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簡明第三版)本章主要內容:

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

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治

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外關系與對外政策

第三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與政治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指資本主義經濟發達的國家。目前國內外使用更廣泛的稱謂是“發達國家”或“工業化國家”。在歷史文化和與冷戰相聯系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意義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被稱作“西方國家”。在將全球地理分布與經濟發達和富裕程度相聯系的意義上,發達國家為“北方國家”。最主要的發達國家有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加拿大,統稱為西方七國(G7)。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科技方面繼續處于世界性領先地位,而且其經濟總體上的快速發展和繁榮富裕與20世紀上半葉深陷于危機的局面形成對照。與此同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社會也受到結構性矛盾的困擾。戰后經濟發展概況經濟發展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大致可分為五個時期發展的背景原因：科技革命的推動作用；經濟體制與經濟社會政策的調整和改革；利用有利的國際條件。戰后長期和平的國際環境，特別是西方大國間的矛盾極大地緩和；戰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構建的國際經濟機制。經濟機制特點:在形式上更加自由開放,在實質上繼續維護發達國家的利益,以在實質上并非公平、合理的市場手段繼續盤剝第三世界,以保證發達國家產品的低成本。經濟體制與經濟社會政策調整的內容戰后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以及壟斷資本主義的國際化或稱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成為壟斷資本主義在當代兩種重要的表現形態。其中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對于我們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新發展是一個重要的參照點。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可以追溯到羅斯福新政。二戰后資本主義進入國家壟斷階段,其基本標志是國家經濟職能大大加強,表現為資本主義宏觀經濟調控機制的普遍建立與國家對經濟生活進行全面干預和調節。普遍建立與發展宏觀經濟調控機制；不斷調整所有制形式，大大提高資本的社會化程度；以社會福利的形式對國民收入進行再分配；逐步實現企業管理體制的社會化、民主化與現代化；企業管理社會化的趨勢；企業管理民主化；企業內部管理體制的改革。建立國際經濟協調機制。不同的經濟模式與面臨的共同問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模式微觀層次上的企業制度與國民經濟的宏觀管理這兩種機制相結合，就構成了不同的經濟模式；經濟模式是國情和國際環境的產物，此外社會思潮，政府的戰略目標和方針、政策等對一國經濟模式的形成也有十分重大的影響；幾種有典型意義的經濟模式：美國模式：即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即政府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模式；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模式德國模式：油稱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即政府保障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同時以社會因素保障市場的運行；瑞典模式：推行經濟民主、自由和社會平等；日本模式：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即政府不但調節市場，同時直接引導企業，并把重點放在對企業的引導上建立國際經濟協調機制。