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的撰寫一個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的撰寫社會、文化與田野是民族學專業（編者注：作者就讀專業）最令我著迷的地方，讀書、走路和寫作隨之分配了我讀研三年中的大部分時間。我經歷了從轉行到入門再到沉淀這一系列困頓而又漸進的過程，同時也于畢業論文的調研與寫作中踐行了學術生涯里不可或缺的一場成人儀式。雖然我的畢業論文說不上多么優秀，也犯了許多錯誤，但我把自己的錯誤看得珍貴無比，希望能在寫下一篇20萬字的論文之前汲取一點經驗教訓，如果僥幸惠及他人，不勝榮幸。前期的知識儲備摘抄筆記既然選擇了讀研，不管出于何種目的，畢業論文肯定就不能像本科論文一樣草草了事，不求寫得如何出眾，但起碼要對得起這三年的光陰。剛一進校，導師就語重心長地的對我們說，三年不讀夠一百本書，想寫出一篇好論文就不容易，研三擠牙膏似的寫作應驗了什么叫書到用時方恨少，船到江心補漏遲。由于我并不是民族學科班出身，本人系天天論文網就職11年的資深論文編輯；工作中與各大醫學期刊雜志社進行學術交流過程中建立了穩定的編輯朋友圈，系多家醫學雜志社的特約編輯，常年為醫學期刊雜志供稿，負責天天論文網醫學論文·分檢·編校·推送·指導等工作！工作企鵝1:1550116010工作企鵝2：766085044所以在步入研一時，上課感覺非常吃力，僅憑考研時急功近利的復習是無法應對課堂上老師層出不窮的提問以及接納源源不斷的新知識。迷茫和心急的情緒讓我感到了胸無點墨的焦躁，于是我開始瘋狂惡補，一方面旁聽宗教學和歷史學的課程，希望充實與民族學相關領域的知識，另一方面大量看本專業的經典著作，即使第一遍不能完全領會主旨要義，起碼先裝出個頓學累功的模樣。這一階段讀書不成體系，走的是條野路子，僅憑借興趣愛好、難易程度和不同課程的要求到處涉獵，并沒有從民族學的理論脈絡中構建起自己的知識框架。因此，我當時看書的策略就是必須在廣泛的閱讀中試圖拓展自己的知識維度，以期為畢業論文中可能涉及的內容做好前期的知識儲備。到了研二上學期，畢業論文的方向終于敲定——研究塔城地區柯爾克孜族宗教信仰與民族認同的關系，乍一看這確實是一個研究問題，即塔城地區柯爾克孜人在其所信仰的宗教與保持的民族認同之間究竟存在著什么樣的關系？直到寫完論文我才意識到這不過是對現狀描述背后的原因分析，而并非是一個在民族學經典理論脈絡中形成的學術問題。當時并沒有考慮那么多，就帶著偽問題意識開始針對性地看書、搜集研究對象的相關資料以及嘗試與田野點建立聯系，但事后的調研證明這些積極的嘗試都沒有白費，前期龐雜的知識儲備也在實踐中拓展了我的視角和思考。所以我把這一階段稱之為——在幽幽暗暗反反復復中的尋覓。準備開題報告研二下學期一開學，我便開始做文獻梳理，按照史志資料、調查報告、期刊、碩博論文、漢文版研究著作、網絡文章和相關研究的啟發這七類板塊爬梳與我論文研究內容相關的任何蛛絲馬跡和可能涉及的理論，盡管我對所有參考文獻做了綜述，但是卻忽視了彼此間的聯系，也就是說未能從研究現狀、研究問題和理論方法的體系之中去進一步梳理這些文獻背后暗含的邏輯關系，充其量將其以來源或載體的形式分類堆砌，簡要評述一番。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硬傷是前期我并沒有做過試調研。