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講：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上半葉德國政治思想（上）

德國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葉的這段時間被稱為“古典時代”，這是一個偉大的創造性時代，在此之前，歐洲只有兩個時代可以與之并列，一個是同樣被冠以“古典”美名的公元前5世紀前后的古希臘，一個是巨人迭出的文藝復興時期。在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這段時間中，德國從一個在思想與藝術領域處于落后地位的歐洲國家，一躍而走到了歐洲的前沿。與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文藝復興時期的達·芬奇、米開朗琪羅一樣，在這個階段也產生了一個全面發展的天才——歌德，他與席勒將詩這種藝術形式推向了巔峰，歌德的人文理想——全面的人性，成了19世紀德國思想的主要特征，并以此來反抗資本主義理性的片面化。第二十一講：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上半葉德國政治思想（上）

在學術思想領域，康德大大提升了德國學術的水準，他之后的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則完成了德國古典哲學，使歐洲傳統的理性主義發展到了極至，并產生馬克思主義。在音樂領域，貝多芬將古典哲學的形式、歌德與席勒的人類大同的理想融于音樂中，成為歐洲文化的最高表達。在所有的這樣一些文化形式中，一以貫之的東西是“自由”的理念。因而可以這樣說，在政治思想領域內，如果說，17世紀是英國世紀，18世紀是法國世紀的話，那么，19世紀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是德國的世紀。雖然此時的德國的經濟、政治制度落后于歐美其他先進國家，經濟的落后決定了資產階級由于自身力量的單薄而在政治上表現為軟弱和妥協，即行動的矮子。但在政治思想上卻形成了思想的巨人。

他們以精深細密的理論分析來論證其政治思想，從而使他們的政治學說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階段。在學術思想領域，康德大大提升了德國學術的水準，一、德國的社會氛圍1．德國的社會經濟狀況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歐洲其他國家，如荷蘭、英國、法國等，資本主義經濟不僅有了較大的發展，而且已基本確立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而縱觀德國，公元476年日耳曼人攻陷羅馬，這是中世紀的開始。16世紀由德國人馬丁·路德所發動的宗教改革，在很多方面可以被看作是中世紀的終結。恩格斯曾把這場宗教改革與17世紀的英國革命和18世紀的法國革命并稱為近代資產階級反抗封建制度的三次大起義。一、德國的社會氛圍1．德國的社會經濟狀況18世紀末到

宗教改革，它的直接結果并不是資本主義的大發展，反而導致了封建專制制度的反撲或反彈。德國各地封建領主的權力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德國的封建割據狀態進一步加劇。因而政治上，德意志尚未統一。

所謂的“德意志”只不過是一個地理概念。全德意志仍分裂為360多個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在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領地內，各個封建領主都有自己的軍隊、自己的法律和法庭甚至自己的貨幣。為了鞏固搖搖欲墜的統治地位，各個封建領主對內則加緊了對農民的野蠻盤剝，對外則紛紛尋找靠山。為了得到外國勢力的支持，這些封建領主常常不惜出賣民族利益。漏屋又遭連夜雨，進入17世紀以后，在德意志境內又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國際戰爭“三十年戰爭”。戰爭使得德意志的分裂和封建割據狀態進一步惡化。

一直到18世紀末，與荷蘭、英國、法國以及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相比，德國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十分落后。因此，實現國家和民族統一成為德國資產階級所要解決的首要任務。宗教改革，它的直接結果并不是資本主義的大發展，反而導

在經濟上，到18世紀末，德國資本主義經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尤其在法國革命的強烈影響下，一些邦進行了自由主義改革，破壞了封建生產關系，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德國西部的工業中心，幾乎建立了所有的工業部門，并逐漸采用機器生產。但整個德意志仍處于以封建地主為核心的農業經濟狀態。廣大農民仍然被束縛在自己的領地內，被束縛在土地上。境內關卡林立，嚴重地阻礙工商業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恩格斯對德國的社會狀況曾作過這樣的描述，他說：

“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體的討厭的東西。沒有一個人感到舒服。一切都很糟糕，不滿情緒籠罩了全國。……一種卑鄙、奴顏婢膝的、可憐的商人習氣滲透了全體人民。一切都爛透了，動搖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簡直沒有一線好轉的希望，因為這個民族連清除已經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爛尸骸的力量都沒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33--634頁）德國資產階級就是在這種歷史環境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經濟上，到18世紀末，德國資本主義經濟有了一定程度

德國資產階級形成和發展的條件決定了它不能形成為一支對抗封建貴族統治的強大力量，表現出異常軟弱無力。他們既無毅力又無勇氣同人民聯合起來推翻封建勢力的統治，而是甘愿拜倒在封建君主政權之下。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震動下，德國資產階級曾一度感到振奮，表示出某種熱情和向往。但是，隨著革命的深入和人民的奮起，它驚恐萬狀，立即由對革命的同情轉為對革命的厭惡，深恐德國人民也采取如此激烈的革命行動，從而威脅到它自身的利益與安全。于是，它再也不顧及民族的任務，心安理得地在封建貴族的卵翼下發展資本主義，滿足于自己的小孔小眼的利益。

德國資產階級對法國革命所表示的向往和熱情完全是德國式的，即只是向往它的自由平等原則，而不是革命行動。德國資產階級形成和發展的條件決定了它不能形成為一支對

上述狀況決定了德國資產階級的兩重性。一方面它對封建專制制度表示不滿，要求廢除封建關系和貴族特權，主張改革，實現國家和民族的統一；另一方面，由于對國家的依賴性以及對人民的畏懼，又拜倒在君主權力之下，希望在君主制的范圍內實現某種改良，求得資本主義經濟的順利發展。這就表明德國資產階級軟弱性和妥協性的特點極為突出。這個特點在政治上表現為德國資產階級對封建國家處處謹小慎微，阿諛奉承，不敢在現實中公開進行反對封建君主制制度的政治斗爭。他們耽于幻想，怯于實踐，只是在思想上“考慮”要做在英國和法國已經做過的事情。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德國資產階級

“只是用抽象的思維活動伴隨了現代各國的發展，而沒有積極參加這種發展的實際斗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0頁）上述狀況決定了德國資產階級的兩重性。一方面它對

如果僅僅從德國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出發，是很難解釋當時德國的思想創造的。還須關注當時先進國家（英國法國政治、經濟、思想）對德國思想家的影響。在18世紀末，英國爆發了工業革命，隨后，法國在19世紀也開始了工業概習慣于內心生活的德國人感受到了工業革命產生的巨大的物質力量的沖擊。在英國與法國，生產方式的根本變革、機械化大生產替代了作坊式手工業，資本積累的前所未有的發展，使得它們的國力空前地強大起來。1806年，拿破侖入侵德國，這一事件使得德國的民族主義開始高漲起來。圖生存的壓力迫使德國進行“西方式”的改革，以增強國力。當時德國的政治思想家們清醒地意識到：欲進行經濟改革，必先進行政治改革，欲進行政治改革，必先進行思想革命。如果僅僅從德國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社會政治經濟

早在18世紀中葉，英國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和法國的啟蒙思想已經對德國思想界產生了影響。康德在哲學上受休謨懷疑論影響頗深，而在政治道德領域，則毫無疑問地曾經是盧梭的信徒。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身為法國近鄰的德國不可能不受到震撼，事實上，法國革命在剛剛發生的時候，受到德國青年一代思想家的熱誠歡迎。貝多芬曾經想把他的“第三交響曲”題贈給拿破侖，而黑格爾與謝林等則在學校里種下“自由樹”以示對法國革命的支持。因此，當時的德國政治思想受到英、法兩國的政治思想家如洛克、休謨、盧梭及啟蒙思想家的影響甚大，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社會契約等思想，在他們的政治學說中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來，

