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末至 80年代中期， 《文心雕龍》 理論體系曾一度成為 《文心雕龍》 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許多專家學者紛紛撰文，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探討《文心雕龍》的理論體系。今天看來，其中的許多觀點仍可謂真知灼見。然筆者認為，學術研究應該推陳出新，況且《文心雕龍》理論體系本身又是十分復雜的，對它的研究不能停滯，故不揣淺陋，將近年來的一些思考結撰成文，以乞教于方家。我們認為， 《文心雕龍》的理論體系與劉勰所謂的“道之文”直接相關。“道之文”是一個貫穿整部《文心雕龍》的概念，它既是劉勰文學理論的邏輯起點，也是其最終的歸著點；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以“道之文”為核心，建構了一個“體大慮周”的文學理論體系。一、“正文救弊”之旨與“道之文”的提出矯正“近代”以來文壇流弊是劉勰著述《文心雕龍》的直接動機。劉勰“正文救弊”的內容又具體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矯正創作上的流弊，二是矯正文論界的弊端。創作上的流弊， 主要體現在“近代”以來因辭人愛奇而導致“文體訛濫” 的現象。《序志》篇謂：“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離本彌甚，遂將訛濫。”劉勰認為，由于追求新奇，“近代”創作普遍存在“言貴浮詭”的不良現象，其結果導致文體“解散”甚至是“訛濫”。他在《定勢》 篇中對時人“效奇之法” 作了更為詳細的論述：“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本，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為乏，辭反正為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外出，回互不常，則新色耳。”為了“適俗”而“逐奇” ，本來“正言明白，而常務反言”，這種“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外出”的“顛倒文句”之實例，江淹《別賦》中“孤臣危涕，孽子墜心” ，《恨賦》中“意奪神駭，心折骨驚”等句子，即是。同樣，魏晉以來文論界也存在著諸多弊端。劉勰在《序志》篇中歷數魏晉文論之弊，說：“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王易）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范《翰林》 。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泛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 《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泛議文意，往往間出，并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在他看來，魏晉文論諸家之弊雖各不相同，卻有著一個通病，那就是“各照隅隙，鮮觀衢路” 、“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 。所以，“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就成了劉勰為超越以往文論家而努力追求的目標了。那么，文學之“根”“源”何在？劉勰認為，“文”源于“道” ，因此，其撰《文心》 以《原道》開篇。在《原道》篇中，劉勰首先從本體論的高度提出一個重要概念――“道之文”。他說：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又說：爰自風姓，暨乎孔氏，玄圣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 《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這兩段文字所提出的“道之文” ，前者指宇宙萬物之形色，是“天文” ；后者是歷代圣哲為教化黎 ?而作的禮樂文章，是“人文” ；劉勰在此統稱為“道之文” ，為什么？因為它們都擁有一個共同的本體――“道”。其所謂“道” ，由于受到時代學術思潮的影響，已經著上了玄學色彩，可以理解為“自然之道” 。在劉勰看來，“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 ，皆“自然之道”也。何謂“道之文” ？簡言之， 即“明道之文” ，劉勰認為，“文”乃宇宙本體“道”之“德” 。不管是“天文”，還是“人文”，其作為“道之文” 而具備的基本特質有二： 一是其美的屬性，具有審美價值，譬如，龍鳳、虎豹、林籟、泉石等皆“郁然有彩” ；二是合乎自然之道，“云霞雕色”、“草木賁華” ，“夫豈外飾，蓋自然耳” 。