由于田野點選擇在一個迥異于我自身文化的他鄉，研究對象是我此前從未接觸過的群體，對二者的了解僅限于網絡資料和知情人士的介紹，開題報告中對研究思路和論文結構的設計也完全出于有限資料基礎上的構擬，很多內容都與實地調研后的情況相出入，因此，前期文獻梳理缺乏關聯和體系、研究問題不明晰，加上兩眼一抹黑地就踏入田野，這三方面原因直接導致了我正式寫作中研究思路和行文框架與開題報告的分層，寫一稿時不得不重新修改研究思路和設計行文框架，但也恰恰證明了“田野出真知”的必要性。所以,這一階段我稱之為在磕磕巴巴踉踉蹌蹌中的摸索。值得注意的是，開題報告自成一套范式，從論文的研究背景、國內外研究現狀、研究問題、理論依據、研究方法、論文大綱、進度計劃、創新之處、研究意義到最后的參考文獻等等分析維度都是對論文或課題所進行的一種程序化的管理方式，借以增強學術活動的科學性、規范性和計劃性。這就如同一系列循序漸進的追女生套路，先暗中調查姑娘的身世背景，過去的情史和最新的情感動態，接著剖析她的心態，get到她萬變不離其宗的需求之后在自己能夠掌控的范圍內選擇最佳策略開始攻堅，可以因循他山之石稍做微調，也可以另辟蹊徑給人驚喜（姑娘一般喜歡不按常理出牌的套路），但在此之前務必形成一套詳實計劃和應急預案，并且通過實踐不斷檢驗—修改—完善—再檢驗，循環往復地向前推進，最后，還要在姑娘心中努力營造出你之于她的責任感、安全感和依賴感，如此這般，就有可能在有條不紊中追女成功。當然，不管是寫開題報告還是把妹，前期都需要大量的知識儲備和情商訓練，否則再精心的設計不過是落伍的俗濫招式。繼續潛心看書論文開題結束后，并沒有急忙下田野，而是針對欠缺的知識點繼續查漏補缺，并且將研究對象的歷史概況梳理出來，因為這塊內容通過現有的史志文獻就能搭建起框架，寫作時再將調研獲取的資料和訪談案例填充進來，這就為我寫研究對象的歷史淵源一章節省了不少時間，而剩余的部分只有實地調研之后才能落筆成文。這一時期的學習讓我感覺到發自內心的平和富足——作息有序，三餐規律，宿舍、食堂、圖書館三點一線的日子將我的生活規制得井井有條，我不必考慮太多未來的壓力，也無需為眼前的茍且妥協，良好的心態和對知識的渴求為我的學術積累增添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和信心，在一個如此浮躁的時代我還能偏安一隅潛心讀書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所以一周兩本書加摘抄的效率使我不再像剛入門時那么吃力。要培養自己能持之以恒讀完一本大部頭著作的“腚力”，不要把讀書看成負擔，而且讀書要帶著問題，不能讀完就完了，最起碼要留下點烙印，可以做摘抄，寫書評，因為寫作本身就是一個思考和厘清問題的過程。記得研一時看書非常慢，一本《菊花與刀》居然看了半個月，但當時寫文章的速度卻很快，不管是調研時的故事還是生活中的所思所想都能洋洋灑灑地落筆成文，然而隨著逐漸找到了民族學的門路，對知識的領悟以及對此前田野經歷的反思就像一把懸在我感性頭顱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不斷用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規訓我的學術路子和調研體驗，畢竟寫論文不像寫詩，浪漫隨性或是多愁善感只能把自己帶入不被這個學術圈所認可的逼仄角落。因此經過寫開題報告時的訓練，我內心的理性小人完全占據了上風，感性小人只有在醉酒后的夜晚才敢掀起我心底暗涌的波瀾，于是我很少再看風花雪月的文章，每次寫作也都盡可能避免低水平的重復，為的就是培養自己科學規范的學術思維以及客觀理性的行文風格，所以我將這一階段稱之為平平淡淡從從容容中的積淀。