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界經濟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較與綜合觀察（ 4）（作者 :單位 : 郵編 : ）三、消費這里也需要一些相當冗長的推算，但基本要點是相同的：黃忽視了方行論消費的文章中使用的方法，從而弄錯了它的含義。黃對于英格蘭食品消費的經驗性觀點是錯誤的；一旦它們得到糾正， 我們就看到即使在大眾消費最重要的領域， 江南也完全可以與 英格蘭相比。黃完全忽視了我對除糧食和紡織品之外的消費品種類的觀點。黃從根本上曲解了我對江南棉布產量、輸出和消費的敘述，暗 示我試圖隱藏江南輸出它生產的大部分棉布這一事實， 而我事實上是突出了它。即使我們對原棉和棉布的輸出提出一個比我書中提出的更寬松的數額，留在江南供消費的棉布仍然與英國

2、的水平大致相當。黃依靠徐新吾的棉布消費估計來說明清代全盛期的人民生活在一個剛剛可以維生的水平上， 是一種同義反復， 因為徐的數字正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假定的基礎上。 實際上， 徐并沒有提供清代棉布消費水平的真實證據。盡管黃反駁了我對1750年全中國棉布消費的估計，但與徐的估計相比， 這些估計更符合其他有較堅實基礎的研究 （那些研究是黃本人也稱贊并依重的）和其他相當明確證實的事實。黃和我一致同意， 對消費這個重大課題已有的研究成果太少， 而方行1996 年的文章邁出了有用的一步。然而，黃忽視了這個研究的局限性 （黃 2002a,1667） ， 方本人則對這些局限性直言無諱。 首先，方觀察的是極貧苦的

3、窮人。 他的 17 和 18 世紀的數據主要來自 沈氏農書和補農書中對無地勞動者的消費狀況的討論：他們屬于社會最窮的成員（ 91 92） 。他沒有做獨立的收入估計，并且基本上讓自己限于為一些消費項目確定現金價值， 這些農書列舉了一個土地所有者的雇工或是需要從地主那里得到、 或是能夠用他們的工資購買的這些項目的最低數量。 此外， 盡管方假定他的典型的勞動者是一個五口之家的家長， 他卻沒有考慮這個勞動者的妻子提供的任何收入， 除了她為家庭成員織的布 （實際上， 絕大部分情況下， 一個無地的勞動者養活不起一個五口之家） 。所以，方的工作是為研究受雇傭者的消費提供了一個最低標準， 不是一個平均水平他也

4、沒有自稱它代表了平均水平。 我利用他的研究指出， 在用于食品的收入比重方面， 這個最低標準與在同樣階層的歐洲人 （包括英國人） 中發現的消費模式極為相似。 黃的言論完全不能影響這一觀點， 主要的歐洲中心論者們的新研究加強了它 1 。當然有可能，江南人口中的極貧階層比英格蘭人口中的極貧階層占的百分比更大， 但那有不同的意義， 它也并不明顯。 進一步的研究可能有幫助像我的書那樣的一本書的一個主要目的是要說明我們在哪個領域最需要新的研究但黃在假定所有農民或多或少同樣貧窮的基礎上提出的全部主張， 沒有給我們帶來任何結果。一般說來， 黃根本沒有涉及我對消費的看法， 除了紡織品外 （我們立刻就要談到它）

5、。特別是他忽略了我提出的關于口糧的證據，這實際上在 18 世紀歐亞大陸的兩端都是最重要的消費項目，也是江南平均消費水平明顯高于英格蘭的項目 2 。 在一篇即將發表的文章中，我也作了一個比較蛋白質攝入量的嘗試無疑用的資料極不充分，特別是中國方面發現對絕大部分人口來說， 這方面大概也沒有大的差別。 黃的未加注解的相反的觀點在英國人的典型膳食中， “ 糧食（面包）和乳酪、黃油、奶、肉所占比例相當” （黃 2002a,153）會讓劍橋英國社會史食品一章的作者奧迪( D.J.Oddy )大吃一驚。他的1787 1793年勞動者的數據顯示，每人每周的攝入量是9 磅面包和 0.5 磅馬鈴薯， 輔以 0.3

6、磅肉， 0.1 磅脂肪 (包括植物油) ，和 0.5 品脫牛奶。按熱量計算，肉類占這份膳食的5%，奶占1.5%，全部脂肪占3.1%，面包和馬鈴薯占到了90%以上。3 甚至奧迪收集的 1863 年的數據也只有0.9 磅肉， 0.3 磅脂肪和 1.4 品脫牛奶，對14.8 磅面包和馬鈴薯。 (用1787 1793 年的數據計算，每人每天攝入 49 克純蛋白質， 實際上低于江南勞動者可能的攝入量) 4 。 無疑，在英國有其他一些男人和女人吃得更好， 但肯定不是所有人； 而農村勞動者，如我們已經見到的，仍然在人口中占最大比重。實際上，黃聲稱18世紀英國人的膳食中肉類、面包和奶制品占同 等 分 量 也

