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領與維護和諧社會建設中的新聞媒體

一和諧社會需要公平和正義和諧社會是人類社會的理想狀態。但這種理想狀態必須借助一定的標志才能體現。在階級社會中，和諧社會的標志就是公平和正義。公平和正義是構建和諧社會的起點和結果。和諧社會的公平保障體系表現為“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在現代法治社會，權利公平是保障其他公平的前提，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民主法治建設的努力，最主要就是為了實現社會成員權利的公平，通過權利公平的實現，獲得其他公平的邏輯起點，從而也能有效地保障社會正義。現代社會可以說是一個機會社會，社會為所有成員提供了實現自我和獲得成功的諸多機會，學會抓住機會，也就能掌握取得成功的鑰匙。當然，社會為全體成員提供的機會應該為具備相同條件的成員共享。這種機會的共享性是保證公平和正義的基本要求。在這個過程中，規則公平就異常重要。規則公平，從根本上說，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的落實。沒有法律面前法律主體地位的平等，其他平等就無從談起。只能在“法律平等”的基礎上，再促進和保障其他的平等。在法治社會，法律是社會最基本的規則，對法律的尊重，體現了對公平和正義的尊重。從法律層面看，公平和平等具有同等的意義。平等是法律的核心原則。法律的科學標志之一，就是權利和義務的平等。中外法律家們捍衛的最為重要的法律原則，就是平等原則。在現代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眾所周知的基本常識，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法律平等原則的深入人心。皮埃爾·勒魯認為：“平等是一種原則，一種信條……當今社會，從某方面觀察，除此原則之外，別無其他基礎。”[1]盧梭認為：“至于平等，這個名詞絕不是指權力與財富的程度應當絕對相等；而是說，就權力而言，它應該不能為任何暴力并且只有憑職務與法律才能加以行使。”[2]博登海默說：“平等乃是一個具有多種不同含義的多型概念。它所指的對象可以是政治參與權利和收入分配制度，也可以是不得勢的群體的社會地位與法律地位。其范圍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機會的平等以及人類基本需要的平等。它可能關注保護諾成合同的義務與對應義務間的平等，關注在因損害行為進行賠償時作出恰當補償或恢復原狀，并關注在執行刑法時維護罪行與刑罰間的某種程度的均衡。”[3]人與人的關系是一種社會關系，那么，作為討論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平等問題，首先必須把它作為一種社會關系來考察。在現代社會，人與人相處，彼此尋求獲得一種對等的地位，獲得同樣的尊重，在同樣的機會中獲得相似的利益。這種“對等”“同樣”“相似”的地位不容侵犯，一旦被侵犯，就是對平等原則的侵犯。在現代社會，平等原則應該獲得外在的強制力的保護。即使在處理個人和社會組織的關系時，彼此之間也應該是一種對等的關系，任何社會組織不能借助自己的強勢地位而威脅個人。社會公平原則，是法律平等原則的體現。在現代社會，人人追求公平，追求平等相待，這和法律的平等原則是一致的，同時，社會公平原則需要法律平等原則的保護，在法律完備的現代社會，任何對社會平等原則的侵犯，都會破壞法律的平等原則。換言之，對社會公平原則的侵害，實際上也是對法律平等原則的侵害，所以，法律不會容忍這種侵害的存在。正義是現代社會的要素。有些媒體在明確自己的新聞理念時，宣稱自己是“維護社會良知，追求社會正義”。其中，“正義”和“良知”一樣是社會價值概念。許多時候，正義也常常被作為道德品行來看待。“舍生取義”是對人的道德品行的極高評價。從根本上說，正義是指人們對外在物的一種理想評價尺度。這里的外在物包括社會制度、人的行為，以及思想、社會價值體系等。正義的內涵十分豐富，它的基本特征是“理想狀態”。這種理想狀態實際上也是和諧社會建設的目標。人人都追求生存的“理想狀態”，所以，對“理想狀態”的保護，也是對人權的保護。