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科學史研究中的傳記方法（Ⅰ）：一般傳記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毛澤東，《唯心歷史觀的破產》在科學史研究中，傳記方法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我國，也有大量的科學家傳記問世。對于科學史研究中這種方法所具有的獨特性及其與之相關的各方面的問題，進行一些理論性的思考應是有益的。需要指出的是，在科學史中，甚至在一般的歷史學中，當歷史學家一般地談到“傳記”(biography)這一概念時，除了通常類型的傳記之外，有時也可以指利用精神分析心理學理論來對歷史人物進行研究的“精神分析傳記”(或稱“心理傳記”)，以及以人物群體作為研究對象的“集體傳記”。對于這后兩種“傳記”類型，本書的第九和第十章將分別論述。本章，則是對科學史中一般傳記的問題進行討論。I、傳記的性質與分類按照牛津英潛司典的定義，傳記是“作為文學的一個分支的、關于個人生活的歷史”。實際上，關于傳記所屬的類別或形式，長久以來在不同的傳記作者和傳記理論研究者中，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眾說紛紜的問題。但是到了本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為大多數傳記批評家所接受的看法，則是將傳記視為一門藝術(art)，是一種具有自己獨特的領域和慣用手法的文學的類型，并且是向作者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提出挑戰的文學類型。(當然對此看法也依然有不同的意見存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傳記理論的諾瓦爾(D.Novarr)教授曾這樣總結過人們對傳記看法的變遷：對于有關傳記的一般性討論的追溯，明顯地展示了一種重要的動向:從口頭上尊重傳記中的藝術，到意識到傳記就是一門藝術。這種意識的出現伴隨著承認傳記作家遠遠不僅是一位匯編者，不僅是一位具有戲劇性的表現和藝術描寫才能的作者。導致這種意識出現的根源，是人們逐漸認識到，傳記在根本上依賴于作者對其撰寫對象的個性與行為之反應的靈敏性，依賴于作者與其撰寫對象的關系，依賴于作者的想象力以及將想象力具體化的技能。對于這種認識的培養，是通過考察傳記與小說有何共同之處，是通過小說家們對思想與情感的內心生活的發掘，是通過小說家們在把握著眼點、距離和時代方面的實驗。對于這種認識的培養，也是通過重新將歷史作為一門藝術的考慮……是通過對有關傳記問題越來越專門化的理論性與批判性討論的日益關心。由此可以看出，在最一般的意義上，傳記被歸入文學的類型，或被視為藝術。而這也反映了絕大多數傳記作品的特點。但即使在這種分類中，傳記仍表現出了與小說、戲劇等其它文學形式的不同。但實際上，還存在有另一種研究傳統，即認為傳記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認為傳記方法是一種正統的歷史研究方法。因為從歷史學家的觀點來看，傳記就是“對生活的記錄”，每部傳記都必然包括了有關傳記主人公所處時代的某些信息。當然，并非所有的傳記都是歷史性的傳記，進行區分的關鍵點之一，就是看是否將傳記的主人公置于其所處時代的背景之中，是否增進了我們對于那個時代的了解。早在17世紀初，弗蘭西斯·培根在呼吁要進一步發展所有類型的歷史研究時，就將傳記包括在內，認為傳記是學術性歷史的一個分支。20世紀初期在傳記理論方面較有影響的英國學者尼科爾森(H.Nicolson)，在承認牛津英語詞典對傳記的定義的基礎上，著重強調了“歷史”、“個人”和“文學”這三個要素，認為它們是成功的傳記的基本條件。更有相當多的傳記作家和傳記理論家，強調傳記與歷史的共同之處。就連被譽為“現代傳記之父”的英國傳記作家和批評家斯特雷奇(L.Strachey)，也在其最著名的《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四名人傳》(1918)的序言中，稱自己為歷史學家，因為“一個偉大的歷史學家的首要職責，就是成為一個藝術家”。他認為，最偉大的歷史至高無上的光榮，就在于“它以巨大的理解力把我們帶人思想的交流，它通過藝術的力量而達到這一結果”，“所有值得提及的歷史，都像詩歌一樣，其自身都是個人性的，其價一植最終取決于在它背后的人物的力量和品格”。一部分傳記作家或理論家之所以強調傳記與歷史的共同之處，是因為他們認為傳記與其它文學作品的區別之一，在于傳記要如實、準確地記錄歷史事實。