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規范講服與精英棄核決策 評核不擴散規范：國家為何選擇核克制？顏 琳摘 要 冷戰結束后，核武器為何沒有像現實主義所預測那樣快速地擴散。在分析和總結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對核不擴散問題研究成果與不足的基礎上，魯布利在核不擴散規范：國家為何選擇核克制？一書中提出的問題是：什么緣故有核能力和核意愿的國家會選擇核克制，放棄進展核武器？作者的核心假設是：由規范和觀念構成的國際社會環境有效地講服了國家精英的棄核決策，并進一步講明了規范阻礙精英決策的過程、機制與條件。盡管作者的研究具有理論創新與政策意義，然而仍然需要認識到規范講服只是精英棄核決策的充分條件，而不是必要充分條件，同時還需要注意規范興

2、起與傳播的歷史背景。關鍵詞 規范講服 精英棄核決策 核不擴散目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簡稱條約）是世界上最普遍的裁軍條約，擁有187個成員國，但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朝鮮（朝鮮于1985年12月12日加入條約，于2003年1月10日宣布退出）仍然游離在外。以條約為核心，核不擴散機制* 顏琳，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2009級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37）。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于1970年生效，并在許多進展中國出于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考慮和力推下，于1995無限期延長。核不擴散機制要緊包括：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為核心，及其

3、由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所支持的、由多邊和雙邊協議、結構和關系相互連結的網絡；其他重要的組成部分有：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TBT）、桑戈聯盟（Zangger Coalition）與核供應集團（Nuclear Suppliers Group）所組成的兩個非正式、自愿聯盟核供應操縱機制、6個無核區。參見： Rodney W. Jones and Mark G. McDonough, Tracking Nuclear Prolifer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pp. 14-17; Ro

4、ger K. Smith, “Explaining the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Anomalies for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2, Spring 1987, pp.257-260.不斷進展壯大，這既是國際社會認同的結果，也使得核不擴散規范的國際法律效力大大增強。冷戰結束后，核不擴散條約及其核不擴散機制遭受了來自國家行為體、非國家行為、氣候變化等因素的挑戰。 William Walker, “Nuclear Enlighten

5、ment and Counter-Enlighten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3, No. 3, May 2007, pp. 431-453; Milagros lvarez-Verdugo, “Will Climate Change Alter the NPT Political Balance? New Challenges for the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HYPERLINK /our_journals/ejilaw/terms.html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

6、nal Law, Vol. 21 No. 1, 2010, pp. 205-219.然而絕大多數的國家依舊較好地遵守了條約及其規范，有些國家甚至在擁有核武器之后又自動地放棄和銷毀已有的核武器及相關技術設備。 如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烏克蘭、南非。然而，絕大數國家遵守條約這一事實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充分的研究。瑪利亞羅斯特魯布利(Maria Rost Rublee)重點研究95%的國家遵守條約和棄核決策的緣故。魯布利的核心問題是：什么緣故有核能力和核意愿的國家會選擇核克制，放棄進展核武器？核不擴散規范是否、如何樣以及在何種程度上阻礙決策者的核決策？在回憶現有核不擴散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她強調了由

7、規范和觀念構成的國際社會環境講服國家決策者棄核決策的過程、機制與條件。魯布利的考慮和研究成果集中體現在由其博士論文進展而來的新書中：核不擴散規范：國家為何選擇核克制？（以下簡稱核不擴散規范）。 Maria Rost Rublee, Nonproliferation norms: Why States Choose Nuclear Restraint? Athens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9.一 核不擴散的理論解釋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建構主義對既有安全動機又有能力進展核武器，但最終選擇加入條約的國家的核決策有著不同的理

8、論解釋。現實主義的差不多邏輯是，國家是單一的行為體，國際無政府狀態決定了國家必須自助或臨時的聯盟以追求安全、利益與權力。該邏輯也適用于核不擴散問題，即在無政府狀態下，各國都應追求進展核武器以尋求自保，最后以核恐懼平衡來維護安全。 Kenneth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Why More May Be Better? Adelphi Papers 171,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81; Scott D. Sagan and Kenneth Waltz,

9、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A Debate,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95, p. 9; 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1988, pp. 485-507; 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

