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人民解放戰爭時期的新聞事業1.國統區國民黨新聞統治的重建與新聞界的抗爭國統區新聞事業中心的轉移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后，國統區新聞事業的中心向上海、南京一帶轉移。這是抗戰勝利后新聞事業發展出現的第一個動向。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憑借其手中掌握的政權與法統，搶先在收復區擴展它們自己的新聞事業。1945年9月，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頒布了《管理收復區報紙通訊社雜志電影廣播事業暫行辦法》，規定：“敵偽機關或私人經營之報紙、通訊社、雜志及電影制片、廣播事業一律查封，其財產由宣傳部會同當地政府接收管理。”根據這一法令，原淪陷區的敵偽報館、電臺、通訊社等各類新聞機構全部成了國民黨的囊中之物。9月5日，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總編輯陳訓志以出席南京受降儀式為名，由重慶飛回南京，接收了汪偽《中央日報》、《中報》和興中印刷所的設備與資財，在戰前舊址重建起忡央日報》館。在廣播事業方面，國民黨“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也早在1945年8月下旬就開始派員分赴各地接收日偽電臺，并將其改建為國民黨的官辦電臺。至1946年5月，國民黨當局接收并改建的廣播電臺共ZI座，大小廣播發射機41部，總發射電力為274千瓦。

上海歷來是中國新聞事業的中心。在戰前，《申報》、《新聞報》等民營商業性大報地位鞏固，影響廣泛，國民黨報紙根本無力與之競爭，成了國民黨當局的一塊心病。抗戰勝利后，國民黨不僅恢復出版自己的報紙，還抓住上海民營大報為敵偽劫持的把柄，將它們改造成國民黨的準黨報，使上海成了國民黨黨報的天下。1945年8月23日，即日本宣布投降后第九天，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吳紹澎接收、利用偽《平報》的設備資財，恢復出版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機關報《正言報》；8月30日，安徽屯溪《中央日報》社長馮有真派人回滬接收偽《新中國報》，出版上海《中央日報》；10月6日，《民國日報》在胡樸安主持下復刊；1946年元旦，《和平日報》上海版創刊；6月，國民黨人主辦的《東南日報》也躋身上海灘，出版該報的上海版。蔣介石親自審批國民黨中宣部擬定的《上海敵偽報紙及附過報紙處置辦法》，并對如何處置《申報》、《新聞報》多次作出指示。據此，國民黨中宣部擬定了《管理申報新聞報辦法》和《申報新聞報報務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程》等文件，在名義上保留了《申報》、《新聞報》的名稱，同意兩報于四四月間恢復出版，但兩報必須組建由國民黨要人任主任的報務管理委員會。《申報》的報務管理委員會主任由潘公展擔任，《新聞報》的同一職務由肖同茲擔任。通過這一措施，國民黨實際上接管了申、新兩報及其附屬事業。

至1946年5月國民黨政府宣布還都南京時，國民黨在接收敵偽新聞機構的基礎上，重建起一個較戰前更為龐大的國民黨新聞事業網。以報紙為例，國民黨中央直接主辦的報紙即中央直轄黨報發展到23家，總發行數約45萬份，省級黨部主辦的報紙27家，總發行數約14萬份。此外，國民黨人士主辦的準黨報、縣市級黨部主辦的地方黨報以及國民黨軍方主辦的報紙，也為數甚多。

國民黨報團組織的出現，是抗戰勝利后國民黨黨營新聞事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現象。戰后，國民黨集團重新制訂了黨報企業化計劃，實施企業化政策。《中央日報》社等中央級新聞機構，均按照《公司法》改組為企業組織，并逐步發展為報團組織。例如，《中央日報》社，在戰后發展成一個擁有12個分社的報團組織，在南京、上海、重慶、貴陽、昆明、桂林、長沙、福州、廈門、海口、沈陽、長春12個城市同時出版報紙，影響遍及全國；《和平日報》社也擁有9個分社，在南京、上海、漢口、重慶、蘭州、廣州、沈陽、臺北、海口等9個城市同時出版報紙。《武漢日報》社。《中山日報》社、《東南日報》社等也發展成小型的報團組織，在其他城市也出有分版。

面對國民黨集團大肆搶奪新聞陣地的情勢，中國共產黨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方針。9月14日，正在重慶同國民黨談判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并轉華中解放區負責人，指示華中解放區盡快派人去上海、南京等地辦報：“上海《新華日報》及南京、武漢、香港等地以群眾面目出版的日報，必須盡速出版。根據國民黨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記。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虧。”“除日報外，其他報紙、雜志、通訊社、書店、印刷所、戲劇、電影、學校、工廠等方面無不需要，就近請即先到上海工作，在今后和平時期中有第一重要意義，比現在華中解放區的意義還重要些，必須下決心用最大力量經營之。”

在上海，早在1945年8月16日，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就領導創辦了《新生活報》（9月1日后改名為《時代日報》）。該報以蘇聯塔斯社主辦的俄文《新生活報》中文版的名義出版，并聘請蘇商匝開莫擔任發行人，但實際負責人則是中共黨員姜椿芳。毛澤東、周恩來電報發出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華中解放區立即派出一批新聞文化戰士赴滬，同淪陷時期留滬堅持斗爭的同志一起，又創辦了一大批報刊，將黨在上海的辦報活動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其中比較重要的有：《聯合日報》，1945年9月ZI日創刊。根據中共中央南方局提出的爭取在上海辦一份民間日報的建議，由重慶派至上海的原重慶中外出版社負責人劉尊棋、王紀華等人籌建，而發行人卻是美國新聞處的。該報聲稱“以純粹民間資本，無黨派立場，發揮民間輿論精神”。11月30日，該報被國民黨當局指令停刊，后經中國共產黨的努力，又于1946年4月15日恢復出版，改名《聯合晚報》，由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直接領導，劉尊棋、陳翰伯等七人任社務委員會委員，陳任總編輯兼秘密黨支部書記。該報的《復刊小言》明確宣稱其”始終不移的職志是為人民服務”，“惟一的依靠是廣大的讀者”，“要講出人民要講的話，報道人民要知道的事情”。《建國日報》，1945年10月IO日創刊。《救亡日報》總編輯夏衍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于9月22日返滬籌劃出版，原擬恢復《救亡日報》原名，后經周恩來交代改名《建國日報》，但報頭欄標有“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主辦，社長郭沫若，總編輯夏衍”一行字樣，以示其與抗戰初期創刊的《救亡日報》一脈相承。周恩來還就該報的辦報方針與宗旨作了指示：要爭取公開合法，重點放在反對內戰，爭取民主；是民報，與黨報（指《新華日報》）分開。這張4開的報紙一出版，即因其內容充實、文字簡短、敢于說話等特點而吸引了大批讀者，但僅出版了15天，于10月24日被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查封。《文革》周刊，1945年10月9日創刊。該刊是一份文摘性刊物，以轉載重慶、成都等地報刊的進步文字為主，旨在將內地之民主運動擴展至上海。初由孟秋江主持編務，1946年6月改由黎澎接編，后又陸續吸收陳子濤等參加刊物工作，并逐步改版為時事政治性刊物。《消息》半周刊，1946年4月7日創刊，該刊以報道時事政治新聞為主，姚臻等主編，在形式上獨具一格，具有報紙與雜志的雙重特點。在此期間，中共上海地下組織還在民營電臺紛紛申請復業之際，秘密創辦起黨在國統區惟一的一家廣播電臺??“中聯廣播電臺”，以上海市文化運動促進會的名義開辦，1946年3月初開始播音，至7月間被國民黨當局借口整頓而查封。

根據毛澤東。周恩來電報的精神，《新華日報》社于1945年底派人至上海、南京兩地設立籌備處，籌劃上海版和南京版的出版事宜。1946年5月，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共代表團遷至南京。上海工作，并將《新華日報》總社遷至上海，擬出上海版與南京版，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則改組為中共四川省委機關報。5月5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新華日報》總編輯章漢夫等抵滬專事籌辦事宜。對此，國民黨當局百般阻撓與刁難，致使上海、南京兩地的《新華日報》始終未能面世。由于《新華日報》的出版困難重重，因而中共中央決定先將《群眾》雜志由重慶遷至上海。6月3日，《群眾》第問卷第5期在上海出版，并由半月刊改為周刊，擔負起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宣傳重任。