7、會 使 J.C. 德 魯 蒙 德 和 威 爾 布 里 厄 姆(DrummondandAnneWilbraham吃驚，黃引用他們的著作作為支持其觀點的公認權威： 他們實際上并沒有說這種話。 就在黃引用的那些頁上(1939,245 250) ，他們說， 18世紀初，當時的年景相當好，南方農村大多數勞動者每周吃一兩次肉；到 18 世紀后期，他們“如果一周吃一次肉就很幸運了” (1939,245) ，很少有牛奶(246) 。北方人在奶制品方面情況好一些， 但肉甚至更少。 德魯蒙德和威爾布里厄姆提供的一個北方勞動家庭的預算樣本包括全家每年購買 12 磅肉；南方的樣本包括26 磅(全部是咸肉，因而可能脂肪

8、多于蛋白質) (1939 ，247) 。所以這部著作像奧迪的一樣，肯定了我的觀點，即，江南普通人的飲食累積起來完全可以與他們的英國同類人匹敵； 黃為什么會引用它們證明相反的觀點真是不可思議。除了食物與黃所說的相反（黃 2002a,1645）我用了相當大的篇幅論述各種各樣的日用品在西歐農村的流行， 既提到了大眾消費增長的存在也提到了它的限制， 并說明有某些跡象 （盡管這方面都是野史類的記載）顯示中國各地農村消費中出現了類似的發展。但既然黃希望把爭論集中于紡織品這當然是一種重要的并且有相對完好記載的日用品讓我們做同樣的事情。黃認為我對紡織品消費的討論“極具誤導性” （2002a,166） ，主要是

9、因為我采用的產量數字是英國和江南的。 他說， 這會 “再次忽視基本常識” ：江南輸出了它生產的大部分棉布。我當然知道這一點，也是這樣說的，我提到英國 1800 年輸出的布匹約占其產量的三分之一，江南棉布產量中輸出的比例完全可能更高。 5 這使我的估計大致與李伯重的估計一致，他估計江南產量中有40%輸出，盡管黃更喜歡一個看起來產生于同義反復的較高的數字。6 問題在于，在我們提出更好的資料之前， 我們都是在猜測這個比例。 所以與其假稱我們有合適的有獨立基礎的消費數字， 最好的作法還是比較產量數字， 同時指出江南產量中應該扣除的供輸出的比例是未知的， 但看來可能與英國處于同一水平。黃實際上并沒有質詢

10、我的產量估計， 這個估計依據的土地利用及棉花產量的估計與他的非常相似。 然而， 他確實正確地指出， 如果所有這些棉花都變成本地消費的棉布， 會使這一地區居民的穿衣數量龐大到難以置信。 重復一下， 我闡明了這些棉布并不是完全在本地消費。雖然如此， 對我來說， 也許不妨把我的江南棉布產量估計向下調整一點兒。正如我在書中所說7 ，這是一個我盡力確保讓我的估計保守的領域， 因為江南輸入和輸出的原棉都無法確知并在不斷變化。 然而，我們的確知道，輸入的原棉數量（主要來自華北）從17 世紀的某個時候起， 隨著該地區自己的紡織品產量增長而逐漸下降， 我們也知道18 世紀江南的原棉輸出逐漸增長。我現在傾向于認為

11、（主要原因與紡紗的勞動力供給有限相關） ，原棉凈輸出的擴大開始得比我以前認為的時間更早。 但即使一些對江南原棉輸出量相當激進的假設也仍然會使江南內部棉布產量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為了論證方便，假定江南到 18 世紀中葉完全停止輸入原棉，所以輸出就等于凈輸出。這些輸出中大部分運往廣東去換糖。 （江南也向山東東部輸出一些原棉，但數量看起來不是很大。 8 ）讓我們暫時假定， 江南所有的糖都用輸出的原棉支付， 糖的消費是每人10 磅：雙倍于我對全中國估計的上限， 按照黃的觀點來看高得荒謬， 使黃一定會認為嶺南的棉花消費估計高得過分9 。一個簡短的計算表明，1750 年前后，這樣的糖消費水平甚至需要輸出 1