但是，德國的政治思想在關注來自“西方”種種政治理論的同時，對建立在自然法理論、社會契約理論和個體權利論之上的英法政治學說持一種謹慎的批判態度。2.德國社會的思想狀況早在18世紀中葉，英國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和法國

在英法等先進國家啟蒙思想的影響下，德國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為了建立統一的民族文化和最終實現民族統一，在哲學和文化領域內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啟蒙運動，它極大地喚醒了德意志民族的反對封建專制和爭取民族統一的斗爭意識。

一般地說，法國思想家自覺地扮演第三等級代言人的角色，大膽明白地提出自己的革命理論，其思想觀點顯示出曉暢、激烈、浪漫等特色，用哲學語言來說，是遵循感性的現實的客體性原則。德國的哲學家們則不同，他們抽象地發展主體性原則和思維辯證法，把資產階級的意志變為純粹的“理性”、“自由意志”等。黑格爾說康德哲學是在理論方面對啟蒙運動的系統陳述，馬克思要人們公正地把康德哲學看成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

如果說法國人的思想是在沙龍和社會革命的風暴中完成的，那么德國哲學則是在寧靜的書齋中和嚴肅的課堂里發展的。德國哲學在理論思維的深刻性和社會影響的廣泛性方面都超越了狹小的國界，將近代歐洲思想推向了高峰。在英法等先進國家啟蒙思想的影響下，德國的資產

德國古典哲學既是德意志民族文化思想運動的必然結晶,同時又是整個西方思想文化運動，特別是資產階級文化思想運動的直接繼續和發展。貫穿整個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主要精神，是崇尚理性、追求理性的啟蒙精神。德國古典哲學繼承了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中一切積極的東西而繼續向前發展，它的主要精神就是啟蒙運動中所貫徹的精神。如同黑格爾所說：“理性和自由永是我們的口號”（《黑格爾通信百封》，第38頁）。德國古典哲學家們都是理性的崇尚者和自由的捍衛者。他們不再僅僅局限于宣傳啟蒙主義的觀點，不只是認為社會進步的基礎在于改善理性，增加知識，根除謬誤和偏見以及抓住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而必須用理性和自由兩面旗幟來反對封建神學，對抗封建專制，進一步從哲學世界觀的高度論證啟蒙精神，把啟蒙精神引入人類精神的神圣殿堂，上升為一種恒久的哲學原則。這些思想家們以提高人的理性從而提高人的地位為己任，把他們的哲學理解為從人的理性觀念來考察世界，即把觀念理解為既不同于神學觀念，也不同于日常意識信念的理性觀念，廣泛深入地論證了人的理性的無限至上性和無限的能動性，從而擴展了人對世界的主宰意識，提高了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德國古典哲學既是德意志民族文化思想運動的必然結晶,同正如恩格斯曾經指出的：

“正像在18世紀的法國一樣，在19世紀的德國，哲學革命也作了政治變革的前導。但是這兩個哲學革命看起來是多么地不同啊!法國人同一切官方科學，同教會，常常也同國家進行公開的斗爭；他們的著作要拿到國外，拿到荷蘭或英國去印刷，而他們本人則隨時準備著進巴士底獄。反之，德國人是一些教授，是一些由國家任命的青年的導師；他們的著作是公認的教科書，而全部發展的最終體系，即黑格爾的體系，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被推崇為普魯士王國的國家哲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頁）

而且與17世紀英國的霍布斯、洛克，18世紀法國的伏爾泰、盧梭等不同，19世紀德國的黑格爾仍然不敢直截了當地討論政治問題，不敢公然聲明自已的政治觀點，甚至他的一部在內容上明顯屬于政治學的著作也被蓋上了一塊哲學的牌子《法哲學原理》，他的許多政治觀點都披上了哲學的外衣。正如恩格斯曾經指出的：

但是，正如恩格斯曾經指出的：“在這些教授后面，在他們匈迂腐晦澀的言詞后面，在他們的笨拙枯燥的語句里面竟能隱藏著革命嗎？”（《馬克恩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頁）恩格斯的結論是肯定的。他曾以黑格爾在期《法哲學原理》的序言中所提出的那個著名命題為例進行了分析。這個命題就是：“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恩格斯指出：這個命題表面上是把現存的一切神圣化，但

“按照黑格爾的思維方法的一切規則，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這個命題，就變為另一個命題：凡是現存的，都是應當滅亡的”（《馬克恩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頁）。但是，正如恩格斯曾經指出的：“在這些教授后面，二、德國政治思想及其特點

德國資產階級在實際斗爭中無所做為，但在精神生活領域卻創造了輝煌的成果。德國古典哲學便是這種成果的重要表現之一，在西方思想史上有著深遠的影響。德國古典哲學家的政治思想雖不及他們的哲學觀點那樣影響深遠，然而其精深的理論分析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僅如此，在19世紀40年代，還產生了馬克思主義。二、德國政治思想及其特點德國資產階級在實際斗

英法的經濟、政治與思想的巨變激蕩著德國的政治思想界，在這種巨變面前，德國的政治理論絕非消極地承受種種“西方”來的先進觀念，而是作出了自己的獨特的回應。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歌德的關于人的理想為德國思想的發展定下了基調，這一理想將人認作是在智、情、意諸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存在，因此，德國政治思想家們顯然無法無保留地認同英國的經驗論的理性主義與法國的抽象理性主義，因為后兩者或是滿足于一種與經濟相分離的片面的政治概念，或者滿足于一種無歷史的抽象的理想政治，它們都沒有將政治從屬于真正的整體性。因此，德國的政治思想與德國哲學一樣，從一開始就在一個更高的起點上對英法的政治理論與實踐進行批判。他們相信概念是更真實的存在，更相信理論自身的實踐特性。因此，德國政治思想，絕不僅僅是對英法政治實踐的消極無力的理論上的反映，而是對近代政治思想的重大推進。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德國古典思想的政治學說，不僅是對近代西方政治學說的一種總結，而且是走向未來的出發點。英法的經濟、政治與思想的巨變激蕩著德國的政治思

德國政治思想是與藝術、哲學融為一體的德國思想本身的整體性特征，使我們無法離開這些東西來單獨地談論德國政治思想，同樣，從古典哲學中剝離出來的政治思想毫無疑問的帶有濃重的思辨色彩。

德國古典哲學家的政治思想是新興資產階級解放斗爭的理論表現，主要代表人物是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他們的思想受到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的影響，天賦人權、社會契約、自由平等觀念以及立憲主義等等，是他們政治理論的思想淵源。然而，由于德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在反封建斗爭中采取保守的中庸立場和態度，德國古典哲學家并未從上述思想中得出革命的結論。他們把社會的進步理解為理性和道德的發展，要求在君主制范圍內進行某種改良，其政治思想浸透著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傾向。按照馬克思的說法，他們的政治思想乃是“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0頁）德國政治思想是與藝術、哲學融為一體的德國思想本

這種“德國理論”只是在精神生活領域追求美好的理想。具有鮮明政治內容的自由、平等、人權等要求，在他們那里都變成了軟弱空洞的道德原則，而且是用一種純粹思辨哲學形式和抽象晦澀的語言表達的。即使是美好的理想，他們也是或者推到彼岸世界，或者希望通過國民教育在封建貴族集團領導下實現國家制度的改造。但是，也應看到，德國古典哲學家們在思維活動領域內，憑借手中的武器——辯證法，發揮了許多大膽的、最終導致否定現實的結論。就是說，在他們那些迂腐晦澀的言詞后面和笨拙枯燥的語句里隱藏著革命。因此，在分析德國古典哲學家的政治思想時，不能忽視其反封建的批判情神。這種“德國理論”只是在精神生活領域追求美好的

