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租界文化”概念的文學史意義

【內容提要】

多年來,學界對與上海有關的文學現象的研究,采取的主要文化視角是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視角照亮了一些文學現象,也留下了一些盲點。鑒于此,根據現代時期上海的租界語境,提出“租界文化”概念。租界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相通之處,又有明顯區別。“租界文化”概念的提出,為現代文學研究開創了新的維度、新的尺度、新的空間。

【關鍵詞】租界;租界文化;上海租界;都市文化;海派漫步上海灘,巍峨的外灘建筑使我們緬懷租界往昔的繁華面影;徜徉南京路,閃爍的霓虹燈令我們遙想30年代的上海風情;探訪漢口鎮,新舊交錯的江漢街誘使我們解讀舊日的租界蹤跡;游覽天津市,繁華的和平區向我們訴說著的沉重變遷。透過歲月的斑駁陸離,造訪在華的租界遺址,引發的感情是復雜的。面對租界遺跡的感受,化用張愛玲的一句話來說,仿佛覺得租界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既驚訝于袍的華美,亦深感虱子的可惡。

從鴉片戰爭至八國聯軍入侵的60年間,即從1843年第一個外國租界的初步辟設,到1902年鼓浪嶼公共地界和天津奧租界的最后開辟,英、法、美、德、日、俄、意、比、奧等9個國家先后在上海、廈門、廣州、天津、鎮江、漢口、九江、蘇州、杭州、重慶等城市,設立了近30個租界。所謂“租界”,是指“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等國的通商口岸開辟、經營的居留、貿易區域。其特點是外人侵奪了當地的行政管理權及其他一些國家主權,并主要由外國領事或僑民組織的工部局之類的市政機構來行使這些權力,從而使這些地區成為不受本國政府行政管理的國中之國”。

租界雖然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但是與割地賠款等喪權辱國條款相比,通商口岸的辟設和其后租界的建立,卻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歷史現象。一方面,不可否認,租界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掠奪和軍事侵略的“橋頭堡”,是帝國主義建立在中國土地上的“飛地”;另一方面,我們也得承認,租界的空氣使人自由,租界為新文化和新文學的提供了自由言說的話語空間。租界提供了一種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語境,形成了西方文化的集散、緩沖地帶,是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前沿地帶。租界作為、經濟和文化的實體性存在,加速了上海、天津、武漢等現代城市的崛起,建構了與傳統中國城市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觀、市政制度、文化出版機制和消費時尚,改變了租界市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社會心理、審美觀念、倫理模式,并憑借其商業貿易、新聞傳播體系、人口流動方式,影響了整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在歷史上存在的外國租界當中,上海租界發展最充分,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最大。

上海是一個因租界而繁榮的現代都市。上海宋代設鎮,元代置縣,到了清代,上海也不過是東南一個較繁榮的縣鎮而已,而外灘開埠前只是一片灘涂之地。“近百年的上海,乃是城外的歷史,而不是城內的歷史,真是附庸蔚為大國,一部租界史,就把上海變成了世界的城市。”年,上海總人口達到30萬,其中租界人口接近150萬,租界總面積達到48653畝。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商貿、、和文化娛樂高度發達,是全國的文化、經濟中心,是遠東第一大城市、世界第五大城市。洋風熾盛的大上海當時被譽為“東方巴黎”。

租界時期的大上海雖然已經成為歷史,但幾十年后,它又不斷被人們追憶、想象、評論、敘述。:尤其是近十多年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喚起了人們對租界時期上海都市經驗的緬懷,人們試圖從昔日上海的都市形象中,尋找理解現代中國的線索。新時期重塑上海城市形象的巨大舉措,在文化策略上選擇“海派”作為上海的“城徽”。因此,新時期對上海歷史和上海文化的研究,引起了學界的熱情關注,上海近現代文學現象也進入了研究者的中心視野。

在史學界,唐振常、熊月之、費成康等當代學者在上海史和租界史研究上成效卓著。他們的研究,與民國時期姚公鶴、徐公肅、丘瑾璋、蒯世勛和西方學者梅朋、傅立德、羅茲·墨菲等的租界研究,注重史的記錄。租界的擴界、工部局的機構設置、租界司法權的演變、租界商業和金融業的發展以及上海的現代化進程等問題,是這些學者的論著中最關切的問題。也有少數史學專家致力于上海文化的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天綱,從已有成果來看,海派文化、制度文化和城市文化是研究者選擇的三個主要維度。這三個維度固然能夠大致呈現近現代上海文化的本質屬性,但是缺乏直指其文化內核的闡釋力,也缺乏融括整體的氣度。