既然是一種“理想狀態”，法律就應對其加以保護，法律對社會正義的保護就如正義的內涵一樣，是通過豐富的外在形式體現的，例如，分配制度，在我國是強調“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在現代社會中，“按勞分配”是一種理想的分配狀態（盡管“按需分配”是更高級的分配形式，但當社會財富還沒有極大涌流，人們的思想覺悟尚未達到足夠高時，尚無法實施“按需分配”的原則），法律就會對這種分配制度加以保護，以保證“多勞多得，不勞不得”，對社會加以正向的引導。再如，人們的行為方式，法律會規定人們在多大程度上對自己的行為方式有自主權，在許可范圍內，法律會嚴加保護，而在許可范圍之外，則無法獲得法律的保障。公平和正義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和諧社會的兩大要素。平等、自由、守信、尚法，是和諧社會與契約精神共同尊崇的理念。就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而言，必須樹立人人平等和機會均等的理念，以保證起點平等與過程平等。為此，需給予困難群體以更多關懷，使結果相對平等。對中國這樣有著“身份社會和倫理法律”傳統的國家，社會和諧事實上意味著社會關系和生活方式的改變，意味著要建立起平等、和諧的新型人際關系。只有這樣，才能為和諧社會奠定深厚的價值底蘊和堅實的社會基礎。[4]不能想象，一個缺少平等或正義的社會，能夠成為一個和諧社會。從平等的角度看，平等使所有的社會成員都獲得了公平相處、平等對話的機會，使共贏和和諧有了可能；從正義的角度看，正義使所有的社會成員有了共同的價值判斷標準和理想追求目標。社會成員可以在共同的目標召喚下，鼓起向前的勇氣。在平等的社會里，人們擁有共同的生活目標，理想的和諧社會的建立就有了可能。在中外歷史上，都曾存在過長期的動蕩和戰亂，這樣的社會擁有共同的特征：缺少平等，社會成員的社會理想相背離。在描述戰爭和動蕩的原因時，人們都喜歡使用類似“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的信念加以概括。這樣的話語盡管有套話之嫌，但它反映了一個樸素的真理：存在不平等和壓迫的社會，是不可能獲得持久的和平和安寧。人生而求平等，社會的不平等，使人的天賦權利受到了侵害，于是就會有維權行為出現。而戰爭，可以視作被壓迫者劇烈的維權行為。同時，理想相背離，和諧社會也不會出現。正義是對理想生活場景的共同擁有，但在缺少平等的國度里，由于平等受到侵犯，一部分社會成員對另一部分社會成員具有支配地位，那么，“共同擁有”肯定是一句空話——支配者的“理想生活場景”是永遠對他人處于支配地位，被支配者的“理想生活場景”是翻身得解放，當家做主人。在這樣的狀態下，共同的正義就無從談起。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和諧的社會，一定要保持對公平和正義的足夠尊重。二新聞媒體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引領作用新聞媒體在建設和諧社會中的作用，首先表現為對輿論環境的引領作用。輿論環境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在諸多因素中，新聞輿論對輿論環境的構建起著引領作用。在信息化時代，人們生活在錯綜復雜的信息中，而這些信息又對輿論的形成產生直接作用。人們根據什么信息形成對社會的評價？當對信息無從鑒別判斷時，主要受到新聞輿論的影響。新聞輿論是自覺的、自為的，是對輿論的能動反映，它與社會輿論不完全一致，社會輿論是復雜多樣乃至雜亂無章的，而新聞輿論是豐富多彩而有秩序的，它建立在社會輿論基礎之上。新聞輿論所代表的不僅是群眾的利益，而且它還代表了支配和控制新聞機關的政治力量和新聞機關本身的利益。這種利益有一致的時候，也有不一致的時候。新聞輿論實質上是一種傳播活動。正是憑借著傳播的管道，輿論才發生質變，并獲得巨大的能量。新聞傳播一方面選擇輿論，另一方面放大輿論、引導輿論，把一個點上的輿論造成面上的乃至全民的輿論。正是這一特點，使得新聞輿論比社會輿論具有更大的威力。[5]新聞輿論不僅無所不在，它通過報刊、網絡、廣播電視等媒體立體式傳遞，而且在人們的潛意識里，它還始終是更加權威、更可接受的信息。雖然，從傳播學的角度分析，新聞媒體可以通過議程設置決定人們思考什么問題，卻不能決定人們如何思考問題，但是，當我們經年累月地接受主流媒體大致相同的信息，以及支撐這些信息的觀念后，新聞輿論自身的引領作用就自然而然地體現出來了。西方學者更是用“沉默的螺旋”的理論來證實新聞輿論的作用。1974年，德國學者伊麗莎白·內爾-紐曼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的理論。