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而非是之說迦陵隨筆（二）在前次《迦陵隨筆·前言》中我一時由于興之所至，提出了要從古今中外文學批評理論之通觀方面，對于王國維的詞論略作探討的想法。但是才把這一想法提出，我卻馬上就感到了后悔。第一當然是由于我自己的學識淺薄，實在無法探討這么大的一個題目；第二則是由于我對這個臨時想到的題目毫無準備，手邊并沒有任何可供參考的書籍；第三則是由于古今中外的很多學說，在基本上雖或者有可以相通之處，但古今之歷史背景不同，中西之文化思想各異，即使在基本上或可以有相通之處，但完全相同的情形則是幾乎沒有的。更何況每個人在學識和修養各方面都不免自有其偏頗局限之處，自己的一個理解又豈能代表一種融會之通觀。不過我在上次的《前言》中既已提出了此一想法，自然就必須向讀者作出一個交代，而首先想到的便是先從西方詮釋學的理論中，為我自己這種似而非是之說，找到一點可資辯護的憑藉。本來所謂“詮釋學”（hermeneutics），原是西方研究《圣經》的學者們如何給經文作出正確解釋的一種學問，原該譯作“解經學”。因為關于《圣經》的解釋，在西方社會中往往會對各方面產生重大的影響，所以解釋經文的學者們，除了要對經文之文字推尋其原始意義以外，還要對這些文字在原有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中使用時的意義和效用，也作出正確的分析。像這種精密的推尋文字之原意的精神和方法，后來也被哲學家及文學家用來作為對抽象的意義之探討的一種學問，因此hermeneutics這個字，就不僅只限于“解經學”的意思，還有了被后來的哲學家與文學家用來泛指對一切抽象意義之追尋的“詮釋學”的意思了。在1960年代后期，美國的西北大學曾經刊出了李查·龐馬（RichardPalmer）的一本著作《詮釋學》（Hermeneutics）。在這本書中龐馬提出了一種看法，他認為對于所謂“原義”的追尋，當我們在分析和解釋中，無論怎樣想努力泯滅自我而進入過去原有的文化時空，也難于做到純然的客觀。因此詮釋者對于追尋“原義”所做的一切分析和解說，勢必都染有詮釋者自己所在的文化時空的濃厚的色彩。像這種從詮釋者做出的追尋“原義”的努力，最終又回到詮釋者自己本身來的情況，在伽達默爾（Hans-GeorgGadamer）的《哲學的詮釋學》（PhilosophicHermeneutics）一書中，曾被稱為“詮釋的循環”（hermeneuticcircle）[1]。此外美國的耶魯大學在1960年代后期也曾刊出過赫芝（E.D.Hirsch）的一本著作《詮釋的正確性》（ValidityinInterpretation），在這本書中赫芝也曾提出過一種看法，他認為所謂重新建立作者的原義，原來只是一種理想化了的說法，事實上詮釋者所探尋出來的往往并不可能是作者真正的原義，而只不過是經由詮釋者的解說而產生出來的一種“衍義”（significance）而已。其后在1970年代后期，美國芝加哥大學又刊印了赫芝的另一本著作《詮釋的目的》（TheAimsofInterpretation），在這本書中赫芝又提出了更進一步的看法，認為作品只不過是提供意義的一個引線，而詮釋者才是意義的創造者。以上我們所引的這些有關詮釋學的說法，當然主要是對于屬于創作性的文學作品而言的，并不指理論性的著作。而我現在之引用這些說法，則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自知我所要從事的將王國維詞論與舊傳統及新學說相結合的探討，原未必盡合于諸家學說之原義，因此遂想斷章取義地假借此說以為我自己的一些“似而非是”之說略作辯護，另一方面則也因此種理論對以后討論王國維詞論也可能有一些參考之用。而且這種理論在西方文學批評中雖然似乎仍屬于一種新潮，但在中國舊傳統的詩論中，卻似乎也早已有之。所謂“詩無達詁”，豈不就正與我們前面所引的西方詮釋學之認為原義并不可能在詮釋中被如實地還原，而都不免帶有詮釋者自己之色彩的說法有暗合之處。而在詞的欣賞解說中，這種由詮釋者增加衍義之情形更似較詩為尤甚。清代常州派論詞，就是極重視詮釋者在作品原義之外所引發之衍義的一種批評理論。張惠言之以比興說詞固是最好的例證，至其繼起者之周濟，在《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中，對讀者追尋原義時所可能產生的感發與聯想，則曾經有過一段極為形象化的比喻，說：“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為魴鯉，中宵驚電，罔識東西?！庇謱⒆x者之“衍義”及作品之“原義”的相互關系，擬比為“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于是另一位常州派詞家譚獻，遂更提出了一個歸納性的結論，說：“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蹦斯粚ψx者之可以有自己聯想之“衍義”，予以了公開的承認。不過，讀者之所體會雖不必盡合作者之原義，但其相互感發之間，卻又必須有一種周濟所說的“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的密切而微妙的關系，而并非漫無邊際的任意的聯想。只不過張惠言乃竟把讀者所得的“衍義”直指為作者之原意，這自然便不免會引起后人的譏議了。至于王國維之詞論，則他一方面雖然不贊成常州派詞學家如張惠言之將一己聯想所得之“衍義”強指為作者之“原義”，而另一方面則王國維自己之以“憂生”“憂世”之感及“成大事業大學問之三種境界”來評說五代北宋的一些小詞，則實在也仍是屬于詮釋者的一種“衍義”。然則“詞”這種韻文體式，何以特別易于引起詮釋者的“衍義”之聯想？而“衍義”之聯想又是否有一定之范疇及優劣高下之區分？常州派說詞的“衍義”之聯想與王國維說詞的“衍義”之聯想，其根本區別又究竟何在？凡此種種問題，我們都將留待以后的“隨筆”中，再陸續加以討論。本篇所談只是我個人讀書時的一點“似而非是”的體會而已。1986年10月6日

[1]所謂“詮釋的循環”（hermeneuticcircle）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