如果將以上幾種模式進一步加以歸類，可以劃分為兩種：美國模式與萊茵模式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深層矛盾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困擾；結構性失衡各發達國家政府的財政赤字連年擴大，政府的債務負擔不斷加重；就業增長緩慢，結構性失業持續存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現象加重，貧富差距擴大；生態失衡問題日益顯現，消費主義原則之下的增長方式的弊病暴露無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深層矛盾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社會化與國際化、全球化,一方面極大地擴展了經濟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又造成經濟失控的現象;全球資本積累空前加劇的同時,造成了南北的分裂、失衡和世界經濟的內在矛盾。“反全球化”運動的蓬勃興起,以及以“9?11”事件為典型的恐怖主義的泛濫,固然不是我們所熟悉的反抗資本主義運動的傳統形式,但當我們追溯其經濟社會根源時,不能不說它們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全球資本主義所積累的深刻矛盾的一種爆發和一種間接的、扭曲的反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治政治狀況的變化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發生了一系列意義深遠的重大變化。這些變化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階級、政黨、利益集團、社會輿論和公民等影響和制約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幾種主要社會力量,它們的自身地位、狀況、相互關系的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政治形勢的變化;二是政治體制方面的調整與改革。社會階級結構復雜化、多層次化；階級矛盾和斗爭趨向緩和，各種社會運動不斷發展；政治思潮呈現多樣化和相互交融的趨勢，政黨的綱領和政策趨向中庸；利益集團和大眾媒體的作用加強；公民權利進一步擴大；分權制衡機制發生變化。政治體制的特點和實質政治體制定義：國家政權的組織和管理形式以及有關國家政治活動的制度；構成：國家政權的形式：政體形式（如君主立憲制、議會共和制、總統共和制及委員會制）、結構形式（如單一制、聯邦制與邦聯制）以及國家政權機構的組織與活動原則（如三權分立原則）；與國家政權相聯系的其他組織和政治行為的制度（如政黨制度、選舉制度）。資產階級民主制的主要原則和基本制度主要原則：保障公民的個人權利，少數服從多數并兼聽少數人意見；主權在民（人民主權），即國家的最高權力屬于人民；代議制原則，即人民通過經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代議機關來行使最高權力；分權制衡（三權分立）原則，即行使國家權力過程中的合理分工與權力的相互制衡，強調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走向腐敗；資產階級民主制的主要原則和基本制度法制原則，即國家的政治生活、國家機器的運轉以及對各種社會問題的處理，均以法律為指導。基本制度：議會制度：民主的象征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核心；選舉制度：民主制度的基石；政黨制度：方民主政治的軸心,資產階級政治體制運轉的推動器；行政制度：民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司法制度：為民主制度提供合法依據和法律保障。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政治體制的特色英國：最早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和確立議會主權的國家,它以議會內閣制為核心,同時保留了君主立憲制的形式,因此其政體也可以稱為議會君主制；這種政體形式在歐洲大陸產生了較大影響，西歐還有多個國家也繼續保留著君主立憲的形式，而且像瑞典等國的國王還具有較大的政治權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政治體制的特色美國：美洲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它的政體代表著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另一種典型——實行總統制并貫徹分權與制衡原則；實際上總統是權力機構的核心。美國的政黨格局屬兩黨制,民主黨和共和黨交替當政。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政治體制的特色法國：從歷史上看，法國的政治體制以多變和不穩定著稱；1958年戴高樂建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以后,法國開創了民主制的一種新模式——半總統半議會制。日本：戰后，日本實行三權分立，從而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政體。日本政治體制中獨具特色的是其政黨制度，即“1955年體制”：自1955年起,由自由黨和民主黨合并而成的保守派政黨——自民黨一直占議會多數黨地位,獨掌政權,而以社會黨為代表的革新派政黨則長期在野,直到1993年,自民黨分裂導致它下臺,這一體制才被打破。