在北平，國共兩黨于1946年1月簽訂停戰協定，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接著，中國共產黨利用在北平可以公開活動的合法地位，立即籌辦黨的新聞事業。2月22日，中共在華北地區公開出版的機關報《解放》報創刊，初為3日刊，自第27期起改為雙日刊，由徐特立任社長；北平《解放》報宣稱“以致力于和平民主建設為宗旨”，其發行量高達5萬份，超過天津《大公報》。同日，新華社北平分社也宣告成立，錢俊瑞任社長。但是，北平《解放報》和新華社北平分社自創建第一天起就開始遭到國民黨特務的鉗制與破壞。4月3日，國民黨當局竟以“查戶口”為名，逮捕了北平《解放》報和新華社北平分社的39名工作人員，后經全國新聞界抗議和中國共產黨的交涉，才被迫釋放。5月29日，北平《解放》報和新華社北平分社被國民黨當局查封。

在華南地區，黨的新聞事業也迅速發展。1945年9月初，中共中央電告中共廣東區黨委：迅速派人去廣州、香港開辟宣傳陣地。根據這一電報的精神，中共廣東區黨委立即作出決定，由東江縱隊《前進報》派出骨干赴香港辦報。兩個月后，戰后黨在香港創辦的第一家黨報《正報》于1945年11月13日創刊，初為4開3日刊，自第15期起改為雙日刊，1946年7月ZI日起改為雜志型旬刊，后改為周刊。出至1948年11月13日，因黨在華南地區的工作重點的轉移而自動停刊。該報除了在港澳和華南地區廣泛發行外，還遠銷新加坡、馬來亞等地，在海外華僑中也有巨大影響，最高發行量達2萬份。1946年1月4日，《華商報》在香港復刊，并由晚報改為早報，是中共領導的統一戰線的報紙。

抗日戰爭勝利后，其他進步人士和民主黨派的報刊也紛紛創刊或復刊。在重慶，中國民主同盟先后創辦了《民主星期刊》、《民主報》，人民救國會創辦了《民主生活》周刊，民主建國會創辦了《平民》周刊。《民主星期刊》創刊于1945年10月5日，是中國民主同盟的機關刊物，鄧初民任主編，陶行知任發行人。《民主報》創刊于1946年2月1日，初為4開小報，后擴版為對開大報，為中國民主同盟總部的機關報，由張瀾任發行人，羅隆基任社長，馬哲民任總編輯。在上海，民主進步力量出版的報刊主要有：《文匯報》，是上海。‘孤島”時期創刊的著名抗日報紙，于1945年8月18日恢復出版，以號外形式出版，至9月6日正式復刊。《周報》，創刊于1945年9月8日，唐投、柯靈主編。《民主》周刊，創刊于1945年10月13日，由生活書店出版，鄭振鋒任主編。在其他地區，民主黨派和進步人士出版的報刊還有在香港（后遷廣州）出版的《人民報》、在成都出版的《民眾時報》、在桂林出版的《民主星期刊》等等。

資產階級民營商業性報刊在夾縫中求生，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戰前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大城市出版的一批著名商業性大報，在抗戰勝利后紛紛遷回原地，其中不少報紙還在其他城市增設分社，出版分版，力謀事業上的發展。《大公報》在戰后發展成為一個擁有4個分版（上海、天津、重慶、香港）的報團組織。陳銘德、鄧季惺夫婦主辦的《新民報》戰前僅在南京一地出版，抗戰期間在重慶、成都兩地同時出版，戰后發展成為擁有南京、上海、北平。重慶、成都5個分社和日、晚刊8種的報團組織，報紙總銷數約12萬份。成舍我的“世界”報系、天津天主教報紙《益世報》等，也都有一定的發展。

資產階級民營廣播電臺也不例外。為了遏止民營電臺的發展勢頭，國民黨政府交通部于1946年2月公布了《廣播無線電臺設置規則》，對電臺的設置、公布、數量、功率以及廣播內容等各方面均詳加限制。國民黨交通部上海電信局還奉命自3月起對上海民營電臺進行整頓。6月，中央廣播事業指導委員會決定，“由交通部限制上海民營廣播電臺數目，絕對不得超過20座”，并“由交通部指令10個頻率（在700千周以上）分配以上20臺輪流使用”，“余由凇滬警備司令部執行封閉”。據此，上海54家民營電臺被封閉，僅剩的22家民營電臺中絕大多數電臺必須同其他電臺合用一個頻率。“拒檢運動”與新聞界爭取新聞自由的斗爭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當局仍沿用戰時的一套辦法，嚴密控制新聞界，國統區新聞界對此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爭取新聞自由的浪潮。其中以1945年八九月間發生的“拒檢運動”聲威最大。8月7日，重慶國訊書店在其他進步出版機構的支持下，不送國民黨當局審查而自行出版了黃炎培撰寫的《延安歸來》一書，揭開了“拒檢運動”的序幕。該書是作者應國訊書店之請，將其7月訪問延安的見聞整理而成的訪問記，翔實地記載了中國共產黨各項政策的實施情況和解放區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成就。接著，進步人士張志讓、楊衛工、傅彬然三人又起草了重慶雜志界宣布“拒檢”的聯合聲明，由《憲政》月刊、《國訊》雜志、《中華論壇》、《民主世界》、《再生》、《民完》半月刊、《民主與科學》、《中學生》、《新中華》、《東方雜志》、《文匯周報》。《中蘇文化》、《現代婦女》、《戰時教育》、《國論》、《學生雜志》］6家雜志社聯署于8月17日發表，宣布自9月1日起不再送檢，并將這一決定函告國民黨中宣部、憲政實施協進會和國民參政會。同時，《憲政》月刊、《國訊》雜志、《中華論壇》、《民主世界》、《民憲》。《再生》、《東方雜志》、《新中華》、《中學生》、《文匯周報》10家雜志社還決定出版一份不向國民黨政府辦理登記手續、稿件全部不送檢的《聯合增刊》。8月27日，重慶雜志界聯誼會集會，在拒檢聲明上簽名的雜志社增至33家。9月15日，《憲政》月刊、《國訊》雜志等10家雜志社聯合出版、國訊書店發行的4開報紙《聯合增刊》第1期問世。9月18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機關刊物《群眾》雜志也宣布自即期起不再送檢。

重慶16家雜志社拒檢聲明一發表，立即得到了整個文化界的支持與響應。由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出版社、國訊書店等19家出版社組成的新出版業聯合總處宣布堅決支持重慶雜志界的拒檢聲明，葉圣陶等進步人士發表了《我們永遠不要圖書雜志審查制度》等文章。9月1日記者節這一天，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社評《為筆的解放而斗爭》，反映國統區新聞文化界的意愿與呼聲，抨擊國民黨當局實施的原稿審查制度，號召新聞文化界為爭取新聞出版與言論自由而斗爭。9月4日，《新華日報》社論《走向和平的新中國》再次呼吁：“現時的一切束縛人民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自由的法令必須立即廢除。”

在成都，9月8日，《華西晚報》等16家新聞出版機構集會，一致決定以行動響應重慶出版界的拒檢斗爭，宣布報紙通訊社自即日起、雜志自即期起不再送交任何機關檢查，自負言論報道之責，并發表《致重慶雜志界聯誼會公開信》予以聲援。至此，由重慶出版界發起的拒檢運動擴展到成都，并由出版界擴展到新聞界。9月17日，成都27家新聞出版機構集會，決定成立成都文化新聞界聯誼會，推舉葉圣陶、黎？、沈志遠等七人為執行委員并發表宣言，提出了爭取“發表的自由”的具體主張。成都文化新聞界聯誼會還出版一份聯合刊物《言論自由》，于9月25日創刊，雙周出版。在昆明，《民主周刊》等11個新聞出版單位也于9月15日集會，宣布一致響應重慶、成都兩地的拒檢斗爭，并決定成立昆明雜志界出版界聯誼會。22日，昆明《大路》周報等11個新聞出版單位聯合致函云南圖書雜志審查處，宣布自即日起所有文稿不再迭審。同時致函昆明市印刷業同業公會，請該公會轉告各會員印刷廠，此后一切付排稿件概由各單位自行負責，無須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以致影響出版時間。此外，桂林、西安等地的新聞出版界也紛紛成立聯誼會，集體投人拒檢運動。四川大學、燕京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學生編輯的刊物、壁報也通電響應拒檢，不再送交各校訓導處檢查。