在文學界,陳伯海、王文英、陳青生、袁進等分別對上海文學史進行了梳理。上海文學史的撰寫基本上采用標準的文學史書寫模式,以《上海現代文學史》為例,雖然獨具慧眼地把在上海停留居住過或在上海的報刊、出版社發表作品的作家都納入上海文學的論述范圍,但是,租界、租界文化的存在沒有進入撰史者的中心視野。歷史學家認為:“研究近代上海是研究中國的一把鑰匙;研究租界,又是解剖近代上海的一把鑰匙。”談上海文學,如果不把租界及其文化作為思考的重要維度,不說有誤讀的危險,至少有所遮蔽。在海派文學(都市文!學)的研究中,李歐梵、吳福輝、楊義、李今等取得了顯著成效。通過閱讀《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上海摩登》和《京派海派綜論》等研究海派文學和都市小說的著作,我們可以發現,論述現代上海文學、海派文學和都市小說,基本上取的是一個文化視角。研究者使用的主要文化視角是海派文化。“海派”是一個聲名狼藉的歷史概念,如果要把這個舊概念納入新的研究框架,首先必須為之“正名”。研究者傾向于用“現代質”來命名海派文化的本質屬性,或者把海派文化歸入都市文化門下。延用一個舊概念對之重新解釋,造成了新舊概念之間的斷裂不說,還把海派文化投入到都市文化的懷抱中,加以泛化。把經過如此修整后的“海派”概念投入文學研究,多少要承擔概念偏執和錯位帶來的風險。這是當今研究者重新詮釋和使用“海派”文化概念時,難以擺脫的困境。“海派”概念的局限性,造成了使用過程中玩不轉的現象,一些相關的問題無法在“海派”概念下得到合理解釋,所以就不得不在同一專著中采取多種文化視角,把海派文化、都市文化、上海文化和洋場文化等概念交叉混雜使用,這幾個概念實際上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概念的交叉混雜使用,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其中任何一個文化概念都不能單獨承擔解釋對象的重任,或者說都不是最貼近歷史和文學本體的概念,必須提出新的文化概念來重新照亮與上海有關的文學現象。對于上海有關的現代文學現象的研究,之所以存在一些解不開的癥結,主要是因為研究者忽略了,或者沒有充分重視近現代上海最基本的文化語

境——租界文化語境。租界語境下的上海文化,很難用海派文化或都市文化來準確全面地指稱;海派文化和都市文化視角,也不能對和上海有關的許多文學現象作出合理解釋;海派文化和都市文化視角照亮了一些文學景觀,也留下了一些盲點。鑒于此,我們有必要充分考慮上海的租界語境,提出新的文化概念,對與上海租界有關的文學現象作出新的解釋。

因此,本文根據現代時期上海的租界語境,提出“租界文化”概念。所謂“租界文化”,是指l9世紀4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上海、天津、武漢等地外國租界的相繼開辟,在以上海租界為主的租界區域逐漸形成的殖民性、商業性、現代化、都市化、市民化的中西雜糅的文化形態,是與中國傳統文化、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著一定聯系,又有著明顯區別的一種新型文化,其本質和特征體現在與租界現象相聯系的獨特的市政制度、文化體制、城市空間、市民體驗和審美風尚等多個文化層面。隨著百年租界現象的終結,尤其是新中國的成立,租界文化逐漸走向式微。