準確把握當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民主政治的實質資產階級共和國取代中世紀的專制統治，民權代替君權，分權代替集權，無疑是歷史的進步，是人類文明史上國家制度方面的重要創新；資產階級積累了管理國家的經驗；資產階級民主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固有的內在矛盾：資產階級革命雖然徹底消滅了封建的政治特權,倡導公民在政治上平等,但并沒有摧毀經濟領域的不平等關系。雖然在表面上,政治權力凌駕于金錢勢力之上,但其實前者卻是后者的奴隸。金錢政治成為西方民主制的基本特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面臨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民主的危機與諷刺種族歧視、種族矛盾與極端民族主義精神和信仰危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外關系與對外政策美國的全球戰略要理解和認識美國的對外政策,有必要追溯其歷史和傳統。歷史上,美國曾長期奉行孤立主義,避免卷入歐洲國家的爭斗。美國確立和推行稱霸世界的政策,與其實力地位的變化有關,同時也是美國獨特的思想文化背景和制度背景的產物。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例外論”在美國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這兩種外交政策傳統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把確立和維護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作為首要的目標。在各個時期里,隨著國際形勢和美國實力的變化,美國的全球戰略也在調整。美國全球擴張時期的“遏制戰略”和“和平戰略”從戰后初期到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的經濟、軍事力量稱霸于整個世界，其全球戰略具有鮮明的擴張性、進攻性、侵略性杜魯門政府（1945—1953）：面對社會主義力量不斷壯大和民族解放運動蓬勃興起的局面,很快修改了羅斯福設想的大國合作政策,制定了以反蘇、反共為中心的“遏制戰略”以原子彈和美元為堅實后盾,同蘇聯實行全面對抗；建立資本主義陣營；在亞非拉廣大地區推行新殖民主義。美國全球擴張時期的“遏制戰略”和“和平戰略”艾森豪威爾政府(1953—1961年)：面對朝鮮戰場失利的局面,力圖用戰爭以外的一切手段對付社會主義國家,先后提出了“解放戰略”“和平取勝戰略”在軍事上提出了“大規模報復戰略”和“戰爭邊緣政策”,進行核訛詐和戰爭威脅;；對東南亞和中東局勢,先后提出了多米諾骨牌理論和“填補力量真空主義”,大肆鎮壓民族解放運動,加緊向印度支那、中東和拉美地區滲透。美國全球擴張時期的“遏制戰略”和“和平戰略”肯尼迪—約翰遜時期（1961—1969）：美國霸權地位受到挑戰。肯尼迪政府確立了“一手拿箭，一手拿橄欖枝”的“和平”戰略，把對抗和緩和兩手結合起來在軍事上以“靈活反應戰略”取代了“大規模報復戰略”,并針對蘇聯和中國提出了“兩個半戰爭戰略”；對亞非拉國家,一方面通過帶有附加條件的援助進行控制;另一方面,又大搞武裝顛覆，例如在巴拿馬、多米尼加進行軍事干涉,在越南發動了“特種戰爭”。約翰遜政府進一步擴大了越南戰爭,把“特種戰爭”發展為“局部戰爭”。美國全球戰略調整時期的尼克松主義和“人權外交”20世紀70年代,世界上多種力量迅速發展,加上美國自身經過長期海外擴張,實力大為削弱，因之不得不對全球戰略做出重大調整1970年2月，尼克松在向國會提出的長篇咨文中，提出以“伙伴關系”為核心、以實力為后盾、以談判為手段，作為美國全球外交三原則，從而形成了所謂“尼克松主義”；卡特時期（1977—1981），美國試圖通過宣揚人權、自由等觀念，恢復美國對第三世界的政治號召力，以便改善美國的處境。卡特政府提出了“世界秩序戰略”。美國對蘇“轉守為攻”時期的“以實力求和平戰略”和“超越遏制戰略”里根政府（1981—1989）：面對蘇聯咄咄逼人的攻勢，決心打破均勢，以增強實力為核心，企圖壓倒蘇聯在軍事上打出“擴軍抗蘇、重振國威”的旗號；對蘇軟硬兼施；借重中國，牽制蘇聯。美國對蘇“轉守為攻”時期的“以實力求和平戰略”和“超越遏制戰略”老布什政府（1989—1992）：針對蘇東劇變和兩極格局瓦解的形勢，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全球戰略提出“超越遏制”戰略及新大西洋主義；對中國，在不嚴重破壞中美關系基本框架的同時誘壓中國進行“和平變革”，二·對第三世界，則根據需要采取了更加靈活務實的做法，加強防范地區危機和地區強國的崛起；建立“世界新秩序”，描繪了體現美國理想的世界藍圖，其要點是在美國領導下用美國的價值觀來改造整個世界。冷戰后美國的“參與和擴展”戰略與“先發制人”戰略克林頓政府（1993—2000）：美國外交“三支柱”經濟安全是美國冷戰后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改編美國武裝力量用以對付美國安全和國際和平受到的新的威脅；以民主原則和民主制度為根基。“國家參與和擴展安全戰略（1994.7）:其實質是在國際事務冷戰后美國的“參與和擴展”戰略與“先發制人”戰略謀取和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確立并發揮美國在世界的“領導作用”，并在各領域保持美國的優勢，確保21世紀仍然是“美國的世紀”：構建“美國主導下的大國合作”的世界秩序；調整地區戰略部署，不惜使用武力來維護美國的戰略利益；提升經濟安全的戰略地位，甚至一度將其置于全球戰略的首位；冷戰后美國的“參與和擴展”戰略與“先發制人”戰略在政治上以擴大西方民主、普及西方價值觀作為重要的戰略出發點，并突出美國外交中的“軟因素”；在軍事上，提出“塑造”、“反應”和“準備”三位一體的軍事安全戰略，即“幫助塑造有利于美國利益的國際安全環境、隨時對危機做出反應和為應付未來挑戰做好準備”。