劉勰之所以將“人文”亦稱作“道之文” ，主要原因在于，人“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 ，“夫以無識之物，郁然有彩” ，而作為“有心之器”的人，“其無文歟”？所以，“人文”的產生，亦自然之道也。“道之文”的提出，強調了“道”與“文”之間的“體”“用”關系，是劉勰文學理論的邏輯起點。而且，劉勰論“文”而原“道” ，意在為文“尋根”“索源”，其終極目的還在于有益于“后生之慮” （《序志》），也就是矯正當日文壇流弊。那么，劉勰又是如何以“道之文”去矯正文壇之弊的呢？那就是“征圣宗經”的提出。“征圣宗經”與“道之文”的標準劉勰在提出“道之文”時，就巧妙地將它與圣人、經典聯系在一起，初步建構成一個由“道” ―“圣” ―“文”組成的文學理論體系內核。 在他看來，“道” 、“圣” 、“文”三位一體，圣人創作的經典即是“人文”中最早的“道之文” ，也是后人寫作的最佳范本。 因此，“原道”之后，劉勰繼而提出“征圣”“宗經”的主張。然則，何以謂圣人創作的經典就是“道之文” ？除了上述人為“有心之器”外，劉勰還作了更為細致的推論。首先，從“人文”的創作過程看，圣人是依據“道”來立言的。《原道》篇謂：“玄圣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 《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 察人文以成化” ，這里所謂的“道心”、“神理”、《河圖》、《洛書》、“蓍龜”、“天文”等，在劉勰的眼里都是指上天以不同的方式向人類垂示的“天道” ，所謂“原道心”“研神理”“觀天文”云云，就是指圣人根據這些啟示，著文以教化黎。而“察人文” ，則是研究人類社會之道。這樣的創作過程，亦即《宗經》篇所謂“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 ，實際上就是依據“自然之道”而創作的過程。因為圣人是依據“自然之道”來撰述文章，其文合乎“自然之道” ，故謂之“道之文” 。其次，從圣人的創作方法看，也都合乎“自然”之道。《征圣》篇有一段文字專門論述圣人“變通適會”的創作方法，文曰：“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 ,,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適會，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矣。”也就是說，圣人在創作時，能根據不同內容、不同的目的需要而采用相應的創作方法， 使“文成規矩，思合符契” ，充分自由地表達出其旨意。這就是圣人在創作方法上合乎“自然”之道，而這種自由靈活、合乎自然的創作方法，也是圣人之文之所以能成為“道之文”的又一個必要條件。再次，從圣人創作的結果看，也是合乎“自然”之道的。劉勰認為，作為創作主體，圣人的智慧非普通人所能比的， 他們能“則天法道” ，一方面對萬事萬物的自然法則有深刻的認識，能“洞性靈之奧區” ；另一方面在文章寫作上，又深于文理，能“極文章之骨髓” 。所以由他們創作的“五經”，在內容上“義既埏乎性情” ，能鼓動天下； 在表達上“辭亦匠于文理” 。一言以蔽之，“五經”無論內容還是文理方面皆合乎“自然之道” ，是“道之文” 。在劉勰的推論中，“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 ，“道”與“圣人” 、與“經典”實際上構成了“體”與“用” 、“道”與“德”的關系了。值得注意的是，劉勰認為“天道難聞” 、“妙極生知，睿哲惟宰” ，只有圣人才能“則天法道” ，一般人是不能像圣人那樣直接去則天法道的，只能通過圣人創作的經典這一中介去感悟深奧莫測的“神理” 。“五經”既為“道之文”，“義既埏乎性情，辭亦匠于文理” ，“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 ，于是便自然而然地引出其“征圣宗經”文學主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征圣宗經” 并不是劉勰文學理論的最終目的， 它只不過是一種途徑，具體說來，劉勰是想通過“征圣宗經”這一途徑使后世作者能寫出合乎自然之道的“道之文”來，所謂“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矣” 、“若征圣立言，則文其庶矣” ，即是。所以，創作出“道之文”才是劉勰文學理論的歸著點，是劉勰矯正文壇流弊的具體藍圖。那么，什么樣的文章才算是合乎自然之道的“道之文” ，它有哪些具體特征或者說它必須具備哪些具體條件？我們認為， 《宗經》篇提出的“六義”可視為劉勰對此一問題的回答。《宗經》篇曰：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在這里，劉勰分別從文章的“情” 、“風” 、“事” 、“義” 、“體” 、“文”等六個角度來說明學習圣人經典對于寫作之益，而“情深而不詭” 、“風清而不雜” 、“事信而不誕” 、“義貞而不回”、“體約而不蕪” 、“文麗而不淫”等所謂的“六義”就是征圣宗經后所著文章能達到的高境界。