實現國家和民族的統一在德國古典哲學家的政治思想里得到了突出的反映。他們把爭取自由與民族統一聯系在一起，成為其政治思想的重要課題。但他們認為，德意志民族的統一和復興的根源和力樹在于發揚“民族精神”。一個民族之所以作為一個民族而存在，根本在于它的文化、宗教、道德、風尚等精神力量。在這種唯心主義思想指引下，他們夸大了德意志文化的成就，甚至提出日耳曼是優秀民族，應當承擔領導責任的荒謬見解，表現出某種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傾向。實現國家和民族的統一在德國古典哲學家的政治思想里得到

在德國古典哲學家的政治思想中，近代關于國家本質以及國家與個人關系的國家主義和個人主義兩種傾向都有所表現。如黑格爾地極力推重國家，宣揚國家崇拜，認為國家本身就是目的，對個人具有絕對的權力，個人必須絕對服從國家。但是，也應看到，他們都是長于理論分析的思想家，他們把發展的、辯證的觀點應用于歷史分析，把人類歷史理解為一個不斷運動和發展的過程，并用上述觀點去考察政治和國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十七至十八世紀思想家那種孤立的形而上學的國家觀念。他們從相互聯系的總體觀點來考察國家以及國家與社會、民族、個人、宗教等等的關系。于是，國家不再被看作只是單個人的機械的聯合體，而是在歷史上發展的一個有機整體。國家與社會不同，哲學的任務在于認識國家本質。這一國家觀念盡管帶有一定的保守傾向和某種神秘主義色彩，仍在對國家的認識上無疑是大大前進了一步，是國家學說發展上的一個重要轉折。在德國古典哲學家的政治思想中，近代關于國家本

德國古典哲學家的政治思想，從康德到黑格爾在基本方面雖有共同之處，但因歷史的急劇變化，他們所處時代的具體差別．因而每人的思想觀點也有所不同。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在康德那用表現為“善良意志”，在費希特那里卻是存在于“自身”，而到黑格爾時，盡管形式是抽象的，但內容卻是現實的，他的政治理論預示了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的時刻即將來臨。這種不同反映出德國歷史進程和資產階級發展過程的特點。德國古典哲學家的政治思想，從康德到黑格爾在基

進入19世紀40年代以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德國也逐漸占據了統治地位。與此相一致，德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也逐步取得了統治地位。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德國如同在整個歐洲一樣，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并不是啟蒙學者們所描述的那種“理性和永恒正義王國”，而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1、723頁）。這個在所謂“人生而平等”的口號下建立起來的社會卻造成了社會貧富空前的兩極分化。這個按所謂永恒正義原則建立起來的社會，用圣西門的話來說，實際上是一個“本末倒置的世界”，因為在這里，“游惰者”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而勞動者卻處在饑餓與死亡的掙扎之中。這個按所謂“博愛”原則建立起來的社會，實際上卻回到了霍布斯所描述的那種自然狀態。因為正如傅立葉所指出的，在這個社會里“每一個人都處于同集體不斷戰斗的狀態中”。在這里，醫生希望病人多，賣棺材的希望多死人，糧食投機商希望發生旱災和饑荒等反常現象。進入19世紀40年代以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德

于是，西方進步的思想家又開始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并提出要用一個新的、更美好的制度來取代資本主義。這就是形成于19世紀中期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各派學說的共同點。以馬克思為代表的科學社會主義是針對當時德國及整個歐洲社會狀況的社會主義各派學說當中的一種。或許是應了“物極必反”那句格言。馬克思一反其學術前輩黑格爾及康德那種暖昧、迂回的政治態度和迂腐、晦澀的學術風格，公然申明自己的理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明確地宣布：

“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目的一樣的：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頁）至于共產黨人的最終目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

“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來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頁）。于是，西方進步的思想家又開始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

由于馬克思的學說不僅揭示了資本主義運動的規律，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隱含的內在矛盾，同時還找到了克服這一矛盾的途徑和所要依賴的階級力量，所以，這個學說一創立，便在各國工人中間廣泛傳播，并且迅速取得了統治地位。馬克思也正是靠著他的學說的極大影響力才成為一個千年中影響最大的思想家。由于馬克思的學說不僅揭示了資本主義運動的規律，

伊曼努爾·康德出身于德國哥尼斯堡一個制馬鞍的手工藝家庭。1740年康德就讀于哥尼斯堡大學，1745年畢業。大學畢業后，康德連續9年在貴族家庭中擔任家庭教師職務，從1755年開始，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學擔任講師。牛頓和盧梭是真正影響康德的兩個最有力量的人，在他們身上體現了資產階級上升時期追求科學與民主的精神。

三、康德政治思想

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奠基人。他所創立的“批判哲學”是從18世紀未開始的德國古典哲學發展全過程的起點。黑格爾曾說過，誰要當一個哲學家，就必須先做一個康德學者。伊曼努爾·康德出身于德國哥尼斯堡一個制馬鞍的手工藝家康德公開宣稱自己是牛頓的信徒，同時又對浪漫主義思想家盧梭的道德哲學極為欽佩，他在1764年一篇文章中明確說：

“我生性是個探求者，我渴望知識，不斷地要前進，有所發明才快樂，……盧梭糾正了我。我意想的優越感消失了。我學會了尊重人，認為自己遠不如尋常勞動者之有用，除非我相信我的哲學能替一切人恢復其為人的共同權利。”

康德讀盧梭名著《愛彌兒》時，曾愛不釋手，打破了他那行之多年不曾更改的生活規律。康德先后講授過物理學、數學，兼及邏輯學、形而上學、道德哲學、火器和筑城學、自然地理學等。1755年發表了《自然通史和天體論》，他指出，太陽系是在引力和斥力的作用下形成的，是由云霧狀的星云旋轉團聚而生成的。康德的這個發現在批判否認發展觀念的形而上學世界觀上打開了一個缺口。1770年，康德46歲時始被推舉為正教授，1797年退休。1804年80歲時在恬靜中逝世。康德公開宣稱自己是牛頓的信徒，同時又對浪漫主義思想家盧梭的道

康德終身未娶，生活中沒有波瀾起伏的大變動，除一游但澤外，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哥尼斯堡。康德的一生是平平靜靜沉浸于思辨的一生，可以說康德將他全部精神獻給了學問。海涅在其《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一書中，是這樣描述康德平淡而安定的有規律的生活的。他說，康德在一定的時間起床，喝咖啡，上課堂，寫文章，吃飯，散步。當康德穿著灰色的上裝，拿著手杖從他的住宅出來，到一條密植著菩提樹的小徑上散步的時候，他的鄰居們就知道準是下午三點半鐘了。不管是晴天或陰天，康德每天下午一定要散步一次，要是天陰的時候，他的仆人蘭普總是拿一把雨傘緊跟在他后面。只有一次，因為看盧梭的《愛彌兒》看得入了迷，才忘記了出去散步。遇見他散步的人，總喜歡同他打打招呼，然后再看看自己的手表，把時間撥準。他死后為自己留下的墓志銘是其《實踐理性批判》的結束語：

“在我頭上的是星空，在我內心的是道德法則”。康德終身未娶，生活中沒有波瀾起伏的大變動，除一

在人類思想史上，康德是以他的先驗唯心主義不可知論而躋身于世界十大思想家行列。他的那一套理論非常繁瑣，簡要說來就是，康德承認，在我們國家之外有一個獨立存在的客觀世界（康德稱之為自在之物，thethingitself)，它作用于我們感官而形成感覺。這些感覺是雜亂無章的，必須經過先天范疇的整理才能形成觀念、知識。而一經這些先天范疇的整理，就必然改變事物的本來面目。所以，人類不可能徹底認識世界，因為人們永遠不可達到對“自在之物”的認識。在這個意義上講，上帝究竟存在還是不存在顯然不是一個人類理性能夠證明的問題。海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康德成功地襲擊了天國并且殺掉了上帝。在人類思想史上，康德是以他的先驗唯心主義不可知