拒檢運動的興起與發展，使國民黨當局陷人被動局面。當時，國共兩黨正在重慶舉行政治談判，國統區和平民主運動日趨高漲，而蔣介石集團發動內戰的時機尚未成熟。在國際上，各國政府紛紛取消戰時新聞檢查制度，無形中對國民黨當局形成了一種國際壓力。為了緩和國內外的矛盾，國民黨當局被迫于9月12日由國民黨中宣部長吳國幀出面向外國記者宣布自10月l日起廢止戰時新聞檢查制度，但留了一個尾巴，即收復區在軍事行動尚未完成以前除外。9月22日，國民黨中央第10次常委會通過了廢止新聞出版檢查制度的決定與辦法。至此，拒檢運動獲得了巨大的勝利。

為了鞏固和發展拒檢運動取得的勝利成果，爭取更多的新聞自由權利，國統區進步新聞文化界在歡慶勝利之時，進一步提出了新的斗爭目標，將爭取新聞出版自由的斗爭推向新的高潮。10月貝日，即國民黨廢止新聞出版檢查的第一天，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言論自由初步收獲》，號召國統區進步新聞出版界為爭取更多的民主自由而繼續斗爭。10月初，昆明《民主周刊》、《人民周報》、《大路周刊》、天野社、詩與散文社、北門出版社、孩子們社、進修教育出版社等十余家新聞出版團體聯名發表宣言，提出了新的斗爭目標，如廢除新聞檢查制度，“收復區不能例外”，“取消中央社的新聞壟斷政策，民營通訊社和報館有自由采訪、收發新聞和翻譯外國新聞的自由權利”，“保障民營出版機構”，等等。11月，上海91名新聞文化界人士聯名發表宣言，反對國民黨當局壓迫人民自由，要求廢止收復區的新聞檢查制度，實現言論出版自由。12月，上海三十余名新聞記者聯名發表宣言，反對上海市政府實行統制新聞的措施。同月，昆明《民主星期刊》等17家雜志社聯名提出廢止有關限制出版的一切法令等主張，并建議在新聞文化界開展一場拒絕登記的運動。1946年1月8日，重慶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出版社等35家出版社聯名致函即將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提出廢止出版法、取消期刊登記辦法、撤銷收復區檢審辦法、明令取消一切非法檢扣、取締寄遞限制等五項要求。

為了繼續玩弄“和談”陰謀，國民黨當局被迫再次擺出讓步的姿態。1945年10月10日，蔣介石被迫簽訂的《國共雙方會談紀要》上寫道：“一致認為政府應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的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式上，蔣介石又宣布“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等項諾言，政協會議通過的《和平建國綱領》更進一步明確規定廢止戰時實施的新聞出版檢查辦法、修正《出版法》、“扶助”報刊通訊社的發展等有利于新聞出版事業發展的條文。

但是，國民黨政府的這些讓步，只是一紙空文。他們在公開宣布給予人民某些新聞出版自由權利的同時，卻仍在進行著鎮壓進步新聞出版界、剝奪人民的新聞言論自由的罪惡勾當。雖然自1945年10月1日起廢除了新聞檢查制度，但其實施地區僅限于西南、西北等抗戰期間的國統區，包括中國大半江山的收復區仍處于其新聞檢查的刀斧之下。即使在已廢除新聞檢查的地區，國民黨當局也另籌控制方策。內戰期間，國民黨經常以中宣部名義，向報刊發出有關宣傳工作的指示，對于重大事件的新聞言論的處理方法與尺度作出具體規定。凡是有關國際、國內重大問題的社論，也由國民黨中宣部組織撰寫，交中央通訊社用密碼統一播發。有時還由中宣部單獨發稿給某一特定地區或報社。國民黨各地黨部也經常召集當地國民黨新聞機構的負責人開會，傳達有關宣傳指示，統一各報言論。上海、重慶等地還專門建立新聞黨團聚餐會制度，由國民黨宣傳要員主持，解決宣傳上的種種問題。在重慶，國民黨當局于1946年春開始籌辦新聞黨團聚餐會，初夏時正式開展活動。該聚餐會由國民黨重慶市黨部負責人主持，參加者主要是重慶新聞界的負責人，其中以國民黨黨團骨干為核心，聚餐會的主要任務是控制新聞發布，聚餐時先由主持人根據國民黨中宣部的宣傳指示，規定哪類稿件不能發表，要求到會的各報負責人按此辦理。

國民黨還制造種種借口，公然查禁進步報刊，如1945年10月22日，國民黨上海當局就以“重行登記”為借口，強令《建國日報》停止出版。11月30日，又以同樣借口迫令《聯合日報》停刊。1946年后，國民黨查封進步報刊的事件更是不絕于耳，如5月27日查封上海《消息》半周刊等。最嚴重的事件發生于5月29日的北平，一夜之間國民黨當局就查封了懈放報》、新華社北平分社等75家新聞機構。更有甚者，國民黨當局還指使特務密探對進步新聞事業進行迫害與搗亂。《新華日報》曾多次遭到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檢扣。1946年2月22日，《新華日報》、《民主報》營業部為國黨部特務所搗毀。成都《華西晚報》曾在5天內收到恐嚇信兩封，并遭特務襲擊。西安《秦風工商日報聯合版》曾一夜之間被縱火3次。西安《民主導報》主編李敷仁被特務綁架，險遭暗殺。令人發指的是，正是蔣介石在政協開幕式上宣布保證人民自由、釋放政治犯等項政治諾言之時，著名記者、軍事評論家羊棗在杭州獄中被虐身亡。羊棗（1900?1946），原名楊潮，湖北jw陽人。1933年初在上海加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同年加人了中國共產黨。抗戰前后在桂林、上海、香港等地從事新聞宣傳工作。1945年7月15日，因與新四軍浙東游擊隊秘密聯系，被國民黨逮捕，抗戰勝利后轉囚于杭州監獄。他在獄中不畏國民黨的威脅利誘，嚴正拒寫“悔過書”，于1946年1月11日被迫害致死。國民黨當局的倒行逆施，證明新聞界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不可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在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獨裁的斗爭中，進步報刊還同反動報刊展開過一次又一次的輿論激戰。

1945年8月28日，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為了粉碎國民黨玩弄的和談陰謀和最后挽救和平，偕周恩來、王若飛等飛抵重慶，同國民黨舉行了為時43天的政治談判，最后迫使國民黨當局不得不承認和平團結的方針。對于這次事關民族前途的談判活動，國內代表各種不同政治力量的報刊、電臺、通訊社均作了宣傳報道。《新華日報》等進步報刊對此寄以厚望，于1945年8月28日下午5時毛澤東到達重慶后一個多小時，即發號外《毛主席今天到達重慶》。8月29日，《新華日報》詳細報道了毛澤東為商討團結大計飛抵重慶的消息和毛澤東在飛機場上向中外記者的談話，并發表《歡迎毛澤東同志來渝》的社論，指出：“國內外的法西斯殘余，一直企圖挑撥離間破壞中國團結的陰謀，因為毛澤東同志來渝而被擊破了。毛澤東同志來渝象征著中國和平團結前途的勝利愿望。”《新華日報》還發表了一批讀者來信，反映了國統區各界民眾向毛澤東致敬、響應中國共產黨和平民主團結的政治主張的意愿。《新民報》以《走向和平建國之路，毛澤東為團結而來》為標題，詳細報道了重慶各界人民熱烈歡迎毛澤東的盛況，全文刊載了毛澤東在飛機場向中外記者的談話，并在社論《迫切的希望》中指出：“中共領袖毛澤東氏來渝進行團結建國問題的商討，這是一切關心國事的人所歡迎的消息”，我們“迫切期待在這至好的時機中，見到我們國家能夠在團結統一方面邁步前進”。10月12日，國共兩黨于10日簽署的《國共雙方會談紀要》公布后，《新華日報》、《新民報》等進步報紙均在頭版顯著地位予以刊載并發表社論。

