過早鼓勵。促進生命價值的成長個體經歷創傷后，原有的關于世界的信念受到很大的沖擊，隨著與創傷的抗爭和恢復，個體也在重建自己的世界觀。有的受創者在思考和經歷中會出現一些生命哲學上的積極改變(Tedeschi&Calhoun,2004;Zhaietal.，2010)，一個常被提到的改變是在直面死亡后，個體更加珍惜生命，珍惜每一天的價值；有的受創者會改變自己生命事務的優先順序，例如改變自己的日程表，將一些過去自己不重視的、以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如家庭關系、簡單卻重要的事物)放到重要的位置；有的受創者會經歷存在感、靈性、宗教方面的改變，如體驗到更深刻的存在感和宗教信仰的變化。在治療過程中，治療者需要對上述生命哲學議題有更多的了解，留心來訪者對這些議題進行思考的跡象，協助來訪者探索這些議題。創傷提醒了來訪者人皆有一死的命運，讓來訪者意識到每個人本質上的孤獨性，也意識到生命的不可預測性，這會帶來焦慮、恐懼等問題。但這又是每個人不能否認的事實，只是創傷事件將這些事實展示給了來訪者。因此，治療者可以協助和鼓勵來訪者面對、承認和接納生命的事實，同時學習如何帶著這些事實繼續生活(Yalom&Lieberman,1991)。經歷創傷后的來訪者，常會對生命的意義產生疑惑，他們可能會提出“為什么會發生這件事？”“為什么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這有什么意義？”等問題。在來訪者探尋意義的過程中，治療者可以幫助來訪者更全面地探索、更充分地回答其關于生命意義的問題。研究表明，意義是個體世界觀重建的關鍵因素。Janoff-Bulman和Frantz(1997)從意義的角度來看待個體在創傷后的適應，并將其劃分為理解性意義(meaningascomprehensibility)和重要性意義(meaningassignificance)。治療者要促進PTG，不能僅停留在"理解性意義”的探尋上，讓個體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創傷事件，更應在“重要性意義”層面進行思考，促進來訪者對創傷事件在生命哲學、宗教靈性、世界信念等方面進行更多的思考和感悟，從而實現心靈上的成長和超越。事實上，有些來訪者在經歷創傷后，會思考一些靈性和宗教上的議題。靈性、宗教可能是有幫助的。例如有的宗教團體能給創傷中的人提供精神支持或物質的幫助，有的靈性領域的基本信念(如宗教的某些教義)能為創傷事件的發生和后果提供某種程度的解釋，這些都有助于來訪者更好地應對創傷(ShawJoseph,&Linley,2005)。然而，靈性、宗教也可能會帶來傷害。如果來訪者從屬的宗教團體采用負面或有敵意的方式對創傷事件進行回應，或者來訪者認為創傷事件是對自己的懲罰或上帝對自己是不公平的，則來訪者的問題可能會更加嚴重(Hass&Walter,2007;Pargament,Smith,Koenig,&Perez,1998)因此，治療者需要對不同宗教關于苦難的解釋有更多的了解，傾聽并留心其在靈性、宗教方面上的敘事變化和發展；同時，對于那些可能明顯傷害來訪者、導致其更難以應對創傷的靈性和宗教觀點，可以嘗試為來訪者提供另一種選擇，以謙和的態度和來訪者進行交流。當然，在傳達的過程中應讓來訪者擁有行為的自由，他們可以選擇接受或者拒絕而無需擔心會因此失去治療者的接納和支持。總之，PTG的三個方面的議題都具有一定的矛盾性：既脆弱又有力量，既失去又體驗到更深層的人際關系，既意識到生命的有限性又看到其可能性。治療者通過傾聽、澄清來訪者的困惑，可以協助來訪者面對和承認這種矛盾性，并嘗試用一種辨證的思考方式，接受不能改變的事實，改變可以改變的地方，從而促進PTG的形成。也就是說，PTG的形成意味著個體能在創傷經歷中發展新的圖式，這個圖式能在自我覺知、人際體驗、生命價值上更能接納其矛盾性，同時個體對于生活仍能保持一種積極的心態。三、啟示與展望PTG這一概念的提出改變了以缺陷為導向的創傷研究，讓人們看到創傷既有破壞性也蘊含著新的可能性。本文對PTG與PTSD的關系、PTG的理論模型、促進PTG的原則和方法等進行了梳理和分析，有助于將有關PTG的理論觀點與研究成果應用于創傷治療，讓心理工作者和社會工作者能更好地運用相關原理，以適當的方法促進受創者的心理建設。盡管從苦難中成長這一思想自古就有，但對PTG的系統研究至今只有20多年的歷史，而在創傷治療中促進PTG的實踐更是剛剛起步，需要未來的研究和實踐進一步探討。為了更好地促進PTG的出現，今后的實踐和研究工作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第一，轉變臨床實踐者的治療觀念，提升其促進PTG的素養。目前的創傷治療仍大多聚焦于創傷后負性癥狀如PTSD、抑郁的減緩，而對PTG的關注和重視仍較少（姜帆,安媛媛,伍新春,2014）。這需要更多的治療者能真切地轉變觀念，改變看待創傷的視角，不僅將創傷恢復看成是減緩創傷后負性癥狀的過程，還能從中看到來訪者形成創傷后成長的可能性，從一種積極的角度面對創傷。在促進PTG的過程中，治療者需要通過營造真誠、尊重、接納的氛圍來影響來訪者，在陪伴來訪者的過程中保持開放的態度，并辨別適當的鼓勵成長的時機。如前文所述，不適當的認知教育和建議、不成熟的鼓勵時機很可能會對來訪者的真正成長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治療者需要不斷提高自身作為咨詢師的素養，以便在治療中能真正做到真誠、尊重、接納和開放，并以適當的方法促進PTG第二，開展對PTG的促進過程、治療效果的臨床研究。