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文論選讀本課兩漢這一講要學習的內容，就是三家文論著作：一、司馬遷文論選讀，二、《毛詩序》，三、王充《論衡》選讀。一、兩漢文論的總特點漢王朝統一中國之后，逐漸形成了全國大一統的強盛的封建大帝國。這樣的政權，自然需要選擇和建立一套與之想適應的思想文化系統，為鞏固自己的統治服務。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著名的儒家思想家董仲舒則進一步從“天人感應”的觀點出發把儒學神學化，提出了系統的君權神授和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道德。先秦儒學經過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代儒家的改造，成為官方的統治學說、指導思想，當然也就成為用來指導文藝、文學的方針政策。可以說，我國兩千年的正統文學思想，就是在兩漢時期正式確立的。漢代的儒家文藝觀是在先秦儒家文藝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由于歷史條件的變化，它又有了不同于先秦儒家的新特點。表現在它具有明顯的兩面性。1、繼承了先秦儒家的詩教傳統，保守性增強而批評性減弱要求文學必須為其政教服務，將文藝緊緊地納入政治軌道。崇奉“溫柔敦厚”的詩教，強調對上層統治者及其政治措施的批評，必須限制在統治者可以接受的范圍之內；對社會黑暗的揭發，不能超出封建倫理道德規范。2、發展了先秦儒家文藝思想中積極的內容，并使之系統和深入明確提出了美刺諫諷說（《毛詩序》）。這一時期的儒家文論家都明確地肯定文藝有諷諫批評上政的作用，主張要用文藝來干預和改進現實的政治（當然這種批評要有一定的分寸）。肯定文藝的抒情本質。把“志”和“情”緊密地結合起來。當然主張對所抒之情要有一定的限制，不能任其泛濫。這種正統文學思想和文藝政策的代表作，就是作者很難確定的《毛詩序》。提出了“發憤著書”思想。著名的《史記》作者司馬遷繼承和發展了孔子詩“可以怨“的思想，雖然也應該歸屬于儒家文論的大范圍之內，但是他強調寫作憤世嫉俗而不是粉飾太平的作品，是中國古代具有民主精神的進步文學傳統的表現。東漢王充在《論衡》中強調“尚真”，“嫉虛妄”，則是針對走向神學化的儒學不良傾向而發，也代表著儒家文學理論批評的積極進步方面。二、司馬遷文論選錄㈠選錄譯文《屈原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焒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觽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閑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屈原名平，是楚國王族的同姓。擔任楚懷王時的左徒的官職。屈原學問廣博，記憶力強。對國家（如何）治理得好壞的道理很清楚，并且擅長辭令。在朝廷內就和楚王圖謀策劃國家大事，發布政令；對外就接待外國賓客，和各國諸侯應對酬酢。楚王很信任依重他。上官大夫與屈原同朝為官，地位相同，想同屈原爭奪楚王的寵信，心里嫉妒屈原的才能。楚王讓屈原制訂國家的法令，屈原剛剛起草，還未定稿。上官大夫看見了，就想奪取這份草稿，屈原不給他，（上官大夫）因此（在楚王跟前）讒毀他說：“大王讓屈原制定國家的法令，眾人沒有不知道的，每一個法令制定頒布出來，屈原總是夸耀自己的功勞，認為‘除了我，沒有人能擬訂出來’。”楚王大怒，因此疏遠了屈原。??屈原痛心于楚王耳不能聽明辨別是非，眼睛被讒陷的人遮蔽看不清黑白，邪曲的人危害公道，端方正直的人不容于世，所以幽怨苦悶，幽思積郁，寫成了《離騷》。所謂“離騷”，就是離別的憂愁的意思。天（開創可萬物）是人類的原始；父母（生而育女）是人的根本。人遇到窮窘困厄的處境，就會追思本原，所以到了勞苦困頓的極點時，沒有人不呼天喊地的；到了疾病慘痛的極點時，沒有人不哭爹叫娘的。屈原處心端直，行為方正，竭盡忠誠和智慧，以侍奉他的君主，而讒邪的小人挑撥離間了他們君臣之間的關系，可以說是窮窘困厄了。誠信而遭到君王的懷疑，忠心耿耿而遭到小人的誹謗，屈原能沒有怨憤嗎？