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破綻》之法律要素總結《破綻》這部電影里面包含了很多法律問題，而其中令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法庭上裁判一個人是否有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證據。證據是否充足，是有罪證據還是無罪證據，是直接證據還是間接證據，是否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是否能排除合理懷疑，這一切都是判定一個人是否有罪的重要標準。當然其他一些情節所體現出的法律問題也讓我印象深刻。影片中，因為妻子有外遇，工程師丈夫特德槍殺自己的妻子未遂。年輕的、前途無量的律師威利接手了這個案件，本以為這個看起來簡單容易的案件可以在仕途上幫到自己，沒想到威利差點為此丟了工作。原來，心思縝密的特德早已為免于牢獄之災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法庭上，因為威利沒能拿出直接證據（就是那把殺人的手槍）而遲遲無法給克勞福德定罪。就連證人警察羅布也因為與受害人有染而致使其證言不被接受，其參與獲得的被告人的認罪書也被認定為無效證據。而且在審判中法官聽取雙方意見和辯論，在被告克勞福德提出拒絕律師辯護的要求時，法官也依法同意。最后我們知道，經過兩次開庭，克勞福德因證據不足而被無罪釋放。但正義不會遲到，最終威利發現了克勞福德的破綻，找到了新的犯罪事實和證據，終于鐵證如山。在這里我們得談談以下法律問題或法律概念：第一、證據裁判原則。證據裁判原則又稱證據裁判主義，指對于訴訟中事實的認定，應依據有關的證據作出；沒有證據，不得認定事實。其主要內容包含以下方面。1.有犯罪事實，但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不得定罪（法官個人知悉的有罪事實，不能作為判決有罪的依據）。2.無犯罪事實，但有偽證據指控犯罪，不得定罪。3.除了免證事實之外，犯罪要件事實必須有證據證明。4.證據必須在法庭上經過雙方質證、辯論，并經法庭調查和評議，認為可信、客觀后，才能作為判決基礎。那么在證據裁判原則的框架下說下面問題：首先是直接證據。直接證據是指能夠單獨直接說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案件主要事實在刑事訴訟中指被告人是否實施了犯罪行為，刑事被告人對犯罪的供認，被害人或目睹證人對被告人實施犯罪的陳述和證言，屬于直接證據。運用直接證據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相對較為簡單，但直接證據本身是否真實可靠，尚需其他證據印證，在司法實踐中，通常以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互相配合、互相印證來認定案情。因此在本案中，首先缺乏能夠證明克勞福德持槍殺害其妻子的直接證據，雖然克勞福德做了有罪供述，但他的目的是為了使自己脫罪，這只是一個圈套，因此即便一開始是直接證據，但沒有其他證據印證，依然不能據此定罪。其次又缺乏能相互印證的間接證據。盡管有證人證言，但無法形成完整的證據體系，因此不能對案件排除合理懷疑，不能得出克勞福德為犯罪人的唯一結果。其次是證人問題。證人是指知道案件事實情況并向司法行政機關提供證言的人。在我國，證人不適用回避制度，也就是說，證人可以與案件的當事人有利害關系，而其無需回避。本案中，證人與受害人有不正當男女關系，這就導致其與本案有利害關系，因此其證言的證明力較弱，在沒有其他有力證據印證的情況下，不能據此定罪。最后是孤證不能定罪問題，或者說不能僅依被告人供述定罪。我們要注意，在刑事訴訟中，僅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不能僅以被告人的供述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3條第1款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而只有被告人供述的情況屬于孤證的情況，其又符合孤證不能定罪的原則，根據《刑事訴訟法》第46條規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沒有其它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因此，從影片中的第一次審判中，關于證據的問題我們可以談到這三個。第二、無罪推定原則。意指“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被控告者無罪”。無罪推定是一種典型的直接推定，無須基礎事實即可證明無罪這一推定事實的存在。換言之，證明被告犯罪的責任由控訴一方承擔，被告人不負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因此影片中，控告方威利一直在尋找對被告定罪的兇器槍支這一物證，但因為沒有找到，所以克勞福德被無罪釋放。說到無罪推定，與國外通行的無罪推定相比較，中國的刑事訴訟法并沒有全盤照搬，而是根據中國的實際國情，結合中國刑事訴訟的實踐經驗和需要，對其進行合理的取舍，因而具有以下特點：1.中國的無罪推定原則更側重于實質，而不僅僅是稱謂問題。在立法上沒有使用“假定其無罪”和“不能被稱為罪犯”等表述，而是使用“不得確定有罪”的表述。2.在證明責任的問題上，不僅強調了國家機關在形式上的責任，而且更加強調其實質上的證明責任。在國家機關履行職責時，不是強調被告人的消極對抗，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均不享有沉默權，而是強調控辯雙方的積極配合，當然，并沒有要求被告人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3.作為一項法律原則，明確規定了偵查、起訴和審判機關的行為標準，要求既注重結果又要注重過程。我國并沒有明文規定無罪推定原則，在刑事訴訟法上只是規定了“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第十二條）。立法者稱中國刑事訴訟法引入了無罪推定的精神，是根據國情需要而不是全盤照搬理念。如果無罪推定原則完全引入中國，這將是中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的重要里程碑，因而具有重要意義。首先，確認無罪假定原則，有利于解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地位問題。然后，確認無罪假定原則，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以辯護權為核心的訴訟權利，充分發揮辯護制度的作用。其次，有利于進一步明確證明責任的合理分配和疑難案件的正確解決。最后，有利于在國際人權斗爭中爭取主動權。第三、疑罪從無原則。該原則是現代刑法“有利被告”思想的體現，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具體內容之一。即：既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的情況下，推定被告人無罪。