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立樂府時間考學術界在論及漢武帝立樂府時，常引《漢書》的這些記載：“《禮樂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藝文志》：“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

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以上記載中所說的漢武帝“立樂府”，并非指樂府機構為武帝所創立，而是指樂府機構到武帝時得到重新定位，其職能在原來專管相關樂舞和樂器的基礎上有所擴大，對此，學術界已有較多論述①。然而，漢武帝立樂府的時間卻是今存文獻語焉不詳的問題，也是學術界眾說紛紜的問題。由于這涉及漢武帝立樂府的目的、漢《郊祀歌》十九章的創作和西漢樂府民歌的采集等重要問題，故不可不辨。一、漢武帝立樂府時間眾說關于漢武帝立樂府的時間，學術界主要有以下四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始于元狩二年（前121）②。此說由呂祖謙《大事記》提出：“漢孝武皇帝元狩二年……立樂府，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第二種觀點認為始于元狩三年（前120）。此說由司馬光《資治通鑒》提出：“元狩……三年……得神馬于渥洼水中。上方立樂府，使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弦次初詩以合八音之調。”第三種觀點認為始于元鼎六年（前111）。此說由王益之《西漢年紀》提出：“元鼎六年上既滅南越，嬖臣中山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下公卿議。于是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文士數十人造為詩賦，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張自敷《綱目續麟》卷四、李文初先生《漢武帝之前樂府職能考》、張永鑫先生《漢樂府研究》與之同。其中以張先生辨析最詳．他在解釋了立樂府“應該包含著武帝始定郊祀之禮與立于樂府這樣兩層意思”之后，認為：“從武帝元鼎四年十一月立后土祠，元鼎五年十一月立泰一祠，滅南越在元鼎六年春的時間看，則‘定郊祀之禮'當在元鼎六年后”，于是“決定由樂府來管辦郊祀之禮的”。第四種觀點認為是從元狩起至元鼎六年間。此說由倪其心先生《漢代詩歌新論》提出：“樂府建置似非一次下詔完成，而是逐漸擴展，有個過程。……時期約從元狩起，至元鼎六年。”以上四科不同觀點否符合事實，還需一一辨析。先看第三種觀點。此觀點支持者多，辨析也較詳，其主要論據就是《漢書?禮樂志》的記載：“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就這段話的行文邏輯看，立樂府是在武帝定郊祀禮之后。據《漢書?武帝紀》，郊祀禮中重要的祠太一、后土儀式到元鼎五年 （前112）方完備，那么立樂府自當在元鼎五年之后。然而，《禮樂志》這段記載的準確性卻值得推敲。《禮樂志》稱：武帝立樂府時用李延年為協律都尉以協律，又舉司馬相如等作十九章之歌，然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按《武帝紀》：“元鼎……四年（前113）冬十月……東幸汾陰。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雎上”，則司馬相如當卒于元狩六年（前117）。既如此，元鼎六年立樂府時，司馬相如已卒七年，焉得復生參與創作十九章?因此，如果承認司馬相如參與了立樂府時的《郊祀歌》十九章創作，就必須把武帝立樂府的時間往前提，至少當在元狩六年司馬相如去世之前。再看呂祖謙提出的立樂府于元狩二年的觀點。呂祖謙在《大事記解題》中解釋道：“《通鑒》附于明年馬出渥洼水后，今既從《本紀》載得馬于此年，亦移立樂府于此。”可見他把立樂府時間系于元狩二年，與司馬光一樣，是根據出馬時間而定，因此，可將此說與司馬光觀點放在一起論說。司馬光把漢武帝立樂府的時間系于元狩三年，自可解決立樂府與司馬相如卒年的矛盾。然據《史記?封禪書》“（元鼎六年）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說明李延年是在元鼎六年春方得見，不當與司馬相如作歌同時。為解決這一矛盾，司馬光借用了《史記?