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曳多姿的都市風景

侯小艷文學碩士深圳大學國際交流學院教師如果說都市是一幅色彩亮麗的畫，那么都市女性就是畫中最搶眼的一道風景。描摹都市女性生存狀態和精神面貌，已成為近些年來很多作家書寫都市文學的落腳點。隨著20世紀末社會經濟的轉型，都市發展進程的加快，市場化、多元化的價值取向對傳統社會產生的巨大沖擊，生活質量的攀升，人們心理的游移多變，傳統價值觀的松動，將都市女性推向更為嚴峻的挑戰和新的角色定位之中。都市賦予女人自由飛翔的翅膀。[1]飛速流轉的現代都市，一方面為女性的生存和獨立帶來極大的可能和空間，她們好似跳出了封建規范和禁錮的牢籠，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但另一方面，她們在向紛繁生活邁進時，不可避免地要面臨更多的考驗與困惑。在跳出與前行的路上，新與舊、傳統與現代、理想與現世、堅守與放逐的沖突無時無刻不困擾著都市女性。本文基于一部分新都市小說，試圖從都市女性生存狀態切入，對不同生活姿態的女性形象加以分析，來探討當下都市與女性二者之間不和諧的發展狀態。自我實現的焦灼與抗爭女性如何走出傳統束縛的陰影，如何在現實矛盾中建構自我主體意識，如何跟進都市節奏不斷調整并發展自我，一直都是反映在都市文學中現實而又重要的主題。將女性獨立自主的思考和實踐融入都市文學書寫，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深圳作家劉西鴻的《你不可改變我》中就已開始。其小說著力刻畫的少女孔令凱雖只有16歲，卻是一位極富個性、自主意識極強的新女性形象。她有著青春的沖動和熱情，她能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長處并適時發揮它，她不愿被人左右，以“你不可改變我”的倔強姿態抗爭。她的出色表現充分肯定了早期自我實現者自主與抗爭的重大價值。“你不可改變我”這個自主自我的女性形象完全擺脫了傳統性別觀對女性的束縛。如果說孔令凱“不可改變”的倔強個性還只是青春的沖動和理想的話，那么李蘭妮的《他們要干什么》中的沈小桔就是新的價值觀及思想意識的具體實現。沈小桔作為內地較早闖深圳的女性，沒有很高的學歷，但是憑著韌勁和才智，在激烈的競爭中“巾幗不讓須眉”，贏得了別人的尊重，實現了自我價值。在這里，作家注重的是在面對都市生存競爭時女性表現出來的自尊和自強。早期的都市小說中，女性在個性自主的抗爭中通常體現出理想化、概念化傾向。因而掩蓋了傳統性別意識給都市女性尋求發展帶來的阻礙，以及女性在艱難實現自我過程中本應有的豐富多變性。真正意義上的將女性命運置放在新都市商業化背景下的文學抒寫，始于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經濟體制的變革，社會轉型已成為不可抵擋之勢，商品意識和競爭觀念深入人心，自我價值的實現完全成為人們心底的一桿標尺。張欣《首席》中的歐陽飄雪是一位都市白領麗人，為爭當本行業的首席，與昔日好友夢煙爭強斗勝，但她們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較量，而是實現自我價值的競爭。在飄雪的意識里，“首席”不僅是個人榮譽，重要的是它是“一種能力的象征，價值的體現”。她不依靠家庭背景，也不以犧牲自己的色相為代價，而是完全憑借個人的能力、素質、努力獲得“首席”。女性的自尊、自立與自強在激烈的競爭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但是女性在自我實現的過程中并非一帆風順，在這個近乎完美的現代職業女性身上，也流露出在自我價值實現過程中情感的失落和不幸，這為后來都市女性形象的開拓增添了現實層面上的色調。女性自我實現的過程就是自主與抗爭的過程，她們在參與社會競爭中表現的獨立奮斗精神和對壓力的較強心理承受力，無不顯示出新女性主體意識的增強。但是在都市日益物質化、欲望化的沖決下，自我實現者似乎因現世的困擾變得步履沉重。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在《大都會與精神生活》中指出：“都會性格的心理基礎包含在強烈刺激的緊張之中，這種緊張產生于內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續的變化。”