屈原的寫作《離騷》，本是從怨憤而生的。《國風》中的詩雖然有很多男女情愛的內容，但不過分荒唐，《小雅》中的詩雖然怨憤毀謗朝政，但也不至于造成混亂。像《離騷》，可以說是兼有《國風》和《小雅》的優點了。遠古呢，就贊頌帝嚳的事跡，近代呢，就稱道齊桓公的霸業，中間還述說商湯、周武王事功，用以譏刺當世的朝政。（《離騷》）闡明了道德的廣大崇高，國家治亂的因果道理，沒有哪一樣不明白清晰的呈現出來的。他的文辭簡約，寓意深微，志向高潔，行為廉正，他用的文詞習見瑣細，而其指歸卻都很正大，所列舉的都是近前的事物，而表現的意義卻很深遠。他的志向高潔，所以他稱舉用來比興的都是芳香的花草樹木。他的行為廉正，所以至死也不容許自己疏遠對國事的關心。在污泥之中自我洗濯（不同流合污），在塵埃之外高飛遠引（自標高潔），不被俗世的黑暗污垢所感染，受淤泥浸漬而潔白無瑕。推想他的偉大的意志，是可以與日月爭輝的啊！????屈原死了之后，楚國有宋玉、唐勒、景差這一些人，都喜愛辭令而已 "賦"的創作而為世人稱贊；然而都不過是祖述屈原的舒緩委婉的文辭，終究不敢（像屈原那樣）直言諫勸。《屈原賈生列傳》是屈原、賈誼兩個人的傳記，他們雖然不是同時代人，但是二人的遭遇有不少共同之處。他們都是才高氣盛，又都是因忠被貶，在政治上都不得志，在文學上又都成就卓著。所以，司馬遷才把他們同列于一篇。對于屈原，作者先寫他的才能之高。他 “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 ”，但也因此深受上官大夫的嫉妒。上官大夫進讒言使懷王疏遠屈原。屈原被貶之后，作者極力表現他忠君愛國的一腔熱血和滿懷赤誠， “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眷顧楚國，系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但屈原最終也沒能使懷王覺悟，反因此得罪了令尹子蘭，慘遭放逐。屈原被放逐之后，作者重點寫了他的死。上不能為國盡忠效力，下不能躬耕壟畝，歸隱田園，“舉世混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 ”。這是一種偉大的、難得的孤獨，唯有堅強者方能如此，唯有高尚者方能如此。所以屈原才表示： “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蠼乎！ ”就這樣，屈原懷抱沙石，沉江而死，實現了自己“伏清白以死直”（《離騷》）的諾言，其正直剛烈堪稱千古之冠。本文最大的特點是作者筆端飽含感情，行文幽抑哀惋。正如作者所云：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 ”可見作者是在這種悲慨的感情中寫下本篇的，并將此情寄之筆端。而司馬遷自己也同樣是才高氣盛，因忠而遭受不幸，所以他表面上寫屈原、賈誼，實際上也在寫他自己，他在《報任安書》中寫道： “蓋西伯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詩三百篇》大氐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也正是由于作者把自己悲憤不平之感傾注在本傳上，才使得本篇有了不同于其他人物傳記的特色，這就是一邊敘事，一邊議論抒情。如本傳開頭兩個自然段是敘事，但講到屈原被疏之后，作者忍耐不住開始一大段議論抒情，對屈原人格，對《離騷》精神的評論，都是非常準確的，如 “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這可以說是切中肯綮之語。另外，本篇在寫作上確實又繼承了 《離騷》的抒情傳統，正如清人劉熙載所云： “學《離騷》得其情者太史公，得其辭者為司馬長卿。”又云：“太史公文，兼括六藝百家之旨。第論其惻怛之情，抑揚之致，則得之于《詩三百篇》及《離騷》者居多。”（《藝概·文概》）而縱觀本篇，更是如此。《報任安書》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古時候富貴而聲名磨滅不傳的人，無法計算，只有卓異突出的人為后世所稱頌。