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關系的職能公共關系的重要職能有：1.信息管理（即信息采集職能)-－公共關系活動就是信息傳播與溝通的過程。其中最為重要的信息有:組織形象信息，產品形象信息。２.征詢建議--指公共關系人員向社會組織的領導者和決策者提供有關公關方面的信息意見，作為決策的依據。內容涉及:（１）對組織內部方針政策提供征詢意見（2）對組織公共關系戰略、經營戰略提供征詢意見（3)對組織生存環境相關發展變化預測征詢。3.宣傳推廣--社會組織通過大眾傳播、組織傳播和人際傳播等手段，向其內部及外部公眾宣傳傳遞有關組織各方面信息的過程。4.協調關系(即協調溝通職能)－－社會組織的發展離不開其與社會公眾間的協調狀態，而溝通保證了關系的協調。協調關系的方法有：反饋調節,感情疏通,信息分享。5．危機解決--社會組織為了防止危機的發生或在危機發生時為及時控制危機減少損失而采用的措施。危機解決可以維護、恢復或刷新社會組織形象。指以公共關系的客觀現象和活動規律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綜合性的應用學科，是研究組織與公眾之間傳播與溝通的行為、規律和方法的一門學科。公共關系學是一門應用性很強課程,合用于個人及任何組織。公共關系學是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需要，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形成的一門新興的應用性很強的學科，是社會組織為了在公眾中樹立良好形象，運用傳播、溝通媒介和手段，與其公眾結成的利益一致的社會關系。作為一種經營管理藝術,公共關系對各行各業組織機構到底具有什么作用，應當開展哪些工作,這是實務工作者必須一方面明確的問題，也是理論研究者應當科學回答的問題。筆者通過一段時間的考察與思考，發現不少實務工作者對此頗為茫然，而理論研究者的解答則不免混亂。因此,對這兩個直接關系到公共關系活動成敗的基本問題進行進一步探討,就是公共關系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國內公共關系學界對上述問題的研究集中表現在公共關系的“職能”或“功能”的討論上。最早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公共關系課題組明安香等人編著的《公共關系學概論》（科普出版社1986年版）將公共關系的“基本職能”歸納為：(一)樹立公司形象,(二)建立信息網絡，（三）解決公共關系,（四)監測社會環境，(五）分析發展趨勢。最近由中國公共關系協會學術委員會組織編寫、翟向東主編的《中國公共關系教程》（中國商業出版社1９9４年版）則把公共關系的“重要職能”表達為：(一）情報搜集職能，（二）決策征詢職能,(三）傳播推廣職能,（四)協調溝通職能。在這“最早”與“最近”之間出版的眾多公共關系學著作對公共關系“職能”或“功能”的論述，更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根據是否區分不同層次，大體上可分為兩種情況。?第一,不區分層次，只單列出各項“基本職能”或“功能”。其中有這樣的幾種說法。(1)“三職能”說。如毛恒才主編的《現代公共關系學教程》(東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認為公共關系具有“樹立形象、求得合作、增進效益”三項重要職能。(２)“四職能”說。如方憲①ｇāｎ主編的《公共關系學教程》(浙江大學出版社１9９1年第三版）認為公關“職能”涉及：溝通信息、建立信譽、協調關系,決策征詢。（3)“五職能”說。如王樂夫等人編著的《公共關系學》（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提出公關“職能”有:信息采集、教育引導、征詢建議、傳播溝通、社會交往、協調咨商。(4)“六職能”說。