12、03,000,000 磅皮棉才能支付， 即人均 3.3 磅。 這仍然會使江南棉布產量達到人均約 11.2磅現在大約比 1800 年英國各種布匹合計的產量低13%，而不是高 12%，但就我們的目的來說肯定仍然足夠接近。10如果我們做出這個相當寬松的向下的調整， 減去可能用于絮棉衣棉被等等的數量，然后假定用剩余棉花織成的布中有40%輸出，我們1750 年的當地人均消費量仍然有6.6 磅棉花（加上一些絲） ，而英國50 年以后的全部紡織品總和為人均8.7 磅。總之，消費的數字更難以準確確定如我在一開始就說明的但它們仍然支持基本的相似性。 無論是黃還是任何其他人至今都沒有對構成這些數字基礎的江南棉產量

13、估計值的產生方法提出問題。 無疑黃會認為， 即使這個低得多的人均6.6 磅的估計也會使長江三角洲的農民看起來穿得太好：但我們必須記住， 并不是三角洲上的每個人都是貧農， 棉布也不只是用來做衣服， 黃引用的徐的數字， 取決于人們認為一套衣被可以穿用多長時間，而這些觀念實際上來自 20 世紀（無論如何，這會隨著地方標準、生活水平和棉布的質量而變化，非常難以觀測） 。因而，這里我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可以證明黃武斷地不顧這些估計或它們指向的一般結論是正當的； 他所提出的反向建議， 即我們應該簡單地采用徐新吾的消費估計，也沒有任何論據支持。此外，在黃引用的段落中（黃 2002a,166） ，我比較的是中國和

14、歐洲的布匹消費估計值， 不是江南和英格蘭的。 江南棉布產量中有多少用于本地， 有多少用于中國其他地方， 不會對中國和歐洲的比較造成差別。黃用一個詞“令人難以置信的” (2002a,166) 就打發掉我關于 1750 年前后全中國的棉產量接近于 1900年的假設。 這個假設實際上既難以證實， 也難以證偽。 然而， 我在書中提出了許多論據說明為什么這似乎相當可能， 黃卻沒有說明他認為其中哪一條是錯誤的。 此外， 我認為 20 世紀初棉花的單位面積產量大致與18 世紀相同， 黃自己也認為兩個主要棉產區 (江南和華北平原) 的耕地面積在民國時期和清中期沒有大的差異11 (至少在華北， 后一個時期有更多

15、的人口需要養活) 。讀者可以回到我的書中查看詳細資料。但現在。讓我們補充一個新的觀點。黃和我都正面引用了理查德克勞斯(RichardKraus )的著作一黃稱它是一個“ 1870 年代到 1930 年代幾十年間主要趨向的令人信服的描述” ， 12 盡管現在他說， 由于依靠了克勞斯， 我沒有提供1870年或 1900年的“可靠數據” (黃 2002a,166) 。克勞斯估計1900年的總產量為 1,500,000,000 磅，從 1870年的 1,850,000,000 磅降了下來。但 1870 年是華北的捻軍起義失敗之后只有兩年，在蹂躪了江南的太平天國起義失敗之后也只過了 6 年。 一旦和平重

16、現， 江南有多快恢復到太平天國之前的水平有不同意見， 但我懷疑是否有任何人會認為 1870 年已經完全恢復；此外，三角洲西部許多以前的棉農此時已經轉向絲的生產，以適應由法國和意大利的桑蠶病害開拓的新市場。至于華北， 沒有人認為捻軍起義失敗后的恢復特別快或特別完全 (首先是由于缺乏哪怕是稍稍能與長江流域的同治中興相比的政府/ 紳士協調一致的努力） 。此外， 1870 年在南直隸/ 魯西棉產區中心地帶發生了一場嚴重的旱災。 13 在這種情況下， 1870 年的棉產量繼續明顯低于太平天國前的高峰看來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它低了15%，那么高峰就是 2,127,500,000 磅；在那種情況下， 1750

17、 年的棉產量可能是我所提出的 1,500,000,000 磅，經過以后的幾十年，有可能提高40%以上（由于耕地面積可能很少或沒有增長，這是個不壞的情況），然而也有可能回落到克勞斯引證的 19 世紀后期的水平。如果這樣一種估計大致不差，那么在我的 18 世紀的估計與黃和我都引用的 20 世紀的較低估計之間就沒有矛盾。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承認許滌新和吳承明 1840 年的估計對那個年份確實是正確的，我們就被引入某種統計學上不可能的情況 14 。 此外， 與黃所認為的相反，這些估計和徐新吾的估計依靠的證據都極為薄弱。徐新吾只引證了一條與全國棉產量有關的清代史料： 一個身分不明的西方人推測 1902 年