10、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p. 5-49;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ummer 1990, pp. 5-56. 然而,現實主義的預測與政治現實并不相符。目前，只有美國、蘇聯/俄羅斯、中國、英國和法國的核大國地

11、位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承認，而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朝鮮和伊朗的核行為都遭到了國際社會的強烈責備、制裁和孤立。 以色列盡管獲得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默許和縱容，但在中東地區遭到阿拉伯國家強烈的責備和打壓 。為了彌補現實主義預測的失敗，現實主義學者提供了四個可能的理論假設：（潛在的）安全威脅的缺乏、安全保證、核武器的安全困境、可替代的威懾手段。一，（潛在的）安全威脅的缺乏有助于操縱核擴散。本杰明弗蘭克爾(Benjamin Frankel)認為美蘇兩極冷戰格局減少了自助、安全困境等不確定性的體系特征，降低了（潛在的）安全威脅，有助于抑制核擴散，但兩極格局崩潰后將伴隨著新一輪的核擴散。 Benjamin

12、Frankel, “The Brooding Shadow: Systemic Incentives and Nuclear Weapons Proliferation,” in Zachary Davis and Benjamin Frankel eds., The Proliferation Puzzle: Why Nuclear Weapons Spread, London: Frankel Cass, 1993, pp. 38, 60.斯科特薩甘（Scott Sagan）也認為在面臨安全威脅時，進展核武器并不是國家唯一的、必要的或最好的戰略選擇，國家還能夠向其敵對國家展示良好意愿以克服

13、核安全困境，或尋求核愛護傘。薩甘還提出了防止核擴散的三種模式：國家安全認知模式、國內政治模式和規范模式。 Scott D. Sagan, “Why Do States Build Nuclear Weapons? Three Models in Search of a Bomb,”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3, 19961997, pp. 54-86. 安全模式能夠解釋南非棄核的緣故；國內政治中專門個人與團體（包括核武器研究人員、軍隊和政客）的阻礙減弱或權勢地位下降，解釋了巴西和阿根廷的棄核緣故；條約與核不擴散機制的建立，增強了核不擴散規范的法

14、律效力及其政治經濟壓力，迫使烏克蘭棄核。保羅（T. V. Paul）認為棄核決策取決于審慎的現實主義（prudential realist）：面臨高度不安全地區環境的國家更傾向于進展核武器，反之則可能放棄這一選擇。 T. V. Paul, Power versus Prudence: Why Nations Forgo Nuclear Weapons, Quebec City: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0；張春：棄核的可能性：理論探討與案例比較，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年第12期，第49頁。然而弗蘭克爾、薩甘和保羅都強調以安全環境來決定核決策，一

15、旦安全環境惡化，核武器仍是一種難以舍棄的選擇。二，核大國對盟國和弱國的核安全保證的確有助于無核國家降低對核武器的需求，并出于維持聯盟關系和成本的考慮而放棄單獨進展核武器，但仍然存在安全保證的可信度與聯盟的持久性問題。 Jacques E. C. Hymans, “Theorie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 13, No. 3, November 2006, p. 456; 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

16、rnational Institutions,” p. 11.三，核武器的安全困境，即進展核武器會成為他國打擊的目標，損害國家安全，導致國家不尋求進展核武器。現存唯一的例子確實是，2003年美國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借口入侵伊拉克。然而，關于美國入侵伊拉克、更迭薩達姆政權的真實動機仍然存在專門多爭論，尤其是考慮到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查人員曾在伊拉克戰爭爆發之前并沒有發覺伊境內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相反，朝鮮認為美國之因此能夠入侵伊拉克，正是因為伊拉克沒有核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從而刺激其進展核武器的決心。四，存在替代性選擇，如生化武器或更具威懾性的新武器，導致國家放棄進展核武器。新自由

