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格式為Word版，下載可任意編輯——王曉漁打毛線的屠殺者

《朗讀者》開場40多分鐘都是在講一個36歲的女售票員漢娜和一個15歲的男孩的忘年“交”。這種情節(jié)并不嶄新，三、五年就會展現一次，1997年的《教室別戀》、2022年的《鋼琴教師》、2022年的貴州，主角都是女教師和男學生，結果一件在國內最為轟動：一個男生剛剛過完18歲生日，就刺死了另一個男生，這起校園兇殺案的起因是“情殺”，他們共同的女摯友是44歲的女班主任，結果女班主任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朗讀者》的特色在于調情方式是“朗讀”，男孩給少婦朗讀《奧德賽》、《戰(zhàn)役與和平》。直到有一天，這個男孩來到漢娜的房間，察覺人去樓空。漢娜很符合文藝男青年對文藝女青年的想象，輕輕的走，正如輕輕的來，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這是《朗讀者》的“前戲”，雖然我對這種前戲并不反感，也很有興趣賞識女主演凱特·溫斯萊特的身體，可是相對整部影片來說，“前戲”顯得太長了。

電影的重點是后半段，兩人再次重逢的時候，情感故事升華為思想事故。男孩成為法學院學生，觀摩一場審判，卻察覺漢娜是審判席上的被告，她曾經是個黨員，納粹的黨員，在一起猶太人死亡事情中承擔看護。整部影片最讓我恐懼的不是男孩與少婦的忘年“交”，不是少婦隱瞞的黨員身份和文盲機要，也不是少婦在已經成長為男人的男孩扶助下告成掃盲的“小聚合”，性、大屠殺和監(jiān)獄里的童話都是過于熟諳了的情節(jié)。整部電影，最讓我耿耿于懷的是一位打毛線的屠殺者。詩人多多曾經寫過一句詩：“兩行新栽的蘋果樹，刺痛我的心。”在《朗讀者》里，“兩行新打的毛線衣，刺痛了我的心。”與漢娜一起坐在審判席上的當年的女看護們，表情仿佛她們穿過的制服，清一色的冷漠，一切都與她們無關，包括這場審判，包括那場屠殺，其中有一個還在忙著打毛線，她們只有在推卸責任的時候會沖動起來。

打毛線的屠殺者，這是一個怪異的組合。毛線象征著溫情，打毛線者多半是賢妻良母，屠殺是惡中之惡，屠殺者通常被視為魔鬼。在我們的概念里，這兩者永遠不成能發(fā)生關聯(lián)。賢妻良母和屠殺者必然是沖突的么？它們會融為一體么？這不僅是電影，也是整個二戰(zhàn)給人類提出的難題。在男孩給漢娜朗讀的書籍中，最多的是那些文學名著，其中有一本或許會被忽略，就是雅斯貝爾斯的《德國罪過問題》。雅斯貝爾斯，出名德國哲學家，他區(qū)分了四種罪過：刑法罪過、政治罪過、道德罪過、形而上罪過。《朗讀者》鮮明受到雅斯貝爾斯的影響，但是導演貌似有意隱瞞了另一位思想家的身影——漢娜·阿倫特。

漢娜以工作為由，表示自己僅僅是遵從命令，按照命令聽指揮就像打毛線一樣，往往被視為一種美德。1960年，曾經在大屠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艾希曼，在阿根廷隱姓埋名多年，被以色列特工抓捕歸案，次年在耶路撒冷舉行審判。雅斯貝爾斯的學生、另一位出名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的學生兼情人、20世紀最重要的女哲學家阿倫特，應《紐約客》雜志之約抵達審判現場，她察覺簡樸地把屠殺者稱作無惡不作的魔鬼，對于反思大屠殺并無扶助，由于每個人都不會認為自己是魔鬼，都覺得自己要比艾希曼清楚，會從魔鬼身邊走開或者拒絕成為魔鬼。恰恰相反，她指出艾希曼可能是一個模范父親、溫柔的丈夫、稱職的公務員，可是這些并不阻力他成為一個屠殺者。

阿倫特察覺“平常的惡”，這種惡潛伏在每個人的身上，在一個正常的年頭，它可能是個美德，可是在一個分外年頭，它可能是惡的使者。一個售票員，專心地售票，不放過任何一個逃票者；

一個看護，專心地把猶太人關押起來——這都是專心，可是結局迥異。無所事事的時候打毛線，這是一種溫情，像打毛線一樣按下屠殺的按鈕，這是一種冷漠。正是由于屠殺像打毛線一樣簡樸，甚至像打毛線一樣具有按照的美德，所以屠殺會暢通無阻。漢娜為了自己的尊嚴，拒絕透露文盲的機要，承受責任，因此被判終身監(jiān)禁，在別人的生命和尊嚴面前，她卻表現出打毛線式的冷漠。漢娜并不缺乏士氣，可是由于缺乏斟酌和判斷，士氣沒有在最該展現的時候展現。按照雅斯貝爾斯的分析，她或許可以免于刑法罪過，或者從輕處理，但是在道德罪過上，她難辭其咎，盡管她擁有一些平常的美德，可是平常的美德也是“平常的惡”，“平常的惡”的結果并不平常，可能是一場大屠殺。

《朗讀者》當然無法和阿倫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相提并論，反思被性和童話包裹，這也是電影的無奈，需要用糖衣包裹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