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興起的背景2007-09-0721:09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最重要的儒家學派，學者以“理”或“道”為哲學基本范疇，探討“性命義理”，故稱“理學”，又稱“道學”。理學起于北宋，盛于南宋宋理宗趙昀時，曾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官方哲學，后經金、元、至明末清初逐漸衰落。宋代理學的創始人周敦頤（1017?1073），道州（今湖南道縣）濂溪人，也稱濂溪先生。他吸取道家學說，糅合《周易》，初步建立了一套綜合探討宇宙本原、萬物生成、人性、封建倫常等問題的理論體系，他的著作《太極圖說》和《通書》后來成為理學家的經典文獻。與周敦頤約略同時的理學家邵雍、張載等。程顥、程頤兄弟，開始頃理”作為哲學的最高范疇，提出了略為系統的理氣說、有對論、人性論、格物致知說等。南宋朱熹主要繼承和發展二程的學說,又吸取北宋其他理學家的某些學說，完成了集大成的歷史使命。故宋代理學又被人們或稱為程朱理學。宋理宗以后約五十多年的時間里，程朱學說被定為官方哲學，獲得迅速傳播。宋代理學是以儒家經學為基礎,兼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學，基本上可分為兩派:一派是以程顥、程頤及朱熹為代表的客觀唯心主義學派，稱為“程朱理學”;一派是以南宋陸九淵為首的主觀唯心主義學派，即“心學”。談宋代理學的從來都把周敦頤列為首位，實際上，周敦頤雖撰寫過《太極圖說》和《通書》，他的學術思想在北宋并無傳人（程顥、程頤全不傳他之學）。南宋朱熹對其著作大力闡明之后，才為世人所注意。所以在北宋學術思想領域內，周敦頤是全然沒有地位的。張載反對“有生于無”的思想，提出“太虛”即“元氣”、“氣”，是萬物生成的本源。晚年融合《易》、《禮》和《中庸》的思想，撰《西銘》，把天、地、君、親合為一體，以及事天、地、君、親之道，綜述了義理和倫常，備受理學家的贊賞。程顥、程頤，世稱“二程”，是理學的奠基者，兩人觀點基本一致，其著作后人輯為《二程全書》。他們提出“理”（又稱“天理”）或“道”，作為世界萬物的本體，常自稱其學為“道學”,通常稱為“理學”。他們認為“理”是永恒存在、無所不包的，先有“理”,然后產生萬物，而又統轄萬物。這顯然是受佛教嗔如”、“佛性”（意為最后的真理）說的影響。人性說等則有道家的影響。二程理學當時沒有多大影響。大致到南宋孝宗時程頤的四傳弟子朱熹集理學之大成理學才大為興盛。朱熹的論著很多，有文集、語類和《四書集注》等。二程創立的理學，經過朱熹的發展和闡述，成為更精致、更系統、更富哲理的新儒家學派，世稱程朱理學或程朱學派。宋理宗時，程朱理學成為官方哲學。元、明、清時期在思想文化界更居于統治地位。陸九淵提出“心即理也”，號為“心學”，是理學的主觀唯心主義學派的創立者。他說:“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認為“本心”即是真理，可以采用“易簡工夫”，只要“根本者立”，再“發明人之本心”,即在自省上下功夫，“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就可成為圣賢。深受佛教禪宗“一悟即至佛地”的“頓悟”說的影響。他反對朱熹那套博覽群書，“格物致知”的做法,認為是“支離”。朱熹譏諷陸學過于簡易，是“禪學”。這就是淳熙二年（1175），兩人在信州（今江西上饒）鵝湖寺進行的“鵝湖之會”爭論的主要內容。宋代理學之起源從唐末五代之亂以來，道德淪亡，廉恥盡失。宋代士子為振衰起敝，從學問修養上挽救人心社會，加之當時國家的統一，君主的提倡，與書籍流傳之盛，而大開講學之風，促成理學的發達。宋代理學的起源有兩個思想的背景：一是外來的影響、一是內在的變化。外來的影響：就是無形中受到「佛」、「道」的影響。尤其是禪宗所講的「明心見性」之道影響最為大。