如袁維國主編的《公共關系學》（高等教育出版社１993年第一版)所列出六項公共關系“職能”:樹立形象,廣結良緣;收集信息,征詢建議；宣傳教育，溝通協調；團結職工，發展組織；擴大影響，增進效益;關心社會,擴大影響。（5）“七職能”說。如丁樂飛主編的《公共關系原理與實務》（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列出七項職能:信息溝通、樹立形象、參與決策、協調發展、社會交往、教育引導、排憂解難。?第二,把公共關系“職能”區分為不同層次進行論述,重要有兩種情形：（1）把公關“功能”區分為“直接功能”和“間接功能”。如熊源偉主編的《公共關系學》(安徽人民出版社1９90年版）認為，公共關系“對社會組織的作用”是“直接功能”,“對個人,對社會的作用”是“間接功能”，并認為公關的“直接功能”有:監測組織環境，參與組織決策，擴大組織知名度、美譽度，溝通、協調關系，促進組織成員增強公共關系意識;“間接功能”則涉及了對社會的諸多影響。（2）把公關“職能”區分為“基本職能”和“一般職能”。如范銓元、張曉舟、賀玲編著的《公共關系學》（成都科大出版社1９94年第二版)認為,“公共關系的基本職能是由其工作性質和目的所決定的”，涉及“建樹良好的組織形象”和“協調組織的內外關系”,“除基本職能外尚有與基本職能互相補充的五項一般職能,這就是廣泛收集信息;進行問題管理;提供征詢建議；策動傳播溝通;組織社會交往。”?透過紛繁復雜的表象,我們會發現上述豐富多彩的論述涉及到這樣幾個問題。一方面,是理論術語的準確性、規范性問題。好些表述形式不同而內涵并無差異。其中,有的是“同義詞”的使用不同,如“情報搜集”與“信息采集”，“決策征詢”與“征詢建議”;有的則是提法不同而內涵一致，如趙宏主編的《公共關系指南》(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所歸納的三項公關職能“建立信譽,爭取諒解，增進效益”,與上述毛恒才主編的《現代公共關系學教程》的論述如出一轍。另一方面,是歸納總結的全面性、系統性、完善性問題。在這里,由于研究者的理論視角不同,導致了歸納差異，如紀華強、楊金德編著的《公共關系的基本原理與實務》（廈門大學出版社１９９2年版）從傳播行為角度出發,將公共關系的“基本功能”歸納為“守望、協調、教育、娛樂、效益”五項,其結論與上述王樂夫等人編著的《公共關系學》從管理角度出發作出的歸納有較大的不同。再者,論述范圍的寬窄使公關“職能”或“功能”外延呈現出較大差異,如熊源偉主編的《公共關系學》不僅論述公共關系對組織所起的作用，并且討論它對個人對社會在社會學意義上起的作用,這與把公關“職能”限制在對組織的作用這個范圍內來討論的眾多論述形成鮮明對照。而歸納時分合解決的不同又是另一重要因素。有的是把一種職能細分為兩種或多種,如“排憂解難”顯然是從“協調關系”中分列出來的。又如《公共關系辭典》一書所列的“防止功能”、“緩沖功能”、“糾正功能”三項其實都屬于協調關系范疇。有的又把兩種互相關聯的公關職能并為一項，如張新勝著《競爭之翼——公司公共關系戰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１99０年版）認為公關職能有三：信息溝通與交流、組織協調與糾紛解決、決策征詢與環境監測，其中第三項顯然是兩種有聯系但又有區別的“職能”。第三，是公關“職能”分析的層次性問題。“基本職能／一般職能”論和“直接功能/間接功能”論均屬于此。

暫不具體分析上述觀測結果的一、二項，先討論第三項即公關“職能”的分層性問題。“直接功能/間接功能”論實質上是從兩個維度討論問題的,事實上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分層論述，由于嚴格意義上的分層論述應是從一個維度對結識對象進行由內到外或由外到內的逐層論述。因此,只有“基本功能/一般功能”論才是嚴格意義上的分層論述。顯然,“基本職能/一般職能”論已經結識到公關的諸多“職能”并非處在同一層面，所以提出“基本”和“一般”以示區別。至于區分依據是什么,卻未作交待。上述范銓等編著《公共關系學》的論述就是這樣，由王維平、李映洲編著的《公共關系原理與應用》（蘭州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也是如此。