康德知識廣博，涉及物理學、數學、哲學、倫理學、地理學以及神學等各個領域。1755年出版了《自然通史和天體論》，提出了太陽系起源的星云說，被恩格斯譽為“是從哥白尼以來天文學取得的最大進步”。作為開創德國古典哲學的思想家，康德的主要著述是關于哲學的，但他在其哲學中給予政治以一種既是核心又是派生的地位。在其主要的三部哲學著作《純粹理性批判》（1781年）、《實踐理性批判》（1788年）、《判斷力批判》（1790年）中，他幾乎沒有談及政治。他的明確的政治著述是非常簡短和偶然的。他晚年在《政治權利原則》（1793年）、《論永久和平》（1795年）、《道德形而上學》（1796--1797年）中直接闡述了他的政治主張。

康德政治思想的主線是：道德→法制→共和國→永遠和平的國際聯邦。可以概括為這樣一句話：共和政府和國際組織。用更具康德特色的術語來說，就是以法制為基礎的國家學說和永久和平的學說。這二者表達了同樣的理想：合法的制度或通過法制實現和平的理想。康德知識廣博，涉及物理學、數學、哲學、倫理學、

康德的批判哲學是一個真、善、美統一的龐大的思想體系。這個體系的基本精神是啟蒙運動的精神。理性即自由象一根紅線貫穿這個體系的始終，聯系著群星燦爛的上天到人心的道德世界的各種復雜內容。而人的問題則始終是這個體系的核心。康德本人就說，他的哲學解決四個問題：（1）我能知道什么？（2）我應該做什么？（3）我可以希望什么？（4）人是什么？

圍繞這些問題，康德充分伸張了人的理性，肯定了人的自由，提高了人在自然面前的至上尊嚴，并試圖以人為主線，全面解決人類有史以來所面對的各種重大而根本的問題。這也正是康德哲學不朽的歷史意義之所在。1．哲學思想康德的批判哲學是一個真、善、美統一的龐大的思想體系。

批判哲學的批判是什么呢？康德說：

“我們這個時代可以稱為批判的時代。沒有什么東西能夠逃避這個批判的。宗教企圖躲在神靈的后面，法律企圖躲在尊嚴的后面，而結果正引起人們對它們的懷疑，并失去人們對它們真誠尊敬的地位。因為只有經得起理性的自由、公開檢查的東西才博得理性的尊敬的。”

康德的批判就是批判的精神，就是為避免獨斷論和懷疑論而用人類的理性自由地檢查、評判一切。批判哲學的批判是什么呢？康德說：

康德批判哲學要探討的重大問題是什么呢？牛頓發現的自然因果律和盧梭宣揚的人的自由是康德批判哲學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牛頓以來的自然科學強調自然是接受因果必然法則支配的必然王國，人作為自然的一個因子，也必須服從這一必然法則。但啟蒙思想又要反對封建等級制和宗教宿命論，高揚人性，即人的理性、天賦人權等，那么人究竟是必然性的玩偶還是自由的本體?這是英國和法國的啟蒙思想家未能解決的問題，也是康德向自己提出來的既為哲學又為現實的重大問題。

康德批判哲學就是通過批判人的理性能力，以達到調和統一自然因果律與自由律目的的哲學。康德批判哲學要探討的重大問題是什么呢？牛頓發現的自然

批判哲學的目的就是通過對人的理性能力詳加探討，研究知識的起源、范圍和界限，以便最終回答批判所關心的兩大問題即自然必然性的原因和人的自由的原因。換句話說，就是最終確立這兩個問題只有在那個范圍，以什么樣的方式，根據什么樣的先天條件才能成立。康德說：

“人類理性的立法（哲學）有兩大目標，即自然和自由。”

為解決這一問題，從1781年開始，康德在10年內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三大批判”，對人的知、情、意各個方面進行了全面的探討，構建起一個龐大的哲學體系，掀起了一場哲學思想上的革命。批判哲學的目的就是通過對人的理性能力詳加探討，

《純粹理性批判》是一部關于認識論的艱深著作。康德以前的學者，不論理性論還是經驗論，都不懷疑認識是可能的，其區別只在于對認識的起源和認識手段的不同解釋。康德則把認識是否可能當作其全部哲學的根本問題來對待，因此其思想體系具有批判哲學的性質。

《純粹理性批判》討論了經驗、先驗與超驗等問題。作者批評傳統的形而上學，認為上帝、人的自由、永恒等問題從本質上說不可能成為人經驗的對象，而舊的形而上學是假定人的心靈由純思維就可以將各種知識和觀念變成統一體的真理，因此這種形而上學是虛假的。《純粹理性批判》是一部關于認識論的艱深著作。康德以前的

科學的形而上學成為康德追求的目標。他認為人的一些知識來自經驗，另一些知識則來自先驗的綜合判斷，比如數學就是無經驗之助、獨自擴大知識的成功范例。先驗的綜合是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主要內容。他認為感覺只是賦予我們知識的質料，是存在，但這種存在究竟怎樣為思維加以運作、形成思想呢?這就需要依靠先驗的范疇。時間和空間都是人類感覺的先天形式。不論我們感覺到的內容如何千差萬別，都必須依賴空間和時間來加以排列，因此從邏輯上講，時空是先驗的，是知識的構架。他認為時空是感性中的先天形式，只能給現象以秩序，仍然不是物自體。人類的理性要追求真際，即無條件或絕對的東西，注定要失敗，并導致二律背反。科學的形而上學成為康德追求的目標。他認為人

對《純粹理性批判》中關于知識的主體性、知識之得以構成的形式條件等論述，康德曾驕傲地宣稱這一思想完成了一場哲學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傳統思想所依賴的形而上學基礎被否定，近代資產階級所需要的知識和主體性則得到證明。對《純粹理性批判》中關于知識的主體性、知識之

《實踐理性批判》主要涉及倫理學方面的問題。隨著中產階級的興起，歐洲社會出現了一種新的幸福觀，他們把道德倫理置于經驗原則之上。康德認為，以經驗原理為倫理道德的基礎，道德也就失去了根基，人與物的界線就會泯滅。他區別自然律和道德律，以為宇宙間一切自然現象都脫離不了因果關系，因此自然律以“必然”的形式呈現。道德上雖規定“不能”，但仍然存在“可能”，要使道德律成為普遍的法則，就只能依賴道德自身的準則，不能有條件限制，所以道德律以“當為”的形態呈現。就像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樣，康德道德律的“當為”表現為意志的自律，意志的自律受理性的支配。他認為，與靠情欲利害表現的“現象我”不同，無條件的理性是“真我”（類似于自然界的“物自體”），是趨向于“至善”或“最完全的存在”。《實踐理性批判》主要涉及倫理學方面的問題。隨著中產康德這樣論述人類的道德實踐，為宗教和信仰留下了地盤。康德推崇盧梭的“全體人民的意志”，將傳統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道德統一起來，認為理性為道德頒布最高法則，而自由是人類實踐理性的拱心石。理性為了不使人神化和物化，宣布善良意志為絕對的道德律令，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如果說《純粹理性批判》是理性為自然立法，那么《實踐理性批判》就是用理性來為倫理道德——自由立法。