根據一系列調查，紐曼發現了人類本性中的一個基本要素——對被孤立的恐懼，并以此為基礎，她提出了關于“沉默螺旋”理論的五個假定：（1）社會使背離社會的個人產生孤獨感；（2）個人經常恐懼孤獨；（3）對孤獨的恐懼感，使得個人不斷地估計社會的觀點是什么；（4）估計的結果影響了個人在公開場合的行為，特別影響他是選擇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還是選擇隱藏自己的觀點；（5）綜而言之，上述四個假定形成、鞏固和改變了公眾的觀念。首先，紐曼認為，當個人發現自己的觀點受到社會的孤立時，他們會屈從環境壓力而轉向謹慎或沉默。但是，當個人發現自己的觀點屬于多數或優勢意見時，他們就會積極而自信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意見的表達和“沉默”是一個螺旋上升式的社會傳播過程。當優勢的觀點顯得自信而積極，個人會傾向于大膽地表達這種意見。因此，優勢意見就會顯得越來越強大，這種強大反過來迫使更多的持不同意見者為防止孤立而保持沉默。如此循環形成了“沉默的螺旋”。這一理論不斷被驗證。現代管理者正是充分利用這一理論，通過新聞媒體形成輿論，從而實現自身對社會的管理目標。其次，新聞媒體能幫助社會確立和諧的理念。公平和正義是建構和諧社會的兩大要素，但人們對這兩大要素的認識，更多的是從他們自身生活中感性的體驗獲得的。一方面，人們會從切身的體會和經驗中得出。人們對和諧社會價值的認識更多的是從其對立面來體會的。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們經歷了一些社會動蕩，身心疲憊，對社會安寧便有了迫切的追求。而最近20多年社會雖然偶有風波，但總體而言國泰民安，公平和正義得到了較好的維護，人們的幸福感日益增強。正反兩方面的經歷使人們越來越感到和諧的彌足珍貴。另一方面，人們對和諧社會價值的認識，需要借助新聞媒體的灌輸來領悟。從政治角度看，政治清明和社會穩定是社會和諧的重要標志。人們接受這樣的觀念，同樣有一個過程。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運動不斷、斗爭不息，許多人開始時并沒有覺得這是一個不和諧的社會，但是，當人們漸漸接受“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大局”后，一次局部的騷動，就足以讓人們體味到不和諧因素的負面作用。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人們平等相處，彼此關愛，同樣是社會和諧的重要標志。平等意識的確立，是和我國社會文明的進步並行發展的。現實生活中，弱勢群體之所以能得到社會其他成員前所未有的關愛，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新聞媒體不遺余力的倡導。平等和正義是需要通過一系列具體的實例來體現的。社會和諧這樣一個宏觀概念，需要有多種積極要素促成，而新聞媒體的宣傳是這些積極要素中最具有活力的。新聞媒體通過對社會各層面體察入微的關注，發現矛盾和問題所在，尋找消除不平的途徑，這對于社會的健康發展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這個過程中，新聞媒體對構建和諧社會價值理念的倡導，對于指導建設和諧社會的實踐舉足輕重。新聞媒體倡導和諧理念并不是靠空洞的道理，而是借助翔實的新聞事件，在潛移默化中讓受眾領悟和諧的價值。這里沒有對急風暴雨式的激進舉動的鼓勵，也沒有強人所難的要求，有的是春風化雨般的對社會自然狀態的描述，甚至還有家長里短式的市井新聞，這些就是人們生活中最常態的部分，這最能產生持久的教導作用。社會也只有在這樣的努力中趨向“理想的生活場景”。再次，新聞媒體還可以激發全體社會成員建設和諧社會的熱情。清華大學李希光教授等通過研究認為，在現代社會，新聞媒體的“社會動員”作用十分突出。動員是指某個政府、政黨發起的一場社會動員或政治動員，目的是在某個政治議程上獲得社會其他成員的支持。動員是通過各種媒介手段，如演講、電話、宣傳、談判、抗議、示威等達到目的。動員的對象可能是本國公眾、社會精英，也可能是外國公眾和社會精英。比如，1991年，美國總統布什通過電話外交，爭取盟友支持他發動海灣戰爭。1999年，美國利用西方主流媒體，炒作“種族清洗”新聞，進行政治動員，贏得了北約主要成員國對轟炸南斯拉夫的支持。[6]在這里，學者是在用國際事件證明新聞媒體在“社會動員”中的作用的同時，證明現代媒體如何通過設置議程，發揮著深刻影響社會的作用。