周文王被拘禁而后推演出《周易》；孔子遭困厄而后寫了《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創作了《離騷》；左丘明雙眼失明，于是寫出了《國語》；孫臏被砍斷了雙腳，《兵法》才編寫出來；呂不韋被貶流放蜀地，世上才流傳《呂覽》；韓非被秦國囚禁，著述了《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都是賢人圣人為抒發他們的憤懣之情而創作出來的。這些人都是胸中有郁積的情緒，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所以才追述往事，希望未來的人能了解自己。至于像左丘明沒有眼，孫子斷了腳，終于不被重用，于是退隱下來，著書立說，抒發自己的怨憤，希望文章能流傳后世，自己的志向見解得以表達。我私下里不自謙虛，近來用拙劣無能的文辭，搜羅天下散失的傳聞舊說，考訂事實的實際過程，稽查歷史成敗興亡的規律。共一百三十篇，也就是想探究天象和人事的關系，弄懂古今社會發展變化的道理，而成為一家之言。草稿還未完成，就遭到那次災難，我可惜書還未寫完，所以身就極殘酷的刑法而沒有怨怒的表現。如果我真的寫成了這部書，把它藏在名山之中，傳播給那些值得傳播的人，那么我就是償還了受屈辱的債，即使再受殺頭之刑，哪有什么悔恨的呢！可是，這番話只能說給有見識的人聽，對俗人就難說了。上面這段話，在司馬遷另一篇文章《史記·太史公自序》里幾乎完全相同地出現過，用歷史上的一些偉大人物發憤的事跡，說明人常常是在惡劣的環境下，受激勵而發憤完成偉大的事業，創作成偉大的著作，總結出了"發憤著書"說。說明作者非常看重這個“發憤著書”思想，是經過深思熟慮而后提出來的。㈡重要文論觀點司馬遷在文藝思想和文學理論批評方面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1、“怨”和“直諫”精神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對前人評價作了重要發揮，突出了《離騷》 “怨”的特點。這種對黑暗現實的怨憤激情和“直諫”精神，是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上進步的傳統。2、“發憤著書”說在《報任安書》中，根據歷史上偉人的事跡，總結說：“《詩》三百，大祗賢圣發憤之所作也。”提出了“發憤著書”說。司馬遷通過分析歷史上許多偉大人物的事跡和作品揭示了一個真理：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真正偉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堅持自己的進步理想或正確的政治主張，在遭到反動勢力迫害后，為了抗爭迫害而堅持斗爭、發憤著書的產物。這里的“憤”固然包含了個人怨憤的情緒，同時更顯示了窮且益堅的意志，表現了極大的批判精神與戰斗精神，強調作家在逆境中奮起而不消沉的品格，是中國古代具有民主精神的進步文學傳統的突出表現。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上承先秦“詩可以怨”的傳統，對后來韓愈的“不平則鳴”說、歐陽修的“詩窮而后工”說都有很大的影響，形成中國古代現實主義文學和文學理論的重要特色。3、寫作《史記》的“實錄”精神實錄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創作原則。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說：《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肯定了司馬遷的“實錄”精神。《史記》的許多篇章都體現了司馬遷的“實錄”精神。作者曾受到漢武帝的殘酷打擊和迫害，因而“發憤著書” 。但這并不影響他的公正和“實錄”精神。例如在在《史記》中，他并不發泄私憤，而是客觀地記述武帝的事跡，既記述他的功績也不避諱他的殘忍和好大喜功以及求仙訪道、追求長生不老等可笑事實。對漢高祖，也是既寫了劉邦的推翻暴秦、統一天下的偉大歷史作用，他的知人善任、深謀遠慮的政治家風采，也揭露了他的虛偽、狡詐、殘忍和無賴的流氓嘴臉。