康德這樣論述人類的道德實踐，為宗教和信仰留下了地盤。《判斷力批判》主要包括兩個部分：“審美判斷力的批判”和“目的論判斷力的批判”。康德認為，審美判斷不屬于對客體的認識，僅和快感與不快相聯系。但快感有肉體上的，有善行方面的，還有審美的。審美的快感是由“自由的觀照”而生，既不是物質的，也不是道德的，如果有功利摻雜其間，就不是純粹的欣賞判斷了。審美具有主觀的普遍性，是感性和知性的和諧，是自由與必然的和諧。目的論判斷闡述的是自然的合目的性原理。這種判斷所依據的并不是自然的目的，而是人類理性反思的結果，是反思判斷的先驗原理，人和自然最后統一在人類的理性之中。《判斷力批判》主要包括兩個部分：“審美

康德的哲學將現象與物自體、必然與自由截然分割，不可避免地陷入二元論的深溝。僅僅通過美的觀照，并不能很好地將感性界與超感性界融匯無礙，所以康德哲學并不是完滿的哲學。但是，康德哲學是尊重人類精神、人格尊嚴和主觀意識的哲學，是啟蒙思想的發展。它的社會價值在于為啟蒙運動的兩大主題—理性和自由奠定了思想和理論的基礎；其哲學上的偉大貢獻在于探討了人類認識的本質與界線，以期將形而上學提高到科學的水平。

由康德哲學展開的命題，如經驗知識的本質、先驗結構的本質、物自體、認識論與倫理學的關系等，被稱為“康德主義”，對于歐洲現代哲學的發展有深遠影響。康德的哲學將現象與物自體、必然與自由截然分割，不可避2．政治思想的倫理學前提

康德的政治思想雖然受到法國啟蒙思想家的影響，受到法國革命風暴的熏陶，但是，由于康德所處的社會背景，更由于他所代表的德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所以，指導法國革命的政治理論，在康德思想里就變成了迂腐晦澀的抽象思維和空洞的道德說教。道德的政治思想主要是把法國具有革命精神的政治學說變成為一種適應德國需要的抽象的道德說教，用所謂純粹理性的道德詞句闡述和發揮啟蒙學者的一些概念。所以，倫理思想成為他的政治學說的前提。2．政治思想的倫理學前提康德的政治思想雖然受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等著作中，在唯心主義先驗論基礎上，論述了他的純粹道德哲學。康德的倫理學思想，是以道德律令和意志自由為基礎的。康德把世界劃分為兩個對立的部分，一個是自然世界，在那里起作用的是因果律：一個是社會世界，在這里起作用的是道德律令。什么是道德律令呢?康德的道德律令，不以幸福主義為原則。

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等著作中，在唯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從感覺論出發，倡導幸福主義，把道德歸結為追求個人幸福。在他們看來，一切能使人幸福快樂的就是好的或是善的，一切使人痛苦的就是壞的或惡的。他們把行為的實際效果，作為評價道德的標準。而康德認為，幸福主義的道德理論沒有客觀的標準，不論何種幸福、快樂和愿望，都可以隨意比較和任意選擇。

“同一個人，能夠把他生平僅見的一部好書，不經閱讀，就還給人，以免耽誤打獵；能夠中途拋開一段妙論，去趕著赴宴；……能夠因為當時手頭的錢只夠買張喜劇門票，而把自己原本樂意周濟的窮人攆走。”（康德：《實踐理性批判》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21--22頁）

也就是說，人們對幸福的欲求、理解和享受因人而異，根本沒有普遍必然的客觀內容和統一標準。因此，康德認為，把道德原理歸結為快樂原理，不過是動物的求生愿望，動物的本性。健康、財富、權力、才能等不是幸福的要素，不是道德的善本身。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從感覺論出發，倡導幸福主義，把道

那么，什么是康德所理解的道德原則呢?在康德看來，這種道德原理，就是有理性者的原理，是一種無條件的強制性的需要服從的“絕對命令”。“絕對命令”的意思，是要求人們絕對地、無條件地這么去做，而不要考慮任何效果。這種“絕對命令”，就是“只照你能意愿它成為普遍律令的那個準則去行動”（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基礎》，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35頁）。那么，什么是康德所理解的道德原則呢?在康德看來，這種

康德倫理思想的中心，是道德法則（道德律令），他提出了道德的三個法則，認為人們只有遵循道德法則的行為，才是有道德的行為。

第一，它是普遍的自然律。康德說：

“純粹實踐理性的基本正法則：不論做什么，總應該作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準則永遠同時能夠成為一條普遍的立法原理。”（康德：《實踐理性批判》，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30頁）

也就是說，一個人所確立的意志，其動機必須符合普遍規律，具有普遍化。例如，一個人明知自己不能償還而舉債并許諾到時一定償還，一個人不發展自己的能力而是縱情享樂，一個人看到別人忍受痛苦，自己有能力相助卻無動于衷，這些都不能成為普遍的自然律，都無道德價值。康德倫理思想的中心，是道德法則（道德律令），他提出了

第二，人既是工具又是目的，強調人是目的。康德說：“這樣行動，無論是對你自己或對別人，在任何情況下把人當作目的，決不只當做工具。”（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基礎》，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43頁）也就是說，康德認為，世界上萬物都是手段，唯有作為道德主體的人，才能是自己的主人。所以要把人當作目的，決不能把人作為實現自己目的的手段。

第三，意志自律，即自己為自己立法。康德指出：“意志的第三個實踐原則（它是與普遍實踐理性相諧和的最高條件），就是，每個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當作普遍立法的意志。”（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基礎》，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45頁）在這兒，在康德的理論理性中不可企及的“自由”出現了。

此處的“意志自律”事實上就是“意志自由”。既然人的道德意志是獨立自主的，普遍的道德法則又是由人的意志（即理性）自身訂立的，因而作為個體的人也是絕對自由的。他提出的意志自由理論無疑把法國啟蒙學者提出的自由觀念推向了一個高峰。第二，人既是工具又是目的，強調人是目的。康德說：“這康德倫理思想的中心就是“道德法則”，人們唯有遵循“道德法則”行動才是合乎道德的。在他看來，道德不能建立在經驗上，即人們通常所說的幸福或快樂之上，因為這些東西本身就是不確定的。真正的“善行”或“道德”乃是“善良意志”本身。就是說，人只要有善良意志，就是有道德的。這個作為普遍律令的標準，就是“善良意志”。在康德看來，人們只有遵循道德法則的行為，才是合乎道德的，才能稱為善行；而真正的善行或道德，就是善良意志。他說：“無論在這一世界內或外，沒有什么東西可以稱作無條件的善的，除了善的意志。”（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基礎》，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8頁）人們只要有善良意志，就是有道德的。他把“道德法則”歸結為如下的公式：康德倫理思想的中心就是“道德法則”，你應該這樣做，以便使你的行為準則永遠能夠成為普遍立法原則。就是說，你的行為不能只根據個人的意愿與愛好，而要與普遍道德法則一致去行動才是有道德的。這是人們道德行為的最高準則。它是絕對的，無條件的，所以也叫做“絕對命令”。人們應當無條件地遵循它來行動。實現道德法則是人們的義務。這個道德法則又體現為：你要永遠把人當作目的而不能當作實現自己的目的的手段。因為在道德領域人是絕對自由的，人之所以存在乃是由于其自身是目的而不是工具。這里，康德用抽象的語言表述了資產階級的人權原則。“道德法則”實際上就是“天賦人權”學說的德國表述方式。你應該這樣做，以便使你的行為準則永遠能夠成為普遍立法原則。就

這種道德法則是人為自己的行為所設立的法則，它必須以意志自由為前提。這是道德法則得以成立的保證。按照康德的觀點，凡人都有意志自由，都知道什么是人的道德行為的最高法則，并按照它去行動。這樣，道德法則與意志自由便成為一體的東西了。人愈自由便愈能遵循道德法則去行動，道德就愈發展；一個人愈按道德法則去行動，道德愈發展，他也就愈加自由。這清楚地表明了在康德看來，人們的道德自我完善是社會改革和進步的唯一方法。因此，目前要做的事并不是仿效法國革命，而是培養“善良意忐”，即追求所謂純粹的善良意志。由此可見，康德的政治思想也是以天賦人權論為支柱的，但卻是以德國方式來闡述的。