17、制度主義的差不多觀點是國際制度能夠改變國家的成本與收益計算，促使國內社會政治聯盟的變化，進而阻礙精英決策。在核不擴散問題上，國家通過加入條約而獲得技術轉讓與外國援助的利益，遠比單獨進展代價高昂的核武器合算。伊特爾索林根（Etel Solingen）通過分析國內政治聯盟的變化揭示了棄核決策的緣故：在極權國家中，加入條約所帶來的經濟收益鼓舞了國內追求經濟自由化的政治聯盟比保守的民族主義派和反對派更加歡迎合作性的核制度、支持無核政策；向西方主導下的國際社會靠攏還會帶來國際地位和國家聲譽等一攬子交易。 Etel Soling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uclear R

18、estrai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2, Fall 1994, pp. 131-140; Solingen, “New Multilateralism and Nonproliferation: Bringing in Domestic Politics,” Global Governance, Vol. 1, No. 2, May-August 1995, pp. 210-214.瑞斯（Reiss）從新自由制度主義視角較全面地總結了核不擴散的緣故。他認為，國家在核決策時面臨的國內壓力：核軍備競賽的成本、政治精英的反對、安全環境風險，

19、再加上進展核武器對國家雙邊關系的損害、國際制度的限制以及“全球公民觀念”阻礙力（power of “world public opinion,”）使得大多數國家確信：進展核武器并不符合其國家利益，核武器的戰略優勢被夸大了。 Mitchell Reiss, Without the Bomb: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48-263.簡而言之，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棄核取決于利益計算的結果。以“觀念選擇”為基礎，威廉朗（William Long）和

20、蘇澤特格里歐（Suzette R. Grillot）批判了現實主義和國內政治關于棄核（nuclear rollback）的論點都沒有包含一個必要因素：觀念與信念對決策者的阻礙；觀念與信念因素能在兩個關鍵點上對決策產生阻礙：一是差不多的利益被轉變成政策偏好，二是偏好與環境一起決定了國家的政策與戰略；觀念的轉變導致了南非和烏克蘭的棄核行為。 William J. Long and Suzette R. Grillot, “Ideas, Beliefs, and Nuclear Policies: The Case of South Africa and Ukraine,” Nonprolifera

21、tion Review, Vol. 7, No. 1, Spring 2000, pp. 24-40.雅克海曼斯（Jacques E. C. Hymans）從國家安全威脅認知與國家身份的角度闡述精英的核決策：安全威脅是社會建構的，因而是可變的，而國家身份有助于精英過濾其應對威脅的反應。 Jacques E. C. Hymans, “Isotopes and Identity: Australia and the Nuclear Weapons Option, 1949-1999,”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 7, No. 1, Spring 2000, pp.

22、1-23. 該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假如國家不僅是出于重大核威脅的認知來進展核武器，而是追求核大國地位，那么海曼斯的解釋是不完備的。此外，近年來有關核禁忌 核禁忌是指：一種對不使用核武器非明文規定的、強大的禁止性規范；由于核武器“令人難以忍受的”特性，使用核武器被認為是極其嚴峻地違反了國際法，在實踐中也是不可想象的選擇。參見：Nina Tannenwald, “Stigmatizing the Bomb Origins of the Nuclear Tabo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4, 2005, pp. 5-49; Nina Tann

23、enwald, “The Nuclear Tabo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ormative Basis of Nuclear Non-U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3, 1999, pp. 433-468；吳日強：正義戰爭、核禁忌與無核武器世界，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10期，第51頁；戴穎、李彬、吳日強：禁忌與軍備操縱，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年第8期，第48-62頁。的討論也有助于我們進一步了解核不擴散規范的新進展。尼娜坦嫩瓦爾德（Nina Tannenwald）通過闡述核禁忌的進展

24、過程，認為不使用核武器規范的制度化和適應化阻礙國家安全決策，進而降低了核武器的戰略優勢。二 規范講服與精英棄核決策：動力機制、過程、條件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觀念中心的建構主義從各個方面解釋了國家選擇核克制的緣故。 Tanya Ogilvie-White, “Is There Theory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 Analysis on Contemporary Debate,” pp. 55-56; Sonali Singh and Christopher R. Way, “The Correlate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25、 A Quantitative Tes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No. 6, December 2004, pp. 859-885.然而，現實主義核心論點受限于安全、權力與利益計算，其解釋和預測具有不確定性和誤導性：一方面其不能充分講明大多數國家為何選擇棄核，遵守條約，并督促核大國進行核裁軍； Tanya Ogilvie-White, “Is There Theory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 Analysis on Contemporary Debate,” The Nonproliferatio