一本“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這種“實錄”精神，對后世的史學產生過巨大影響，后世的許多史學著作，特別是所謂的正史，如二十四史等，就不僅在體例上受史記影響，而且在寫作態度上，也受到司馬遷“實錄”精神的影響；同時“實錄”精神也對后世文學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杜甫的詩歌被稱為“詩史”就是一例。而后世許多文論家也經常以“實錄”來批評文學作品，使之成為文學理論批評的一個原則。三、《毛詩序》《毛詩序》又稱《毛詩大序》 ，其作者問題前人考證紛紜（參見教材） ，大體上說應是西漢時期的著作，并非出自一人之手。這篇文字的理論內容較為豐富，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地位很高，幾乎可以說是后世兩千年封建社會正統文學的理論綱領。㈠譯文《關雎》，是講后妃美德的詩，是《詩經》十五國風的起始，是用它來教化天下而矯正夫婦之道的。所以可以用以教化鄉村百姓，也可以用以教化諸侯邦國。風，就是諷喻，就是教化；用諷喻來感動、教化人們。詩，是人表現志向所在的，在心里就是志向，用語言表達出來就是詩。情感在心里被觸動必然就會表達為語言，語言不足以表達，就會吁嗟嘆息，吁嗟嘆息不足以表達，就會長聲歌詠，長聲歌詠不足以表達，就會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情感要用聲音來表達，聲音成為宮、商、角、徵、羽之調，就是音樂。太平盛世的音樂安順而歡樂，其時的政治就平和通暢；動亂之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其時的政治就乖戾殘暴；亡國之時的音樂悲哀而思慮，其國民就困頓貧窮。所以矯正政治的得失，感動天地鬼神，沒有什么比詩更近于能實現這個目標。古代的君王正是以詩歌來矯正夫妻的關系，培養孝敬的行為，敦厚人倫的綱常，淳美教育的風氣，改變不良的風俗。所以詩有六義：一叫“風”，二叫“賦，”三叫“比，”四叫“興，”五叫“雅，”六叫“頌。”上面的（統治者）用“風”來教化下面的（平民百姓），下面的（平民百姓）用“風”來諷喻上面的（統治者），用深隱的文辭作委婉的諫勸，（這樣）說話的人不會得罪，聽取的人足可以警戒，這就叫“風”，至于王道衰微，禮義廢弛，政教喪失，諸侯各國各行其政，老百姓家風俗各異，于是“變風”、“變雅”的詩就出來了。國家的史官明白政治得失的事實，悲傷人倫關系的廢弛，哀怨刑法政治的苛刻，于是吟詠自己的情感，成為詩歌，用來諷喻君上，這是明達于世上的事情（已經）變化，而又懷念舊時風俗的，所以“變風”是發于內心的情感，但并不超越禮義。發于內心的情感是人的本性；不超越禮義是先王教化的恩澤猶存。因此，如果詩是吟詠一個邦國的事，只是表現詩人一個人的內心情感，就叫做“風；”如果詩是說的天下的事，表現的是包括四方的風俗，就叫做“雅”。“雅，”就是正的意思，說的是王政所以衰微興盛的緣由。政事有小大之分，所以有的叫“小雅，”有的叫“大雅”。“頌，”就是贊美君王盛德，并將他的成功的事業告訴祖宗神明的。（“風、”“小雅、”“大雅、”“頌）”這就是“四始，”是詩中最高的了。然而，《關雎》、《麟趾》的教化，原是周文王時的“風”，（但“風”只講一個邦國的事，文王后來是天子，應該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只能）記在周公的名下。“南，”是說天子的教化自北向南。《鵲巢》、《騶虞》的德行，本是邦國諸侯的“風”，是先文王用來教化的，（文王后來是天子，應該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就記在召公的名下。《周南》、《召南》，是規范衡量初始時的標準，是王道教化的基礎。因此《關雎》樂意得到美麗嫻淑的姑娘，以婚配給君子，但它憂愁的是如何推薦賢才，而并不是過分傾慕美色；它以哀嘆窈窕美好姑娘難求比喻賢才的難得，而沒有傷害美好的淫邪的心思。這，才是《關雎》的本義啊。㈡重點內容對《毛詩序》的理論內容，重點掌握的是以下兩點：1、“情志統一”說“情志統一”說是《毛詩大序》提出來的一個詩論觀點，文章里說：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 ”從這里可以看出《毛詩大序》是承認詩歌是抒情言志的，它一方面肯定：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另一方面又強調詩歌是“吟詠情性”的。