與《新華日報》等進步報刊的反應相反，國民黨系統的《中央日報》、《掃蕩報》等報刊則完全從其一黨私利出發，在宣傳報道上表現得十分拙劣。在蔣介石邀請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事的電報發出后，《中央日報》基于毛澤東決不會赴渝參加談判的錯誤估計，采取“假戲真做”的宣傳方針，不惜篇幅，用大字標題刊登蔣介石的電文。毛澤東來到重慶后，《中央日報》立即調整了宣傳方針，竭力貶低這次國共談判的意義，縮小其政治影響。毛澤東飛抵重慶的第二天，《中央日報》不發社論，僅采用了中央通訊社編發的兩條共幾十個字的消息，用兩欄的地位夾排在國內要聞版的中間，以應付國內外的輿論。在談判期間，即使是蔣介石與毛澤東會談的消息，帥央日報》也一反往常不惜篇幅地報道蔣介石政治活動的慣例；僅用兩欄標題刊登在國內要聞版的不顯眼地位，《國共雙方會談紀要》公布后，《中央日報》仍不作頭條消息發布，而排在國內要聞版的次要地位，并發表了一篇題為《政府與中共的會談》的社論，對《紀要》的內容加以歪曲，重彈“軍令”、“政令”統一的老凋，為破壞國共談判的成果、發動反革命內戰制造輿論。國民黨軍報《掃蕩報》也發表社論《論政府與中共會談初步結果》，對中共提出的關于對日受降、解放區等問題進行誣蔑攻擊。

至于《大公報》，在蔣介石于8月20日再致毛澤東赴渝電后，于對日發表《讀蔣介石再致延安電》的社評，對蔣介石的電報作全面支持。毛澤東抵達重慶后，《大公報》的報道則是積極的，其社評《毛澤東先生來了》把毛澤東來渝談判視作“中國的一件大喜事”，認為它“維系著中國目前及未來歷史和人民的幸福”。但在談判期間，《大公報》曾邀請毛澤東等中共代表赴宴，席間該報負責人竟公然替國民黨政府說話，要共產黨“不要另起爐灶”，當即受到毛澤東的駁斥。毛澤東還為《大公報》題詞：“為人民服務”，教育他們應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說話。

就國內外十分關注的和平與內戰問題，《新華日報》、《解放日報》還同《中央日報》、《和平日報》以及《大公報》展開多次正面交鋒。重慶談判結束后不久，國民黨報刊就公然提出“沒有內戰，只有內亂”，宣傳“勘亂”。以鼓吹內戰起家的《和平日報》還解釋說：“國家對此亂臣亂民，最后平之以兵，則謂之勘。”為了反擊所謂的“勘亂”謬論，《新華日報》自1945年10月30日新辟《小論壇》專欄，先后發表《輿論的責任》、《中央日報的企圖》、《向中央社同業說幾句話》等文章，針鋒相對地作了批駁。1945年12月14日，《新華日報》發表題為《異哉所謂“截亂”！》的社論，指出：“國民黨的政權本是由于篡竊而來”，它“抗戰無功，建國無能，殘民有勇，毀國有余”，在中國造成一片亂象，只是由于人民的寬大，還不主張對國民黨政權“平之以兵”，而希望產生人民自由選舉的政府。1946年3月，《新華日報》又先后發表《先生此言差矣》、《誰把國民黨辦壞了？》、《出爾反爾》等社論，進一步清算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和《中央日報》等御用報刊的荒謬言論。

由于《中央日報》等國民黨喉舌在民眾中毫無威信，而《大公報》標榜“不黨不私”，以“超黨派”、“文人論政”的民間報紙面目出現，在一部分人中影響很大，因而《新華日報》、懈放日報》等中共報紙與《大公報》之間的論戰最引人注目。1945年10月，國民黨表面上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團結的政治方針，而實際上對解放區的進攻變本加厲，并無端挑起沖突。對此，《大公報》卻把內戰的責任推給了中國共產黨。1945年10月25日，重慶《大公報》發表《為交通著急！》的社評．不點名地誣陷正在津浦線一帶同國民黨軍隊作戰的八路軍、新四軍破壞交通。11月20日，重慶《大公報》更公開點名指責中國共產黨，發表了題為《質中共》的社評，鼓吹“要政爭不要兵爭”，“只有國家有兵，人民不得有兵”，攻擊共產黨“爭城爭地”，“欲憑武力”造成“南北朝局面”，還說什么“希望共產黨放棄軍隊”，“放棄局部的特殊政權”，“與其爭城爭地驅民死，何如兵器銷為日月光”。對于《大公報》的公開挑戰，《新華日報》立刻應戰，于次日發表題為《與大公報論國是》的社論予以反駁。社論列舉了蔣介石勾結敵偽對人民軍隊大張撻伐，破壞國共雙方協議的大量事實，證明內戰的責任完全在國民黨方面，發動內戰的正是秘密布置“剿匪”的蔣介石。社論還指出，“軍隊國家化本是跟著政治民主化來的”，現在連《大公報》也承認我們的國家還沒有民主化，怎么能把人民軍隊交給封建獨裁的“黨國”呢？《大公報》既隱瞞國民黨發動內戰的事實，又配合國民黨在火線上的進攻，制造共產黨要“兵爭”的輿論，這是大公還是大私？社論最后一針見血地揭穿了《大公報》“借大公之名，掩大私之實，借人民之名，掩權貴之實”的一貫立場：“在若干次要的問題上批評當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報，在一切首要的問題上卻不能不擁護當局。這正是大公報的基本立場。”延安《解放日報》也為此發表文章，指出《大公報》的言論已經背離人民的立場，充當了國民黨的幫兇。《新華日報》社論發表后，不少進步報刊轉載或用消息的形式向讀者介紹《新華日報》的社論，擴大其政治影響。上海《民主星期刊》同時轉載兩篇社論并加有富于啟迪性的編者按語，在編排上將《與大公報論國是》排在令人注目的顯著地位，《質中共》則排在一個偏僻的角落里，其傾向不言自明。

1946年3～4月間，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和國民參政會四屆二次會議先后召開，蔣介石在會上公然撕毀政協會議和東北停戰協定，重新宣布實行獨裁、發動內戰的方針。4月7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題為《駁蔣介石》的長篇社論，8日，《新華日報》予以全文轉載，在國統區人民面前公開揭露獨夫民賊的真面目，使山城重慶一時為之轟動，人人爭讀，拍手稱快。不久，為阻止國民黨軍隊對東北的進攻，人民解放軍發起自衛還擊，解放長春。這時，《大公報》仍傾向國民黨當局，發表了惡意攻擊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社評《可恥的長春之戰》，于4月16日、17日兩天分別刊登在重慶版和上海版上，誣蔑人民的自衛還擊是“可恥”，造謠說東北民主聯軍“進攻的戰術，常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并為國民黨破壞停戰協定發動內戰進行辯護。對此，周恩來指導《新華日報》于4月18日發表了針鋒相對的社論《可恥的大公報社論》，嚴加駁斥。這篇社論的內容是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撰寫的，題目也是周恩來擬定的。社論指出，國民黨反動派公開破壞和平協議，攻占了東北許多城市，《大公報》不說“可恥”，而當人民還手時，《大公報》就說“可恥”，其反對人民的立場昭然若揭。社論還指出，《大公報》的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已墮落到搬用國民黨特務制造的謠言來作為攻擊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依據，真是“可恥到極點”。這篇社論發表后，同樣轟動了重慶，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接著，《新華日報》又選編了一部分群眾來信來稿，以《人民皆日可恥》為題予以發表，繼續批駁《大公報》的反共言論。許多進步報刊也紛紛發表文章，抨擊和嘲諷《大公報》的所謂“民間立場”和“不偏態度”。《新華日報》對《大公報》社論的批駁，有理有據，義正詞嚴，又留有余地，矛頭主要指向社論及其作者，使《大公報》在受到反擊后不敢貿然還手，自認失敗。國民黨新聞統治在內戰中強化

