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文學：40年代文學概述一、戰爭對文學的制約與影響二、戰時文學的階段性特征三、戰時文學的區域化特征

四、《講話》的發表與現代文學的轉向一、戰爭對文學的制約與影響（一）戰爭背景

1937年－1949年是現代文學的第三個階段，又概稱40年代文學。這十二年的文學演變始終伴隨著連綿烽火，戰爭作為政治的極端形式和戰時政治的最高形態，構成制約、影響文學變動的強有力因素，也使這一時期的文學生成、衍化出現了不同于二三十年代的一系列戰時特點。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抗日戰爭全面打響（二）作家生活

1、戰爭引發的深重危機促成了作家們空前的團結。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和“中華全國文藝家協會”的成立。2、作家生存環境、創作條件急劇惡化。如洪琛舉家自殺（未遂），艾蕪、聞一多靠典當、兼職艱難度日，蕭紅、魯彥死于戰亂遷徙和貧病交加。3、戰爭作家第一次真正貼近了以工農為主體的廣大底層民眾的生活現實，為作家真切地表現民眾生活創造了客觀條件。

（三）戰時社會心態——文學規范

1、戰時社會心態

政治上的超常敏感和認識、處理問題的“簡約化”方式。文學的政治功能被無限夸大，文學在想象中成為各階級集團競相爭奪的對象和決勝的戰場。文學論辯的政治化，如梁實秋“抗戰無關”論爭。2、戰爭文學規范強化文學的宣傳功能、教諭功能，而排斥與貶低其審美功能和娛樂功能。

強調對立，忽視溝通。文學創作追求情節大起大落、人物涇渭分明，語言系統也完全對立，而劃分的界線主要就是政治立場。（四）戰爭對文學影響:三特征

1、階段性:戰爭的變化促成相應的社會心理與審美趣味，決定著文學潮流與創作風氣的階段性變更。

2、區域性:戰爭把文學切割成國統區、解放區、淪陷區和上海“孤島”等不同空間。

3、轉折性:現代文學——共和國文學（當代）二、戰時文學的階段性特征

（一）主題與題材的階段性變化1、揭示和批判戰爭中暴露的社會痼疾與時代病變2、思考民族命運、憂慮國家前途：歷史傳統－現實生活－民族新人

3、知識分子的自我拷問

（二）文體風格與創作形式

階段文體形式創作風格創作形式抗戰初期報告文學熱烈鮮明、高亢激越

集體創作形式出現，并且由國統區而解放區、由戲劇而小說迅速蔚然成風。

抗戰進行朗誦詩與街頭詩、活報劇和短劇沉郁冷峻、厚重蒼涼，追求史詩風范

抗戰中期長篇小說、多幕劇作與長篇敘事詩（及抒情詩）40年代后期諷刺詩、諷刺喜劇流行；大量文體形式的民族化、群眾化實踐國統區：諷刺解放區：明快樸素

三、戰時文學的區域化特征

（一）戰時文學中心的散落、遷移與重組日軍占領盧溝橋

1、戰時文學中心的地域變化

一是文學呈現向西（西南、西北）發展并重建中心的態勢；二是文學中心的階段性與區域性：重慶、延安、上海分別成為各自區域的文學中心

2、幾個次區域文學中心概述

桂林：從1942年至1944年湘桂大潰敗這段時間，桂林成為一座文化城和文學城。作家匯聚：司馬文森、于逢、夏衍、茅盾、胡風、宋之的、駱賓基、端木蕻良出版繁榮：《野草》、《詩創作》、《文化雜志》、《文藝生活》；胡風在桂林主持出版了《七月詩叢》、《七月文叢》，展示了七月派的創作實績。

國民黨在正面戰場抵抗入侵日軍2、幾個次區域文學中心概述晉察冀

青年詩人群：“戰地社”與“鐵流社”，出版《詩建設》周刊等刊物，積極開展詩朗誦、詩傳單和街頭詩活動，致力于短詩與小詩的寫作。主要成員：田間、史輪、魏巍、陳輝、邵子南、方冰、勞森等

八路軍戰士正在與日寇戰斗2、幾個次區域文學中心概述北京

北京文壇經歷了一段蟄伏期后于1939年初才從校園文學開始復蘇。

校園作家：張秀亞、吳興華；旅京的東北流亡作家：袁犀、戈壁；臺灣作家：鐘理和；女作家：梅娘

北平淪陷后，日本侵略軍入城（二）地緣政治與文學發展的區域化

戰時多種性質政權形式的共存所形成的地緣政治格局使這一時期的文學形態呈現區域分化的特征：1、國統區文學（教材498－503）2、孤島文學與淪陷區文學

（教材503－506）3、解放區文學（教材507－512）湖南芷江受降紀念坊：1945年8月21日，日軍今井武夫由南京飛抵芷江進行乞降會談四、《講話》的發表與現代文學的轉向（一）《講話》發表背景1942年5月，正當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處于極端艱苦的戰略相持階段之際，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

