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迎來重大發展機遇，雙方加速對接數字發展戰略，數字發展基礎持續增強，產業數字化轉型不斷深入、民眾數字消費慣性初步形成。同時，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也面臨東盟國家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水平存在差異、缺乏數字人才、數據跨境流動規則體系尚未建立以及域外大國的競爭和干擾等問題和挑戰。中國與東盟應以RCEP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契機，攜手構建優質可信的數字基礎設施，共同打造可持續發展的數字人才培養計劃，協商制定互利共贏的數據跨境流動規則以及聯合營造開放包容的數字經濟合作環境，深化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加快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關鍵詞：中國—東盟命運共體，數字經濟，數字基礎設施，數字技術，數字消費近年來，數字經濟展示了強大的生命力，不僅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復蘇的重要引擎，而且成為大國競爭的戰略資產。當前，發展數字經濟已成為美國、德國和日本等世界發達國家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和經濟下行壓力的共同選擇，全球加速進入數字技術躍遷、經濟范式轉換、治理模式變革的重要窗口期。作為中國好鄰居、好伙伴的東盟國家，圍繞數字經濟的發展，也密集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以加快推動本國數字化轉型和數字經濟發展。數字經濟正成為東盟國家經濟發展新的著力點和增長點。根據淡馬錫、谷歌和貝恩2021年11月聯合發布的《2021東南亞數字經濟報告》稱[1](P21)，東南亞正在進入“數字十年”，有望在2025年突破3600億美元，到2030年甚至可能達到7000億至1萬億美元，深化中國和東盟數字經濟合作正當其時。關于中國和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當前研究取得了一定進展，但也存在著對數字經濟內涵把握不清、對新形勢的研判不夠、多置于數字“一帶一路”時空范疇、聚焦于東盟國家數字化政策分析不足等問題。為彌補上述研究的不足和反映新的合作進展，本文擬在新的國內外背景下，準確剖析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的機遇，系統分析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面臨的深層次挑戰，探討深化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的主要路徑。一、數字經濟的特征和內容隨著互聯網、物聯網以及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快速發展，并逐漸向經濟社會各個領域融合、滲透，人們對數字經濟的認識也在持續深化，數字經濟的內涵和外延不斷(一)數字經濟的基本特征回顧人類經濟增長的歷史，“數字經濟”是一種與農耕經濟、工業經濟和信息經濟截然不同的經濟形態(見表1)，其反映了這個時代已經到來或正在到來的變革，孕育著國際經濟的未來走向。近20年來，國內外學者、智庫以及政府部門從多角度對數字經濟內涵進行了研究。但至今為止，數字經濟仍缺乏一個精確的通用定義，以明確在衡量它時應該包括哪些因素。給數字經濟下定義最根本的挑戰在于數字技術的迅速變化。隨著數字技術在整個經濟社會中的滲透越來越深，數字經濟覆蓋的范圍越來越廣，內涵不斷豐富。本文在借鑒和綜合眾多數字經濟定義的基礎上，認為數字經濟是指以數據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數字基礎設施為重要載體、以數字技術為效率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2](P8)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數字經濟從基本特征和規律性特征方面，呈現出有別于工業經濟和信息經濟的獨有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如圖1)：一是數據成為驅動經濟發展的核心生產要素。隨著互聯網和物聯網的蓬勃發展，與人類的消費、投資等經濟行為相關的信息都將以數字化的格式存儲、傳遞、加工和使用，數據量呈幾何式增長。數據日益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性戰略資源。對國家而言，誰掌握了數據，誰就具備了競爭優勢。美國就認為，數據是“未來的新石油”[3](P28)。二是數字基礎設施成為經濟發展的支撐。在工業經濟時代，經濟活動建構在以鐵路、公路和機場為代表的物理基礎設施之上。在數字經濟時代，經濟活動建構主要在以寬帶、信息港、云計算中心等專用型數字基礎設施之上。三是數字技術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近年來，5G、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區塊鏈、大數據等前沿技術正加速進步和不斷突破創新，在提升產業生產率的基礎上，為經濟發展提供強勁動力[4](P8)。四是數字環境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數字環境的內容主要包括數字平臺以及與其相伴生的數字人才。在數字技術進步的推動下，阿里巴巴、騰訊、Meta、亞馬遜、谷歌等數字平臺應運而生。這些數字平臺的核心價值除了精確匹配供給和需求外，還將使市場這一資源配置的機制更好地發揮作用，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則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與此同時，隨著數字平臺的出現，企業數字人才缺口越來越大。