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后，國民黨新聞統治進一步強化，國統區的進步新聞事業遭到了大肆摧殘。

1946年下半年，國民黨集團一方面玩弄“行憲”花招，于11月至12月間在南京召開偽“國民大會”，通過偽《憲法》，另一方面卻發布控制新聞輿論、迫害進步新聞事業的“密令”，取締一切對反對統治不利的新聞傳播活動。據1947年4月22日重慶《世界日報》報道：各地國民黨當局以“登記未準”或“尚未辦竣登記手續”為理由而查禁的報刊至少有100種以上。1947年后，國民黨當局對新聞事業的迫害活動變本加厲。5月19日，國民黨政府為了鎮壓南京＼上海等地學生掀起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公布了修正后的《戒嚴法》，規定在戒嚴地區停止集會結社，“取締言論、講學、新聞雜志、圖畫、告自、標語暨其他出版物之認為與軍事有妨害者”。6月，人民解放軍轉人反攻后，國民黨當局下達所謂“戡亂動員令’。7月19日，國民黨政府公布《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規定“對于煽動叛亂之集會及其言論行動，應依法懲處”。12月25日，國民黨政府公布《勘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其中規定“以文字、圖畫或演說為匪徒宣傳者，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可“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1947年10月31日，國民黨政府公布《出版法修正草案》，規定報刊等出版物違法，均按《刑法》規定懲處。這一時期，有關新聞出版活動的重要法令還有《白報紙配給標準》，旨在通過紙張供應的控制來扼殺進步新聞活動；《特種營業管制方法》，將書刊印刷行業列人特種行業嚴加控制。

根據上述反動法令，國民黨當局動用大批憲兵、特務，搗毀報館，捕殺報人，在新聞界實行白色恐怖。在1947年2月中旬國共和談決裂前夕，國民黨當局決定在北平市對中共地下黨員、民主人士及其他“嫌疑分子”實行大逮捕，幾天之內就逮捕了二千多人。《新華日報》和《群眾》雜志，是國民黨在全面內戰爆發后首先要摧殘的對象。國共合作破裂前，國民黨當局即散布謠言，說新華日報社藏有武器，并多次派軍警憲特進行搜查。新華日報社所在地重慶化龍橋，是一片洼地，國民黨軍隊在四周山上構筑了工事，將報社人員的行動置于嚴密監視之下。更為卑劣的是，他們還讓特務、警官辦起了一張報名相近的《新華時報》，以圖魚目混珠。國共合作破裂后，國民黨當局于1947年2月28日凌晨，派軍警憲特包圍了《新華日報》館，宣布“限令”中共人員從當天上午3時起停止一切活動。3月9日，《新華日報》重慶館和成都營業分處的工作人員，乘飛機離渝返回延安。昆明營業分處的工作人員，則轉道上海前往晉魯豫解放區。同日，南京、上海等地的中共機構也都接到“限令”停止活動的通知。《群眾》雜志于3月2日在上海出至第14卷第9期后被迫停刊，其工作人員隨后撤回解放區。

民主黨派進步團體與個人主辦的報刊，也遭到了國民黨當局的限制、迫害與摧殘。中國民主同盟機關報《民主報》，多次遭國民黨特務的襲擊和威脅，但它頂住壓力，堅持正義立場，并于1946年8月1日起由原來的4開1小張擴版為對開正大張，增加新聞報道與副刊。該報同《新華日報》密切配合，相互支持，不僅為民主運動作宣傳鼓動，還多次發起或參與簽名、抗議、請愿等進步民主活動。1947年3月二日，《民主報》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其他被國民黨查封的中國民主同盟主辦的報刊，還有重慶《民主星期刊》、桂林《民主星期刊》、成都《民眾時報》等。在享有中國新聞事業中心之稱的上海，遭國民黨當局迫害與摧殘的報刊為數更多。馬敘倫主編的綜合性學術雜志《昌言》，1946年5月4日創刊后一個月即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唐絳、柯靈主編的《周報》，鄭振鐸主編的《民主》，也分別于1946年8月24日和10月31日被令停刊。上海雜志界聯誼會為之先后發表《為抗議惆報）停刊宣言》和《致政協第三方代表備忘錄》，譴責國民黨當局的反民主行徑。1947年5月24日，上海《文匯報》、《新民報》和《聯合日報晚刊》三家報紙在同一天被國民黨查封。此后，《新民報》于7月30日復刊，但其總編輯一職被國民黨派來的人員占據。在重慶、國民黨當局于1947年6月1日出動大批軍警憲特，對新聞界進行大逮捕，一天之內被捕人員達三十多人。

與此同時，國民黨當局還大力加強其黨營新聞事業，以作為強化其反動新聞統治的另一項重要措施。除了從物資上（如配給自報紙）、人員上增加黨營報紙的實力以外，國民黨當局還特別注意各報宣傳方針上的統一。為了以數量彌補質量之低劣，國民黨甚至指使特務、軍警以個人身份出面辦報，擴大陣地。其中不少報刊還采取魚目混珠的手法，如重慶的《新華時報》針對《新華日報》等。

為了在國統區堅持進步宣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報刊在國共合作破裂后，轉入地下出版。上海《文革》雜志自1947年3月20日起，轉人地下出版，并改名《文革叢刊》，每期以一篇文章的篇名作書名（如第一期名《論喝倒彩》），由16開雜志形式改為32仆書本形式。同年7月2回日，文萃叢刊社被國民黨特務查獲，該看刊工作人員吳承德、陳子濤、駱何民三人被捕，后在上海解放前夕慘遭殺害，史稱“文革三烈士”。

北平、上海等地進步學生出版的報刊，成為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上的新聞尖兵。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中國學生導報》、《學生報》、《燕京新聞》等。《中國學生導報》是抗戰以來國統區出版時間最長的一份學生報紙，1944年12月22日在重慶創刊，復旦大學等大中院校學生主辦。抗戰勝利后，該報發行上海航空版，自1946年5月起同時出版重慶版和上海版，1947年6月被迫停刊。《學生報》于1947年6月11日在上海創刊，其前身是上海民治新聞專科學校、中國新聞專科學校的實習報紙《學生新聞》，該報是剛成立的上海市學生聯合會的機關報，三日刊（后改為旬刊），秘密發行。在重大事件發生時還出版“快報”、“號外”以及傳單等。《燕京新聞》是燕京大學新聞系出版的實習報紙，前身是1932年創刊的《平西新聞》，后改稱《燕京新聞》，抗戰時遷至成都出版，1946年回北平復刊，并走向社會，成為一份時事政治。葉新聞刊物，充當學生運動的戰斗號角，堅持出版到北平解放。1946年12月沈崇事件發生后，《燕京新聞》針對國民黨當局的造謠宣傳，發表《沈女士訪問記》、《重訪沈女士》等新聞通訊，報道了事件的真相，在全國各地影響廣泛，并為解放區。國統區以及香港報紙所轉載。