實際上,自設立租界以來,人們就注意到其孕育的怪異而令人深感不安的文化形態。但是,由于現代知識分子從固有的“鄉土中國”文化立場或廟堂士大夫文化立場出發,認定租界文化是淺薄庸俗的,更由于當代研究者的歷史或意識形態偏見,租界在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中的意義被縮減,或被言說的禁忌所裁剪,誰也無意于把租界文化確立為一種新的文化范型。梁遇春把黑暗的上海比喻成一條惡狗:“上海是一條狗,當你站在黃浦灘閉目一想,你也許會覺得橫在面前是一條惡狗,狗可以代表現實的黑暗,在上海這現實的黑暗使你步步驚心,真仿佛一條瘋狗跟在背后一樣。”周作人對上海文化充滿鄙夷:“上海灘本來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說)文化是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壓根兒沒有一點理性與風致。”錢鐘書則認為上海能產生和文化,簡直是一個笑話:“正像說頭腦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會思想一樣的可笑。”李天綱也坦言,“租界文化是一種混合文化,只有幾十年的歷史,其淺薄粗陋不但引起中西社會的共同輕視而且常令身在其中的自覺者自卑。”對上海(租界)文化持鄙薄態度的論說,不勝枚舉。這種評判態度的背后,有著深刻的文化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一方面,租界文化和絕大部分知識分子所堅守的文化價值立場相沖突,故他們極力貶低租界文化,把租界當作文化沙漠。“對所謂‘文化沙漠’的批評,固然是指某地高品位的精神產品產出的匱乏,但更主要的,似乎是指城市所造就的一種人的生存狀態、生活方式、價值準則。”租界人的生存狀態、生活方式和價值標準,既不合傳統,又不合知識分子的人文理想。另一方面,知識分子面對租界時,難免有一種“仿佛一條瘋狗跟在背后一樣”的文化恐懼心理,其深層原因是強烈的民族意識。筆者敬仰近現代知識分子的民族立場,理解他們的文化姿態。但是,我們更需要直面歷史的勇氣和詮釋文學史的求真意志。[1]

在20世紀的前幾十年,文人們是那么熱衷于評說租界,熱衷于在“海派”、“洋場”、“租界”、“都市”、“上海氣”等名目下談論租界文化,卻又往往心懷忌憚、筆藏譏諷、羞于為伍,一副不屑于談論的腔調,這真是一個可笑而滑稽的問題。至今研究者還是愿意在“上海文化”、“都市文化”、“海派文化”的旗幟下來研究相關的問題和文學現象,就是沒有從“租界文化”的角度來全面透視,而這些現象和問題又恰恰是與租界現象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可以說,這種聯系是“捆綁式”的。我們可以問:沒有租界,相關的歷史和文學現象會發生嗎?即使仍然發生,會是這樣的歷史情態嗎?不論租界現象是民族的屈辱或的鑰匙,我們都得承認它存在的事實和培育出的獨特文化形態——租界文化;無論我們喜歡還是不喜歡租界文化,我們都需要敢于說出租界文化對文學所帶來的重大影響。

根據希爾斯《論傳統》關于文化傳統的觀點,筆者認為,上海租界經過幾十年的歷程,至遲在1920年代,形成了具有一定規范的文化傳統。也就是說,租界文化作為一種文化范型或文化傳統,應該是成立的。本尼迪克特的觀點同樣有助于我們把“租界文化”確立為一種新的文化傳統:“文明本身能夠產生的變化可能遠比人類任何權威所希冀或想象的對文明的變革都要更徹底、更激烈,而且仍是完全切實可行的。今日如此橫遭責難的那些細小變化,諸如離婚率上升,城市中日甚一日的世俗化,貼面舞會的盛行,以及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的事情,也許彈指之間就成了一種稍有差別的文化模式。一旦成了慣例,它們也就具有了同老模式在以前那些年代時所具有的同樣豐富的內容,同樣的重要性,同樣的價值。”租界文化在20年代應該“成了慣例”,成了一種與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大差別的文化模式。否認其存在或譏笑其鄙陋的人,多少是懷有偏見。關于“租界文化”具體內涵特征的分析,筆者曾撰文論述過,此不贅述。

租界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殖民文化有密切的關系。在中國,租界是海派文化和都市文化的滋生地,租界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在核心本質上有相通之處。在上海,無論現代城市景觀的出現、市民理性的形成、自由話語空間的提供、開放寬容意識的成熟、重商主義的流行、聲光化電文明的發達,都和租界的存在密不可分,這些特征也被當作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精神內涵。30年代的海派文化是上海開埠后產生的一種文化現象,“海派”概念下的那些惡俗習氣,大多數是租界風氣所致。民國時期中國都市文化與西方都市文化之間存在差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的都市進程,是以沿海沿江的商埠、租界為核心與范本迅速推進的。事實上,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真正的大都市只有上海,而此時上海華界的發展狀況與幾十年前租界的樣子大致相當,可以說,民國時期的都市文化基本上就是指十里洋場呈現的文化氣象,說到大陸現代文學中的都市文學,幾乎就是指上海的都市文學。殖民文化是在殖民地化過程中產生的文化類型。租界是帝國主義在中國土地上開辟的“國中之國”,和殖民地在某些方面有類似的特性,租界文化和殖民文化存在交叉重合的特征。由此可見,租界文化包含了海派文化、都市文化和殖民文化的一些內涵特征。