[5](P46)(二)數字經濟的主要內容在全球數字化轉型的影響下，以數字技術賦能、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加快了經濟系統內各要素的相互作用，推動了產業系統內的調整和變化，優化了各方面要素配置的組合方式，使得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的動力實現最大化。本文借鑒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數字經濟“三化”框架[6]，認為數字經濟主要包含以下幾部分內容：一是數字產業化，即信息通信產業，具體包括互聯網行業、電信行業、數字技術服務業、電子信息制造業等；二是產業數字化，充分借助互聯網、5G網絡、物聯網、大數據以及人工智能等數字基礎設施，通過信息資源共享，推動各類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三是數據價值化，提升數據使用的程序性和規范性，明確數據的共享范圍、使用方式、權利歸屬、數據標準等具體要求。二、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的機遇中國與東盟基于各自的數字市場，資源以及技術優勢，不斷加強數字發展戰略對接，持續增強數字發展基礎，大力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以及積極引導民眾形成數字消費習慣，使得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迎來歷史性的機遇。(一)數字發展戰略對接加速近年來，中國和東盟各國圍繞信息化和數字經濟的發展，密集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以加快本國數字化轉型和加速雙方數字發展戰略對接。一方面，中國積極推動數字化轉型。2021年3月，中國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要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7]2021年10月，習近平主席再次強調，要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8]2021年11月，中國正式申請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9]，充分展示了中國在新發展格局下與各成員加強數字經濟領域合作、促進創新和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東盟和東盟國家紛紛發布數字戰略規劃。在東盟層面，在2015年發布《東盟信息通信技術2020年總體規劃》、2018年批準《東盟數字一體化框架》、2019年制定《〈東盟數字一體化框架〉行動計劃2019—2025》等一系列數字發展計劃或戰略的基礎上，2021年1月，東盟首次數字部長會議再次發布《東盟數字整體規劃2025》[10]，旨在將東盟建成一個由安全和變革性的數字服務、技術和生態所驅動的領先數字社區和經濟體。在國別層面，東盟各國也制定了一系列數字經濟發展計劃(如表2)。更重要的是，中國和東盟簽署了一系列數字經濟合作文件，以加快數字發展戰略對接。2020年11月，在第23次中國—東盟領導人視頻會議上，雙方發表了《中國—東盟關于建立數字經濟合作伙伴關系的倡議》[11]，同意抓住數字機遇，打造互信互利、包容、創新、共贏的數字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加強在數字技術防疫抗疫、數字基礎設施、產業數字化轉型、智慧城市、網絡空間和網絡安全等領域的合作。2021年11月，在第24次中國—東盟次領導人視頻會議上，雙方強調，中國—東盟應落實好未來五年科技創新伙伴關系行動計劃，探討開展工業產業設計合作，盡快完成制定《關于落實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伙伴關系的行動計劃(2021-2025)》。[12]長遠來看，在良好的政策環境下，加強中國—東盟數字發展戰略對接，將實現優勢互補，達成共贏，彌合數字鴻溝，釋放區域經濟增長潛力，推動中國—東盟經濟合作邁向更高水(二)數字發展基礎持續增強數字基礎設施對于數字經濟的發展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為推動國家經濟復蘇和企業復工復產，中國和東盟國家大幅度提升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一是網絡覆蓋率不斷提升，同時資費逐步下調。中國固定寬帶網絡延伸至全國所有鄉鎮，行政村覆蓋率達到98%。在資費方面，從2015年起持續開展網絡提速降費行動以來，中國國家固定寬帶和手機流量的平均資費下降超過了95%。[13]網絡資費的大幅下降，不僅有效降低了民眾的生活成本，也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在東盟國家，移動寬帶成為區域通信發展顯著亮點。東盟4G網絡覆蓋率達50%以上，其中新加坡、泰國的3G和4G覆蓋率達到99%，文萊普及率達94.9%，菲律賓超過70%，印度尼西亞、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六國互聯網普及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區域互聯網普及率明顯提高。2020年，新加坡、菲律賓等多個東盟國家開始推進5G建設，積極部署數據中心等。在資費方面，東盟國家固定寬帶和手機流量的平均資費也正在下降，如老撾的手機流量資費從8.6%下降到5.9%。二是中國與東盟互聯網普及率穩步上升。截至2021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11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1.6%，10億用戶接入互聯網，形成了全球最為龐大、生機勃勃的數字社會。