康德的道德法則是一個普遍的、最高的法則，道德、法律、政治都被囊括其中。因此，揭示道德同法律和政治的關系是其倫理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這種道德法則是人為自己的行為所設立的法則，它必須以意

康德認為，同道德一樣，法律和政治都受“道德法則”（或“絕對命令”）的指示，要符合它的要求。法律作為社會生活中的“普遍必然”使個人行為與普遍道德法則協調一致，它依靠國家強制力量使個人自由與他人自由協調一致。所以，法律是個人自由與他人自由共存的條件和制度。法律與道德的不同在于，道德是內在的、自覺的，它推動人們應該這樣行動；法律是外在的、強制的，它限制人們去做某事。法律是調整人們外部行為的，具有強制力。法律是道德的外殼，法律的完善是社會進步的標志。從此出發，康德把法國革命看作是法的觀念的勝利。

這里，表達了康德希望建立一個在法律之下的個人與他人具有同樣自由的統一的政治制度。然而，這個理想制度不是通過直接的政治實踐，而是通過道德的不斷完善來實現，康德的上述主張，完全是唯心主義的幻想，因為在階級社會里，根本就不存在一個超歷史的、超階級的“道德法則”。

康德認為，同道德一樣，法律和政治都受“道德法則”（

康德關于道德法則的理論，實際上把盧梭的“天賦人權”等原則，用抽象、隱晦的語言表達出來。康德把盧梭的“人民立法”、“公民自由”等變成了“人是目的”、“意志自律”等。法國革命的政治宣言，被康德譯成抽象的思辨的道德理論。這一點黑格爾已經看到了，他說，

“盧梭已經把自由提出來當作絕對的東西了。康德提出了同樣的原則，不過主要是從理論方面提出來的；法國則從意志方面來掌握這個原則。法國人常說：‘他頭腦發熱'；意思是說，法國人具有現實感、實踐的意志，把事情辦成的決心，——在他們那里觀念立刻就能轉變成行動。……在德國，同一個自由原則占據了意識的興趣；但只是在理論方面得到了發揮。我們頭腦里面和頭腦上面發生了各式各樣的騷動；但是德國人的頭腦，卻仍然可以很安靜地戴著睡帽，坐在那里，讓思維自由地在頭腦內部進行活動”（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4卷，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256--257頁）。康德關于道德法則的理論，實際上把盧梭的“天賦人

康德雖然也提出道德法則，并強調意志自由，但他又認為道德法則和意志自由，只有在“彼岸世界”才能實現，而在“此岸世界”，即當時德國的封建制度下，是不可能實現的。在他看來，只要動機好，意志善良就是最有德行的。康德這種只講意志善良，不管行為實際效果的唯動機論的善良意志，是符合德國資產階級軟弱無力狀況的。在康德看來，普魯士封建國家只能服從，是不能反抗的，因此，他把法國資產階級追求物質效果，要求推翻封建統治、奪取政權，看成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所以，他的革命的愿望只停留在思想上，認為唯一可行的是個人的道德修養、自我完善，而不敢采取實際行動，不要進行革命。但康德的思想并不僅僅停留在道德的層面上，而是將其道德理論運用于政治領域中，提出了其以法制為基礎的國家學說和國家間永久和平的政治思想。康德雖然也提出道德法則，并強調意志自由，但他又3．國家學說

康德的國家學說基本上是按照盧梭的契約論和孟德斯鳩的分權論來闡述的，沒有什么實質性的發揮。然而作為哲學家，康德對政治觀念進行了哲學分析，探求一種與合理的，先驗的原則相符合的理想國家。因此他所注意的不是真實的具體國家，而是先驗的純粹國家觀念（理想的目的國）。3．國家學說康德的國家學說基本上是按照盧梭的

關于國家的起源。康德的思想深受法國啟蒙思想的影響，他認為只有從“原始契約”才能解釋一個國家建立的基礎和程序。康德認為，在一種假設的沒有任何法律保障的自然狀態下，人人都享有與生俱來的自由；但在無任何約束的情況下，一個人與他人相處是很容易濫用他的自由權利，結果使彼此之間發生沖突，導致一種相互敵對性，進而導致競爭或者說爭斗的出現。但是，道德的天職和對自然權利的尊敬，使人類相信必須把這種沖突和爭斗限制在一定范圍內。

辦法就是，通過契約（康德稱之為原始契約），個人放棄自己無拘束、無秩序的自然的自由，從而獲得法律主宰下的全部自由，享有作為國家成員的自由。由于契約的締結，人們放棄自己外在的自由，從而獲得了法律主宰下的自由。各個人的意志聯合成一個“公共意志”，國家也就產生了。

關于國家的起源。康德的思想深受法國啟蒙思想的

他認為國家是“許多人在法律下的聯合”。國家建立在自由、平等、獨立的原則之上，即每個社會成員作為人都是自由的；作為臣民都是平等的，作為公民都是獨立的。這種自由、平等、獨立是每個公民在國家中承擔政治義務的根本依據。這實際是以天賦人權作為國家的基礎，體現了康德反對君主專制和封建特權的進步傾向。

但是康德在具體說明上述觀點時卻加上了許多限制，其內容也空洞無物，充滿對現實的妥協。如他一方面堅持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每個公民都是自由的、平等的、獨立的，另一方面又把公民劃分為“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后者不具有獨立地位，不能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他一方面宣揚公民的自由，另一方面卻又說這只是思想自由、投票自由，而不是行動自由和反抗自由。作為臣民必須嚴格服從統治者。他認為國家是“許多人在法律下的聯合”。國家建立康德就是這樣把這些矛盾的東西結合在他的思想體系內。但是在康德看來，盡管契約是國家建立的基礎，但這只是就國家產生的道理上講的，事實上它并不是真實存在的。而且，他在說明國家之所以產生時，認為國家并不是產生于人的實際的需要，不是由于物質的實在的關系，而是抽象的“絕對命令”要求的結果，是先驗的、理性的產物，是依據道德法則并受其支配的精神王國。這是康德關于國家的起源不同于法國啟蒙學者的地方。康德就是這樣把這些矛盾的東西結合在他的思想體系內。但是在康德

關于國家的目的。康德認為，國家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公民的幸福，而是在“公開的強制性法律之下的人權”（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81頁），是為了維護法律秩序，維持國家本身的存在。也就是說，不管文明社會在保護其成員方面負有多少責任，它都不能把其成員的存在、福利或幸福當作目的，它的唯一目的就是保護法律制度本身。

“奉行道德法律而完全不考慮到幸福，才是人類唯一的終極目的，這必須看作是造物主的唯一目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69頁）法律的普遍性和先驗性特點以及政治社會的法治特征，都要求政治社會堅持最低限度的限制，從而為人們的自由留有充分的余地，康德在此力求將內在的道德自律與外在的法治約束結合起來，建立一個法治共和國。關于國家的目的。康德認為，國家的目的并不是為了

國家的福祉不是指的公民幸福，而是指國家制度和法律原則處于極其和諧一致地狀態。康德認為，理性正是通過一種“絕對命令”責成我們努力達到這種狀態。他認為國家應該建立在三個理性原則基礎上。這些理性原則是：“1．作為人的每一個社會成員的自由。2．作為臣民的每一個成員與其他成員的平等。3．作為公民的每一個共同體成員的獨立。”（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82頁）這種關于國家自由、平等和獨立的原則，也是每個公民承擔國家政治義務的根本依據。