對于PTG的促進，盡管西方的研究者和實踐者積累了一些臨床實踐經驗，也提出了一些具體應用的指導原則和方法，但目前整體上關于在創傷治療中促進PTG的臨床實證研究仍十分罕見，人們對于PTG促進的具體過程、治療效果仍然知之甚少，急需開展相關的臨床研究，以進一步厘清在促進PTG的過程中的一些重要問題。例如，促進PTG的過程很強調治療者要跟隨來訪者的節奏，不能過快，尤其強調顯性地提出來訪者的成長應在“成熟的時間點”。但是，“成熟的時間點”是什么、該如何判斷，此時來訪者一般會有哪些內在和外在的表現等，目前仍不清晰，需要進一步探索。再如，來訪者在形成PTG的過程中擔當著最重要的角色，來訪者的PTG是自身努力的結果，尤其是通過由被動反芻到主動反芻的認知加工過程來實現的（周宵,伍新春,安媛媛,陳杰靈,2014）。因此，在促進PTG的研究過程中，可進一步從來訪者的角度來探討其外顯行為和內在體驗及其在不同階段的發展變化。此外，在關注PTG促進過程研究的同時，也應加強對PTG促進效果的研究。目前關于PTG促進的效果研究還幾乎是一片空白，未來研究可以嘗試建構有效評價PTG促進效果的指標，例如PTG、PTSD、心理幸福感、主觀幸福感等，探討受創者在促進PTG治療前后的指標變化及其療效的維持性，比較不同PTG治療形式(如個體治療和團體治療)的有效性等。第三，進一步研究促進PTG的因素及其作用機制。本文主要從PTG的形成、內涵出發，介紹了促進PTG的一般過程和具體內容，但PTG的促進過程還可能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有研究表明，個體的PTG形成可能會受到其人格、應對方式的影響，例如，安媛媛、伍新春等人(2013)的研究發現，情緒性人格能夠正向預測個體的PTG，且積極應對在其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再如，吳玉飛、安媛媛、伍新春等人(2014)的研究發現，謹慎性人格也能正向預測個體的PTG，但僅有積極應對中的積極認知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而尋求幫助則不能起到中介作用。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研究PTG相關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以更好地在促進PTG的實踐中考慮影響因素的作用，尤其是結合個體的特點，對具有不同特點的個體進行有針對性的促進。第四，嘗試將創傷的積極面(PTG)和消極面(PTSD)進行理論上的整合。客觀地說，PTG的促進并不是一種新的治療技術，而是一種從以缺陷為導向的視角向正向視角的轉化，它意味著更全面地看到創傷的消極面和積極面。事實上，對經歷創傷的個體而言，這兩面是共生并存的，在創傷治療中也確實需同時面對來訪者創傷后的應激反應、痛苦和蘊含的成長。因此，從理論層面厘清PTG和PTSD的關系，仍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科學問題。目前對PTSD和PTG的關系的研究主要以實證研究為主，從理論上對兩者的內在關系、作用機制進行分析，尤其是從整合的角度來看待PTSD和PTG的關系及其發展變化的研究，仍然較為缺乏。未來可在這方面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以便更好地在創傷治療實踐中處理好消極面和積極面的關系，更好地促進個體在創傷后的復原和成長。［參考文獻］安媛媛,伍新春,劉春暉,林崇德.(2013).情緒性人格對青少年創傷后成長的影響：應對方式的中介和社會支持的調節作用.心理發展與教育,29(6),657-663.姜帆,安媛媛,伍新春.(2014).面向兒童青少年的創傷聚焦的認知行為治療：干預模型與實踐啟示.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2(4),756-760.吳玉飛,安媛媛,伍新春,林崇德.(2014).謹慎性人格對青少年創傷后成長的影響：應對方式的中介作用.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2(4),663-667.周宵,伍新春,安媛媛,陳杰靈.(2014).青少年核心信念挑戰對創傷后成長的影響：反芻與社會支持的作用.心理學報,46(10),1509-1520.Barakat,L.P.,Alderfer,M.A.,&Kazak,A.E.(2006).Posttraumaticgrowthinadolescentsurvivorsofcancerandtheirmothersandfathers.JournalofPediatricPsychology,31(4),413-419.Butler,L.D.,Blasey,C.M.,Garlan,R.W.,McCaslin,S.E.,Azarow,J.,Chen,X.H.,etal.(2005).PosttraumaticgrowthfollowingtheterroristattacksofSeptember11,2001：Cognitive,coping,andtraumasymptompredictorsinaninternetconveniencesample.Traumatology,11(4),247-267.Calhoun,L.G.,&Tedeschi,R.G.(Eds.).