18、中國有約400,000,000 人口，每人每年使用3 磅棉花。 15 他對其他年份的估計，黃說，是“在精確可靠的 1936年數據基礎上”提供的（2002a,166, 著重號是我加的 ） ， 但實際上徐并沒有告訴我們1936 年的數據為什么特別可靠，更不必說我們為什么應該接受他從它們倒推回去的其他年份的估計。徐1840 年數字的計算方法是，建構一個棉花“必需”消費量的絕對最低水平，假定這個最低水平代表了實際的人均消費， 然后乘以人口； 再以后， 為了最終得出 1936年的較高數字， 假定 1840年以后每隔一段時間有一個緩慢的增長。 16 徐確實引用了一部清代文獻提出的 （洪亮吉， 寫于 175

19、3年） 供基本生存所需的棉花消費水平估計 （洪所說的水平此前可以輕易達到，但此時則比較困難） 。然后徐拋棄了它，除了它比他的估計高三分之二， 以及 “在殘酷的封建主義剝削下， 我國農民不可能豐衣足食， 當然也不可能有那樣高的消費水平” 外沒有其他理由 （1992,193 94） （當然，洪的推測完全可能是錯的，但徐處理它的方式肯定沒有給我們理由要像黃一樣把他的估計當作權威） 。總之， 徐實際上沒有努力去估計清代的消費水平， 只是根據從中國社會的階級性質做出的一個推論， 假定大眾消費處于維生所需的最低水平； 這使黃依靠徐來證實這一點完全變成了同義反復。 當然， 黃沒有給我們任何理由可以認為徐的數

20、字對1750 年也適用。此外，一般說來，在中國（如果不是在江南） ，我在書中省略的苧麻，對人均紡織品供給并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增量：盡管從14 世紀起棉花逐漸取代它成為主要衣料，但遲至19141918 年，中國每年仍然生產約20 億磅苧麻，即人均將近4 磅（許和吳，2000， 124） 。所以我在黃的論證中看不到什么理由應該放棄我對中國紡織品消費以及它與歐洲水平如何相似的觀點。進行消費比較的另一種方式是通過收入的比較。 馬德斌最近依據完全不同的數據和一種與我所用的不同的方法證明， 一個 “保守” 的估計會使 18 世紀長江下游核心區的人均實際收入達到西歐的94%，英國的80%(Ma2002,16

21、 17) 。由于馬的“長江下游核心區”的定義包括了一些不在我定義的江南范圍內的相當貧窮的地區 (他列入了浙江全省，包括該省西部的山區) ，他的方法產生的結果甚至使江南和英格蘭之間更為接近。由于馬的許多資料和方法來自麥迪遜 (AngusMaddison)的著作，這特別令人感興趣，后者認為到 1400年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在經濟方面落后于歐洲；但正如馬提到的， “即使使用麥迪遜的估計，把中國的地區性差異綜合起來仍然能夠提供支持加州學派17的證據。(Ma2002,17)如果實際收入比較接近，消費 總量就不可能像黃認為的那樣差得太遠。以此為背景， 我們也可以如我所喜歡的那樣著手解決問題： 通過觀察不同人

22、群的消費， 然后嘗試把它們加在一起， 得到一個總體描述，同時考慮總收入及其分配。 這樣做有很多障礙： 如我在我的書中提到的， 我們對收入在江南 (更不必說全中國) 不同人群中的分配知道得太少， 以至無法與英格蘭進行精確的比較(2000a,136 7)。 然而， 我們能夠有一個開始， 并且這種做法再一次傾向于肯定我的觀點而不是黃的。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黃接受了我(根據沈氏農書中描述的農業工人的食譜)提出的主張，即17 18 世紀江南的農業勞動者大概吃的與他們的英國同行一樣好， 也接受了我的觀點， 即方行估計的農業勞動者的總消費中用于基本口糧的比例(約55%)大致與英格蘭的同類勞動者相同。(Pom

23、eranz2000a,137;黃2003)。差別在于，他聲明， 農業無產者只代表英國人口中特別貧窮， 因而不具典型性的一小部分， 而江南大部分人口生活得并不比無地的農業工人好多少。 讓 我們就我們對這兩個社會的了解，考慮一下這怎么可能。首先，如果黃關于江南幾乎所有人都吃同樣食物的說法是對的，那將會破壞他的立場而不是加強它。 因為人類通常大量需要的只是淀粉， 基本熱量需求得到滿足的人一般會把他們的新增收入用到其他東西上；但在達到那一點之前，他們將首先選擇糧食。農民，即使是佃農，收入肯定比農業工人高：例如，在艾倫的電腦模擬中，江南一個佃農每勞動日的凈收入約為農業日工資的三倍， 18 同時伴有穩定工