面對都市的撲朔迷離、瞬息萬變，女性立足現實、關注自我的生存原則，愈來愈成為商品世界顛撲不破的法則。金絲雀的沉淪與新生最早感受城市氣息并融入其中的便是女性，女性和物質外化成了城市的表征。[2]在金錢法則操縱下的現代都市，女性更能深切體會“物質第一性”的哲學要義。她們沒有任何時候比現在更加追逐都市物欲生活，同時也將自己外化為物質對象，甚至是物質外殼或商品。最直接體現這一都市生活特征的女性形象，莫過于“金絲雀”族，也被人稱為包養族。即時下那些以出賣自己人格、色相乃至人身自由來換取豐裕的物質生活的女性。不考慮別的因素，我姑且從欲望滿足后如何掙脫的角度，將這一群體簡單分為兩類：一類是在欲望中沉淪與絕望，如夏嵐馨《無人演繹愛情》中的鎖鎖；另一類是擺脫欲望后獨立與新生，如繆永《駛出欲望街》里的志菲。在夏嵐馨的《無人演繹愛情》中，鎖鎖是一個有著大學學歷的內地女教師，現實的逼迫使她走投無路，孤注一擲闖特區。但是“在特區找工作，相貌比學識、才華、能力更重要”。在失去沒有經濟基礎的愛情之后，為求生存，她徹底將自己淪為男性欲望的商品，與多個不同國度的男人進行交易，來滿足自己的金錢欲望。只有將用身體換來的錢存入銀行，看著存折上日益增大的數字，才是鎖鎖最真實、最快樂的心理安慰。她也曾心存“把錢掙夠了再相愛”的美夢，但殘酷的現實告訴她，在一個物欲橫流、女性被棄如履的時代里，想在男性那里尋找愛情，想在愛情中找到慰藉，只能是一個夢想。這充分顯示了“這個時代這個城市強奸了人純潔的靈魂和堅韌的信念”，也更清晰化了女性在充滿現代文明氣息的都市里的悲哀與無助。這一類跳不出欲望牢籠的“金絲雀”，在喪失獨立追求自我的能力之后，沒能尋求自我解救、自我確證的出路，一如附著在水面上的浮萍，必然逃脫不了宿命的安排，在男權世界里沉淪與絕望。如果說鎖鎖是沒有走出傳統女性的樊籬而淪為欲望城市的犧牲品的話，那么繆永《駛出欲望街》里的志菲就是“金絲雀”族中掙脫欲望的鉗制的新女性。志菲原本是個白領麗人，由于工作的艱辛、物質的誘惑、對青春的珍愛，“聰明”地將自己變成大款阿昌的情婦。三個月合約式的包養生活，如同股市炒股一樣，完全按利益、理性、冒險精神來運作收益。在與阿昌的同居生活中，她始終堅守著自己對等的人格和尊嚴，她深知“深圳是個不容易產生愛情的地方”，因而，她能在贏得了阿昌的物質和真愛時，揮劍斬斷“企圖不明的情絲”，決然拒絕阿昌的求婚，成功地走出了城市欲望之街。不同于傳統女性鎖鎖，志菲是個有獨立個性與自尊自信的現代女性，她完全掌握著自己的命運，利用男人但不依附男人，坦蕩于城市行為準則間，甚至表現出了對男權社會的輕視。“我們都抓住了世界的本質，我們都愛物質文明，我們都不作繭自縛。”（張梅小說《孀居的喜寶》）這是現世、清醒的“女性宣言”，是在物欲面前的共識共謀。從志菲們身上我們已悄然地察覺到，在新都市中有較高精神追求的女性，打破了舊的道德觀之后，面對新的生存狀態與個人的精神需要時，一種新的金錢倫理觀已經建立，女性自我價值觀在另一向度上得以體現。擺脫欲望獲得新生，無疑是女性呈現在現代都市中之一種新面目。嚴力的《一個女人的“工作”》，可以說是一部女性主義掃蕩一切對男權殘存的幻想與迷夢、對都市男權文化反撥的力作。作品中的“她”，完完全全是一個把“掌控有錢男人”作為“工作和事業”的理智型女人。在“她”的世界里，“結婚”、“墮落”、“獨立”等詞都被賦予全新的概念，可謂是對傳統社會的道德觀念以極大的嘲諷和反叛。當她獲得“成功”后，孑然一身，領養了一個父母車禍身亡的鄰家小男孩。女性的魅力不是附著在男性的身上，而是生發在母性的博愛里。無論是沉淪還是新生的“金絲雀”，在高度發達的消費主義文化環境中，她們憑借個人魅力來實現物質生存，對她們，都市人沒有簡單地給以道德倫理的批判和否定，而是更多地給予了寬容。但是寬容背后，女性“更需要付出的往往并不是抗爭，而是自處問題，是在繁華世界中如何自憐、自珍、自強與自衛”[3]。也就是說，女性在擺脫物質困頓的同時，不要陷入自我價值的迷失，應該在滿足物質欲望之后清醒地從中掙脫出來，重新確認和定位自我，真正實現女性的自強自立。雙重角色者的困惑與遁逃馬爾科姆·布雷德伯里在《現代主義的城市》中寫道：“現代都市有著日益增多的社會問題，它既把各階級各種族融合在一起，又造成明顯的社會差別，既有期望又有幻滅，它像觸須般神秘地發展著。”期望和幻滅使都市人產生了精神需求和困惑。一方面，都市人積極地投入現實生活中，將期望（欲望）轉變為現實；另一方面，又對自己追求的和已擁有的現狀不斷質疑。對都市生存的質疑與困惑反映在都市女性身上，更多的呈現為愛情與婚姻、家庭與事業之間關系的越來越難以處理和權衡。