[14]而東南亞則是全球互聯網用戶數量增長最快的地區。根據谷歌、淡馬錫和貝恩公司聯合發布的《2021年東南亞數字經濟報告》顯示，2021年東南亞國家新增4000萬互聯網用戶，共有4.4億用戶，互聯網普及率達到75%。[1]三是中國和東盟國家數字支付的用戶規模不斷擴大。截至2021年6月，我國網絡支付用戶規模達8.72億，較2020年3月增長1.62億，占網民整體的86.3%。[14]2021年，東南亞國家網絡支付用戶規模達到3.32億，支付由線下轉線上的趨勢十分明顯。[1]概而言之，在網絡覆蓋率、互聯網和數字支付普及率穩步提升的三重驅動下，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基礎持續增強。(三)民眾數字消費慣性初步形成新冠肺炎疫情深刻改變了社會運轉模式和居民行為模式，在消費方面的影響尤為突出。目前來看，中國和東盟各國民眾的數字消費并不是一種短暫的現象，而是正演變為一種新的生活模式。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數字經濟正在吸引新的消費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出行管制”等多項防控舉措的實施，使得通過互聯網進行對外溝通和消費的用戶數量快速增加。如東南亞國家新增了約6000萬數字經濟消費者，僅2021年上半年就有2000萬人加入。其中，泰國和菲律賓的用戶增長率最高[1](如圖2)。二是現有消費者在數字經濟方面的支出和使用頻率正在增加。新冠肺炎疫情除了促進消費者使用互聯網在線服務之外，也增加了消費者在這些服務上的使用頻率和支出費用。其中，食品配送的使用率增長最為顯著。在滿足食物需求后，如何度過居家時間也成為另一個重要問題。新聞資訊、網絡文學、音樂、視頻、網游、直播等數字內容成為多數消費者的選擇。三是新的消費者計劃保持數字消費習慣。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國家經濟運行各方面受到不同程度影響，數字經濟領域消費的特殊角色和作用更加凸顯。80%的數字消費者對數字服務感到滿意，而這種滿意使絕大多數數字消費者，計劃繼續使用數字服務，并將其作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接受。[1]由此可見，隨著數字配套基礎設施逐漸完善，數字消費習慣正在重塑傳統的消費方式。(四)產業數字化轉型加快隨著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深度融合，中國與東盟國家產業數字化轉型加速發展。首先，電子商務展現出巨大活力，成為最大的經濟增長動力。自2015年起，中國與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就簽署了一系列電子商務合作文件(如表3)，使中國和東盟電子商務合作蓬勃發展。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結構的沖擊，讓東盟國家的企業進一步意識到，跨境電商能夠幫助本國更多產品進入中國市場。其次，數字娛樂釋放出更強的經濟推動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東南亞互聯網用戶人均每日上網時間達到4.7小時，視頻點播服務增速達到38%，音樂訂閱增速達到34%。在新加坡、越南和菲律賓，數字媒體領跑當地數字消費市場，分別達到了6.68億美元、8.71億美元和11.53億美元。[15]再次，遠程醫療成為發展“新商機”。因新冠肺炎疫情而不斷擴大的醫療需求，在促使數字技術和醫療平臺加速融合的同時，也使投資者對遠程醫療的興趣愈發濃厚。根據調查顯示，僅在2021年上半年，東南亞的遠程醫療投資就達到11億美元，超過了2020年的8億美元，未來將繼續保持上升趨勢。[1]最后，遠程教育將繼續成為東南亞重要的教育形式。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東盟各國紛紛關閉了學校，推動使用教育電視節目和網絡授課，東南亞地區的遠程教育用戶量大幅增加，由疫情前的600萬增長至疫情后的2000萬。由此看來，良好的政策環境，不斷鞏固的數字設施和群眾基礎，在提升中國和東盟新一代信息技術應用與經濟社會融合能力的同時，也進一步加速了中國和東盟國家產業數字化轉型，豐富了雙方合作領域。三、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面臨的挑戰目前，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迎來歷史性的機遇，并保持著較好的發展勢頭。同時，中國—東盟數字經濟未來合作也面臨著諸多深層次挑戰，制約著雙方合作在深度、效度和廣度上持續推進。(一)東盟各國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水平存在差異數字基礎設施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東盟十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存在明顯鴻溝且總體水平較低。新加坡、文萊和馬來西亞在數字化轉型方面走在前列，印度尼西亞、泰國、越南和菲律賓緊隨其后，而柬埔寨、緬甸和老撾正處于制定其信息通信技術(ICT)政策和監管框架的初級階段。[16](P37)從全球層面來看，東盟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水平也相對落后。根據國際電信聯盟2017年發布的全球國家與地區信息與通信發展指數(ICTDevelopmentIndex，IDI)榜單，176個國家與地區當中，東盟十國僅有四國位列前100，分別是新加坡、文萊、馬來西亞與泰國。東盟各國中，新加坡排名最高，位列全球第18。老撾排名最低，位列全球第144。[17]可以看出，大部分東盟國家數字基礎設施發展相對落后，數字通信基礎設施投資需求潛力巨大。而東盟各國數字基礎設施發展不均衡，將阻礙區域內的數據自由流動，進而制約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的深度和效度。