儒家思想一向以現實社會的倫理綱常為主，論者遂以為缺乏哲學上的推理系統，難以滿足好學深思之士進一步探究的欲求。因此唐代儒學雖為政府倡導，實際影響卻遠不及佛學深遠。宋初學者戒五代之混亂，為挽回世道人心，重新提倡儒學，并為能與佛學相抗衡，特別著意於儒家思想的「形上學」體系的建立，同時亦吸收「道教」中關於宇宙的本體的概念，作為建構理學「宇宙論」、「本體論」的重要部份。但是理學家著述立法的目的，在於救世濟民，尋求建立一個完美的社會和人生，故此仍以倫理為主。故儒、道、佛三種思想揉合的結果，乃產生「理學」。內在的變化：就是儒家本身的思想變化。儒學自兩漢以迄隋唐，已由孔、孟、荀的儒家之學變為經學。而且所謂經學，從西漢、東漢到唐代，亦已由注重「微言大義」的今文學經，一變而為專重訓詁考據的古文經學。又由箋注經傳的「注」，再變為「注」作「注」的「疏」了，致力於文字訓詁名物，考據章句分析，已有偏重書本研究之嫌，去孔、孟、荀「尊德性」、「論政治」的學風日遠。而且經生喜歡自夸博學，箋注日趨繁鎖，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紕漏，亦必曲說以為彌補。這種繁屑的講疏，有遺孔孟遺意，忽略先哲經傳中所含義理的討究，舍本遂末，正是經學末流之弊。到韓愈、李翱的作「原道」、「復性」，儒家思想開始轉向一新的路向。韓愈的「原道」指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并感慨地說：「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真傳焉！」從此孟子的地位提高，《孟子》一書亦得與《論語》并列。同時「原道」又引《大學:》「明明德」、「正心誠意」之說，表而出之。李翱之「復性書」三篇：上篇論性、情及圣人。中篇論修本成圣之法。下篇論人必須修養，其思想備受佛學的影響，為儒家學說開創一條新途徑，更走向「經學」的境界。所謂「理學」，便是「體認性命之學，而求配當事物之理，合天理物理而一之。」的一種學問。《宋史道學傳》云：「道學之名，古無是也孟子沒后無傳，至宋中葉周敦頤乃得圣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了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情。程頤、程顥受業周氏，表章大學、中庸與論、孟并行...?迄宋南渡，朱熹得程氏之傳大體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說明宋代理學發展的大概。而在黃宗羲等人所輯的《宋元學案》中所記，宋代的理學家著名的有，胡瑗、孫復、司馬光、邵雍、張載等人。但宋初諸儒的思想理論，還是陳義粗淺，未能深入精微之處，所謂理學，也末建立起來。故宋初諸儒努力的結果，只是開其風氣，為理學家鋪平道路而已！及至周敦頤起，憑其博大精深之學識，碓切地發揮儒家「心性學」之精微處，而后理學始成立。故周敦頤實是稱為理學創始者，傳之程頤、程顥而定理學之基礎。宋代理學興起的原因宋代理學興起的原因，除了上述的思想的背景外，其實還有一些的客觀因素影響的。分述如下：（一）宋代君主的提倡:由於唐末五代十國以來，社會風氣及士人的道德盡敗壞，朝秦暮楚的臣子屢見不鮮，如有歷四朝之丞相馮道，厚顏無恥，自稱「常樂老人」，嘗唾面自乾，士子風敗壞至此；而且由於政治風氣亦為之腐化，篡弒的行為，無日無之，嚴重影響政府運作。故宋代統一后，為了改變這種社會及政治上之頹風，君主大倡重視氣節，及重文輕武之政策，故理學中的修身思想正合於時勢也。（二）私人教學之風盛:於宋代，私人講學之風極盛，蓋由於唐末五代以來，社會動亂，累世經學之家遭受打擊，而流落民間，而且部份大儒者亦為了逃避戰亂，又無心政治，故紛紛逃入山林開館受學。此等私人講學所多重視者為「修身」之學，而少談治世之學，并且重視發揚經義的研究，重視道德教育。蓋由於時勢所限也，而此種修身之學術，也正合於理學者之要求。