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選舉法：民主政治進程的重大跨越3月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兆國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民主政治進程的重大跨越——寫在選舉法修正案草案提請全國人大表決之際2022年3月14日。北京，人民大會堂。那將是一個令人矚目、令人期待的時刻——選舉法修正案草案歷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三次審議修改后提請表決，近3000代表將投下神圣的一票。歷史前行的步伐也許緩慢，但每一步都應堅實；歷史也許不會在瞬間完成跨越，但每次跨越都必將非凡——走過57年的中國人大代表選舉制度，即將完成又一次重大跨越，中國人民將享有更高層次的選舉權平等……從無到有，不斷發展。選舉制度建立和不斷完善的每一步，都極大地推動了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選舉制度是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基石。選舉制度的建立和不斷完善，成為社會主義中國民主政治史書上絢麗多彩的一頁。“金豆豆，銀豆豆，豆豆不能隨便投，選好人，辦好事，投在好人碗里頭。”這一上世紀40年代流傳于延安地區的民謠，形象地再現了陜甘寧邊區因地制宜創造的選舉方法——“豆選法”，這也成為新中國民主選舉制度的前奏曲。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0次會議通過“關于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定于當年“召開由人民用普選辦法產生的鄉、縣、省（市）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并在此基礎上接著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時決定成立選舉法起草委員會，起草選舉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根本途徑和最高實現形式，要讓國家的權力永遠掌握在人民手中，而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重要標志。從間接選舉到直接選舉，從等額選舉到差額選舉……選舉法的修改完善記錄了我國人民民主不斷擴大和深入的發展歷程。2022年10月13日，北京西城區磚塔社區的阮毓英老人在展示自己珍藏的1953年領取的選民證。這是一場與時間展開的賽跑。在隨后不到一個月的短短時間里，選舉法草案即起草完畢。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2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3月1日，毛澤東主席簽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實施新中國第一部選舉法。從1953年下半年開始，按照選舉法規定，中國歷史上一場空前規模的普選在全國范圍內展開。民主意識激發的中國人民以空前的熱情和激情，投身于這場事關自身利益和國家政治的選舉之中。據統計，在這場全國范圍內共有億選民參加的民主選舉中，最終產生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并在此基礎上逐級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也為此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成立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的召開奠定了法律基礎和組織基礎。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也就是在這次大會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獲得通過，這部廣受好評的憲法為新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歷史總是在曲折中前行——“文革”10年，剛剛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法制體系遭到破壞，選舉制度也遭到踐踏。19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修訂后的選舉法。這是我國選舉制度摧毀后的重建，是歷經浩劫的重生，使得這一制度重新回到法制軌道上來。1979年12月30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龍勝各族自治縣的選民，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采取無記名投票方式，直接選舉縣、社兩級人民代表。新華社發其后，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以及民主法治建設不斷推進，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于1982年、1986年、1995年和2022年又先后4次修改選舉法。我國選舉制度在不斷完善中逐漸走向成熟。城鄉選舉代表的人口比例由8：1提高到4：1，縣人大代表的間接選舉發展為直接選舉，等額選舉發展為差額選舉，對正式代表候選人進行預選……歷史無言，卻也有力。每一次修改，都是對選舉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每一步前行，都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時光荏苒，滄海桑田。在新中國對選舉制度進行了一個甲子的艱辛探索后，一個關于選舉制度更為重大的修改在逐步醞釀。2022年10月，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建議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這一重大宣示，為完善社會主義中國的選舉制度指明了方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隨后即著手調研選舉法的修改，并于2022年對修正案草案進行了兩次審議。這其中，最為重要的修改就是被通俗稱之為城鄉居民選舉中的“同票同權”，真正實現選舉權上人人平等。時不我待，只爭朝夕。中國人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在中國特色的選舉制度上穩步前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在1953年2月11日下午舉行第二十二次會議。鄧小平（右一）在會議上作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的說明報告。主席臺上（自左起）宋慶齡副主席，毛澤東主席，劉少奇、朱德、李濟深、張瀾副主席。從“8：1”到“1：1”，歷史的每一步前行都與時代發展同步，也不斷踐行著“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莊重誓言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重要標志，也是公民最重要的政治權利。