24、作帶來的更好的保證。 此外， 佃農與雇工不同， 通常有能力成家如黃本人所說( 13) 我們也看到妻子們能夠掙到超過她們自己生存所需的收入， 從而進一步拉寬了可任意使用的收入的差距。 自耕農不 必 繳 納 40 50%的 地 租 ， 在 繳 納 15%左 右 的 賦 稅 后(Bernhardt1992,43 6) ，仍然有較高的收入，一小部分擁有土地超過自耕數量的人收入甚至更高。 如果這些境況較好的人群與農業工人吃同樣的飯食， 那將意味著工人的飯食如此令人滿意， 以至那些吃得起更好飯食的人認為不必這樣作。 那將是一個比我根據方行的文章提出的有節制的觀點遠為激進的“樂觀”形勢，我的觀點是：與無地的

25、工人相比，全社會收入中用于糧食的百分比應該更低。在英國方面，可以同意黃的主張， “那些吃得起肉食的人”比農村工人吃的肉食多( 2003) ， 因為， 如我指出的 (Pomeranz2002,566) ，那些工人平均每天吃不到一盎司肉。 但有多少英國人吃得比農村工人好多少？黃沒有提供細節，他所引用的那些頁也沒有論及這個命題。19 黃還混淆了兩個論點確實的階級差別和不確定的城鄉差別。黃聲稱只有“鄉村工人”吃一種缺乏蛋白質的飯食(10) ，而奧迪(1990:270) 明確說明，沒有證據顯示18世紀城鄉的膳食存在差別；克拉克、休伯曼和林德爾特( Clark 、 HubermanandLindert )

26、指出，在 1837 41 年(當時開始有明確的可比數據)和 1863 年， “農村工人比倫敦的工人消費了更多的谷物、牛奶和乳酪中的卡路里和蛋白質， 顯然也消費了更多的綠色蔬菜中的維生素” (1995:228) 。 所以城市工人吃的并不比農村工人更好，或許還更壞。因為 1801 1803年“從事耕作的工人” 占了人口的 15.5%， 而占戶數24.7%的普通工人，主要是“工業和建筑業”工人，我們已經知道接近人口的40%。如果我們加上收入比農業工人低三分之二的處境凄慘的20.1%(LindertandWilliamson1982:400 1), 大約將近60%的人口吃得不比奧迪的樣本好。 還有11

27、.1%是士兵或水手；1811 年的海軍膳食比奧迪的樣本好，但并不明顯。(DrummondandWilbraham1939:465,467)因此， 全英格蘭蛋白質消費平均水平只略微高于黃視為非典型而放棄的數字。至于牛奶，霍爾德內斯( Holderness )被普遍接受的估計是 1800 年全英格蘭每人每周 0.9 品脫：相當接近奧迪的農村窮人0.5 品脫的數字。 (Clark,HubermanandLindert1995,231) 霍爾德內斯的乳酪的權威數字是每天剛剛超過半盎司 (1989:165 70) 。只有肉類， 1800 年的每天 4.3 盎司 (Holderness1989,155 6

28、0)是全英格蘭數字中比工人的數字高得多的：而只要有一個相當小的人群大量食肉就能輕易達到這個數字(例如20%的人平均每人一磅，11%的士兵和水手每人 7 盎司)。 (另見ClarkHubermanandLindert1995:230 。 )這絕不能證明黃認為英國人的膳食十分優越的觀點正確， 特別是由于江南也有少數富人吃得非常好， 還有一些蛋白質來源 (例如豆腐) 在英國沒有同類產品。 20 最后，就卡路里總量看， 1790 年前后中國每個等成年男性僅從谷物中獲得的2651千卡(Pomeranz2000,39江南或許更高 ) 就足以與英格蘭從所有食物中獲得的 2700 千卡相比(Fogel1992

29、,268 9)。在擺脫了黃的英格蘭農村工人的膳食極不典型的觀點后， 我們可以轉向比較一般的消費。 這里我與黃相反， 認為農村無產者的花錢模式在英格蘭可能比在江南代表了社會中更大的比率。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最好的指標是，人口中有多大部分其收入接近于農業工人的收入。林德爾特和威廉森 ( LindertandWilliamson ) 估計以 “從事耕作的勞動者”為家長的家庭年平均收入為31 英鎊；40 英鎊收入，占總戶數48%以下的各種家庭中，包括將近20%的乞丐和游民，他們的收入平均為每年可憐的 10 英鎊（ 1982， 400 1 ） 。因而大約有50%的家庭收入為農業工人家庭的 1.3 倍或以下

