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極其教訓洋務運動產生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當時的時代背景總的特點是：以清政府為首的中國封建統治集團，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威脅下，已到了不能再照老樣子統治下去的時候，拿李鴻章他們自己的感受來說，亦即所謂“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洋務運動便是在這以非變不可的大勢所迫下產生的。洋務運動標榜著'御辱’，‘自強’和'排夷’的口號，但它是外國侵略者當時要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危急形式的必然產物，正如學者所說：“洋務運動所以能在十九世紀下半期的中國演出如此熱鬧的一幕，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適應帝國主義的需要，在帝國主義的直接推動和支持下進行，并為帝國主義在中國建立'新秩序'的侵略利益服務的。它又是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當權派，在取得帝國主義支持的新的條件下，為強化自己的反動統治，鎮壓革命的人民所進行的自救運動。洋務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反動的運動。它是中國封建主義勾結外國侵略者共同鎮壓中國人民革命的罪惡產物。它是清政府一部分統治集團為了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這一反動目的而搞起來的罪惡產物。它把近代中國導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淵的罪惡產物。它又是臭名昭彰的大劊子手大漢奸大賣國賊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發起和把持的罪惡產物?？傊?，它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了很不光彩的一頁。那么它的失敗原因是什么？給了我們什么啟示？首先，洋務運動是企圖移西方近代生產技術之花，來接中國封建體制之木，即利用近代生產技術為手段，來實現其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手段。在這里存在著明顯的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是洋務運動的根本矛盾，也是導致洋務運動破產的根源。洋務運動這一根本矛盾，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說的“是想要把現代的生產和交換工具勉強重新塞進舊的所有制關系的框子里去”，它只能是既反動、又空想的。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性質，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發展規律。西方近代生產技術，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戰勝了封建生產關系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洋務運動派頭頭們，由于時代的限制和階級屬性的限制，當然不可能懂的這一規律。他們只是從狹隘的本階級和本集團利益出發，妄圖照搬一下西方近代生產技術，不敢也不肯絲毫觸動舊的生產關系，自以為便可以達到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結果是事與愿違，國內人民革命，雖然暫時被血腥鎮壓了下去，但正在孕育著更大的矛盾，和外國侵略者雖然暫時取得了妥協，但更大的侵略卻接踵而來。洋務運動對封建統治只是起了強心劑的作用，根本救不了命，移植在封建之木上的西方近代生產技術之花，根本結不出果來，只能全部枯萎了事。這就是洋務運動目的和手段這一根本矛盾所帶來的必然命運。洋務運動在封建統治階級內部也是矛盾重重，突出表現在洋務派和頑固派之間的矛盾。當時清政府統治階級，本來都是頑固派，洋務派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后從頑固派中分化出來的。洋務、頑固兩派在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的動機和目的兩方面，反動立場是完全一直的，但在如何達到這一反動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上，則是截然相反，爭論不休。洋務派主張在保持封建統治的基礎上，搬用西方近代生產技術，借以“圖強”和“求富”。頑固派則死抱住封建信條，堅決反對西方學習和興辦洋務。因此，洋務運動曾經不斷遭受到頑固派的攻擊和反對，并在清朝統治集團中間，經常展開論爭。大的論爭便有一八六七年關于應否設立同文館問題的論爭，一八七四年圍繞著設廠建造船炮機器和籌備海防問題的論爭，一八八0年圍繞著建筑鐵路的問題的論爭，其他較小的論爭那就更多了。在歷次論爭中，頑固派對洋務運動的各項措施，竭盡攻擊的能事。他們拾出了“禮義廉恥”、“天道人心”和“用夏變夷”等封建舊教條，全面地反對學習洋學。說什么“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攻擊洋務派的提倡西學，是“捐棄禮義廉恥的大本大源”，是敗壞忍心，是用夷變夏。甚至攻擊洋務者是禍國殃民。當時掌握清政府最高統治權的是那拉氏，一方面大勢所趨，不得不支持洋務運動；另一方面又對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洋務實力派心存猜忌，袒護和縱容頑固派攻擊洋務運動，牽制洋務派。因此，洋務運動是在清政府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重重的環境下進行的，洋務派成員主要是一部分漢族地方實力派，在清政府統治集團中，既不占多數，也不掌握最高領導權，這就決定了洋務運動不能不遭到來自封建勢力內部的種種束縛與牽制，嚴重妨礙了它的順利發展。這有大量的史實可供佐證，我們不擬多所列舉。洋務運動和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發生的矛盾，正是洋務運動的目的和手段這一根本矛盾帶來的必然結果。當時的清政府封建統治集團，是代表了中國持續兩千多年的封建落后勢力，其昏庸頑固，腐敗不堪。洋務派妄圖在絲毫不觸動清政府封建體制的前提下，移植西方近代生產技術，要是不遭到封建統治內部的束縛和牽制，那才是奇怪的事。洋務運動和外國侵略者之間同樣存在著矛盾。不錯，洋務運動是中國封建勢力和外國侵略者相互勾結的產物，洋務運動和外國侵略者的關系，依附是主要的一面，洋務派對外國侵略者執行的是一條妥協投降路線，這是誰都否認不了的歷史事實。但是，洋務運動和外國侵略者又有著矛盾的一面，也是否認不了的歷史事實。洋務運動興辦的近代軍用工業和新式海陸軍，一旦起了作用，畢竟和外國侵略者的軍事利益存在矛盾，特別在國內農民革命被暫時鎮壓下去以后，清政府擁有近代裝備的軍隊，矛頭有時也會轉向外國侵略者。一八七四年福建船政大臣率領海陸軍到臺灣抗擊日軍侵略戰役。一般地說，任何外國侵略者是不愿意也不會讓一個被壓迫民族武裝自己的。洋務運動興辦的具有一定規模的軍事力量，不可能不引起外國侵略者的敵視，迫使他們千方百計地加以控制、阻擾和破壞。事實上，洋務派所辦的主要軍事工業和海軍主力一一北洋艦隊等，都是在外國侵略者嚴密控制和操縱之下的。洋務運動興辦的近代民用工礦運輸等企業，直接和外國侵略者的經濟利益相沖突，為外國侵略者所不容。所以，外國侵略者對洋務運動的所謂的“扶持”，完全是從他們的勢力擴張、推銷商品，控制權利等本身利益出發，一旦發現洋務運動侵犯了他們的權益，便撕下“扶持”的假面具，加以阻抑和破壞。洋務派頭妄想在外國侵略者的卵翼下，移植西方近代生產技術，達到“自強”和“求富”的目的，實際上是“與虎謀皮”，根本不可能實現。洋務運動和早期民族資本的矛盾，同樣是錯綜復雜的。兩者之間，既存在限制、束縛和壓抑的一面，亦即相互矛盾的一面，又存在倡導、促進和刺激的一面，亦即聯系的一面。前者主要是指洋務派對近代企業實行壟斷專利，妨害民族資本的自由發展。后者主要是指洋務派興辦的軍民用近代工業，在轉移社會風氣，使用機器生產，培養技術員工，介紹經營管理經驗，傳播科技知識等方面，為民族資本的發生和發展，準備了必要的條件。由于洋務運動的反動本質，和民族資本相互矛盾的一面必然是主要的，應該強調，相互聯系的一面則是次要的，但亦不應忽視。當近代中國進入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產生民族資本的主客觀條件，都已逐步成熟，新興的民族資本近代工業，已陸續出現，積聚著大量的貨幣財富的官僚、地主、買辦和富商，正在躍躍欲試地想投資于新式企業。但由于中國封建落后勢力仍占統治地位，創辦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