中國共產黨還將新聞陣地轉移到香港，復刊《群眾》周刊，進一步加強《華商報》、《正報》的宣傳工作，并同民主黨派主辦的／光明報》等一起，展開反對國民黨統治的輿論宣傳斗爭。1947年1月30日，中共在國統區出版的重要刊物《群眾》周刊，在香港復刊。為了配合人民解放戰爭，《群眾》集中精力宣傳黨的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民主力量以反對三大敵人的政策，宣傳解放區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揭露美蔣互相勾結、反對人民的罪惡行徑。該刊不僅風行海外，還以各種偽裝封面，大量秘密運進國統區，在上海還有秘密印制的版本。全國解放后，《群眾》于1949年10月20日出至第143期后停刊。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機關報《光明報》先后三次在香港出版。第一次于1941年9月18日創刊，同年12月12日宣告停刊。第二次于1946年8月創刊，出至1947年7月停刊。第三次于1948年3月1日創刊，以徹底摧毀南京反動獨裁政府，徹底實現民主、和平、獨立、統一的新中國為宣傳宗旨，及時表達民盟二中全會后確定的政治主張，用事實揭露國民黨統治的反動本質，積極報道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區生氣蓬勃的真實景象。

鼓吹“第三條道路”的報刊的出現，是國共兩黨激戰之際國統區新聞界出現的一個重要現象。所謂“第三條道路”，就是既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又反對共產黨的人民政權，試圖在中國實現英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是一條代表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利益的道路。早在抗戰勝利后不久，國統區就興起了一股宣傳“第三條道路”的潮流，其代表人物中有不少是民主黨派成員。1947年2月國共合作破裂后，《觀察》、《新路》、《大學評論》。《時與文》。《世紀評論》、《大公報》、《文匯報》等報刊發表了不少鼓吹“第三條道路”的文章，將“第三條道路”運動推向高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觀察》周刊。該刊于1946年9月在上海創刊，其前身是1945年11月至1946年4月在重慶出版的《客觀》周刊，儲安平創辦并任主編。該刊從西方自由主義理念出發，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表示失望與不滿，發表過不少揭露國民黨腐敗統治的文章，同時對中國革命運動也缺乏認識，反對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黨，認為共產黨勝利，只能是“以暴易暴”。在人民解放軍轉人反攻之后，美國帝國主義看到國民黨政權已呈崩潰之勢，更為積極地扶植“第三種勢力”，主張讓“自由主義分子”領導中國。因此，在1948年間又出現了規模更大的鼓吹“第三條道路”的宣傳聲勢。1948年1月1日，《大公報》發表社論，承認“武力不能解決問題”，希望這一年能成為“人類覺醒之年”。接著，該報陸續發表《自由主義者的信念》、幗際第三方面勢力的抬頭》等社論，宣傳“自由主義”的“中間路線”，強調“自由主義者的信念”，號召“自由分子站起來”，倡議實行多黨競爭制，有時還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國民黨政府中一部分負責工業生產的官員和一些學者教授，也于1948年3月1日在北平創建“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并于5月15日創辦該組織的機關刊物《新路》周刊，宣傳走改良主義的“新路”，即“第三條道路”。1948年7月，國民黨立法委員劉不同等人在南京創辦《大學評論》周刊，也打出了“第三條道路”的招牌。這些刊物聲稱既反對共產黨的人民革命，也反對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反映了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一部分力量借“第三條道路”的幌子進行政治投機的圖謀。

由于“第三條道路”確實反映了當時一部分尚未擺脫個人自由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的要求與情緒，因而在一個時期內影響十分廣泛。對此，中國共產黨組織國統區進步報刊對這一主張進行駁斥與批判。上海《文萃叢刊》、香港《群眾》周刊、《華商報》、《正報》以及其他進步報刊公開批評《大公報》、《新路》等的錯誤論調。1948年5月22日，新華社發表們日中國在滅亡，新中國在前進》的社論，明確指出：“在中國人民和人民敵人的生死斗爭中間，沒有任何‘第三條道路’存在。中國現在只存在著兩條道路，或者是繼續保存人民敵人的武裝和特權，這就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領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賣國獨裁路線；或者是消滅人民敵人的武裝特權，這就是工人、農民、獨立勞動者、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和其他愛國分子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民主路線。”

對于鼓吹“第三條道路”的宣傳活動，瀕臨崩潰邊緣的國民黨當局則采取法西斯高壓政策，大肆迫害與摧殘。早在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軍轉人反攻后，國民黨當局于10月下令解散民主同盟，在事實上堵塞了“第三條道路”。1947年11月30日，叫。央日報》發表陶希圣秉承蔣介石意旨撰寫的社論，對同情學生運動的《大公報》總編輯王蕓生進行指名道姓的人身攻擊。1948年7月8日，國民黨政府下令《新民報》南京版日、晚兩刊“永久停刊”。7月10日，王會生在《大公報》上發表題為《由新民報停刊談出版法》的社評，表示同情《新民報》，譏諷國民黨政府的出版法是袁世凱時代的產物。對此，《中央日報》又連續發表了幾篇由陶希圣執筆的社評，對《大公報》與王蕓生進行攻擊和威脅。10月，《中央日報》發表社論《在野黨的特權》，攻擊王蕓生‘’是新華社廣播的應聲蟲”，19日，又發表社論《王蕓生之第三查》，追查王蕓生的政治表現。在此情勢下，王蕓生被迫于u月離開上海去香港，1949年3月初奔赴解放區，加人了人民新聞工作者的行列。同時，倡導自由主義新聞理念的《觀察》周刊也由于國民黨反動真面目的暴露而改變政治立場，不再發表批評共產黨的文章，還公開揭露該刊受國民黨當局壓制的情形，為一些失去輿論陣地的民主人士如吳晗、張志讓等人提供講壇。1948年12月，國民黨當局下令查封《觀察》周刊，主編儲安平憤而離滬去解放區，投身于人民新聞工作隊伍。至此，美帝國主義者寄予厚望的“第三條道路”徹底破產，其宣傳活動也噶然告終。2.解放區人民新聞事業的發展與新聞工作中兩條戰線的斗爭人民新聞事業的發展、收縮與再發展

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人民新聞事業經歷了一個發展、收縮。再發展的歷程。

抗戰一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沖破國民黨當局的束縛與鉗制，對日本侵略者開展全面大反攻，迅速收復了大片國土，解放區迅速擴大。至1946年初，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面積發展到近300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的l／4，人口約1．4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3；。在廣大的解放區內，人民新聞事業迅猛發展，報刊的出版條件大為改善，絕大多數由油印改為鉛印，不少擴版或改版為大型日報。隨著一些城市和工礦區的被解放，城市報刊和工礦報刊也應運而生，成為抗戰勝利后解放區報業發展的一個最令人矚目的新現象。在華北，原在阜平出版的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機關報《晉察冀日報》，于1945年9月12日遷至張家日市出版，并改為對開4版，成為解放區第一份在城市出版的大型日報；中共晉冀魯豫邊區中央局機關報《人民日報》，于1946年5月15日在邯鄲市創刊，日出對開4版。在山東、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機關報《大眾日報》，于1945年8月15日由雙日刊改為日刊；《煙臺日報》、《新威日報》分別在煙臺、威海衛兩個重要城市出版。在華中，中共中央華中分局機關報《新華日報》（華中版），于1945年12月9日在淮陰地區的清江市創刊，初為4開4版小報，1946年3月1日起擴版為對開4版的大型日報。在東北，中共吉林省委機關報《吉林日報》，于1945年10月10日在吉林市創刊；中共中央東北局機關報《東北日報》，于n月1日在沈陽創刊，但報頭所標出版地點為“山海關”，后遷本溪、海龍等地出版，自1946年5月28日起在哈爾濱市出版。

人民廣播事業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人民廣播電臺網粗具規模。1945年8月下旬，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恢復播音，呼號仍為XN（：R。新華社編輯科內專設日播組，負責編寫延安臺所需的廣播稿件。人民軍隊收復關內和東北地區的一批中小城市后，這些城市中的人民廣播電臺在沒收、利用日偽廣播電臺設備的基礎上創建。