30、： 這底層的50%的家庭平均收入為22 英鎊，即低于務農勞動者的收入30%。將近75%的家庭收入是農業工人的 1.8 倍（ 55鎊）或以下；這一巨大的群體平均每年掙 30鎊，剛剛低于農業工人的平均數。江南大部分居民是佃農和 / 或自耕農，他們的收入超過無地雇工的幅度可能比這大。 如我們已經看到的， 甚至佃農每天工作的收益也相當于農業工人的三倍。 使用強烈傾向于雇工的假設， 我們可以把家庭收入的差距縮小到 2.2:1 ，但仍然使江南佃農（ 以及更不容置疑的自耕農 ） 高于農業工人的幅度遠遠超過英國25%以外的所有家庭高于“務農的勞動者”的幅度。 21所以， 研究黃的問題從經驗上加強了我的立場。

31、江南和英格蘭工人的膳食以及他們花在糧食上的收入比重都是相似的。 江南的大部分人（佃農和小農） 吃的或許多少比無產者好， 當然也能買得起更多的除糧食外的其他物品。英格蘭的收入分配更為不平等（18011803年，位于下層的48%的家庭掙到國民名義收入的11.5%，下層73%的家庭合計占24%：據LindertandWilliamson1982,401 2 計算） ，城里人的膳食也不比農村人好。 城市工人或許的確把他們收入中的更大部分花在非食物商品上， 但這通常代表城市的生活費用更高 （例如住宅） ，而不是生活質量更好。如果江南約15%的居民是乞丐和游民，另外15%是無地的雇工兩個數字大概都偏高 2

32、2 我們可以認為兩個社會中最下層的30%人口生活同樣悲慘。但英格蘭還有20%的人其收入平均只比農業工人的收入高30%，另外25%的人其收入平均高出不到80%，而在江南， 收入可能遠高于農村無產者的人群會迅速擴大。 因而， 江南社會中接下來的45%可能生活得更好。從那一水平向上，英國人的收入增長迅速，以至這頂層的四分之一中大部分人可能比江南人生活好：或許甚至足以使全英國的人均收入及消費超過江南。 最近的研究表明了這一點，顯示出英格蘭的收入分配甚至比上文所用的名義收入數字更不平均 (Hoffman,JacksLevin,andLindert2002,341 3) ， 但這個問題并沒有確定，當然也沒

33、有偏向。對這一廣泛的盡管是有缺陷的資料，黃僅僅是提出了簡單的反對。在我們能夠更全面地證實我對消費問題的看法是對還是錯之前，肯定還有大量工作要做 (不過對不住黃， 值得一提的是， 事實上我確實說明了 18 世紀西歐最富裕的地區在很多領域處于領先地位，并且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釋2000a,153 57) ，我也希望我的書將為推動這方面的研究做出貢獻。 然而， 黃堅持認為在進行任何詳細研究之前我們已經知道答案， 只會使我們一事無成， 而對紡織品這一重要問題，我認為我始終有相當穩固的基礎。人口在我看來，李中清、王豐和康文林（JamesLee,WangFeng,andCameronCampb31 巧妙地解

34、釋了 黃對他們的獲獎作品的批評中的很多誤差。 他們的計算， 即如果我們采用黃首選的出生率數字這對他的觀點非常重要， 即人口控制是通過馬爾薩斯壓力而不是生育控制并把它與我們知道的死亡率結合， 中國人口就會從1700 年的 2 億到 1900 年超過 100 億， 作為對黃的社會及人口動力的全面敘述的一個駁斥特別的引人注目 （2002, 特別是p.603） 。然而， 這里值得加上一兩個非常具體的與我自己的著作相關的較小的要點。 黃對一個馬爾薩斯主義的死亡驅動的中國人口史的偏好留給我們一個進退兩難的困境， 特別是在關系到江南時。 我們知道這一地區從 1750 到 1850 年人口幾乎沒有增長， 同時

35、全中國人口可能翻了一番； 甚至黃可能也會同意， 江南有中國最高的生活水平。 如果生育控制不起作用， 我們能否做出這個特別繁榮的地區也有比這個國家其他地區高得多的死亡率的結論？當然這不是不可能的實際上伊懋可（ MarkE1vin ）最近提出，一些邊疆地區的居民比江南居民更長壽， 盡管生活更貧困， 因為那里一直有無主的資源使他們能夠在迫切需要時倚之生存 （ 1999， 142 73） 。 但即使這種情況最終證實對某些邊疆地區是事實， 黃是否需要實際證明它對于華北平原或長江中游人口密集的地區也同樣是事實？因為這些地方在這些年中也經歷了比江南更為迅速的人口增長 （并在 18世紀末和 19世紀初遭遇了更