冷戰后美國的“參與和擴展”戰略與“先發制人”戰略小布什政府（2001—2009）：將維護美國的軍事安全置于對外戰略的首位，將恐怖主義作為首要威脅，確定所謂“邪惡軸心”，追求軍事絕對優勢和國家絕對安全；采取“點菜式的多邊主義”，一方面利用多邊主義達到目的，另一方面堅決擺脫多邊機制與多邊合作對其權勢與行動的限制，經常采取單邊主義政策；調整全球地緣戰略，構建國際安全新框架。冷戰后美國的“參與和擴展”戰略與“先發制人”戰略奧巴馬政府（2009—2017）：修改單邊主義傾向和各種咄咄逼人的進攻性做法，重新奉行“自由國際主義路線”，注重談判、對話以及合作、協調；面對小布什政府時期遺留下來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問題,試圖通過一方面局部性地強化軍事手段,另一方面在總體上采取更加多樣靈活和多邊合作的方式來推進解決;將能源和氣候問題作為關注重點,重塑美國在氣候、環保、核裁軍以及改革國際金融體制等全球議題上的主導地位;冷戰后美國的“參與和擴展”戰略與“先發制人”戰略實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利用中國周邊個別國家對中國的疑慮強化與傳統盟國的關系,建立或修復與非傳統盟國的規律關系;推出“一體兩翼”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以主導重塑全球貿易秩序。統而觀之,戰后美國的全球戰略思想與決策不斷進行著調整,但其稱霸世界的戰略目標從未改變,謀求主導性優勢的戰略一以貫之。霸權戰略并非為美國所獨有,但戰后美國的霸權戰略與歷史上列強爭奪或征服世界的模式相比,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和美國特色聯盟戰略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處于關鍵地位;美國竭力賦予其霸權以某種道義的或國際法意義上的合法性,同時注意將霸權目標與國家的實力統一起來；文化戰略是美國霸權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歐洲一體化與西歐對外關系歐洲一體化歐洲一體化有力推動了西歐經濟的發展，增強了作為一個整體的經濟實力，同時改善了西歐各國的關系，保證了西歐內部長期的和平與穩定；從世界范圍來看，歐洲一體化增強了歐洲的國際地位，使其成為多極世界中不可忽視的一“極”，并且作為戰后成立最早、最有成效、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經濟組織，為其他謀求建立區域性經濟組織的地區提供了可以借鑒的經驗。歐洲一體化的歷程歐共體的產生：1951年,為了擺脫經濟困境、抵消蘇聯威脅,法國、聯邦德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六國以“舒曼計劃”為藍本,簽訂了《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決定建立煤鋼共同體；1957年,上述六國簽訂《羅馬條約》決定建立原子能共同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1965年,六國簽訂《布魯塞爾條約》,將上述三個機構合并,成立歐洲共同體。1967年,歐共體誕生；歐洲一體化的歷程從歐共體到歐盟：1987年,對歐洲一體化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文件《單一歐洲文件》生效,決定在1992年之前,在歐共體12國內建立商品、勞務、人員、資本自由流通的統一大市場,并將貨幣、科技和環保納入共同體的行動范圍；1991年12月9—10日,第46屆歐共體首腦會議在荷蘭通過了《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條約》和《歐洲政治聯盟條約》(統稱為《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確立了經濟與貨幣聯盟、共同外交歐洲一體化的歷程與安全政策、司法與社會政策合作三大支柱,使歐洲一體化躍上一個新臺階。1993年11月1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正式生效,歐洲共同體發展成為歐洲聯盟。歐盟的發展壯大：1997年,歐盟15國簽署的《阿姆斯特丹條約》,加強了歐盟委員會的權力,并決定設立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1999年,歐盟赫爾辛基首腦會議決定,在2003年年底以前組建一支五六萬人的歐洲快速反應部隊；歐洲一體化的歷程2001年,歐盟成員國簽署《尼斯條約》,在機構體制上為歐盟擴大做準備，到2016年8月，歐盟共有28個成員國（2016年6月23日，英國舉行全民公投，決定退出歐盟，目前正處于脫歐進程中）；2009年12月1日,《里斯本條約》（2007年簽訂）生效,歐盟對外一體的代表性和集體行動能力強化方面繼續取得一定進展。歐盟設立了理事會常任主席,俗稱“歐盟總統”。西歐對外關系20世紀50年代追隨美國反蘇反共；20世紀六七十年代尋求獨立自主，聯合自強；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隨著冷戰的結束，西歐一體化不斷深化和擴大，西歐外交主動性不斷加強；目前，西歐國家在歐盟框架內進行自身一體化建設的過程中，對地區事務和國際事務也采取一系列舉措，以爭取使西歐和歐盟在后冷戰時代成為世界重要一“極”。