佞幸列傳》“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的記載，把李延年譜曲之詩當作“初詩”，即司馬相如去世前的作品，這似乎解決了矛盾。同時，他又在《資治通鑒考異》中辨析道：《天馬歌》（其一）創作時“雖未立泰疇，或以歌之于郊廟，其十九章之歌當時未能盡備也”。認為元鼎五年立泰疇之前，武帝就已經作詩“以歌之于郊廟”了，《郊祀歌》十九章在元狩三年時雖不完備，然當時已立樂府管理新歌。但是，司馬貞《索隱》明明注稱：“初詩，即所新造樂章”，說明李延年是為元鼎六年后的新造樂歌協律，對此當如何解釋?司馬光并未作出回答。況且，武帝因獲渥洼馬作歌協于郊廟，只能說明元狩三年已立樂府，并不能以此作為元狩三年始立樂府的證據。前舉的三種觀點之所以有疏漏，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把李延年為協律都尉之年誤當成武帝始立樂府之年。據前引《漢書 ?禮樂志》和《史記?樂書》可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是在漢武帝立樂府之后。對此，《漢書?佞幸傳》有明確記載：“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漢武帝封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是在李夫人死后的太初元年，而此時武帝早已擴大樂府機構職能，郊祀禮已基本完備。因此。不宜把李延年任協律都尉之年與立樂府之年混同。倪其心先生提出的第四種觀點，是依據《朝隴首》作于元狩元年而把立樂府的時間往前提，定下限于元鼎六年。倪先生認為武帝立樂府是一個逐漸擴展的過程，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也應當看到，這一觀點實際只是沿襲司馬光的思路，并未提出更多的論據。二、漢武帝立樂府于元光二年前考可以說，目前關于漢武帝立樂府時間的四種觀點，都有疏漏，難以令人信服。筆者認為，既然《漢書》記載表明武帝立樂府與《郊祀歌》十九章的創作關系密切，那么，《史記?樂書》中的一段話就應引起重視：“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于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怠罰?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司馬貞《索隱》：“言四時歌多有其詞，故此不論載。今見《漢書?禮樂志》。”這段記載提供了兩個重要信息：第一，樂府中重要的《郊祀歌》十九章在武帝即位后就已開始創作，并非都作于元鼎五年祠太一甘泉前夕。《樂書》還指出，至祠太一于甘泉時，所用的《青陽》等四時歌詩已“世多有”，說明它們在此之前就早已創作并廣泛流傳。第二，十九章歌辭其義難懂，武帝因此令《五經》家“共講習讀之”，那么，《郊祀歌》十九章從最初的歌辭制作到講習辭義、再到李延年協律，期間必當費些時日，說明武帝立樂府經歷了較長一段時間。從這兩個信息可知，《樂書》把始立樂府的時間提到了武帝即位初期。但由于《樂書》為褚少孫補作，有學者對其真實性表示懷疑，故未對其提供的信息給予足夠重視。筆者認為，即使《樂書》全為褚少孫補作，但他主要活動在西漢元、成之際，就時間而論，他提供的資料無疑比《漢書》早，在沒有確鑿證據推翻其記載的真實性前，不宜輕易懷疑或忽視。然而，盡管《樂書》認為《郊祀歌》創作始于武帝即位之初，但并未給出武帝立樂府的具體時間，因此，還需尋找其他材料來補充考定。且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提供的這則材料：“于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之臺，張樂乎？B?之宇；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顛歌．族舉遞奏，金鼓迭起，鏗鏘 ?菩，洞心駭耳。荊吳鄭衛之聲，《韶》《漤》《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 （革是）之倡，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此為司馬相如《上林賦》的一段原文，參以裴駟《集解》引郭璞注：“巴西閬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取以平三秦。后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司馬貞《索隱》引張揖注：“《禮?樂記》日‘宋音宴女溺志。'蔡人謳，員三人。楚詞云‘吳謠蔡謳'。