就像牛津女王學院院長布萊克(R.Blake)所說的:“一部準確的傳記可能會是枯燥的、沉悶的。它可能是這樣一種著作，就像有人講到我朋友的一本書時講的那樣，‘當你放下它就很難再拾起來’。但如果它是正確的、準確的，那它至少讓人有所收獲。一部不正確、不準確的傳記可以是生動的、撰寫出色的、感人的、引人入勝的、精致的，等等，但其不準確就將它排除在廠傳記之外。”總之，傳記與歷史的聯系，或者說它們的共同之處，主要是在于它們所關心、所追溯的均是發生的事情。這樣，傳記就不可避免地面臨著與歷史研究相同的某些問題，如對歷史資料和證據的鑒別與整理以及相關的解釋等等。當然，一般地講，傳記與歷史的區別，或許可以說是前者關心的是個人的(尤其是“偉人”的)生平，而在最一般意義上的歷史，則更關心范圍的更為廣泛，并不局限于某個個人的過去。相應地，作為與一般意義上的歷史學相區別的、作為文學類型的傳記，也就具有了它自身的特點，除了歷史方面的考慮之外，人們還必須從心理學、倫理學以及美學等方面對之有所要求。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傳記都有悠久的歷史。在西方，人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詩人希俄斯的伊翁(IonofChios)為當時的名人所撰寫的傳略；在中國，公元前2—1世紀，西漢司馬遷在其《史紀》中，本記、世家、列傳部分亦已有了人物傳記的形式。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傳記無疑在形式、風格、撰寫方法、強調的重點等等諸多方面都經歷了巨大的變遷。從現代的視角來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在其“傳記文學”的條目下，曾對傳記的形式進行了較細致的分類。參考一下這種分類，對我們理解不同類別的傳記及其特點將是有益的。在不考慮自傳的前提下，根據是從對傳記主人公的個人了解還是根據研究的結果，可以將傳記分為主要的兩大類，即“根據第一手知識寫成的傳記”和“根據研究編寫的傳記”(biographiescompiledbyresearch)。前者的作者往往與傳記主人公有某種關系，后者則更是我們從歷史研究的角度所關心的。對干“根據研究編寫的傳記”，又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再分類。據撰寫方法的相對客觀性，它們可以分為以下六類：(1)資料性的傳記((informativebiography)，它是傳記中最為客觀的，僅僅通過資料證據來展示傳記主人公的生平，除了對資料進行無法避免的選擇之外，作者避免任何形式的解釋，這類傳記大多可以成為后來的傳記作者的原始素材；(2)評傳(criticalbiograpby)，是學術性和評論性的，作者要按學術規范通過對原始材料細致的研究而寫出，不允許任何虛構，作者的目的主要是評價傳記主人公的工作和展示其生平，這類傳記通常只能吸引專家們的興趣；(3)“標準”傳記("standard"biograpby)，它在作為一門藝術的實踐中，是傳記文學中的主流，形象生動，在客觀性和主觀性之間保持一種均衡；(4)闡述性的傳記(interpretativebiograpby)，雖有一定的依據，但卻是主觀性的，尤其是在根據材料和解釋方面，而且沒有標準的特征；(5)小說化的傳記(fictionalizedbiogropby)，可以自由地進行虛構，憑想象來撰寫場景和對話，而且往往是根據二手材料在粗略研究的基礎上寫成；(6)傳記式的小說(fictionpresentedasbicgrapby)，完全是虛構的小說，只不過以傳記形式寫成而已。此外還可以提到的兩類特殊的傳記是：參考文集(referencecollections)和人物傳略(charactersketches)。前者是在西方從18世紀末開始出現而且數量上不斷增加的傳記性史實的匯編，如多卷本的傳記辭典等；后者是短篇的傳記文學(但不包括早期宗教和政治人物的準傳記材料)，像中國的《史紀》、《漢書》以及在西方對后世傳記有巨大影響、被譽為“傳記之父”的古羅馬作家普盧塔克(Plutarch)撰寫的《希臘羅馬名人傳》等，均屬此類。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歷史的研究中，傳記已成為不可缺少并具有重要意義的一種方法。但從上面提到的分類來看，人們已經可以較有把握地將某些類型的傳記排除在歷史研究或可信的歷史資料的范圍之外。Ⅱ、傳記與科學史在對有關傳記的一般性問題作了上述概覽之后，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在科學史研究中傳記方法的有關問題。