西歐對外關系謀求在歐洲事務中發揮積極的、主導性的作用,以歐盟為中心,實現“大歐洲”的融合；致力于構筑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新型關系；改善和加強對華關系；謀求與美國建立新型的、平等的伙伴關系；對俄羅斯奉行“既合作又防范”的政策。西歐對外關系目前歐盟的國際地位具有以下特點：歐盟已經成為世界上重要的經濟力量中心，并發揮出獨立的影響力；在歐洲的國際關系格局中，歐盟已經成為最重要的板塊力量和大歐洲建設的核心；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歐盟的地位與影響明顯上升，但受歐盟內部的一致性與集體行動能力與歐美關系的走向的影響，多數情況下還是作為美國最重要的伙伴行事。日本的對外政策日本的對外政策發展階段：第一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追隨外交”；第二階段：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的“經濟外交”；第三階段：20世紀70年代的“多邊自主外交”；第四階段：20世紀80年代的“爭做政治大國”；冷戰結束以后，日本開始全力推進“積極進取外交”。強化日美安全合作體制；日本的對外政策發展階段：采取多項立法措施，謀求成為軍事大國；重視發展日中關系的同時，防范中國的傾向也在加強；日俄關系打破僵局；借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時機提升影響。

日本對大國地位的謀求：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壯大,追求相應的國際政治地位成為其自然而然的訴求。國際環境：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持,特別是美國對日本加強軍備的鼓勵和敦促,是促使日本走向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重要的外部條件和外部動因;國內因素：以民族主義為核心的大國主義(也稱“新民族主義”)政治思潮和新保守主義政治勢力的崛起,則成為日本政治大國戰略的思想和社會基礎。日本對大國地位的謀求：戰略進展：在雄厚的經濟實力的支撐下,日本的政治大國戰略已經取得了很大成效；無論在實力上還是戰略意圖上,日本已經成為事實上的軍事大國；日本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和國際影響力已經大大增強,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外的世界性大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外關系與對外政策的基本特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具有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實質：霸權主義：少數大國或強國通過各種手段，對其他國家進行干涉和控制，謀求對某一地區、某一領域甚至整個世界實行統治的政策和行為；強權政治：少數大國或強國，憑借強大的實力，恃強凌弱、以大欺小、以富壓貧的政策與行為；兩者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都是一種在國際關系中對權力的濫用，是與主權國家一律平等、禁止干涉內政、禁止侵略和以武力相威脅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具有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實質：國際法準則完全相背離的；但霸權主義更側重于指追求權力地位至高無上的絕對性，而強權政治更側重于指對權力的野蠻使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產生，有著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國家也不僅限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容否認的是，當今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有著最密切的親緣關系。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具有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實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張性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全球競爭性，成為促使它們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經濟制度方面的基礎與動因；強大的實力地位提供了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物質基礎；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