田野征程經歷了四個月的準備之后，終于在研二下學期暑假踏上我朝思暮想的田野征程。我懷著像保羅?拉比諾“我要去摩洛哥成為一名民族學家”一樣的豪情，進入了位于塔城市西南十公里處的奇巴拉尕什村開始做第一站的田野調查，當然，只空懷一腔熱情還遠遠不夠，其中得益于塔城市民宗局干事牛俊幫我提前與村里對接，他給我引薦了關鍵報道人阿勒騰巴特大叔，并且在駐村工作組里安頓好了我日常的飲食起居。人脈關系的搭建使我能夠通過關鍵報道人來了解當前塔城柯爾克孜社會的實際情況，而駐村工作組的后勤保障不僅解除了我的后顧之憂，還賦予了我一種值得信賴的身份，即村民能夠接受我這個初來乍到的毛頭小子在村里游蕩、訪談、閑聊和觀察他們的日常生活。剛進入田野點時還是有些不適應，除了水土不服外，經常會徒生一種莫名的恐懼、畏縮以及對日后寫論文的憂慮，但我知道如果不及時扼殺這些初露苗頭的負面情緒，那么它的結果只能是絕望，接下來的調研工作會更加困難重重。所以強迫自己做那些不愿意做但又是非做不可的事情，最終一定會讓自己受益良多。既然恐懼，就熟悉村落的整體布局，我徒步丈量了每一條鄉間小道，計劃好從住處跑到警務室的最近距離，知道誰家門前栓的狗哪一只是狗仗人勢，哪一只又虛有其表；既然畏縮，就壯起膽子與村民搭茬、聊天、交朋友，學習地方性知識，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吃酒肉；既然發愁在田野調查后如何才能寫出一篇五萬字起的論文，就每天晚上將當天的訪談錄音和調查筆記整理出來，并且隨身攜帶一個記事本，記錄一天的調研流水賬和田野中轉瞬即逝的靈感巧思，在結束一個田野點的調查后匯集成階段性的田野日志，以此日積月累，在后期寫民族志時豐富的田野資料自然能順手拈來。當然，無論在書齋里做了多么充分的準備，也不及復雜現實擲來的當頭一棒。調研中我發現實際情況并不如開題報告里陳述得那么簡單，我前期提出的假設、分析模型還有調研計劃被統統打亂，頓時陷入一陣迷茫，好在下田野前我就預設出各種最壞的打算，如果出現意料之中的糟糕狀況，我也能做好了足夠的心理準備來應對。這種思想沖突反而是一個好的征兆，起碼使我掙脫了預設理論的桎梏，能夠更加貼近實際地重新制定研究計劃。磨刀不誤砍柴工，根據實際情況及時調整調研策略，暫時的困頓與糾結不過是下一次出發前的洗禮。在經過十天左右的迷茫期后，我終于克服了獨自一人調研的恐懼、落寞與迷茫，逐漸找到田野調查的門路和技巧，并且通過關鍵訪談人的層層介紹打開了進入塔城柯爾克孜社會的局面，前文也已說到，塔城市民宗局干事的幫助，是我順利進入田野點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當一個民族學菜鳥初涉田野時應該如何與田野點和調研對象建立聯系？我用自己田野調查的親身經歷，總結出人脈關系網絡“點線面片”的搭建經驗。首先“由點連線”，即找準關鍵訪談人這個點，這個角色是連通調查者與田野點的中介，我的關鍵訪談人阿勒騰巴特大叔在村里很有公信力，他既是塔城市喇嘛廟的法人代表，也是其所屬巴仁部落的精英之一，調研之初，他帶我挨家入戶熟悉情況，村民們對他的信任自然也延伸至對我的信任，通過他的引薦我也得以與其他田野點的調查對象建立聯系，特別是他身上的頭銜、地位、聲望和親屬關系等象征資本為我在塔城柯爾克孜社會中的調研提供了非常必要的庇護與方便。