（三）印刷術的發展:唐宋以前的書籍都由手抄，故流傳不廣，而至唐代已發展出雕版印刷術，至宋代畢升發明了活版印刷術，使到書籍流行更廣，理學傳播更易、更廣，此亦為促進理學之發展也。宋代理學重要學派學說之大要宋代理學之宗派，就地域而分論者，以為濂、洛、關、閩四派。濂學的開宗者為周敦頤。洛學的代表則為程頤、程顥兄弟。關派則關中的張載。閩派為僑居建州的朱熹。此外尚有邵雍的百源學，陸九淵的象山學說等，合之便構成宋學的整個系統。（A）濂派-周敦頤，世稱濂溪先生，著有《太極圖說》及《通書》是為濂派。其學說乃源自道家太極陰陽五行之說，從宇宙觀講到人生觀。他認為宇宙的起源，乃由於「無極而太極」。「太極」是宇宙的本體，「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動陰靜而生金、木、水、火、土五氣，分布四時行焉。」太極為理，陰陽五行為氣（陰陽為二氣，五行為五氣）。陰陽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此為周敦頤宇宙論之要旨。在人生方面，周敦頤認為陰陽五行配合得最恰當的就是人，所以萬物中以人最為靈秀，稟太極之理，其五行之性，接受太極「純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亦本來是善。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構成，則人亦有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五常。其見諸實施則不外乎仁義二者（所以配陰陽）。仁義之性皆是善的，然用之不得其當，則皆可以變為惡，所以人要不離乎中正，以立「人極」（做人的標準）。欲立人極，必須主靜無欲，故圣人能主靜，而立人極，故其德與天地冥合為一。周敦頤的學說已將宇宙論與修身為人之道揉合一起，由是規模逐漸碓立。（B）關派-張載，世稱橫渠先生，著有《東銘》、《西銘》、《正蒙》等書。其學說從現象的開展立論，認為萬物的生長發展都由於「氣」的聚散動靜。一氣之中又有「陰陽二性」，氣之涵有陰性的，是靜沉而下降的；氣亦有陽性的，是動浮而上升的。氣有聚散，氣聚則物盛，氣散則物毀。氣的聚散有一定的規律，故物的成有一定的秩序。此則所謂「理」。人亦由氣聚而成，故亦得「性」的部份。故人具有「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人與萬物俱生於天地之間，天地是人與物的父母，人就應該努力破除「我」與「非我」的界限，而使個體和天地萬物合一，為達此目的，首先要變化「氣質之性」，使之恢復為原來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子所說之「理」。張載在《西銘》一文中，闡明吾人對宇宙所應持的態度，以為「吾人之體即宇宙之體」，「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吾人應該視宇宙為父母，應以事父母之道事之，應視天下人皆為兄弟，天下之物皆如同類。提出了「民胞物與」的主張，「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抱負。故張載是碓立「氣」在理學中心地位的理學家。（C）洛派-程顥、程頤，程顥世稱明道先生，程頤世稱伊川先生，著有《語錄》一書。二程幼年曾受學周敦頤，后居洛陽，是為洛派。宋代理學雖創始於周敦頤，而能碓定宋代理學地位者，則為程氏兩兄弟。二程認為「一物須有一理」，天下萬物皆可用理去理解，而且永遠不變，「放諸四海皆準」。吾人心中能具備眾理，故曰：「萬物皆備於我。」而人心既具眾理，即能應萬事，故：「叔然不動，感而遂通。」於是程頤由此衍出「用敬致知」之說，他認為「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用敬涵養，勿使非僻之心生。一方面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窮其理，而求貫通。