既然圣人的經典是合乎自然之道的“道之文” ，那么通過學習經典而具備此“六義”的文章亦應為合乎自然之道的“道之文” 。那么，我們就有理由斷定，“六義”既是劉勰所謂“道之文”的具體特征，也是他為后世文章所設立的具體標準了。再者，頗值得玩味的是，劉勰在《序志》篇中自稱： “《文心》之所作也，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云云，這無疑是在向世人暗示： 《文心雕龍》 本身就是繼圣之作， 是具備“六義”之文，是合乎自然之道的“道之文” 。那么，撇開其理論價值， 我們還可以推斷， 劉勰撰寫 《文心雕龍》的另一個意義在于，欲在寫作實踐上通過《文心雕龍》為時人樹立可以師法的文章典范。三、“論文敘筆”與“道之文”的規范從《明詩》到《書記》二十篇為“論文敘筆”部分，是《文心雕龍》的重要內容，它“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 ，全面而深入地論述了各種文體，被劉勰視之為全書的“綱領” （《序志》篇） 。我們認為，劉勰之所以如此看重“論文敘筆” ，是因為它實實在在地為各類文體的寫作制定規范， 對后生寫作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 而且，“論文敘筆”也是劉勰建構其“道之文”理論體系的一個重要環節。在這一環節里，劉勰將其“道之文”的理念具體落實到各類文體的寫作之中。那么，劉勰又是如何將其“道之文” 的理念落實到各類文體的寫作之中的呢？我們認為，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一是將各類文體與圣人經典聯系起來，為其“尋根”“索源”，從而為各類文體的寫作確定具體的師法對象。因為“去圣久遠，文體解散” ，后世作者對文體特征的認識越來越模糊，所以，有必要為各類文體“尋根”“索源”，使之從本源上認識各類文體。上文已述，在劉勰的理論中，“五經”為“道之文” ，它不但“洞性靈之奧區” ，具有廣泛而深刻的內容，而且也“極文章之骨髓” ，蘊涵著豐富的文理。因此，后世各類文體都可以從“五經”那里找到其源頭。所以， 《宗經》篇謂：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誅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盟檄，則《春秋》為根；并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劉勰在此按“五經”之源，將后世文體劃分為五大類。那么，在寫作上，每一大類的文體必然要以其本源為法式， 這樣的文章才有可能成為“道之文” 。所以，在具體分述各體文章之時，劉勰始終不忘“征圣宗經” 。如《明詩》篇高標詩歌“持人情性” 、“義歸無邪” ，《詮賦》篇強調“賦自《詩》出”、“風歸麗則，辭剪荑稗” ，《頌贊》 篇則謂“《時邁》 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頌， 規式存焉。 ”《史傳》篇謂“史肇軒黃，體備周孔” 、“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 必附圣以居宗； 然后詮評昭整， 苛濫不作。 ”《章表》篇謂“章式炳賁，志在典謨” ，《議對》篇謂議體寫作之大體“必樞紐經典，采故實于前代，觀通變于當今”云云，都是從各種文體自身的特點出發，突出圣人經典對后世作者的垂范意義。二是以“名理相因”為原則規范各類文體的寫作。劉勰認為，“有常之體”必須是“名理相因”，而“名理相因”又是各體文章合乎“自然之道”的必要條件。所以，“論文敘筆”的主要內容實質上是在講如何使各體文章的寫作“名理相因” 。在《定勢》篇中，劉勰從總體上提出“因情立體，即體成勢”的原則，他說：“章表奏議，則準地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于明斷；史論序注，則師范于核要；箴銘碑誄，則體制于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于巧艷：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是就大的分類而言，不同的文體類別在“定勢”上應有不同的考慮。就每一種文體而言，劉勰則借助于玄學“校練名理”的思辨方法，詳細辨析各類文體之“名”與其創作之“理” 。在劉勰看來，文體之“名”與其創作之“理”相符合，則所作的文章為“正體” ；相反，“名”“理”相乖，則違背了該體創作的“自然”之道，是“訛體”或“乖體” ，必須予以矯正。要之，在“論文敘筆”部分，劉勰從文章體裁的層面，以“征圣宗經” 、“名理相因”為原則，為各體文章的寫作制定了具體的規范，從而將其“道之文”的理念落實到各類文體的寫作之中。四、下篇“毛目”與“道之文”的創作《神思》篇以下，被劉勰稱為“毛目”（《序志》篇），因為這一部分的內容顯得非常繁雜。在劉勰看來，詩文創作“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這里的“理”即文理，指創作中普遍存在的規律與方法技巧。 