此外，雖然東南亞是世界上互聯網發展最快的地區，但在互聯網的速度和可負擔性等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根據東盟2020年數據顯示，固定寬帶速度排名第一的新加坡為181.47Mbps，泰國為47.35Mbps，而老撾僅為13.11Mbps。在東盟成員國中，新加坡互聯網成本最低，每月每兆比特僅0.05美元，其次是泰國0.42美元，而老撾平均成本為每月每兆比特425美元。[18]隨著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的不斷推進，雙方必須警惕數字鴻溝日益擴大的風險。(二)東盟各國普遍缺乏數字人才數字人才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在發展數字經濟背景下，數字技能成為勞動者和消費者都應具備的重要能力。隨著數字技術向各領域滲透，勞動者和消費者都越來越需要具有數字技能，企業對數字人才的需求越發強烈。根據2021年世界經濟論壇的調查報告顯示[19]，不到一半的東盟勞動者認為自己精通數字技能，認為數字技能很重要的70%受訪者則表示，他們在數字技術應用方面并不熟練。這種重要性和熟練程度之間的差距表明，東盟各國需要制定政策幫助民眾提高自身技能，以滿足企業對于數字技術人才的需求。就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而言，如果勞動者和消費者，不具備基本的數字技能，將無法正確地運用數字化產品和服務，進而阻礙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4](P8)反之，提升東盟各國民眾的數字技能，培養企業需要的數字人才，是深化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的重要著力點。這種做法既有利于促進數字消費，也有利于加速產業數字化轉型，甚至能贏得東盟各國民眾對中國的信任。(三)數據跨境流動規則體系尚未建立數據跨境流動規則體系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數字經濟的發展，除了物理基礎設施外，網絡市場也需要規則和法規來確保數據的自由流動，保護消費者和生產者，保障自由貿易和投資，從而確保數字經濟的平穩有序發展。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數字化的趨勢影響，數據大規模的跨境傳輸不可避免，多國通過國內立法、簽署國際協定的方式確立數據跨境流動規則。如歐盟發布《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和美國設置《澄清境外數據的合法使用法案》(CLOUD)，都在積極推動構建以自身為主導全球跨境數據自由流動規則。受到國家安全、個人隱私保護以及數字技術水平差異等諸多因素的影響[20](P87)，中國與東盟尚未就跨境數據自由流動規則展開對接。在此情形下，以“國家安全”關切為核心的“重要敏感數據”將成為深化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的主要限制。與此同時，隨著跨境數據流動與數字經濟的“有限性特征”進一步顯現，部分東盟國家出于對國家安全利益的考量，會不同程度地對跨境數據流動加以政策或法律法規限制，進而阻礙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走深走實。[21](P87)總而言之，盡管中國與東盟圍繞網絡安全治理已展開密切合作，但雙方尚未達成有效的跨境數據規則，這將阻滯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進一步深化。(四)域外大國的競爭和干擾隨著中美戰略競爭蔓延到科技領域，中美兩國作為全球數字經濟的領先大國已經開始在數字技術領域展開博弈，[22](P35)而東南亞地區更是中美數字博弈的核心區。首先，美國積極拉攏東盟國家開展網絡合作。在合作機制上，雙方建立了數字聯通和網絡安全合作關系(DCCP)，并首次啟動了美國—東盟網絡政策對話(US-ASEANCyberPolicyDialogue)；在合作內容上，雙方制定了“美國—東盟聯通行動計劃”，為東盟提供網絡安全及新技術培訓；其次，隨著網絡空間戰略價值的凸顯以及中美競爭的持續進行，美國試圖構建網絡領域遏華包圍圈，尋求遏制中國在數字技術領域的影響力。如美國“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機制，企圖通過打造“數字技術”聯盟[23]，遏制中國數字技術發展和創新，進而維護美國在印太地區數字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拜登執政后，美國將東盟視作其在“印太”地區網絡空間國際戰略的重要拉攏對象，以增強美國在網絡空間的話語權及其合法性。2021年6月，美國參議院通過《2021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明確表示要構建一個“去中國化”的全球數字經濟市場；[24]最后，與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的政策不同，拜登政府更注重與盟友及伙伴國家的合作。隨著東盟在網絡安全領域訴求的發展議程的提出，東盟國家在這一領域的訴求不斷增加。2021年8月20日美國與新加坡的國防部簽署了一份關于網絡空間合作的諒解備忘錄(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concerningcooperationincyberspace)，將網絡安全合作制度化。2021年11月，印度尼西亞—美國安全對話(Indonesia-UnitedStatesSecurityDialogue)召開，雙方表示在網絡領域加緊合作。[25]由此可見，美國等域外大國正積極拉攏東南亞國家，重塑全球數字經濟規則。這必將給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造成嚴峻的外部挑戰。四、深化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的路徑選擇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機遇與挑戰并存。