故孔穎達說：“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情與志是統一的。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懷抱，但具體所指，根據文中的論述，當多指對人倫教化、政教禮義得失的觀點和看法。感情受到激發，就會發言成詩，而詩歌抒發這種感情，表達心中的志意。 《毛詩大序》強調詩歌“吟詠情性” ，但在情志關系上，它更重在志。這基本上是繼承先秦 "詩言志"的觀點，但它正確地闡明了詩抒情言志的特點，說明對文學本質的認識已較先秦時代進一步深化了。《毛詩序》這一關于詩歌本質的理論，進一步發展了荀子以來的情志結合的思想，比較明確地指出了詩歌通過抒情來言志的特點。情志說對后來文學批評的影響很大，后世對詩歌思想內容的評價多集中在情和志上。大家在學習時要把它放到古代文論史上去把握， 例如聯系先秦時期的 “詩言志”說，以及后世的“詩緣情”說等等。2、“六義”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關于這“六義”具體內涵的解釋，請看教材和參考教材，也可以參看自己能找到的其他材料，因為這是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唐代孔穎達疏云：“風雅頌者，詩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爾。 ”即風、雅、頌是《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表現方法的歸納。那為什么要這樣排列呢？孔穎達《毛詩正義》作了解釋，說詩之四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之辭，所以風之后是賦比興，然后是雅頌，雅頌也以賦比興為之辭，就省略了。何謂風雅頌？從前詩與樂合一。根據音樂的不同， 《詩經》分為風詩（地方音樂） 、雅詩（宮廷音樂）和頌詩（祭祀宗廟的歌舞曲詞） 。何謂賦比興？從漢代經學家鄭玄，到南北朝時的劉勰、鐘嶸，再到唐代的孔穎達，宋代的朱熹都有過解釋。以朱熹的最為簡潔明了：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明代文學家謝榛考證，《詩經》中賦七百二十，興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毛詩大序》以風、賦、比、興、雅、頌為詩“六義” ，提出了詩“六義”說。本來風雅頌是《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表現方法， 《毛詩大序》賦予“六義”新的說法。根據上下文的意思，風，指詩能譏刺上政，有諷刺的作用；賦，指鋪敘直說的寫作方法；比，是比喻；興，起的意思，指詩歌有“感發志意”的作用；雅是正的意思；頌是贊美神明的歌舞曲。它在解釋風、雅的意義時，接觸到了文藝創作中個別表現一般的概括性以及典型性的特征。“六義”說在經學史上的影響大于它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影響。3、“發乎情，止乎禮義”說明顯反映了儒家文藝思想的保守性進一步加強的特點。它突出強調文藝必須為鞏固封建統治秩序服務，提出詩歌必須起到“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作用，必須遵循“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原則。也是董仲舒一再提倡的“中和”美學觀在文藝批評方面的體現，和司馬遷說的《離騷》 “蓋自怨生”和提倡“發憤著書”形成鮮明的對照。4、諷諫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后來被鄭玄發展為美刺諷諫說。“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