和平時期的國家管理程序中，新聞媒體是管理者施政綱領的主要表達陣地，也是最廉價有效的表達工具。和諧社會建設需要廣泛地調動社會的各種資源，形成合力，共同建設。在現代社會，新聞媒體宣傳是重要的組織方式和組織力量。國家重大建設政策的實行，必須借助新聞的推動力量。例如，通過西部大開發，以推動社會的平衡發展和東西部協調發展，這可以看作是社會和諧發展的重大舉措（盡管當時國家尚未大張旗鼓地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口號），在這個過程中，新聞的宣傳、鼓動、激勵體現出了其特有的組織動員作用。最后，新聞對社會不和諧因素的曝光，也有利于對和諧社會建設的推進。任何一個社會，永遠無法期待其發展會是一帆風順，和諧社會的建設同樣如此。在和諧社會建設中，那些不和諧的因素會對社會的文明進步產生嚴重的阻滯作用。這些“不和諧因素”主要表現為社會的不公和對社會正義的肆意破壞，例如，社會的不誠信問題，曾經嚴重地傷害過對社會存有美好期盼的人們的心；社會的腐敗現象和官僚主義問題，給我國的經濟建設帶來過重大損失；地方保護主義的盛行，使正義不能伸張……所有這些，都是社會不和諧的因素，是公平和正義的對立物。新聞媒體堅守職業理想，對這些現象的抨擊，在一定程度上凈化了社會空氣，促進了社會文明。三新聞媒體對社會公平和正義的追求一部新聞史，實際上就是人類對公平和正義的追求史。一切社會的不公，總是在暗中操作運行的——因為社會不公見不得人，當然不能見諸新聞媒體。客觀、公正地報道新聞信息是新聞媒體的本質（或者說是本能）的要求。在新聞報道無所不在的現代社會，防止不公行為被曝光的最好辦法就是防止不公行為的出現。即使在媒體欠發達的時代，當權者為了取悅民眾，爭取民意，也力求借助媒體打造自身公正的形象。可以這樣說，新聞媒體天生是為社會公平正義而生的。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約翰·埃爾德里奇在通過對媒介的長期研究后認為：“新聞產品的自然品質以及它對世界事件的直接性和接近性強調，是建立在對客觀性和中立性的職業要求基礎之上的。”因此，“只要電視新聞試圖確立以公正、中立和客觀等主張為基礎的職業信譽，那些棘手的東西就會經常面臨挑戰并難以防御，并且他們會發現辯護是困難的”。[7]這位教授通過研究發現，即使新聞媒體在新聞報道中由于觸犯了某些利益團體或權力階層的利益，但只要堅守“職業要求”“職業信譽”，那么新聞媒體依然是可靠的，是不用擔心外來的非議。現代新聞媒體總是把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作為自己的宗旨。在新聞人看來，社會公平是可見的和可操作的，所以必須身體力行，而社會正義更近乎自己的職業理想，所以，他們更多地是在營造這樣一種理想的社會狀態。于是，我們就會看到這樣一種情形：一方面，新聞媒體在毫不留情地批評社會不公，同時也為社會公平出謀畫策；另一方面，新聞媒體也在力所能及地描摹理想社會的生活場景，在這樣的場景里，社會公平始終是其中的主旋律，所以，社會不公一旦出現，理所當然地會受到新聞媒體的抨擊。西方社會曾經盛行過影響深遠的“揭丑運動”，而“丑”之根本正是社會不公。我國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節目歷經十余年而不衰，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對社會不公現象的持久揭露。同時，新聞人也刻意在新聞報道中，發掘著人性的善良和社會的平等，力圖通過可觸摸的新聞，將人們內心美好的一面投射到現實社會中。新聞媒體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追求，首先體現在對新聞規律的把握和對新聞真實性原則的堅守上。社會的發展為新聞媒體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天地，同時也讓新聞媒體面臨紛繁復雜的選擇。在價值多元時代，非此即彼的單項選擇已不復存在，似是而非的情況隨處可見，因此，具備一雙慧眼、堅守社會責任對新聞從業者而言尤為重要。新聞人對公平和正義的追求在許多時候不會那么直截了當，而是需要有一個判斷的過程。同時，具體的一篇新聞報道，也不會讓人立即感受到“我在堅持公平”和“我在追求正義”，相反，在許多時候會顯得微不足道。但是，當這種堅持成為一種職業習慣，繼而成了一種職業信條后，其價值就會真正體現出來。新聞記者不斷堅持探尋新聞背后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