雙方應緊抓新機遇，在挑戰中尋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通過構建優質可信的數字基礎設施，打造可持續發展的數字人才培養計劃，制定互利共贏的數據跨境流動規則以及營造開放包容的數字經濟合作環境，來謀劃中國和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的發展。(一)攜手構建優質可信的數字基礎設施普遍、安全和負擔得起的網絡連接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本推動力，也是包容性增長、創新和可持續發展的催化劑。建設5G、人工智能、互聯網、物聯網、光纖寬帶、物聯網、大數據中心、云計算中心等數字基礎設施，助推傳統產業數字化發展，是深化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的關鍵。中國有必要與東盟國家攜手構建優質可信的數字基礎設施，夯實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基礎。一是加大對東盟國家數字基礎設施類公共產品供給，助力其互聯網、物聯網以及衛星導航等重要數字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二是將互聯互通作為重點，聚焦關鍵通道、關鍵節點、關鍵項目，著力推進網絡通信等領域合作，在數字互聯互通方面與利益攸關國家達成合作協議，共同推動數字互聯互通建設。“一帶一路”國家的共建空間信息走廊的建設實踐可作為各國合作的典型參考；三是鼓勵東盟各國加強對新型基礎設施的建設投入，鼓勵東盟各國將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環節，探索以可負擔的價格擴大高速互聯網接入和連接的方式，推動東南亞地區的5G數字基礎設施投資。(二)共同打造可持續發展的數字人才培養計劃在數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人類思維方式不斷被打破、生活方式不斷被刷新、學習方式也在不斷被重塑，數字化轉型從選擇題變成國家的生存題，每一個國家都在加快數字化轉型的步伐。在促進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如果想要獲得成功，就必須從根本上完成數字化人才的重塑和培養。因此，如何培養數字化人才成為雙方必須思考和實踐的問題。一是堅持以人才需求為導向，鼓勵中國與東盟共同搭建數字人才培訓平臺，通過對口數字人才輸送計劃，增加數字人才供給，努力形成中國—東盟特色的數字人才培養生態；二是鼓勵中國和東盟國家合作共建一批高水平、專業化的數字人才實訓基地，加快應用型數字人才培養；三是堅持產業導向，支持中國企業大力使用當地數字人才，并積極對當地數字人才進行培訓，進而實現以才促產的良好局面，并最終形成數字人才培養、實習實訓和就業創業支撐服務體(三)協商制定互利共贏的數據跨境流動規則針對世界各國圍繞數據主權與長臂管轄權的博弈呈現加劇化態勢，中國與東盟應秉持發展與安全并重原則，以合作共贏為目標，以安全可信為前提，針對隱私保護、數據安全、數據確權和數據法治等，強化組織與制度創新，有序推動雙方各項工作，深化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一是督促企業依法獲取數據。企業應嚴格遵守東盟國家數據安全法等法律法規，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同時，創新數據提煉、整合及分析，提升數據資源的使用價值，更好地為當地經濟社會服務。二是構建地區數據監管規則體系。雙方應以RCEP及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契機，加強區域規則磋商及國際監管合作，構建更大范圍的跨境數據安全流動合作區域。三是積極參與構建國際統一的數據監管流動規則。以WTO為核心，協調與平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利益，積極參與到全球數據開放與競爭之中，并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推動與美歐日等國家的跨境數據流動對話。(四)聯合營造開放包容的數字經濟合作環境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化數字轉型的疊加影響下，數字經濟已成為大國地緣博弈的新領域，而東南亞正是大國數字博弈的核心區。在此情形下，中國與東盟應推動數字經濟包容性發展提升數字經濟的可及性，打造開放包容的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樣板，以防范和對沖域外大國的競爭干擾。[26](P41)一是持續擴大國際交流合作。加強與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際電信聯盟等國際組織的聯系，共同營造開放、公平和非歧視性的數字經濟合作環境。二是推動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互利共贏。依托RCEP、“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南南合作等平臺，提升東盟各國采用數字技術滿足自身發展需求的能力，通過基礎設施援建、經驗共享以及數字培訓等多種途徑，加強與東盟國家在數字政府、數字技術抗疫、智慧城市和網絡安全等領域的合作，打造互信互利、包容、創新、共贏的數字經濟合作伙伴關系。三是在數字經濟領域建立中國—東盟多層次的交流機制，促進中國與東盟各國政府、企業、智庫等各方溝通交流，加強國家間政策制定和立法經驗交流、分享最佳實踐，推動數字經濟合作。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疊加影響下，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全球經濟遭到巨大沖擊。