筆者認為這種“修補”工作是故意義的，卻又是不徹底的。其實,早已有人指出,“那種把樹立公司形象作為公司公共關系工作的一種獨立職能，顯然是把公共關系工作的目的同具體的公共關系活動的內容混淆起來了。事實上，公司公共關系活動的一切職能,都是圍繞著樹立公司形象，提高公司信譽這一中心任務形成的”（《競爭之翼——公司公共關系戰略》第146頁)。在這里，把“公共關系工作目的”與“公共關系活動內容”區別開來，應當說在所謂“職能”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結識論價值。可惜作者沒有從此出發深究下去。熊源偉主編的《公共關系學》在擬定“公共關系功能”的涵義時也曾著重指出,“公共關系功能并非公共關系自身”,而是指公共關系的作用或影響。”所謂“公共關系自身”也就是“公共關系活動內容”,即公共關系所包含的實務工作,它是“公共關系的實踐范疇”。實踐范疇顯然不同于功能范疇。前者是活動自身，后者是活動結果；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實務工作者的“具體職責”,后者是行使職責所起的作用。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職責與功能是互相聯系的,功能的實現有賴于職責的行使，但職責畢竟只是功能的具體承受者,兩者有質的差別，不能隨意地等同起來”(紀華強、楊金德編著《公共關系的基本原理與實務》第６７頁)。?但是，目前出版的公共關系學著作絕大多數都把公關“實踐范疇”和“功能范疇”混淆在一塊兒。如有人認為，“公共關系部門的具體目的，就是塑造組織的形象。為此,它需要開展四方面的工作:一是收集和向外界傳遞信息；二是建立組織在社會公眾中的信譽；三是使組織有一個融洽協調的環境;四是為決策層提供決策征詢。這四方面的工作,也就是公共關系的職能。”（方憲①gāｎ主編《公共關系學》第三版,第２0頁)把公共關系“工作”等同于公共關系“職能”，完全混淆了公共關系兩類不同性質的范疇。廖為建著《簡明公共關系學教程》(修訂本,中山大學出版社198９年版）已經注意到公關“工作”和公關“功能”的不同，明確提出公共關系“實踐范疇”的概念,是一個很有價值的見解,遺憾的是并未擬定它包含哪些內容，并且在具體的論述中又把屬于“實踐范疇”內容的公共關系工作歸入到公關“功能范疇”中去了,書中所列出的“信息功能、參謀功能、宣傳功能、協調功能、服務功能”，除“協調”外都是公關的實務工作,決不是公關所起的作用。丁喜春、張立明編著《新編公共關系學》（中國經濟出版社19８９年版)把“塑造形象、采集信息、征詢建議、雙向溝通、協調引導各方關系”叫做“公共關系工作的內容”，可以說結識到公關實務工作的內容(實踐范疇）與公關實務工作功能兩者的不同，故而放棄了“職能”或“功能”的說法,但是在具體論述中仍然把分屬于實踐范疇的“信息、征詢、溝通”和作為功能范疇的“塑造形象”與“協調關系”兩類不同性質的范疇混在一起，并且缺少理論術語的運用。只有“基本職能/一般職能”論在事實上較嚴格地區別了公關“功能范疇”和“實踐范疇”的內涵，可惜在理論概括時又出現了偏差,認為“功能范疇”和“實踐范疇”只是公關“職能”的兩種不同層次或不同形態而已。現在，是澄清結識的時候了。在明確了公共關系“實踐范疇”與“功能范疇”的主線區別的基礎上,我們就應一步闡明這兩類范疇的具體內涵,即回答本文開篇所提出的兩個問題:公共關系工作到底要做哪些工作，這些工作到底發揮什么作用。誠然,要從一般意義上把這兩個基本問題討論清楚,在嚴厲的科學研究中并非易事。正如有學者已經指出的那樣,“由于公共關系部門無法控制的許多變數，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式來劃定公共關系部門或職工的活動與職責的界線。……因此,兩個本質和大小相似的組織,也許都有公共關系部門,但其活動也許有所不同。”(趙嬰:《公共關系》第38頁)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也許從豐富多彩、紛繁復雜的公共關系實務中概括出普遍的、基本的實踐范疇和功能范疇。何況學術界對此已經進行了各種探索,從而為科學地總結和培養人確立公關的實踐與功能兩范疇奠定了基礎。在此,筆者樂意提出自己的見解就教于方家。