其次是“連線成面”，由于調研對象居住的比較分散，我必須在進入下一個田野點之前聯系好新的關鍵訪談人和住所，而此前積累的資源和人脈恰恰為我疏通了這些新的關系網絡。因此每次做完訪談后我都要同受訪者合影留念，然后在下一站的調研時將這些照片分享給當地人，他們能從中迅速指認出自己的親戚或是熟悉的場景，這不僅使調研對象放下了對我的戒備，同時也在促進我與他們之間的感情過程中，把我自己的身份和來歷通過研究對象的關系網絡層層傳開。最后是“以面帶片”。不僅要從塔城柯爾克孜社會內部去了解他們的文化變遷，還要從其與周圍的蒙古、哈薩克等其他民族的相互關系中去分析這種變遷的外因，所以我仍然得以關鍵訪談人入手，在他們日常的族際交往中去認識那些哈薩克鄰居、蒙古族朋友或者是漢族同事，以此來拓寬我的研究視角。由于塔城柯爾克孜人數不多，社會規模較小，親屬、部落、地緣等關系又將每一個個體緊密地串聯在一起，所以“點線面片”的方法能夠讓我在這種熟人社會中快速高效地建立人脈關系網絡，從而為每一步的調研活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而且當這種方法擴展到更大更復雜的社會中一樣具有值得借鑒的意義。聯系上關鍵報道人、食宿有了著落并且端正好積極樂觀的心態，就要開始民族學田野調查中最有意思的環節——在與調查對象同吃同住同勞動的過程中體驗他們的日常生活、參與他們的節慶儀式、學習他們的地方性知識以及了解他們的社會與文化。我討厭以一種“領導視察”的方式跟調研對象打交道，因為建立在雙方之間的關系是以彼此人格獨立與平等為前提的，絕不能拔高自己或降低對方，也不能被調研對象的奉承沖昏頭腦。有些受訪者會無意識地將我“新疆師范大學”的背景上升到“自治區”的高度，以至于有些人會誤認為我是帶著黨的光輝和政策來基層微服私訪，但我都會實事求是地向他們解釋清楚我的工作和意圖，切不能為了自己的私心而利用老百姓的淳樸和善良。所以與其坐在屋子里跟調研對象拘謹的一問一答，我倒更喜歡投身于他們的田野，在諸如放羊、打草、喂馬、劈柴這些共同的勞動中去了解他們對我、對自己以及對這個正在發生變遷的社會的認識，也介于此，我從他者的世界中反思著自我的經驗及意義。這種在路上的期待和經歷使我感覺自己像是凱魯亞克小說里的人物，充滿了浪蕩不羈的浪漫主義情懷，盡管我在后來意識到這是一種對民族學田野調查十分膚淺的理解，但我仍然要真實地將這一階段稱之為策馬奔騰瀟瀟灑灑的體驗。論文寫作通過田野作業之成年禮而深入堂奧，這一許諾是具有誘惑力的，我完全接受民族學的這種教義。但兩個月的田野調查對我來說并不盡興，當我還沒褪去“田野浪漫主義”的熱度就匆匆回到了學校，也未能在一個完整的年度周期中觀察調研對象的全部社會生活。由于田野點多而分散，前期的計劃是先把十個田野點的概況和特征全都實地了解一遍，然后擇一具有代表性的長期跟進，但是因為后期準備考博的事宜，不得不改變調研行程，僅僅把十個田野點的地理環境、歷史沿革、民族構成、風土人情等社會文化生活的表層要素走馬觀花似的記錄一番，而并沒有真正地沉淀下去。寫完論文我才后知后覺地開始反思，如果當時調研的問題意識清晰明確，我沒有必要親自跑完十個田野點，直接針對具體的研究問題選擇一個代表性的點長期參與觀察，同樣是兩個月的時間，這種調查方式就更為深入，起碼不會只流于皮毛，而且搜集的資料對應到論文寫作中也更加具體實用，在調研時就不會以“凡有疑惑，便搜集事實”的盲目態度搜集一大堆在日后寫論文的過程中“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資料了。