正如(不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歷史學的傳統要遠比科學史久遠一樣，傳記方法自身的歷史也遠遠要比傳記方法被用于科學史的歷史久遠得多。但科學首先是作為科學家的人的活動，因此傳記的研究方法在科學史中負載著其它方法所不能涵蓋的功能。實際上，杰出的個人科學家的傳記也是最古老的科學史形式之一。不同的科學史家從不同的著眼點強調傳記方法的重要性。本世紀30年代，科學史家薩頓就以一個人文主來者(或更確切地說是一個新人文主義者)的立場，在其《科學史研究》一書中指出：體育迷對他們崇拜的英雄有永不滿足的好奇，而同樣的本性使人文主義者對為知識和文化做出貢獻的偉大人物提出一個又一個的問題。為了要滿足這種健康的本性，必須為他們寫出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表現卓越的那些人物的詳細可靠的傳記。如果暫且不說像薩頓這種在更深層次文化意義上的要求，僅就理解科學史本身而言，傳記方法也同樣是必不可少的。在這方面，我國物理史家戈革先生在評價以色列學者雅默爾(M.Jam-mer)著名的《量子力學的概念發展》一書時，所講的一段話可以說是具有代表性的：……最主要的問題在于它是一本“概念史”，它最注意的是“概念”的發展而不是人世間現實事態的發展。在這本書中，幾乎找不到什么物理學家的傳記材料，而關于具體事實的描述也很不多見。這樣一來，歷史人物就或多或少地變成了為“概念”發展服務的“棋子兒”，用著哪個就拿過哪個來。于是，學生們讀了這本書，甚至會弄不清許多科學家倒底是哪國人，而且除了他們在物理學方面的重要成就以外，對他們的家庭背景、成長過程、平生遭遇、思想傾向以及和其他學者們的關系等等也都不甚了了，而不了解這些，也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們生動地、深刻地理解歷史的進程，甚至也會影響人們很好地理解“概念”發展本身。如前所述，傳記是科學史最古老的形式之一，而反過來講，某些最早期的科學史也是傳記式的。從這一角度，人們可以迫溯到18世紀法國科學家和文人豐特奈爾((B.Fontenelle)為巴黎科學院院士們所寫的69篇著名《頌詞》(eloges)。可以說它們不僅僅是對死者的贊頌，豐特奈爾通過對傳記主人公仔細的研究，既展示了他們的美德，也展示了他們的弱點；既關心科學的方法，也關心科學的哲學。有人甚至認為他對牛頓的《頌詞》是在此之后所有牛頓傳記的奠基石。然而在19世紀，大多數所謂“維多利亞式”的傳記卻是一種英雄崇拜式的、非批判性的傳記，這種潮流也影響到科學史中的傳記。隨著這一傳統的延續，再加上伴隨著20世紀初實證主義科學編史觀的影響，科學史傳記中的主人公常常典型地作為一個與愚蠢的同時代的環境作斗爭的天才而出現。他具有天才的思想，這思想的杰出在于，它們或者是預見性的，或者可以加人到我們對現代科學知識的理解中去。而周圍的環境則為其天才的思想設置了障礙。但事實上，這些障礙經常并無可靠的根據，而僅僅是對英雄克服障礙取得成功的頌揚手段的一種，或是為其沒有成功而辯解的手段。于是“傳記作者將經常受到誘惑，與傳記主人公站在同一立場，把所描述的科學家作為英雄來表現，而將其對手和競爭者作為反面人物。當這種情況出現時，傳記就退化成了所謂的圣徒傳記(hagiography)，退化成了無批判的黑白分明的歷史”。正是由于這種原因，在本世紀西方新一代的職業化的科學史家中，傳記一度在某種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種不那么受到敬重的歷史形式。這一方面是與在新的職業科學史家當中逐步確立起來的科學史的現代標準有關，如明顯的反輝格式編史學傾向；而另一方面則與科學史研究視角的變化有關，即科學史家們更多地轉向注意科學發展外史的側面，認為傳統的傳記只給出了有關科學發展的一種狹隘的、個人化的、內在主義的、歪曲了的圖象。盡管曾有過這種認識傾向出現，但在實際的科學史研究中，傳記方法的發展卻從未間斷過。例如，在科學史職業化發展中的60年代，仍有人在歸納科學史研究的四種主要途徑時將傳記研究列在其中的第一位(另外三種途徑是將科學史作為思想史的一個分支的研究、對科學社會史的研究以及對科學和科學思想在人類生活和思想其它領域中產生的影響的研究)。傳記方法正是由于它集中注意科學家個人活動這一特征，而使它具有了科學史中其它研究方法所無法取代的功能。而且在進一步的發展中，科學史家們認識到，雖然傳記集中于突出的科學家個人的方法可能會將大多數其他科學家僅僅置于一種灰暗的背景中，但這并不一定就是缺乏客觀性的標志。尤其是，科學史家們開始認識到，傳記方法集中注意個人的特征也不一定與外史等方面的諸多研究相矛盾。