公關的實踐范疇應涉及：(一)監測環境,即了解、掌握組織面臨內外環境的動態,其具體方式即采集信息，由于信息最基本的涵義就是事物的存在方式與運動狀態，所以采集了信息也就是監測了環境。(二)決策征詢，即在采集信息的基礎上運用科學方法、經驗和智慧就組織需要決策的問題提供若干可供選擇的預選方案，也就是征詢建議，獻計獻策。（三）傳播信息,即充足運用人際溝通（如演講、談判、會議、座談)和大眾傳播（通過報刊、廣播、電視等媒介刊播新聞、發布廣告等)等方式向公眾傳遞有關組織的各種信息。（四）組織交往，即策劃、實行組織的代表與其相關公眾之間的人際交往，聯絡感情,增進友誼,建立、維持和發展良好的關系網絡。(五）提供服務,即在組織的各種活動中提供中介服務,涉及向組織內部的各業務職能部門提供服務和向組織外部提供社會服務，如禮儀、禮賓服務、售前、售中與售后服務、贊助公益事業等。這五個方面的工作所起的作用就是為組織建樹形象和協調關系。歷史地看，公共關系一方面是從協調組織與公眾之間關系開始的,然后才逐漸由被動地協調關系轉為積極地建樹形象,但是,建樹形象并非公關唯一的任務和作用,由于形象再好的組織在其運營過程中也會與其公眾產生這樣或哪樣的摩擦、矛盾、沖突。所以,“協調關系”與“建樹形象”始終都是同時存在、緊密聯系而又有所不同的兩項基本功能。因此,筆者認為公關的“功能范疇”可概括為“建樹形象”和“協調關系”。至于有人列出的第三項公關功能“增進效益”或“提高效率”，筆者認為這是隱藏在公關背后的原動力和最終歸宿。也就是說,組織為了“增進效益”或“提高效率”，需要開展上述實踐范疇內的公關工作,并使之發揮上述功能范疇內的公關作用,從而達成抱負“效益”或“效率”的主線目的。?在筆者看來，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關于公關的內容、作用的論述都可以納入上述實踐范疇和功能范疇之內，從而把公關“職能”研究事實上所關涉到的兩類不同性質的問題清理出頭緒，規劃出科學的“位置形勢圖”，改變理論研究的混亂狀況,例如,被譽為美國公共關系學“圣經”的《有效公共關系》（中譯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１98８年版）所列出的“宣傳、廣告、新聞代理、公共事務、游說、公共問題管理、開發”等七項“公共關系的基本活動”都可認為筆者所提出的五項“公共關系實踐范疇”所統攝，其中前三項屬于“傳播信息”；第四、七兩項屬于“提供服務”,“游說”屬于“組織交往”,“公共管理”也就是“監測環境”。至于上引國內各種公關“職能”的論述可認為筆者所列的“功能范疇”和“實踐范疇”所涵蓋，則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寫到這里，可以討論所謂“公共關系職能”這一術語自身的問題了。“職能”的英文單詞為funtｉｏn,基本涵義有二，一是職責,二是功能。如前所述，“職責”與“功能”自身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從聯系的角度看，“功能的實現,需要一套健全的職責來保證,有賴于這些具體職責的行使來實現。”（紀華強、楊金德《公共關系基本原理與實務》第6８頁)因而現代漢語已普遍使用“職能”一詞。我們經常說的“政府職能”、“職能部門”都是兼顧職責與功能雙重涵義。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語匯中，都隱含了職能的施動者或者說行為主體，例如,不管是說“行使政府職能”還是說“發揮職能部門作用,”其施動者都是人格化的組織機構，而“職能”則是這種行為主體的職責及其功能。這在邏輯上是非常清楚的。而當我們講“公共關系職能”的時候,則需要分兩種情況來討論。第一、假如把公共關系“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