然吾人心中本具眾理，故格物以窮理，實窮吾人心中之理，「性」又是「理」，窮理亦即盡「性」。至於程顥則衍出「識仁」之說：「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此所謂仁，即萬物一體之仁，渾然與萬物同體，就是仁者的仁。吾人識得此理之后，即常記而不忘一切行事，皆本此心作之，此即所謂以「誠敬存之」。如此久而久之，自可達到萬物一體的境界，到達萬物一體的境界后，則吾人之性即得到最大的發展，是謂盡性，將性發展到至善。閩派-朱熹，學者稱之為紫陽先生，為南宋人，講學於閩，成閩派。朱子思想宏大，集北宋理學的大盛，使之融合為一，再上接孔孟組成一大理學系統。朱子的宇宙觀，是以周敦頤的《太極圖說》為本，而融合邵雍、張載與二程之說，而提出一個「理」和「氣。他認為宇宙萬物都有一個「理」的存在，這個客觀的「理」就是「太極」「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而「太極只是極好至善的道理」，及至表現而為具體的形象，則有賴於「氣」，曰：「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釋到人身的形成，「理」與「氣」合構而成人，而「氣」中之「理」，即人之「性」。他又認為氣有清濁，稟氣清者，為圣人；稟氣濁者，為愚人。人之所以明德修身，就是用來滌除此「濁氣」。根據上述原則，朱子乃提出「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的主張。他認為修養的目的在於「存天理，去人欲」。方法便是要在「持敬」與「致知」方面用力。「持敬」所以專心致志，「致知」在於「格物」，即「物而窮其理，窮理以故其知」。若能將宇宙事物一一研究，用力既久，自能豁然貫通。至此時，則萬物之理皆在吾性中，「眾物之表裹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百源學-邵雍，學者稱之為康節先生。其學說從宇宙論推論到人生觀，認為人為萬物之一，亦萬物之靈，而「人心」為一切的主體，宇宙萬物萬事的變化，皆由於人心的觀察而生。所謂「萬化萬事生於心」，而以心為「太極」，因此人要「養心」、「去利欲」，而任「至誠」，則宇宙之道，無所不通，亦可窮天地性理之奧。象山學-陸九淵，學者稱之為象山先生。陸九淵特別著重於持敬的內在工夫，主張「心即理」，不容有二。以即物窮理為支離破碎，而教人先發明其本心之明，而后博覽以應萬物之變。嘗曰：「學茍知本，六經皆我駐腳。」與朱子讀書窮理的見解，大異其趣，下開明代王陽明之心學。淅東派-呂祖謙，學者稱之為東萊先生，與朱陸同時。呂祖謙雖講理學，然重視學以致用，論者稱之為「事功派」。此外葉通與陳亮亦同樣反對正心誠意之學，而提倡事功。浙東派為宋思想界一大轉變。綜合上述各派之學理內容分析，實可分為「象數L「理氣」與「心性」三種主要派系。趨向「象數」者，本《周易》象數之義及道教所傳的圖書而立論，如周敦頤、張載等的理學屬於「象數」這一派。另趨向於「理氣」與「心性」者，理論多根據《四書》以發揮，程頤、程顥與朱熹以「理」為形式法則，「氣」為實質內容，皆為「理氣派」之代表人物。陸九淵之學說，重在探討主觀之心，闡發天賦之性，得「宇宙則吾心」之論，為「心性」派之代表。有宋一代的理學家，其所發揮者都不外循著這種以「象數」、「理氣」、「心性」三種趨勢而行。理學之影響宋明理學對后世影響甚大，由朱熹發展并集大成的理學，成為其后幾百年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元朝恢復科舉以朱熹的《四書集注》來考試文人，明清兩代也以朱熹的思想為科舉的標準答案，康熙在《朱子全書》作序說：“朱夫子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之規雖圣人復起，必不能逾也。陸九淵強調發明本心，輕視一切權威，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