毛澤東參加延安文藝工作座談背景一：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繼承與反省在毛澤東看來，“五四”的缺點主要有兩條：普及不足：“這個文化運動，當時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立場缺陷：“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方法……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后來這個運動的發展”。

《解放日報》發表講話背景二：對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的完善與發展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從此以延安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成為中國革命的心臟；許多傾向于革命的知識分子和文藝工作者奔赴延安，又使這里成為中國革命文藝的中心。背景三：對文藝工作和文藝思想的指導與規范抗日戰爭背景下，農村成為革命文藝運動的主要文化環境，廣大工農兵群眾成為文藝工作的主要對象和文藝作品的主要接受者。問題：出身于知識分子的作家如何同工農兵大眾的結合；作家高雅的藝術追求同戰時需要的普及的宣傳式作品的矛盾；承繼著五四的批判、暴露、諷刺的文學精神與革命文藝頌揚、鼓勁要求的差異。

王貴與李香香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二）《講話》和文藝的工農兵方向

文藝工農兵方向的具體內涵為：1、以工農兵為文藝工作服務的對象

2、以服務并從屬于政治為文藝的性質和地位

3、以“普及第一”為開展文藝工作的指導方針

4、以工農兵生活為文藝表現的主要內容

5、以大眾化和民族化為文藝創作的主要風格

6、以改造世界觀為實現工農兵方向前提和保證

郭沫若初讀趙樹理小說形容自己的新鮮感受說：“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穎、健康、簡樸的內容和手法；這兒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義，新的作風，新的文化，誰讀了，我相信都會感著興趣的。”（三）《講話》的影響和文學的轉向1、批判“人性論”：從“人的文學”到階級的文學

“人的文學”是五四新文學的一個深固的傳統，其基礎是人道主義、人性論、人類愛、個性主義等理念，這些理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判。這是文學理論根基上的一個深刻的變化，即對文學的階級性和人性加以割裂，用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學說根本否定和置換五四新文學的人本主義（人道主義）理論基礎。地主逼迫農民階級斗爭成為解放區文學主要的敘述對象（三）《講話》的影響和文學的轉向2、批判“為藝術而藝術”：從“美的文學”到政治的文學從城市來到延安的文藝工作者大多摒棄了唯美主義或“為藝術而藝術”創作理念，但多少還抱有藝術至上的觀念，自然同“服從政治”的文學發生沖突。《講話》強調文藝從屬和服從于政治。文學作品的政治性逐漸成為判斷文學作品價值的第一標準，藝術性則淪為附庸。

1947年7－8月，在晉冀魯豫邊區舉行的文藝座談會上，提出“趙樹理方向”，文學作品強烈的政治功利性和民族化和大眾化審美取向成為時代主流。（三）《講話》的影響和文學的轉向3、批判“暴露黑暗”：從“啟蒙的文學”到謳歌的文學

主張暴露和批判黑暗是五四啟蒙文學的延續，尤其是對魯迅精神的承繼和發揚。然而在殘酷的戰爭年代和高度體制化的革命陣營內部，這類言論無異于階級異己分子的異端邪說。《講話》批判了“暴露黑暗”、“還是雜文時代”等說法，“寫光明為主”的謳歌文學被提升到主流文學的位置上。馬烽、西戎《呂梁英雄傳》，情節曲折驚險，洋溢著英雄主義、浪漫主義情懷復習題

一、解釋：

1．國統區文學；2．解放區文學；3．淪陷區文學；4．孤島文學；5、好一計鞭子；6、“文協”二、簡答：1．戰爭文化心理對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的影響。2．戰時文學中心的區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3．文藝的工農兵方向的主要內涵。三、論述：

論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的劃時代意義。王實味冤案王實味（1906-1947），文藝作者及翻譯工作者，是中共黨內最早因思想問題而被公開殘酷斗爭，最后秘密冤殺的著名人物。1942年，在延安第一次整風運動中，王發表《野百合花》等文章，批評中共某些官僚作風，被指為「反革命」、「國民黨特務」、「托派」，開除了黨籍并且囚禁起來。1947年王實味被押解到山西，被秘密處死。1991年2月，終于由公安部正式給予平反。

“與抗戰無關”論爭文字的性質并不拘定。不過我也有幾點意見。現在抗戰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微不同。于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都沒有益處的。

——《編者的話》（見1938年12月1日《中央日報.平民副刊》）梁實秋“與抗戰無關”論爭

我不說話，不是我自認理屈，是因為我以為沒有說錯話。四個月的‘‘平明’’擺在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八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