26、n Review, Vol. 4, No. 1, Fall 1996, pp. 45,55.另一方面，現實主義的視角缺乏國家間互信，其思維邏輯不可能真正地解決安全與權力困境難題，相反只會誘使更多國家冒險進展核武器。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棄核選擇只是權宜之計，一旦獲利減少，進展核武器就成為了優先選擇；同現實主義一樣，忽視了國家身份與國際規范對核決策的作用，也不能真正地解決問題。而建構主義過于強調觀念中心主義，將“規范”和“觀念”等同于核不擴散機制，顛倒了國家棄核決策、條約合法性和核不擴散規范傳播的順序， T. V. Paul, Power versus Prudence: Why Nations

27、Forgo Nuclear Weapons, p.152輕視了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為國家精英的觀念變化以及規范傳播所制造的必要條件。保羅還批判了核禁忌的規范建構作用，認為國家在沖突中使用核武器將玷污其國家聲譽，強調對國家聲譽的理性計確實是國家不使用核武器的要緊機制。 T. V. Paul, “Nuclear Taboo and War Initiation in Regional Conflict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9, No. 4, 1995, PP. 696-717.相關于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對國家棄核決策的解

28、釋，魯布利研究的創新之處在于，劃分了四種精英棄核決策動力機制：成本與收益計算機制、社會一致性機制、身份認同機制、講服機制。其中，魯布利認為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解釋差不多能夠歸類為前三種動力機制，承認該三種機制為精英棄核決策制造了必要條件，但又指出了他們不能充分解釋棄核決策與精英核安全觀念變化之間的關系。此外，魯布利的研究盡管屬于建構主義范疇，然而她一方面借鑒了社會心理學有關講服與阻礙的研究成果，重點分析了源于核不擴散規范傳播的講服動力機制，強調由規范和觀念構成的國際社會環境重塑了精英的核安全認知與利益，最終導致精英做出棄核決策；另一方面，她將核不擴散規范的講服過程細化為規范類型、競爭機制

29、與傳播條件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從規范本身的角度動身，按照規范的傳播形式將規范劃分為描述型規范(Descriptive Norms)、命令型規范(Injunctive Norms)和主體間規范(Subjective Norms)，并解釋了他們之間相互合作，又相互競爭甚至沖突的關系以及對規范受體同意規范的阻礙。第二部分，由于存在眾多相互競爭又相互沖突的規范，作者提出了建立聯系(Linking)、激發行動(Activation)和保持一致(Consistency)三個機制，以解釋某一規范勝出，阻礙并決定精英決策的緣故。第三部分，作者進一步分析了三種可能阻礙規范傳播的條件：不確定性(Uncerta

30、inty)、相似性(Similarity)、沖突(Conflict)。簡而言之，核不擴散規范一書的內在邏輯是：核不擴散規范講服了無核國家的精英做出放棄進展核武器的決策。棄核決策的四種動力機制以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建構主義和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成果為基礎，精英棄核決策要緊有四種動力機制：成本與收益計算機制、社會一致性機制、身份認同機制、講服機制。一是成本與收益計算機制，這又包括物質性成本和收益和社會性成本和收益。在物質成本收益計算機制中，國家的偏好是既定的，與安全環境有關的物質利益計算決定精英棄核決策，規范和觀念無阻礙力。二是社會一致性機制（Social Conformity）：該機制通過一致性/

31、承諾效應而產生，即行為的變化導致信念或偏好的變化，以減少認知失調的阻礙。在此，魯布利認為，社會成本收益計算包含著社會性因素，因此應該被納入到社會一致性機制中。通過鼓舞(backpatting）棄核行為、羞辱(shaming)違反條約行為以及強調核不擴散規范的合法性，社會一致性機制向精英施加社會壓力。精英為了保持同國際社會的一致性或承諾遵守條約，有助于抑制了進展核武器的沖動，但精英的核觀念認知并沒有發生多大改變。三是身份認同機制（Identification）。自我對同重要他者關系定位的變化導致偏好的變化，進而阻礙精英決策行為；自我對他者的追隨也涉及自我身份的重新考慮和改變，觀念起著一定作用。然