美國學者威廉斯(L.P.Williams)認為，歷史學家都希望能獲得一幅完整的歷史畫卷，然而現代科學是一個思想和活動的奇異復合體，各種不同的科學史研究學派只能給出各自來自不同角度的理解。至于能否有一種更全面的方法呢?比如說綜合考慮社會、建制、哲學等諸多方面對科學發展的影響。他認為，一般說來，“要想寫出具有普遍意義的，即把各種因素都考慮到的科學史是不可能的”，“然而，有一個領域，在其中可以精確地回答這些間題，并在歷史的描述中定出這些因素恰當的相對比重。我們能夠找出社會學的、科學的、哲學的和科學機構等的因素對單個科學家的影響，我們甚至還能夠相當精確地估計出每一個因素對其科學工作產生的影響。簡而言之，正是通過傳記，我們才能捕捉到真實的科學史”。這也就是說，“只有當把各種因素都與單獨的一個人聯系起來，并精確地確立出這些因素的影響以后，才能把各個因素匯總起來，從而揭出科學史里一些真實方面”。由于在歷史中的諸多因素只有通過科學家個人這一中介，才可能對科學產生影響，因而利用漢金斯(T.L.Hankins)的說法，通過傳記這種“文學的透鏡”，我們就可以研究外部因素對科學發展的影響。在科學史的現代認識中，能夠允許對科學進行一種全方位的、綜合性的透視，這被認為是傳記方法最大優點之一。當然，這種優點在某種意義上也許可以反過來講。在現代史學觀點中，那種試圖從整體上把握歷史，或者試圖對本體性的歷史規律的進行概括的做法，在分析的歷史哲學傾向的影響下，不再在歷史研究中占主流地位。如果說，在20世紀初科學史仍是一種具有實證主義色彩的對重要發現的編年排序，強調(另一種意義上的綜合性)通史概括的話，那么在隨后的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中，對科學史的概括性研究則更多地為微觀的研究所取代(但在我國，至少在對西方科學史或一般歷史的研究中，情況似乎有所不同)。正因為科學家的生平、工作具有鮮明的個人特征和多樣性，對之的微觀研究表明，科學的變化要遠比人們以前所認為的更復雜、更無規則、更富于個人色彩。因此“經仔細研究的傳記可以摧毀一切種類的歷史概括”。這或許是我們可以意識到的傳記方法在科學史研究中的另一重要特色。Ⅲ、撰寫科學史傳記的困難從嚴格的學術意義上來說，科學史中的傳記是極其難于撰寫的，因為它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都對科學史家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漢金斯在其《捍衛傳記：科學史中對傳記的利用》一文中，曾對科學史傳記的撰寫提出了三個基本要求：(1)必須涉及科學本身，(2)必須盡可能的把傳記主人公生活的不同方面綜合成單一的一幅有條理的畫面，(3)要有可讀性。他認為滿足這三個要求的科學傳記才是理想類型的。但是，可以說，除了一般歷史性研究所面臨的同樣困難之外，科學史傳記的特殊困難，也正是與這三個要求密切相關，而且彼此交織。對存在的困難或許可以分成兩方面來討論。首先，涉及科學家傳記的形式和讀者對象。這與要求(1)和要求((3)直接相關，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要求(2)。在傳統中科學家傳記通常采取一種被稱為“生平加學問”的形式，其特點是詳盡地包括了有關傳記主人公的生平與工作的各種材料，卷帙浩繁，作者亦不參與過多的解釋。它們雖然從文學角度來說不盡令人滿意，但作為歷史的長處在價值上勝過了作為文學形式的不足。它們更多地具有一種史料的價值，而不是最佳的科學史形式。因為按照現代的要求，人們將不滿足于科學史傳記僅僅提供大量的材料，而是允許作者通過自己解釋，將科學家生活不同的側面統一起來。但一般說來，涉及科學與對一般讀者而言的可讀性是有矛盾的。從19世紀起，許多人就采取了一種相當普遍的做法，在傳記中將生平和科學工作分別放在不同的部分討論，如第一部分專講述生平，第二部分再講科學工作。這樣做的結果是，使傳記可為更廣泛的讀者接受，一般讀者可以只讀生平部分，而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則可進一步了解其科學工作。但這樣做帶來的一個嚴重的問題是科學活動與非科學活動之間的聯系消失了，產生的是割裂的圖象，只閱讀了生平部分的讀者無法全面了解科學家是怎樣從事科學工作、他的科學思想是怎樣發展以及他是如何檢驗這些思想的。科學史家的努力，自然是將生平與工作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樣雖加深了閱讀的難度，讓只關心偉人生平個性的讀者感到冗長乏味，從而失去了若干讀者，但按科學史的現代標準及傳記對其它科學史家的價值來說，這樣的努力卻是必不可少的。困難的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