36、多的災難） 。 這里肯定也存在著尚有待解決的難題， 迫切需要有新的數據，但黃先驗地推論內卷化必然推動這段歷史， 導致了不真實的結論。 最后，就我們確實想要使人口成為這段歷史的一個重要動力的意義上說，像我所作的那樣，以 1750年以后中國很多不發達地區非常迅速的人口增長為焦點，而不是以江南本身相當緩慢（約1393 1750）并且后來極為緩慢（約1750 1850）的人口增長為焦點，是否沒有意義？注釋在 Pomeranz（ 2000a， 92）中討論了研究歐洲的經典文獻；特別參見 Braudel （ 1981， 131 33） 。 Allen 更近些時（ 2001， 9）肯定了 18 世紀中國、

37、日本和英格蘭農業工人的谷物購買力極為相似 （由于缺乏資料，他無法進行城市的比較） ； Hoffmanetal. （待刊）指出，使用經過改進的具體階層的生活費指數， 拉寬了現代早期歐洲的貧富差距，使1500- 1800年這一階段大部分年份的實際工資趨勢與使用舊指數相比，明顯地在富人中更好，在窮人中更差。凈結果可能是，我們多多少少低估了 18世紀晚期歐洲人 （或至少是英國人和荷蘭人）的財富， 但果真如此的話， 我們也同樣低估了在機器工業化前夜， 大多數人一直怎樣接近于邊緣地位。在我寫作我的書時我還沒有看到郭松義估計1753 年人均糧食產量的文章。 這些估計依靠許多假設， 不應該過于倚賴它們， 但值

38、得看一看如果我們把它們作為一個粗略的引導會發生什么事。 如果我們接受他的估計， 我們會得到一個甚至比我的數字高很多的人均糧食消費數字 （ 1994， 46 47） 。 郭估計的那一年的糧食產量為275， 737，216， 000 斤帶殼的稻谷及其等價物， （按55%的比率換算為可食用的糧食）折合151， 655， 468， 000斤，即剛剛超過1， 000， 000， 000石大米當量。扣除大約15%作下年的種子，結果是850， 000， 000 石去殼的稻米供人食用。如果人口為 250， 000， 000 左右郭使用184， 000， 000 的官方數字，但那個數字普遍被認為太低我們得出的結

39、果是每人每年3.77石，比Marks提出而這里采用的每人每年平均 2.2 石高約70%。實際上，甚至黃為了說明農民要滿足他們的需求多么困難而采用的人均3.0 石的估計， 也明顯高于我所用的極為保守的數字。為了論證方便起見，我假定肉類是高熱量的（不太瘦）牛肉和肥油。關于熱量的換算見 Guthrie （ 1995， appendixE） 。4Oddy （1990, 269, 274）。另見 Pomeranz即將發表，增加了法國和尼德蘭的數字（甚至低于奧迪的英格蘭的數字） ，并顯示出江南蛋白質攝入量大致同樣高或更高。5Pomeranz （2000a， 331） 。6 李（ 1998， 109） 。黃

40、（2002a， 166）以相當容易令人誤解的方式引用了徐估算的松江產量供銷售的比例：這個比例肯定相當高，因為松江棉紡織業的專業化程度即使在江南內部也是異乎尋常的， 還因為產量中供銷售的比例包括了在三角洲境內其他地方的銷售這與三角洲當時特別富裕、人口眾多（ 31， 500， 000 人，約為 1750年前后中國人口的 1/6 ） 、據認為它幾乎壟斷了它自己的市場、與它的競爭日益激烈的所有其他地區的輸出常常受到運輸高成本的困擾等等事實都不無關系。黃沒有提供徐的估計的引文，我也找不到它。然而許和吳（ 1985:392 ）也提到了這個估計，把它歸之于徐新吾，并描述了它是怎樣產生的： 首先估計一個典型的

41、紡織家庭能夠生產多少棉布， 然后減去這個家庭自己消費量的估計， 如我們在下文將看到的，這個估計假定這些家庭生活在勉強維生水平。 所以對黃來說， 使用這個棉布銷售估計， 努力說明家庭只消費了極少量他們生產的布匹， 完全是同義反復。72000a, 332 - 33。許檀（ 1998， 92） 。由于 1753 年嶺南有大約 17, 500, 000人（Marks1997, 280）,甚至在把一些本地的產品、 印度的輸入和華北的輸入計入之前， 僅這些輸入就會使它的人均棉花消費達到 6 磅。 這樣的數字可以與我對這一時期全中國的估計取得一致（盡管稍有偏高） ，但肯定不符合黃的估計。 因而在估計留在江南