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經濟格局，以數據為要素、以數字基礎設施為支撐以及以數字技術為發展動力的數字經濟展現出頑強的韌性，不僅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引擎，也成為中國與東盟經濟合作的新增長點。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面臨新的機遇。雙方數字發展戰略對接加速，發展基礎持續增強，產業數字化轉型不斷加快，民眾數字消費習慣初步形成。然而，在此次疫情大考中，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也面臨著東盟國家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水平存在差異，東盟各國普遍缺乏數字人才，數據跨境流動規則體系尚未建立以及美國等域外大國的競爭和干擾等諸多新挑戰。為進一步深化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中國應充分吸收疫情中雙方數字合作的經驗，在推動本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同時，秉持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理念，積極推動東盟國家數字化轉型和數字經濟發展，為東南亞地區經濟發展貢獻中國力量。具體來講，中國與東盟須以RCEP和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契機，攜手構建優質可信的數字基礎設施，共同打造可持續發展的數字人才培養計劃，協商制定互利共贏的數據跨境流動規則以及聯合營造開放包容的數字經濟合作環境。中國和東盟國家的數字經濟合作，不僅能提升中國以經促政的效果，而且可以加快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參考文獻：[1]Google，TemasekandBain&Company，e-ConomySEA2021[EB/OL].(2021-11-10).https：///globalassets/noindex/2021/e_conomy_sea_2021_report.pdf.[2]楊新臣.數字經濟：重塑經濟新動力[M].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21.[3]趙立斌，張莉莉.數字經濟概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21.[4]馬化騰.數字經濟：中國創新增長新動能[M].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1.[5]湯瀟.數字經濟：影響未來的新技術、新模式新產業[M].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21.[6]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數字經濟新圖景：大變局下的可持續發展新動能[R].2020.[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EB/OL].人民網，(2021-03-13).http：///n1/2021/0313/c1001-32050444-14.html.[8]習近平.把握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和規律，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N].人民日報，2021-10-20，(001).[9]中方正式提出申請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EB/OL].人民網.(2021-11-1).https：///s？id=1715230655000627984&wfr=spider&for=pc.[10]The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ASEANDigitalMasterplan2025(EB/OL).(2021-2-22).https：///wp-content/uploads/2021/08/ASEAN-Digital-Maste-rplan-2025.pdf.[11]李克強在第23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的講話[EB/OL].中國政府網.(2020-11-12).http：///xinwen/2020-11/12/content_5560934.htm.[12]李克強在第24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的講話[EB/OL].中國政府網.(2021-10-27).http：///xinwen/2021-10/27/content_5645083.htm.[13]工信部：五年來固定寬帶和手機流量平均資費下降超95%[EB/OL].中國新聞網.(2020-10-23).https：///cj/shipin/cns-d/2020/10-23/news870960.shtml[14]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4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R].2021.[15]Google，TemasekandBain&Company，e-ConomySEA2020[EB/OL].(2020-11-10).https：///wp-content/uploads/2020/11/e-Conomy_SEA_2020_Report.pdf.[16]Mia，IanBenedictandHabaradas，Raymund，“ASEANICTdevelopments：Currentstate，challenges，andwhattheymeanforSMEs”，PhillippineAcademyofMan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