其實在英美法系國家中沒有疑罪從無的說法，但不影響用中國的法律體制來看該電影中的法律問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沒有犯罪事實，或者有本法第十五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責任，已經追究的，應當撤銷案件，或者不起訴，或者終止審理，或者宣告無罪：（一）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三）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四）依照刑法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沒有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六）其他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作出起訴決定，按照審判管轄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并將案卷材料、證據移送人民法院。本片中，克勞福德開槍射殺被害人是我們觀眾看到的，警察沒有看到，也沒有直接證據，而警察趕到犯罪現場時只有兩人，克勞福德正在現場。其中一人被槍殺（沒有死亡），那么另一個人很有可能就是兇手，但是，在法庭上，只有證據才具有說服力。而證據又分為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在影片中，直接證據就是那把殺人用的手槍，只有找到手槍才能給克勞福德定罪，這就是威利千方百計想找到手槍的原因。間接證據的話有很多，比如證人的證言，克勞福德在現場的事實等等，但是這些都不是法官給被告人定罪的標準。就像克勞福德自己說的，這些都只能證明我的妻子死了而我恰好在現場，僅此而已。因此后來只能因為證據不足做無罪處理。第四、自由心證原則。自由心證原則在外國法文獻中往往被稱為自由心證主義。自由心證原則是公法上的強行規范，不許當事人、公訴人合意變更或排除適用，也不許法官隨意排除適用。自由心證原則的主要內涵是，法律不預先設定機械的規則來指示或約束法官，而由法官針對具體案情，根據經驗法則、邏輯規則和自己的理性良心來自由判斷證據和認定事實。自由心證（在我國又被稱為內心確信制度）是指法官依據法律規定，通過內心的良知、理性等對證據的取舍和證明力進行判斷，并最終形成確信的制度。影片中，無論是一個普通人還是律師，法官，都知道這起案件的行為人就是克勞福德，但依據法律無法對克勞福德做出有罪判決，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沒有運用自由心證原則。近年來，“自由心證”制度在我國有漸進之勢，民事案件中用自由心證審案也見諸報端。圍繞自由心證能否成為我國法官判斷證據的標準，我國法學界一直頗多爭議。但是，實踐中自由心證的運用，以及目前進行的庭審改革，將庭審由原本法官的職權主義模式變為當事人對抗主義模式，都為自由心證的運用提供了土壤。我國司法改革種種舉措，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其精神，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1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在第1條、第3條、第11條也開宗明義地要求法官“避免公眾對司法公正產生合理的懷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64條規定：“審判人員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地審核證據，依據法律的規定，遵循法官職業道德，適用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對證據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獨立地進行判斷，并公正判斷的理由和結果。”該規定表明我國在證據制度中正式引入自由心證原則，筆者認為，自由心證的確立為我國正在進行的審判方式改革，實現司法獨立和法官獨立作用重大，但同時也對相關立法完善和司法改革提出了更緊迫的要求。我國司法領域一些固有觀念和司法規則急需修正我國司法決策的不確定是一個很大的弊端，我們的實事求是原則——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使得我們的司法決策無法獲得確定性。為了追求事實真相，我們建立了申訴制度、審判監督程序、檢察院的監督，使得實踐中我們的法院判決可以象烙餅一樣翻來覆去，還有人大的個案監督又使得這樣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我們試圖尋找一種沒有錯誤的司法體系，而事實上我們沒有辦法建立一種制度真正能夠達到有錯必究、完美無缺的程度。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一位大法官說：“我的判決之所以是不可推翻的，不是因為我的判決是正確的，恰恰相反，我的判決之所以是正確的，是因為我的判決不可推翻。”我國司法決策的不確定對自由心證造成的影響是什么呢？眾所周知，自由心證的基石是法官對案件事實的內心確信，沒有法官能保證其在任何一個案件中的內心確信都是完全正確無誤的，因為法官是人，“人非圣賢，孰能無過”？而我們一貫的要求是追求真相，其實，“以事實為依據”的指導思想及其所反映的對真相的過分苛求使自由心證失去了其最基本的存在前提，也從根本上損害了司法權威，因此，健全程序法上的證據規則的同時，保障法官正確適用規則基礎上的自由裁量，減少各種打著追求公平與正義旗號的司法干預行為，才能為自由心證制度在中國的健康發展創造最基本的制度環境。第五、一事不再理原則與一罪不再審。一事不再理原則，是指判決或裁定已經生效的案件，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再起訴，也不得再受理的訴訟原則。我國《刑事訴訟法解釋》第177條規定：在宣告判決前，人民檢察院要求撤回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審查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的理由，并作出是否準許的裁定。第117條：（四）依照本解釋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人民法院裁定準許人民檢察院撤訴的案件，沒有新的事實、證據，人民檢察院重新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廣義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則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其中涉及不僅涉及訴訟法中的一事不再理，還包括行政法范疇內的一事不再罰原則。如果以國內法與國際法為標準來劃分，一事不再理還包括國內法意義上的一事不再理和國際法意義的一事不再理。對于國際法意義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則，由于涉及到國家司法主權及管轄權的問題，各國理論上及實踐做法上的分歧較大，在這里我們不作討論。一罪不二審本質上和一事不再理是一樣的。一罪不二審的內涵有兩點：1、對已經被判處無罪的被告人無論在什么情況下，國家都不得基于同一事實啟動追訴和審判程序2、對已經被判處無罪的被告人在發現新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