康德在這里明顯地表達了德國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君主專制的進步傾向，它的基本精神是以法國啟蒙學者的天賦人權學說為依據的。這樣，按照康德對國家的本質和使命的分析，他似乎又偏離了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契約論國家觀的根本立場。他在注重個人權利的同時，強調了作為整體的國家的重要意義。在他看來，國家是社會生活的形式，人類沒有國家是不行的。因此，人民對國家最高統治只有服從的義務，沒有反抗的權利。國家的福祉不是指的公民幸福，而是指國家制度和法

由此可見，盡管康德的國家學說直接來自盧梭，甚至搬用了人民主權原則，但他并未由此得出民主的結論。這正是康德與盧梭政治思想的不同之處。

在政體問題上，康德認為按照傳統分類法把國家劃分為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三種形式，對認識國家沒有多大的意義，而且，這三種形式都有可能轉變為專制制度。在探討國家政體時，重要的在于國家的治理方法。康德認為每個國家有三種權力：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立法權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應永遠屬于人民。他采取了孟德斯鳩的分權思想，強調三權的關系既是從屬的，又是協調的，借此以預防專制獨裁和保障國家的穩定和繁榮。他根據國家是否采取分權原則把國家劃分為共和政體和專制政體，前者以分權為基礎而由法律統治，后者是一種獨裁制度。由此可見，盡管康德的國家學說直接來自盧梭，甚至搬用了

為了保證道德律令的實現，為了實現人與人和平共處的理想狀態，康德反對專制政體主張共和政體。他說：

“由一個民族全部合法的立法所必須依據的原始契約的觀念而得出的唯一體制就是共和制。這首先是根據一個社會成員（作為人）的自由原則，其次是根據所有的人（作為臣民）對于唯一共同的立法的依賴原理，第三是根據它們（作為國家公民）的平等法則而奠定的。因此它本身就權利而論便是構成各種公民憲法的原始基礎的體制。”（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05--106頁）為了保證道德律令的實現，為了實現人與人和平共處的理想

但他對共和制的解釋與別人有所不同。在他看來，共和制并不等于民主制，也不是沒有君主，而是意味著分權、法治和政治公開。他把共和制同民主制加以區分，甚至說按民主制這個詞的固有含義來說必然是專制的；君主制只要實行分權和法治原則，也可以采取共和制的管理形式來治理國家。在他看來，在國家制度上要消除專制獨裁，重要的不是由誰來掌權，而是如何來行使權力，不是由人而是由法律來治理國家。因此，只要開明君主實行分權和法治，真正體現“公共意志”，就是良好的國家形式。在康德的國家理論中，包含有“法治國家”的思想。但他對共和制的解釋與別人有所不同。在他看來，共

與霍布斯、洛克以及盧梭等人不同的是，康德不僅僅要消除個人之間的自然狀態（建立共和制國家），而且根據當時歐洲戰事不斷、人民處于動蕩不安狀態的國際形勢，還要克服國家間的自然狀態。他認為按照道德法則的要求，人類的目的是永久和平，在各國間確立永久和平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為此，他在《永久和平論》一文中，提出了消除戰爭、保障各國人民永久和平的計劃和方案。4．永久和平思想與霍布斯、洛克以及盧梭等人不同的是，康德不僅僅要消除

康德首先根據自然法說明了國際社會產生的原因。他認為，各民族、各國家之間最初是處于無法律的戰爭狀態的自然狀態。為了擺脫這種狀態，各相鄰的民族或國家訂立契約，結成聯盟，力圖建立一個由法律規定的和平的國際社會。他把這樣的契約或條約稱之為“萬國公法”或“國際法”。這是接近現代國際法的概念。康德認為戰爭會威脅各國人民的自由，破壞國際和平秩序，是各民族的最大災難。雖然他承認，在特定的條件下，戰爭才是促進文明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在他看來，如法國革命、拿破侖戰爭對社會是有推動作用的。這說明他不否定正義的戰爭。但康德認為，按照道德法則，各民族全部權利的最終目的就是永久和平。永久和平不能由一國吞并其他國家來實現，只能通過建立國家聯盟的道路來達到。這種保障永久和平的國家聯盟完全是一種建立在國際法之上的自愿聯盟，聯盟的每一成員的國家形式應是共和國，它們仍保持著自己的獨立和主權。康德首先根據自然法說明了國際社會產生的原因。他認為，

但是，康德也承認要維持國際社會永久和平是比較困難的。為此，他在《永久和平論》中列舉了實現國與國之間永久和平的一系列條款，在第一節中，他闡述了實現永久和平的先決條款，即：

“1．凡締結和平條約而其中秘密保留有導致未來戰爭的材料的，均不得視為真正有效。2．沒有一個自身獨立的國家（無論大小，在這里都一樣）可以由于繼承、交換、購買或贈送而被另一個國家所取得。3．常備軍應該逐漸地全部加以廢除。4．任何國債均不得著眼于國家的對外爭端加以修訂。5．任何國家均不得以武力干涉其他國家的體制和政權。6．任何國家在與其他國家作戰時，均不得容許在未來和平中將使雙方互相信任成為不可能的那類敵對行動：例如，其中包括派遣暗殺者、放毒者、破壞降約以及在交戰國中教唆叛國投敵等等。”（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98--102頁）但是，康德也承認要維持國際社會永久和平是比較困難的

在接下來的第二節，康德又列舉了走向永久和平的正式條款，即“每個國家的公民體制都應該是共和制；國際權利應該以自由國家的聯盟制度為基礎；世界公民權利將限于以普遍的友好為其條件”（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05--115頁）。但是，他認為，只要采取聯合的方法，由各國聯合起來，組成國家聯盟，建立一種法律秩序，就能使各國和平共安。

為此，他主張先締結能保持國際和平狀態的初步協定，然后再締結各國結成聯盟的國際協定。他認為這種國際組織與國家不同，它不像國家那樣有一個最高的權力機構，參加聯盟的各成員國仍能夠運用自己的理性才能，不斷總結經驗，是會逐漸接近永久和平的，建立國際永久和平的目標是可以實現的。在接下來的第二節，康德又列舉了走向永久和平的正

馬克思指出：“康德認為共和國作為唯一合理的國家形式，是實際理性的基準，是一種永遠不能實現而又是我們應該永遠力求和企圖實現的基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89頁）這就是說，共和國是唯一合理但又不能實現的理想目標。他認為在現實中雖不應放棄自己的共和國的信念，但沉默是一個臣民的義務。于是，康德把共和國作為一個理想目標推到“彼岸世界”。實際上他的真正理想國家乃是君主立憲制。評價：評價：

由上可見，康德的政治思想體現了德國資產階級軟弱性和妥協性。他一方面要求人權和共和國，反對封建專制，主張改革，另一方面又把公民劃分為“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斷然反對人民有進行反抗統治者的權利，強調國家的使命在于維護法律秩序，國家沒有權威也就不成其為國家。他認為，如果國家確有弊病，要求在國家制度內進行改革，而且也只能由君主通過改良辦法而不是由人民通過革命的辦法來實現。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具有明顯的空想性質，他沒有找到也不可能找到實現永久和平的真正道路。他自己也逐漸感覺到永久和平計劃難于實現，承認永久和平是一個不能實現的理想，但仍要努力去建立一種國際關系以不斷接近永久和平的狀態，這樣的政治原則是可以實現的。晚年的康德仍保持著這樣的信念，表明他始終在追求真理和進步。由上可見，康德的政治思想體現了德國資產階級軟弱性和妥第二十一講：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上半葉德國政治思想（上）