這里僅以一些“圍城”內的職業女性（已婚女性）為代表，展現當下女性在情感、婚姻和家庭中的負累和困擾。她們在家庭、事業、社會中扮演著雙重角色，甚至多重身份：妻子、母親、女強人、情婦。她們或困頓其中進退兩難，或倉皇逃離。反映女性對現代都市愛情和婚姻的無望乃至絕望，可以說是都市小說常見的主題。盛可以的長篇小說《水乳》，刻畫了一位極度敏感，渴望愛和婚姻的都市女性——左依娜，她由愛情的倦怠而走向了冰冷的婚姻。與賀前進的婚姻，她時常感受到的是“婚姻像職業套裝一樣，看起來體面合身，大方優雅，只有軀體在里面感覺緊張與疲憊”。這種緊張與疲憊感，是她對商品社會無愛、冷漠、刻板的反抗，也是她對男權意識對女性不公平要求的反叛。她不能接受丈夫對自己的無理態度和要求：女人應該是有“女人味”的，“像軍人一樣服從”男人。她為愛而與別的男人“糾纏”，卻墮入靈魂和肉體分離的欲望之海。女性在還沒有獲得與男性同一平等權利之時，把愛的追求作為終極目標，在現代都市環境中是荒唐可笑、不切實際的。都市的情與愛，因物質生活的豐富多彩也變得搖曳生姿、恍然如夢、鮮血淋漓……愛情的縹緲不可覓，也讓女性更立足于自我精神價值的實現。央歌兒的《來的都是客》是一部反映都市女性在事業、家庭和情感中扮演多重角色而處于尷尬境地的作品。袁妲是一位旅行社的經理，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她處變不驚，運籌帷幄，以精明、能干、潑辣闖下一份不錯的事業。但是人的精力有限，事業成功了，她卻忽略了對家庭的照顧和管理，孩子無人教育，丈夫沉迷庸俗生活。為了緩解家庭的負重感、事業的壓力，她選擇了情感上短暫的釋放與宣泄。與初戀情人耿志靈與肉的結合，補償了壓抑多年的心理上的缺失。可是整裝出發重新面對丈夫時，等待她的卻是丈夫在家中與別的女人茍合。正是這種看似荒誕的“情景劇”，卻真實地反映了都市人精神的無所皈依。而女性在這樣的環境中需要扮演的角色更為復雜。男人想象中完美的女人應該是“在客廳里像貴婦、在廚房里像仆婦、在臥室里像蕩婦、在其他男人面前像貞婦”[4]。這種既傳統又現代的女性形象，于自己應該傳統，有利于家庭；于事業應該現代，有利于公司的事業。男權主導的現代女性觀導致了女性在事業和家庭中艱難地扮演著雙重角色：想獲得事業成功必然會疏于對家庭的關照；僅僅依附情感和家庭又會為動蕩不安的時代所淘汰，因而勉為其難的女強人紛紛從家庭中潰逃出來。女強人通常是悲歌式的。徐坤的短篇小說《廚房》就是取材于現實生活中女強人的故事。枝子離家出走，博弈于商場，取得了事業成功，然而在她內心深處卻渴望充滿溫情的家庭生活，希望擁有一份屬于自己的愛情。為了愛情，她重新回到曾經逃離的廚房中，為自己所愛的男人投入，享受著為愛付出的快樂。可是女人極盡溫柔之能事，也不能如愿得到真愛。枝子手里一直緊握著一袋廚房的“垃圾”，就是對女人美麗夢想的無情嘲弄。事實上，現實的男人不喜歡一個比自己更強大的女人，也不希望承擔婚姻的責任。小說集中將場面濃縮于枝子在廚房忙碌，廚房是“一個女人的出發點和停泊地”，是女人覺得最溫馨的地方，是女人戀戀不舍的家庭情結的外部表征，是女人潛意識中傳統女性形象的根深蒂固的完美體現。“逃離”之后再回家的女人沒有享受當初叛逃的成功，這不僅揭示了想要成就事業的現代女性必然以失去家庭為沉重代價，也告誡掙脫傳統束縛的現代女性，要清醒面對現實，不要懷非分之想。對愛情、婚姻、家庭無助的堅守與徹底的絕望，使女性選擇了更多非同以前的生活方式，離異、婚外情，或者干脆做一個獨身的“小資女人”，追求自我物質、精神上的滿足。女性的自身發展和都市的前進方向發生了背離。我們無法奢望社會給女性開一貼療救的藥方，理解和關愛是最有效的撫慰心靈的及時雨。與此同時，女性在追求自身價值的實現的過程中，也不要扭曲女性本有的性別特征和逃避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結語都市與人是彼此對象化的關系。都市是女性的棲居地，女性也是都市精神的外部表征。女性如何“詩意地棲居”于都市，都市給女性提供怎樣的環境生存，是和諧發展的前提。從以上幾類女性形象的分析來看，女性的自身發展與都市化的進程不成同一趨勢。都市進程的節奏太快，而中國傳統意識還沒來得及在特有的價值規范里轉型。女性作為傳統性別文化中的弱勢，為掙脫傳統束縛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她們中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