至1946年6月，哈爾濱、張家口、大連、長春、安東（今丹東）、鞍山、吉林、齊齊哈爾、承德等地先后出現了人民的廣播電臺。1946年6月，國民黨當局發動全面內戰后，由于人民解放軍不爭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消滅敵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主動放棄了一些地方，解放區人民新聞事業由發展轉為收縮。許多報刊被迫從城市遷回農村出版，由大報改為小報，由鉛印改為油印，由日刊改為雙日刊、三日刊、周刊以至不定期刊，發行范圍與數量也由大變小，還有一些報刊被迫停刊。1946年6月24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機關報《七七日報》發表《停刊啟事》；10月11日，解放軍撤出張家口市，《晉察冀日報》遷回阜平出版，并由對開1張改為對開半張；12月26日，中共中央華中分局機關報《新華日報》（華中版）被迫停刊。1947年3月后，國民黨當局對陜甘寧解放區發動重點進攻。延安《解放日報》于3月9日起由原來的1張4版改為半張2版，3月13日在延安出版了最后一期后報社人員撤離，3月15日起在子長縣史家畔村出版并改為日出1小張2版，3月27日出至第2130號后停刊。延安新華廣播電臺以及其他地區的人民廣播電臺也被迫遷址或停播。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為了保證在戰爭期間永不中斷，自1946年＊月下旬起就開始研究與準備轉移事項，其中一部分工作人員轉移至陜北子長縣史家畔村，中央軍委三局的通信技術人員，也開始在陜北查勘臺址，為建立延安臺的戰備臺積極準備。因此，國民黨軍隊進犯延安期間，延安臺的電波一天也未中斷。在延安工作的電臺人員堅持至14日中午，已轉移到子長縣好坪溝村的戰備臺工作人員則自14日晚上起接替播音，并于ZI日起改名為陜北新華廣播電臺繼續播音。此時，中共中央已指示晉冀魯豫解放區與邯鄲新華廣播電臺迅速籌建一座新的廣播電臺。自3月29日晚起，這座設在太行山麓涉縣境內的新建的電臺接替陜北臺播音，仍使用“陜北新華廣播電臺”的呼號。與此同時，陜北臺的人員隨新華社大部人員一起離開陜北向東轉移，第一批人員在4月底到達涉縣，第二批人員于7月底抵達。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戰爭由戰略防御階段轉人戰略進攻階段后，解放區人民新聞事業才度過了艱難的歲月，由收縮階段轉人再發展階段。一批又一批城市、礦山和交通中心的相繼解放，使解放區新聞事業獲得了新的、更大的發展，其中心開始由農村向城市轉移。1947年回二月12日，《新石門日報》在華北重鎮石家莊創刊，后改名《石家莊日報》。1948年1月豆日，《內蒙古日報》在烏蘭浩特市出版；3月15日，《吉林日報》遷回吉林市出版；10月1日，《新民主報》在山東濟南市創刊；12月12日，《東北日報》遷回沈陽市出版。194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華北局機關報《人民日報》在平山創刊，系由《晉察冀日報》和晉冀魯豫《人民日報》改組而成。新華社作用的加強與軍事宣傳

抗戰勝利后，新華社進人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組織建設方面，新華社總社的工作機構較前擴大充實，分為國內新聞、國際新聞、英文廣播、口語廣播4個編輯部門。各解放區的總分社、新的解放區和重慶、北平、南京3個大城市的分社也先后建立。至1946年4月，新華社在國內已建成總分社9個、分社40多個。此后，中共中央又提出了“全黨辦通訊社”的口號，制定了《新華社、解放日報暫行管理規則》，對新華社和解放日報社實行報社合一、以通訊社為主的體制，新華通訊社社長與總編輯，分別兼任解放日報社社長與總編輯。在業務建設方面，新華社總社提出了提高報道水平、改進新聞寫作。加緊業務學習等新的任務與要求。

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對陜甘寧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后，新華社兼解放日報社社長廖承志率領兩社大部人員于3月14日撤出延安，少數工作人員則留下堅持工作至18日凌晨，與黨中央最后一批撤出。3月27日《解放日報》停刊后，中共中央進一步加強新華社的工作，使新華社同時擔負起黨中央機關報、通訊社和廣播電臺的三重任務，不僅報道新聞，還代表黨中央發表時事政治評論。接著，中共中央又把新華社分成兩支工作隊伍，以適應戰時需要。一支隊伍由廖承志率領，包括了新華總社大部分人員，于3月20日東渡黃河赴太行山地區，實行戰略大轉移。另一支隊伍由新華社副總編輯范長江率領，由新華總社少數精干人員41人組成，同年11月發展至107人，番號為“四大隊”，留在陜北，在毛澤東、周恩來率領的中央縱隊身邊從事新聞宣傳工作，充當黨中央的“耳目”與“喉舌”。其主要任務是：收譯國內外通訊社電訊，為黨中央及時提供信息；負責黨中央同太行新華總社之間的電臺聯系，傳送指示、報告與文稿；抄收新華總社的文字廣播，加上外國通訊社的電訊，編印供中央機關閱讀的《新聞簡報》與《參考消息》；代表總社就近指導新華社西北總分社和西北野戰軍前線分社的報道工作。在新華總社向太行山區轉移之時，中共中央還緊急指示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迅速抽凋晉冀魯豫《人民日報》、新華社晉冀魯豫總分社、太行分社等單位的部分干部，組建新華社臨時總社，臨時接替在轉移中的新華總社的工作。新華社臨時總社建立后，每天24小時同陜北黨中央保持聯系，在范長江的直接指導下，播發中共領導人的講話和為新華社寫的評論或社論。中共中央發言人的談話，以及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消息。1947年7月上旬，廖承志率領的新華總社大部人員歷時3個月，行程2000多公里，勝利抵達河北涉縣，在太行山區重建新華總社。新華臨時總社的任務完成，其人員除少數參加總社工作外，大部分回到原來的工作單位。

為了適應人民解放軍轉人反攻時期的宣傳報道需要，新華總社編輯部門的建制擴大，將原來的科、組、室調整擴充為部，設立了解放區部、國民黨區部、國際部、語言廣播部、英文廣播部、英譯部等。在工作業務方面，7月下旬起抄收外電工作恢復到延安時期的規模；8月1日起恢復了半月一次國內外的述評性新聞；文字廣播增加“新聞情報”項，供中央領導機關及前方部隊指揮員參考；口語廣播增加了簡明新聞，供行動中的野戰部隊收聽；9月11日，新增國內英語口播新聞。

1948年3月，黨中央決定東渡黃河，向河北平山縣轉移。新華總社也分批離開太行山區向平山轉移。5月22日，總社在太行山區的工作全部結束，自23日起由已抵達平山的新華社人員接替各項工作。6月初，新華社最后一批人員抵達平山。此后，中共中央恢復與加強了對新華社的直接領導，組織機構進行了調整與充實，原來的總社社務委員會擴大為管理委員會，由廖承志、胡喬木、范長江等組成，廖為社長，胡為總編輯，下設編輯部和廣播管理部，分別由范長江和廖承志（兼）任部長。10月，總社又成立了編委會，由胡喬木負責，處理宣傳方針、編輯業務及對各總分社工作的領導。各地總分社和分社發展到20個。在新華總社遷至黨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的同時，陜北新華廣播電臺也遷至平山，自1948年5月23日起在平山播音。

在解放戰爭時期，軍事宣傳報道是人民新聞工作的一項基本內容。為了做好軍事宣傳報道工作，新華社的軍事報道網迅速發展。戰爭初期，新華社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華中等總分社都派出記者組或記者團，隨軍進行采訪活動，后又在這些記者組或記者團的基礎上陸續擴建為前線分社。1946年6月l日，山東野戰軍前線分社率先成立；8月，鄂豫皖野戰分社、豫陜鄂野戰分社亦告成立；1947年1月，山東野戰軍前線分社與華中野戰軍前線分社合并成立華東野戰軍前線分社。6月24日，中共中央軍委和中宣部聯合發出《關于建立野戰兵團新華分社、改進發布戰報辦法的指示》，要求“各野戰兵團均須成立新華分社”。此后，人民解放軍各部隊普遍建立軍事分社或支社，形成了一個強大的軍事報道網，在解放戰爭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1949年3月5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與新華總社發出《關于野戰軍各級新華社名稱、任務的規定》。據此，各野戰軍新華分社擴充為總分社，各兵團設分社，各軍設支社。