(1999).FacilitatingPosttraumaticGrowth：AClinician'sGuide.Mahwah,NJ：LawrenceErlbaumAssociatesPublishers.Calhoun,L.G.,&Tedeschi,R.G.(2006).Expertcompanions：Posttraumaticgrowthinclinicalpractice.InR.G.Tedeschi&L.C.Calhoun(Eds.),HandbookofPosttraumaticGrowth：ResearchandPractice(pp.291-310).Mahwah,NJ：LawrenceErlbaumAssociatesPublishers.Calhoun,L.G.,Tedeschi,R.G.,Cann,A.,&Hanks,E.A.(2010).Positiveoutcomesfollowingbereavement：Pathstoposttraumaticgrowth.PsychologicaBelgica,50(1-2),1-2.Cordova,M.J.(2008).Facilitatingposttraumaticgrowthfollowingcancer.InS.Joseph&P.A.Linely(Eds.),Trauma,RecoveryandGrowth：PositivePsychologicalPerspectivesonPosttraumaticStress(pp.185-206).Hoboken,NJ：JohnWiley&SonsInc.Foa,E.B.,Keane,T.M.,Friedman,M.J.,&Cohen,J.A.(Eds.).(2008).EffectiveTreatmentsforPTSD：PracticeGuidelinesfromtheInternationalSocietyforTraumaticStressStudies.NewYork：GuilfordPress.Hass,J.K.,&Walter,T.(2007).Parentalgriefinthreesocieties：Networksandreligionassocialsupportsinmourning.OMEGA-JournalofDeathandDying,54(3),179-198.Ho,S.,Rajandram,R.K.,Chan,N.,Samman,N.,McGrath,C.,&Zwahlen,R.A.(2011).Therolesofhopeandoptimismonposttraumaticgrowthinoralcavitycancerpatients.OralOncology,47(2),121-124.Janoff-Bulman,R.,&McPhersonFrantz,C.(1997).Theimpactoftraumaonmeaning：Frommeaninglessworldtomeaningfullife.InM.J.Power&C.R.Brewin(Eds.),TheTransformationofMeaninginPsychologicalTherapies：IntegratingTheoryandPractice(pp.91-106).Hoboken,NJ：JohnWiley&SonsInc.Joseph,S.(2004).Client-centredtherapy,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andpost-traumaticgrowth：Theoreticalperspectivesandpracticalimplications.PsychologyandPsychotherapy：Theory,ResearchandPractice,77(1),101-119.Joseph,S.,&Linley,P.A.(2006).Growthfollowingadversity：Theoreticalperspectivesandimplicationsforclinicalpractice.ClinicalPsychologyReview,26(8),1041-1053.Joseph,S.,&Linley,P.A.(2008).Positivepsychologicalperspectivesonposttraumaticstress：Anintegrativepsychosocialframework.InS.Joseph&P.A.Linely(Eds.),Trauma,RecoveryandGrowth：PositivePsychologicalPerspectivesonPosttraumaticStress(pp.3-20).Hoboken,NJ：JohnWiley&SonsInc.Joseph,S.,Murphy,D.,&Regel,S.(2012).Anaffective-cognitiveprocessingmodelofPost-TraumaticGrowth.ClinicalPsychology&Psychotherapy,19(4),316-325.Kunst,M.J.J.(2010).Peritraumaticdistress,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symptom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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