《總術》篇又謂：“文場筆苑，有術有門” ，“才之能通，必資曉術” ，所以，“研術”與“執術馭篇”在寫作中顯得尤為重要。如果說“論文敘筆”從各種文體出發，具體研究各種文體的創作之道，那么，下篇的“毛目”則是“剖情析采，籠圈條貫” ，超越了具體文體之囿。盡管這些“毛目”在內容上非常繁雜，但實際上也是圍繞著“道之文”這一核心立論的，即怎樣才能寫出“道之文”來？研術、曉術，然后才能“執術馭篇” 。概而言之，其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毛目之一：文學創作中的一些規律與方法技巧。從《神思》篇到《總術》篇，論述的內容大致包括：其一，揭示文思中“神與物游”之理。因為在“神與物游”的過程中，“志氣統其關鍵”，“辭令管其樞機” ，“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 ，所以，劉勰提出了虛靜養氣、積學博練等具體方法，以鍛煉寫作才能。其二，揭示“吐納英華，莫非性情”之理，即文章與作家才性的關系。 因為詩文作品與作家性情“表里相符” ，具體說來，“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為此，劉勰提出“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的方法。其三，論述詩文創作中的一些重要方法技巧。 譬如，如何鍛煉文章的風骨， 使“文明以健”“風清骨峻” ；如何通變因革，確定文勢； 如何處理文章情理與辭采的關系； 如何“規范本體” 、“剪截浮詞” ，如何定章結句、組詞練字，以及諸如用典、聲律、對偶、比興、夸飾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劉勰在論述這些創作方法技巧時，仍不忘圣人經典的垂范意義。譬如，《情采》篇講《詩經》之“風雅”均是“為情而造文” ，合乎情文之道； 《聲律》篇言：“詩人用韻，率多清切” ，合乎聲律之自然； 《章句》篇謂：“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 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啟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 內義脈注， 跗萼相銜， 首尾一體。 ”即《詩經》 在裁章積句方面合乎自然； 《麗辭》篇謂： “《易》之《文》 《系》，圣人之妙思。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婉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以《易》、《詩》為例，說明圣人經典在語言的駢偶方面合乎自然； 《比興》篇稱贊“詩人比興，觸物圓覽。 物雖胡越， 合則肝膽。 ”《夸飾》篇稱：“雖《詩》《書》雅言，風俗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入天，論狹則河不容 ?，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又謂：“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即《詩》、《書》在夸飾方面值得后人借鑒。 《物色》謂：“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 既隨物以宛轉； 屬采附聲， 亦與心而徘徊。 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慧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并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 將何易奪。 ”講《詩經》在描寫自然景色方面亦自然貼切。 總之，在劉勰看來，圣人經典在各種具體創作方法技巧上均合乎“自然之道” ，體現出“道之文”的創作特質，那么，“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矣” 。毛目之二： 文學發展演變規律。 從總體上看， 整部《文心雕龍》 的文學“史”的意識是非常自覺的。 《序志》篇所謂“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之言，實際上是在粗線條地展示了文學從“道”到“圣” 、“經” 、“緯” 、“騷”，再到后世各種文體的源與流的演變軌跡。“論文敘筆”部分又具體對各種文體“原始以表末” ，揭示其發展演變規律。《時序》篇更是深入、 細致地分析各時代社會諸因素對文學的影響、 闡明“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的規律。在劉勰看來，“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明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