雖然租界文化、海派文化和都市文化都是租界開辟后產生的文化現象,但是租界文化與海派文化、都市文化之間存在明顯的區別,其區別大致體現在以下五點:

其一,三種文化所屬的坐標體系和解釋框架不同。租界文化處于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所構成的解釋框架中,有著殖民入侵的文化背景;海派文化和京派文化構成一個二元對立的文化詮釋框架,30年代的海派是租界罪惡品性的替罪羊;都市文化和農耕文化構成一個二元對立的文化詮釋框架,現代轉型是聯系二者的關節點。

其二,租界文化具有強烈的殖民性和民族性特征。而殖民性和民族性并不構成海派文化和都市文化的必要元素。其三,從城市和制度看,上海租界的城市空間、城市布局、石庫門建筑,以及上海租界的市政管理制度、租地制度、議會制度、治外法權、文化制度等等,所具有的文化特征,都使得租界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區別了開來。

其四,從文化的主體“人”來看,上海租界人口的年齡性別構成具有獨特性,男女比例嚴重失衡,青年人占的比例高于其他區域;在租界人中流行的語言是洋涇浜語;租界人有著強烈的冒險投機意識;租界知識分子不能與任何集體發生有機真實的聯系,與租界的心理關系是“在而不屬”,身份特征變得曖昧;上海租界由資產階級引導消費和生活的時尚。

其五,租界文化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是一種混合文化,具有“四不像”的特征。這是都市文化不具有的特征,雖然大家也把這個特征歸結到海派身上,但是歸到租界文化門下更妥帖。

從上述五點區別可以看出,租界文化是一個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有著明顯區別的概念。

人們無論從都市文化還是從海派文化的角度來談論上海這個城市或現代文學,涉及到現代都市的興起、西方觀念的流行、市民社會的壯大、公共領域的產生、新聞傳播的發達、通俗文化的泛濫、倫理觀念的變化、社會心理的轉型、作家生命體驗的流動、激進思潮和先鋒意識的出現等問題,都繞不開租界,學者傾向于使用類似于這樣的句式——“租界開辟后,租界提供的……空間,給……造成……影響……”——作為前提來進入話題;在提到上海的罪惡品性時,如上海罪犯叢生、花柳遍地、道德墮落、廉恥喪盡等等,人們愿意把罪惡的根源歸結到租界方面。既然都和租界有關系,以租界文化的名義討論不是更直接妥當嗎?《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給海派定位時是這樣說的:“海派產生于近代海禁打開之后。自滬地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辟了租界,起初稱‘夷場’、‘洋場’,這才有所謂的‘洋場文化’和‘洋場文學’。在時空兩方面,這樣來給海派定位,大體是不差的。”撇開概念的使用不說,這段話不就相當于在談論租界文化嗎?我們如果把“海派”置換成“租界文化”或“租界文學”,內在關系似乎更妥帖。在此,我要鄭重聲明:我并沒有以“租界文化”取代“海派文化”或“都市文化”的盲目沖動,在文學研究中,這三個概念各有自己的存在價值和空間。不過,我堅信:“租界文化”可以成為文學研究中的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概念。

提出“租界文化”概念來研究現代文學,不是為了嘩眾取寵或單純的標新立異。雖然我們對于用租界文化來命名現代上海文化心存芥蒂,但是,我們不妨從租界文化的角度來研究現代文學。

每個文學史概念都有自己的價值空間,比如“啟蒙”、“救亡”、“國民性、“現代性”、“現代轉型”、“民間”、“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等等這些文學史概念,或提供了新的史學觀念,或開創了新的批評空間,或給出了新的思維角度,或呈現了文學對象新的特質。同樣,“租界文化”概念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也自有其存在的價值和空間:其一,在研究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和現代轉型中,租界現象和租界文化的影響應當納入文學史家的視野;其二,討論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或討論“啟蒙”時,也應當考慮租界和租界文化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其三,研究30年代以上海為中心發生的一些文學事實和40年代上海孤島文學,租界文化更應當成為一個重要的觀照視角;其四,研究左翼文學、新感覺派、“論語”派、自由主義等思潮流派,研究電影的發生和戲劇的改革,研究“革命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