淮南鼓，員四人，《于遮曲》是其意也”，可知賦中描寫的是天子游獵后置酒張樂的情景。其表演樂舞有“巴俞宋蔡，淮南于遮”、“荊吳鄭衛之聲”、“鄢郢繽紛，激楚結風”、“狄凝”倡樂，可謂各地樂舞，會聚一堂。其中，“巴俞”。即巴渝舞，為高祖時引進的巴渝獠人樂舞，由樂府肄習管理，按《禮樂志》，在漢哀帝罷樂府前的樂府建制中，有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淮南鼓員四人，用于“朝賀置酒陳殿下”；楚鼓員六人，用于“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蔡謳員三人，“皆鄭聲”，“狄輥之倡”，司馬貞《集解》引徐廣日：“韋昭云狄（革是），地名，在河內，出善倡者”，據賈誼《新書?匈奴》：“上使樂府幸假之倡樂”，知倡樂在文帝時就屬樂府用樂。可見《上林賦》提及的天子游獵后宴樂群臣之樂皆屬樂府管轄。而據《禮樂志》與《樂書》，漢初樂舞隸屬樂府管理的除巴渝舞外，還有高祖過沛的《三侯之章》、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至文、景二帝之際，只是“肄業而已”（《禮樂志》），未有新制。因此，《上林賦》提到的淮南、蔡、鄢郢等地方樂舞，當為武帝時樂府增設。這也說明在司馬相如作《上林賦》時，武帝已賦予了樂府搜集、管理各地樂舞以備朝賀置酒為樂的職能。據《漢書?東方朔傳》載，漢武帝于建元三年（前138）開上林苑，司馬相如《上林賦》作于建元六年（前135）到元光元年（前134）間。因此，漢武帝在建元六年至元光元年間就已開始擴大樂府機構的職能了。必須注意的是，《上林賦》中關于鼓吹樂表演的描寫：“族舉遞奏，金鼓迭起，鏗鏘飧，洞心駭耳”，此為武帝朝用鼓吹樂的最早記載。鼓吹樂是西漢樂府用樂的一個重要部分，今存《漢鼓吹鐃歌》十八曲即其辭，武帝常用之宴樂群臣、日常娛樂、軍中道路和宴請外賓。而《上林賦》中描寫的鼓吹樂顯然是宴樂群臣的。這也說明，至《上林賦》創作時，武帝時期的樂府用樂中不僅已有各地樂舞，而且還有鼓吹樂。據《西京雜記》卷五：“漢朝輿駕祠甘泉、汾陰，備千乘萬騎”，其中隨從有“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四”。按《武帝紀》：“元朔……四年（前125）冬，行幸甘泉。”這是史書中關于武帝第一次行幸甘泉的記載。兩相參看不難得出，漢武帝把鼓吹樂用于軍中道路當在元朔四年前。這也說明，漢武帝元朔四年前就已擴大樂府機構職能，而不是有學者所認為的元狩二年或三年，更不是后來的元鼎六年。此外，我們還可以從《史記?封禪書》中尋找到武帝立樂府時間的另一條線索。《封禪書》云：“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余歲矣，天下艾安，捂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后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疇，后常三歲一郊。”這段記載說明武帝重鬼神之祀始于即位之初。按《武帝紀》載建元元年（前140）詔：“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如淳注：“祭禮有所加益。”可知武帝初即位還對鬼神祭禮有所增益，但這并不意味著武帝即位的建元初年就能在趙綰、王臧等人輔佐下，為郊祀、封禪等國家祀典制樂而擴大樂府職能。建元二年（前139）十月，在太皇太后竇氏干預下，武帝立明堂等“諸所興為皆廢”，即為明證。但建元六年五月竇太后駕崩后，情況就不同了。武帝備受抑制的權力開始得到較自由的發揮。在文化建設上，他一方面立《五經》博士、尊崇儒學；另一方面再次把建元元年就開始策劃的神道設教、巡狩封禪等事提上日程。具體體現在祭禮的增益上，武帝在元光二年（前133）就實施了“敬鬼神之祀”的兩項重要舉措：第一項重要舉措就是郊祠五疇。對此，《武帝紀》有明確記載：“元狩……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疇。”根據西漢歷法，武帝太初改歷以正月為歲首之前是以十月為歲首的，那么，為配合祠五疇用樂，武帝于此前的元光元年就極有可能令樂府為這一重要祀典制樂。應注意的是，祠五疇是武帝在位期間舉行的重要郊祀活動之一，也是他在立汾陰后土祠和甘泉泰疇祠之前唯一親自參加的郊祀活動。據《封禪書》記載，武帝在元光二年祠五疇后“常三歲一郊”，可見祠五疇在武帝朝已成定制。既然武帝在游獵上林苑宴樂群臣時會使用樂府之樂，那么，在祠五疇時使用樂舞亦屬情理中事。而從《郊祀歌》十九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