42、供紡織的棉花時， 它們應該代表了一個寬松的原棉輸出份額。10Mazumdar （ 1998， 55） 認為， 18世紀中期白糖售價每擔（100斤或133磅）差一點不到3兩。岸本美（ 1997, 139）認為正常年份子棉售價每斤 20 到 40 文錢（通常是20 30 文） 。所以， 100 斤棉花可以賣到 3000 文錢或 3.3 兩白銀， 1 磅子棉的價值約等于 1 磅糖（實際上或許高一點） 。 如果江南每人每年確實消費了 10 磅糖， 為了支付這些糖就需要輸出 310， 000， 000 磅子棉或 103， 000， 000磅皮棉。這樣的輸出量會使供江南本地紡織的棉花人均減少 3.3 磅。

43、111985， 322、 325； 1990， 342。121985， 125。中央氣象局氣象科學研究院 （ 1981， 206） 。實際上，這一地區在1866（當時捻軍起義仍然在發展）和 188（當時01876 1879年華北極可怕的大旱災最終結束， 終于而來的降雨帶來的洪水也已瀉凈）年間沒有一年有好天氣（204 211） 。許和吳（ 1985，322） 的全國產量數字為97000萬擔， 即 128000萬磅。（由于他們是由一個人均估計推算出這個合計數字，如果我們根據Skinner1987 修正他們的人口估計，他們的數字就成為約113000萬磅） 。 要由此達到克勞斯1870年的估計， 18

44、40到 1870年間需要增長45 64%；這看起來極不可能，因為這30 年屬于中國全部歷史中最灰暗的時代，對這個國家的主要棉產區來說相當重要。嶺南的地區數據也對許和吳的估計提出了疑問。1825 1832 年該地區僅從印度輸入的皮棉年平均就超過了57， 000， 000 磅，人均兩磅多一點。（Morse1966， iv 、 105、 123、 145、 162、 186、 223、 253、325；人口引自 Marks1997， 280） 。所以，僅這些輸入（其數字看來非常可靠） 就使嶺南的消費水平比許和吳估計的當時全中國消費水平的三分之二還高一點；它們看來幾乎全部在嶺南內部消費（Morse19

45、66， iv ， 186）。盡管廣東比一般省份富裕，但廣西卻并不如此。 更重要的是， 嶺南一直大量生產苧麻 （一種比棉花輕的纖維） ，并且是中國最溫暖最潮濕的地區； 它用于絮衣被的棉花， 或許甚至日常穿的衣服都應該低于平均水平。 這個地區自己也種一些棉花。 所以，如果許和吳1840 年的數字正確，我們就會預期嶺南從印度以外輸入的棉花極少，但這不是事實。把印度棉花運到廣州的英國人肯定知道，他們在地區市場里只占一小部分， 如 Greenberg（1951， 80） 概括的，“廣州棉價變動依據的是中國的收成狀況，而不是從印度輸入的數量” ， 如果印度棉花成為主要的供給來源， 顯然情況就不會如此。 （

46、以前提到過的用糖與江南交換棉花的貿易據知數量極大， 從華北也有棉花輸入。 ）如果印度的輸入，比方說，占了市場份額的三分之一（再大的話它們絕不可能對價格幾乎沒有影響） ，嶺南的總消費就會雙倍于許和吳的全國數字； 如果它少于總貨物量的三分之一， 嶺南的數字就會更大。 所以， 這個區域性實例也顯示出許和吳的估計即使對1840年來說也太低； 但對當前的目的來說， 更重要的是， 黃沒有給我們理由懷疑我的觀點， 即 1750 年的人均消費應該比 1840年高得多。 事實上， 如我在書中指出， 即使中國每個地區的人均消費在這兩個年份之間實際上保持不變， 全國的平均水平也會明顯下降， 因為像江南這樣的富裕地區

47、，由于沒有與全國人口保持同步增長，在這些平均值中占的分量會下降。151992，181。161992，19293， 218。“加州學派”指我本人、王國斌、李中清、杰克戈德斯通（JackGoldstone ）、安德烈 G -弗蘭克（AndreGunderFrank）和其他一些人，我們盡管對很多問題有爭議，但都同意18 世紀的中國比老一輩學者認為的更繁榮。關于農業日工資，見 Allen2001 ， 9（ 17世紀的日工資） 。姜皋 19631834 ， 11b 暗示， 19世紀初的日工資為 0.05 石稻米 （ 13923卡路里） ，幾乎比那些早期的數字高40%，但原文含義有些模糊。李1998， 149（ 17和 19世紀）和Pomeranz2000， 101 2， 319 20（18世紀）涉及到的年工資，始終低于日工資的 365 倍。19Oddy1990 ， 256 談到了 18 世紀窮人的絕望狀況，以及在英格蘭南部情形如何更為惡劣。Drummond口 Wilbraham1958, 299討論了 19世紀后期美國和英國向冬小麥的轉化，以及更多的非面包類消費。黃最近的文章也誤用了 D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