德國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葉的這段時間被稱為“古典時代”，這是一個偉大的創造性時代，在此之前，歐洲只有兩個時代可以與之并列，一個是同樣被冠以“古典”美名的公元前5世紀前后的古希臘，一個是巨人迭出的文藝復興時期。在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這段時間中，德國從一個在思想與藝術領域處于落后地位的歐洲國家，一躍而走到了歐洲的前沿。與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文藝復興時期的達·芬奇、米開朗琪羅一樣，在這個階段也產生了一個全面發展的天才——歌德，他與席勒將詩這種藝術形式推向了巔峰，歌德的人文理想——全面的人性，成了19世紀德國思想的主要特征，并以此來反抗資本主義理性的片面化。第二十一講：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上半葉德國政治思想（上）

在學術思想領域，康德大大提升了德國學術的水準，他之后的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則完成了德國古典哲學，使歐洲傳統的理性主義發展到了極至，并產生馬克思主義。在音樂領域，貝多芬將古典哲學的形式、歌德與席勒的人類大同的理想融于音樂中，成為歐洲文化的最高表達。在所有的這樣一些文化形式中，一以貫之的東西是“自由”的理念。因而可以這樣說，在政治思想領域內，如果說，17世紀是英國世紀，18世紀是法國世紀的話，那么，19世紀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是德國的世紀。雖然此時的德國的經濟、政治制度落后于歐美其他先進國家，經濟的落后決定了資產階級由于自身力量的單薄而在政治上表現為軟弱和妥協，即行動的矮子。但在政治思想上卻形成了思想的巨人。

他們以精深細密的理論分析來論證其政治思想，從而使他們的政治學說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階段。在學術思想領域，康德大大提升了德國學術的水準，一、德國的社會氛圍1．德國的社會經濟狀況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歐洲其他國家，如荷蘭、英國、法國等，資本主義經濟不僅有了較大的發展，而且已基本確立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而縱觀德國，公元476年日耳曼人攻陷羅馬，這是中世紀的開始。16世紀由德國人馬丁·路德所發動的宗教改革，在很多方面可以被看作是中世紀的終結。恩格斯曾把這場宗教改革與17世紀的英國革命和18世紀的法國革命并稱為近代資產階級反抗封建制度的三次大起義。一、德國的社會氛圍1．德國的社會經濟狀況18世紀末到

宗教改革，它的直接結果并不是資本主義的大發展，反而導致了封建專制制度的反撲或反彈。德國各地封建領主的權力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德國的封建割據狀態進一步加劇。因而政治上，德意志尚未統一。

所謂的“德意志”只不過是一個地理概念。全德意志仍分裂為360多個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在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領地內，各個封建領主都有自己的軍隊、自己的法律和法庭甚至自己的貨幣。為了鞏固搖搖欲墜的統治地位，各個封建領主對內則加緊了對農民的野蠻盤剝，對外則紛紛尋找靠山。為了得到外國勢力的支持，這些封建領主常常不惜出賣民族利益。漏屋又遭連夜雨，進入17世紀以后，在德意志境內又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國際戰爭“三十年戰爭”。戰爭使得德意志的分裂和封建割據狀態進一步惡化。

一直到18世紀末，與荷蘭、英國、法國以及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相比，德國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十分落后。因此，實現國家和民族統一成為德國資產階級所要解決的首要任務。宗教改革，它的直接結果并不是資本主義的大發展，反而導

在經濟上，到18世紀末，德國資本主義經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尤其在法國革命的強烈影響下，一些邦進行了自由主義改革，破壞了封建生產關系，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德國西部的工業中心，幾乎建立了所有的工業部門，并逐漸采用機器生產。但整個德意志仍處于以封建地主為核心的農業經濟狀態。廣大農民仍然被束縛在自己的領地內，被束縛在土地上。境內關卡林立，嚴重地阻礙工商業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恩格斯對德國的社會狀況曾作過這樣的描述，他說：

“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體的討厭的東西。沒有一個人感到舒服。一切都很糟糕，不滿情緒籠罩了全國。……一種卑鄙、奴顏婢膝的、可憐的商人習氣滲透了全體人民。一切都爛透了，動搖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簡直沒有一線好轉的希望，因為這個民族連清除已經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爛尸骸的力量都沒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33--634頁）德國資產階級就是在這種歷史環境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經濟上，到18世紀末，德國資本主義經濟有了一定程度

德國資產階級形成和發展的條件決定了它不能形成為一支對抗封建貴族統治的強大力量，表現出異常軟弱無力。他們既無毅力又無勇氣同人民聯合起來推翻封建勢力的統治，而是甘愿拜倒在封建君主政權之下。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震動下，德國資產階級曾一度感到振奮，表示出某種熱情和向往。但是，隨著革命的深入和人民的奮起，它驚恐萬狀，立即由對革命的同情轉為對革命的厭惡，深恐德國人民也采取如此激烈的革命行動，從而威脅到它自身的利益與安全。于是，它再也不顧及民族的任務，心安理得地在封建貴族的卵翼下發展資本主義，滿足于自己的小孔小眼的利益。

德國資產階級對法國革命所表示的向往和熱情完全是德國式的，即只是向往它的自由平等原則，而不是革命行動。德國資產階級形成和發展的條件決定了它不能形成為一支對

上述狀況決定了德國資產階級的兩重性。一方面它對封建專制制度表示不滿，要求廢除封建關系和貴族特權，主張改革，實現國家和民族的統一；另一方面，由于對國家的依賴性以及對人民的畏懼，又拜倒在君主權力之下，希望在君主制的范圍內實現某種改良，求得資本主義經濟的順利發展。這就表明德國資產階級軟弱性和妥協性的特點極為突出。這個特點在政治上表現為德國資產階級對封建國家處處謹小慎微，阿諛奉承，不敢在現實中公開進行反對封建君主制制度的政治斗爭。他們耽于幻想，怯于實踐，只是在思想上“考慮”要做在英國和法國已經做過的事情。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德國資產階級

“只是用抽象的思維活動伴隨了現代各國的發展，而沒有積極參加這種發展的實際斗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0頁）上述狀況決定了德國資產階級的兩重性。一方面它對

如果僅僅從德國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出發，是很難解釋當時德國的思想創造的。還須關注當時先進國家（英國法國政治、經濟、思想）對德國思想家的影響。在18世紀末，英國爆發了工業革命，隨后，法國在19世紀也開始了工業概習慣于內心生活的德國人感受到了工業革命產生的巨大的物質力量的沖擊。在英國與法國，生產方式的根本變革、機械化大生產替代了作坊式手工業，資本積累的前所未有的發展，使得它們的國力空前地強大起來。1806年，拿破侖入侵德國，這一事件使得德國的民族主義開始高漲起來。圖生存的壓力迫使德國進行“西方式”的改革，以增強國力。當時德國的政治思想家們清醒地意識到：欲進行經濟改革，必先進行政治改革，欲進行政治改革，必先進行思想革命。如果僅僅從德國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社會政治經濟

早在18世紀中葉，英國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和法國的啟蒙思想已經對德國思想界產生了影響。康德在哲學上受休謨懷疑論影響頗深，而在政治道德領域，則毫無疑問地曾經是盧梭的信徒。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身為法國近鄰的德國不可能不受到震撼，事實上，法國革命在剛剛發生的時候，受到德國青年一代思想家的熱誠歡迎。貝多芬曾經想把他的“第三交響曲”題贈給拿破侖，而黑格爾與謝林等則在學校里種下“自由樹”以示對法國革命的支持。因此，當時的德國政治思想受到英、法兩國的政治思想家如洛克、休謨、盧梭及啟蒙思想家的影響甚大，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社會契約等思想，在他們的政治學說中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來，

但是，德國的政治思想在關注來自“西方”種種政治理論的同時，對建立在自然法理論、社會契約理論和個體權利論之上的英法政治學說持一種謹慎的批判態度。2.德國社會的思想狀況早在18世紀中葉，英國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和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