當我再次面對已經離開兩個月的城市生活時，一種奇怪的疏離感在我心頭始終揮之不去，并不是周遭的事物發生了改變，而是我眼中所見的一切在與田野點留給我的烙印和幻覺對照時，顯得不再像從前認為的那么天經地義或者理所當然。最顯著的癥狀就是我似乎有些恐懼城市里密集的樓宇和人聲鼎沸的場景，走在大街上覺得自己像是一個生活在異鄉的外來者，而周圍的一切又是那么的熟悉。這種感覺在民族學中稱之為“文化震撼”（這一概念有待商榷），但用朋友的話說就是“真矯情”，所以在狐朋狗友給我安排的各種花天酒地中又慢慢回歸了從前的真實生活。接踵而來的是厭學的情緒、考博的壓力和吊兒郎當的態度，這些都是催生拖延癥的不良狀態使我像個泄了氣的皮球，一直無心整理調研資料，更無頭緒寫作論文。直到十月底的某一天夜里，壓抑已久的感性之情再度爆發，洋洋灑灑地寫了一篇可以說是我三年調研過程中寫過的最為用情、走心的田野日志——《喇嘛昭的姑娘》，記錄了在額敏縣喇嘛昭鄉一位柯爾克孜族姑娘家中觀察體驗的故事。這篇文章中我幾乎釋放了田野調查時心底積壓的對調研對象所有的感情，盡管對我論文沒有任何幫助，但總算是為我接下來的正式寫作騰出了客觀理性的思考空間。因此，我開始根據調研的實際情況重新謀篇布局——厘清寫作思路的過程讓我感覺非常痛苦，我不得不否定開題報告時的分析框架而再次調整論文的大綱結構，這就意味我田野調查的材料和我所要寫的內容完全分成兩張皮，一方面我必須不斷回訪調研對象，彌補此前沒有涉及的問題，另一方面從龐雜的資料中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篩選出對我進一步行文有用的資料。與此同時，我寫作的感覺也極不穩定，有時一晚上能寫四五千字，有時三天才憋出一千字，這種黔驢技窮的狀態讓我十分害怕，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在田野點與調研對象喝酒時把腦子喝壞了，那段日子對我來說已經不是論文寫得好壞與否的事情，而是一種失能的恐懼和內疚，這種失能感讓我質疑自己三年中究竟學到了什么，又究竟能在這篇畢業論文中用到了多少，壓力之下我中斷了寫作，開始復習起考博英語，但每每做完一套真題之后看到通篇的×時，我意識到還是得將這篇擰巴的論文繼續坑巴完，否則兩頭都無法保全。在這期間，我的老師亦好友劉明先生給我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意見，雖然當時這讓我的思路更加混亂，但是經過一段時日的消化后，我完全理解了他的用意，也正是在他的關心和鼓勵下，我逐漸恢復了寫作的自信，終于在2021年的一月中旬茍延殘喘地給我的畢業論文畫上了句號。所以我將這一階段稱之為斷斷續續坑坑巴巴的憋字。往事即便不堪回首，也必須要從中汲取經驗教訓，敢于直面自己的錯誤與不足。首先，在前期的知識儲備中，我的理論基礎并不扎實，最直接的體現是我在寫HYPERLINK"/m/channel/keyword/%E5%A1%94%E5%9F%8E%E6%9F%AF%E5%B0%94%E5%85%8B%E5%AD%9C?display=%E5%A1%94%E5%9F%8E%E6%9F%AF%E5%B0%94%E5%85%8B%E5%AD%9C&word_id=%E5%A1%94%E5%9F%8E%5e%5e%E6%9F%A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