新華社成功地報道了許多重大戰役與戰斗場面，產生了不少激動人心的戰地報道與通訊。新華社還發表了大批有影響的軍事評論，其中不少還成為中國革命史上的珍品而永載史冊。1946年6月，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后，新華社以及其他黨和人民的新聞機構就開始將軍事宣傳報道作為中心工作。當時，國民黨占據暫時的優勢，又有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人民解放戰爭能否取得勝利，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問題。對此，新華社等新聞機構不僅加強軍事評論工作，通過各種評論、社論和述評性報道，分析戰局，展望光明前景，還注重運用具體的戰例，說明美蔣反動派的“紙老虎”本質，鼓起軍民必勝的信心。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軍轉人反攻后，新華社以及其他新聞機構更以全力投人大反攻的報道與宣傳，總社編輯部還抽出專人負責撰寫軍事綜合報道與軍事評論。7月1日，新華社發表社論《努力奮斗迎接勝利》；7月2日，新華社報道了劉鄧大軍渡黃河挺進中原的勝利消息。9月12日，新華社發表《人民解放軍大舉反攻》的社論，指出戰爭形勢已發生根本轉變。接著，新華社還播發了《四路大軍揮戈南下》等一系列有關大反攻的新聞。在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和渡江戰役期間，新華社以及其他新聞機構的報道，多側面地充分反映了戰役的主要進程、勝利成果和偉大意義，出現了一批優秀的新聞報道與通訊。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了一系列新聞報道與評論，如《中原我軍占領南陽》（1948年11月5日）、《我三十萬大軍勝利南渡長江》（1949年4月22日）等消息；《中國軍事形勢的重大變化》（1948年11月14H）、《將革命進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評戰犯求和》（194年五月5日）、《丟掉幻想，準備斗爭》（194年8月14日）。《別了、司徒雷登》（194年8月18日）等評論，筆調豪放，有一股撼人心靈之氣。而毛澤東以《華北各首長號召保石沿線人民準備迎擊蔣博軍進擾》（194年10月27日播發）和《評蔣博軍夢想偷襲石家莊》（1月31日）兩條新聞導演的一幕“空城計”，更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如何掌握時機，巧寫新聞的范例。

新華社和新華廣播電臺還成功地組織了瓦解敵軍和爭取蔣軍家屬的宣傳報道。1946年7月，原國民黨上尉劉善本第一個駕機起義飛抵延安后，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播發了劉善本對國民黨空軍官兵的廣播演講《趕快退出內戰漩渦》。自1947年1月20日起，延安臺又每天播發放下武器、脫離內戰的國民黨軍官的名單。同年9月5日起，陜北臺正式開辦《對蔣軍廣播節目》（后改稱《對國民黨軍廣播節目》），每天半小時。邯鄲臺、東北臺等也有過類似的節目。這類節目以蔣軍官兵為主要對象，采用多種宣傳形式，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主張和寬大處理放下武器人員的政策，報道人民解放軍不斷勝利的形勢，揭露國民黨當局的造謠欺騙，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號召他們棄暗投明。反“客里空”運動與新聞工作中兩條戰線的斗爭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將抗戰時期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改變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1947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土地會議，進一步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了徹底消滅封建以及半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于是，土地改革運動在解放區全面展開，并成為新華社和解放區的其他報刊、電臺宣傳報道的重要內容。

但是，在土改運動初期，實際工作中一度出現右的傾向，士改宣傳報道也犯了不少右傾錯誤。主要是沒有充分反映農民群眾的要求，卻宣傳地主擁護土改，一派“和平”土改的虛幻景象。報紙上的失實新聞報道也為數不少，出現了一些憑空制造的“英雄”與“模范”。這一切，不僅妨害了上改運動的展開，還損害了人民新聞事業的形象，廣大農民對報紙產生了不信任的情緒。對此，在中共中央晉綏分局領導下，《晉綏日報》首先認識錯誤并予以糾正。自1947年6月起，《晉綏日報》認真檢查了新聞報道工作中右的傾向和存在的新聞失實問題，采用在報紙上公開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發動群眾揭露假報道，維護新聞真實性原則，反對“客里空”。6月15日，《晉綏日報》用第四版整版的篇幅刊登蘇聯劇本《前線》中有關“客里空”的情節。客里空是一個慣于弄虛作假、吹牛拍馬的戰地特派記者，從不深人戰場，而是呆在總指揮部，根據從總指揮部聽到的一星半點材料胡編亂造，最后終于暴露了馬腳，被廣大紅軍官兵從前線轟走了。《晉綏日報》在編者按中說：“我們的編者作者應該更加警惕，并勇敢地嚴格地檢討與揭露自己不正確的采訪編寫的思想作風，更希望我們每一個讀者都起來認真、負責、大膽地揭發客里空和比客里空更壞的新聞通訊及其作者，在我們的新聞陣營中，肅清客里空。”6月25日至27日，《晉綏日報》又以《不真實新聞與客里空之揭露》為題，將報社自我檢查出的或群眾揭發檢舉出的失實報道連續曝光。接著，一些記者、作者。通訊員也響應報社的號召，對自己采寫的報道失實之處作自我檢查與自我批評。許多讀者也熱情地向報社提供口頭的或書面的材料，一些縣區的基層政權組織還幫助報社開展運動，發動群眾檢舉“客里空”。《晉綏日報》勇于自我批評的精神，受到了廣大讀者的贊揚。9月18日，《晉綏日報》在其創刊七周年紀念之際，同新華社晉綏總分社聯名發表《關于“客里空”的檢查》，連載4天，將檢查的重點指向報社的領導人員，提出把肅清“客里空”與檢查端正領導作風結合起來。

《晉綏日報》的反“客里空”得到黨中央的肯定，通過新華社的宣傳報道，它被推廣到各解放區的新聞界。1947年8月28日，新華社發表署名總社編輯部的專論《鍛煉我們的立場與作風??學習<晉綏日報>檢查工作》，指出：“《晉綏日報》這次反對‘客里空’運動，在人民新聞事業建設過程中是有歷史意義的”，“各解放區的新聞工作單位部門及個人，均應普遍在公開的群眾性的方式下，徹底檢查自己的立場與作風，要由此開展一個普遍的學習運動”。9月二日，新華社又發表社論《學習＜晉綏日報＞的自我批評》，分析了解放區新聞工作者的立場與作風發生問題的階級根源與歷史根源，指出：“《晉綏日報》的自我批評是土地改革中的一個收獲，它必將使新聞工作更加向前推進一步。這種自我批評，不僅各解放區的新聞工作者要學習，而且．一切工作部門都應當向它學習，以便更加改進自己的工作。”此后，反“客里空”運動向縱深發展，由新聞報道失實現象的糾查深人到新聞工作者立場與作風的檢查。自9月起，各個解放區的新聞界普遍展開反對“客里空”的運動，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晉冀魯豫總分社、太岳《新華日報》和新華社太岳分社、《東北日報》和新華社東北總分社等新聞單位都先后作出學習《晉綏日報》自我批評精神的決定，認真檢查新聞報道工作和新聞工作者立場作風等問題。

《晉綏日報》發起并在各個解放區新聞界展開的反“客里空”運動，一直持續到1948年春季才告一段落。這場運動發揚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檢查、糾正了新聞報道失實現象，維護了新聞真實性原則；克服了土改宣傳中的右的傾向，改造了新聞工作者的立場與作風，提高了新聞工作者的政治素質。

但是，在反“客里空”運動中也存在“左”的偏向，誤傷了一些好人，尤為嚴重的是致使土改宣傳報道在1947年下半年特別是第四季度出現了“左”的偏向。《晉綏日報》等不少報紙宣傳了“查三代”來劃分階級成分的錯誤做法，片面強調“走貧雇農路線”，排斥與打擊中農和其他工商業者，對上改運動起了誤導作用。所幸的是，這一情況迅即為黨中央所察覺。1948年2月1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黨內指示《糾正土地改革宣傳中的“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