選舉制度的日漸完善，平等選舉的逐步實現，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斷向前發展的重要體現。根據1953年制定的選舉法，農村和城市全國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比例為8：1。即：農村每一個全國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是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人口數的8倍。對省、市、縣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也作了“同樣性質”的規定。“這些在選舉上不同比例的規定，就某種方面來說，是不完全平等的，但是只有這樣規定，才能真實地反映我國的現實生活，才能使全國各民族各階層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有與其地位相當的代表。”1953年，鄧小平在關于選舉法草案的說明中，坦承了特殊歷史階段的選擇。長期研究選舉制度的中國人大民大學法學院院長韓大元認為，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1953年我國城市和農村的居民人數比例為13：87，人口構成的工農比例相差懸殊。這樣的特殊國情決定了只有規定城市和農村代表分別代表不同的人口比例，才能保證工人階級在各級人大代表中占相對多數。水有源長流，樹有根長青。基于國情和實踐的民主政治才更具生命力。歷史長河中，我國始終堅持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循序漸進修改選舉法，逐步完善民主選舉制度，在推進民主政治進程中邁出一個個堅實步伐。1982年修改選舉法時，就曾根據有關地方的意見，增加規定：“縣、自治縣行政區域內，鎮的人口特多的，或者不屬于縣級以下人民政府領導的企業事業組織的職工人數在全縣總人口中所占比例較大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同鎮或者企事業組織職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甚至一比一。”1995年，我國居住在城市和農村的居民人數比例大致為30：70。在當年對現行選舉法的修改中，將原來全國和省、自治區這兩級人大代表中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比例，從原來的8：：1，統一改為4：1。“四十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十多年來，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城鄉人口比例也有較大的變化，應當根據新的情況，縮小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人口數的比例。”顧昂然當時作修改選舉法的決定草案說明時說。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我國城市化進程不斷加速，全國城市化率已達46%。另據統計，2022年我國城鄉人口比例為46比54，城鄉人口結構發生巨大變化。與此同時，“我國各級人大經歷了數次換屆選舉，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修改選舉法，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的客觀條件已經具備。”3月8日，王兆國在作此次選舉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時說。時光回溯到57年前——1953年鄧小平在做選舉法草案說明時的話語，振聾發聵，如在耳邊——“隨著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我們將來也一定要采用……更為完備的選舉制度”，“過渡到更為平等和完全平等的選舉”。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在大力推進政治民主建設，構建和諧社會的當前，無疑更加凸顯其非凡的現實意義。從“票權平等”到“票值平等”，選舉制度的不斷完善，必將推動我國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不斷完善我國選舉制度的堅持和不斷完善，是對我國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堅持和完善，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體現，也是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人民當家作主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實現選舉權的平等。”韓大元說，這一平等原則，即公民與公民之間所享有的選舉權平等，不應該存在任何差別對待和身份歧視。平等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同時也是法治國家的精髓之一。他說，選舉權的平等原則，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投票權平等，即一人一票，每一選民在一次選舉中只有一個投票權；二是每一票的價值平等，即一票一值，所有公民所投下選票的效力應當盡可能平等，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為貫徹平等原則，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上，此次選舉法修正案草案還規定了各地方在國家權力機關有平等的參與權，各行政區域不論人口多少，都應有相同的基本名額數，都能選舉一定數量的代表，體現地區平等；之外，各民族也都應有適當數量的代表，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要有一名代表，以體現民族平等。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這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長期奮斗的成果，是歷史的選擇。我國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這次修改選舉法，將從制度上保證一線工人、農民的代表比例，其目的是擴大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民主基礎，強化人大的監督權，擴大群眾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途徑，是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發展的新探索。”韓大元說。他認為，這有利于促進公民政治權利和其他權利的實現，有利于提升公民政治素質，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用的發揮提供主體條件。北京行政學院教授袁達毅表示，這樣規定有利于在國家、地方和基層重大事務決策過程中，更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