32、而，身份認同機制存在的問題是，一旦他者對自我所傳達的行為和意愿與當前國際規范不一致或沖突，自我的身份認同和行為也隨著改變。例如，二戰后，為了維護同美國的盟友關系，日本同意美國的民主改造，確立了無核三原則，進而加入條約；而美國布什總統的核政策挑戰了核不擴散機制，這也將阻礙日本精英的核安全認知。簡而言之，上述三種機制差不多概括了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解釋，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精英的核決策，但都忽視了觀念和規范的重要性，而后者在塑造精英的核安全認知與利益，進而阻礙核決策問題上有著重大意義。四是講服機制。該機制認為國際規范傳播完全地改變了精英對利益、安全和國家定位等核心觀念的認知與利益偏好，在決策過

33、程中發揮著核心塑造作用。在此，與上述三種機制假定精英的核安全認知與利益是一成不變的或專門少變化的不同，講服機制強調觀念和規范對精英核認知與利益的可塑性。精英正是同意了核不擴散規范及條約的合法性，才真正地意識到棄核符合國家的身份與利益。以觀念為中心的建構主義的研究也強調觀念和規范的重要性，但魯布利進一步分析了規范講服動力機制是如何起作用的，詳細地講明了規范的類型及作用、規范競爭機制與規范傳播條件。規范類型國際社會環境涉及國際規范的興起及其制度化、法制化，強調規范和信念的社會建構作用，以及對安全、利益概念的反思和建構成功地決定了精英決策行為。在國際社會環境中，規范不僅僅指言語、聲明、宣言，也包括一

34、個更為廣泛的行為范圍。按照傳播方式，規范可劃分為描述型規范、命令型規范和主體間規范。一，描述型規范是指大多數他者的行為標準和行為方式，從而有助于自我理解在一個新的、模糊的或不確定的情境下，什么行為是“正確的”或“錯誤的”。 例如，在核不擴散規范的推動下，條約于1970年生效，目前是世界上最普遍的裁軍條約，擁有187個成員國。作為描述型規范，核不擴散規范不僅告訴了自我關于他者行為的信息，而且塑造了自我對社會現實的認知和恰當回應的理解。二，命令型規范能夠規定恰當的行為或排斥不恰當的行為，如不要進展核武器、和平利用核能。命令型規范通常給遵守規范的行為體帶來社會性獎勵，對不遵守規范的行為體實行社會性制

35、裁。三，主體間規范是指自我對重要他者認為自我應該或不應該表現出某種行為的認知。簡而言之，他者認為自我應該做或不應該做某事。例如，二戰后，日本在美國的監督下制定了和平憲法，確立了“無核三原則”。競爭機制以社會心理學研究成果為基礎，作者提出了規范間競爭的三個勝出機制：建立聯系、激發行動和保持一致。一，建立聯系機制確實是通過將某規范與進展完善的價值(Well-established Values)相聯系，從而有助于國家決策者考慮該規范。就核不擴散機制的進展來講，在條約生效之前，規范倡導者利用精英和民眾對戰爭以及核戰爭的陰影與恐懼，成功地把核不擴散規范與國際和平與安全聯系起來，推動了規范的傳播；在條約

36、生效后，規范支持者又把同意和遵守核不擴散規范與國際合法性聯系起來，督促國家加入和遵守條約。簡而言之，國家決策者越來越多地認識到核不擴散規范與和平、安全、合法性等價值體系之間的聯系，其越有可能承諾棄核。二，激發行動機制是在特定社會情境中，某種規范得以成為關注中心(Being made focal)或被強調(Having been highlighted)。激發行動機制的一個要緊手段確實是在適當的時刻和地點，就某一問題進行諸如會議討論、發表聲明、游行示威、場外抗議等活動，并成功地吸引了媒體的廣泛報道、官方發言人的回應以及社會的廣泛參與。也確實是講，核不擴散規范越多地得以激發行動，決策者越可能承諾棄

37、核。三，保持一致機制涉及行為體過去的行為、承諾、身份，從而使得行為體必須使其現在的行動與前述一致。一國成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成員國的時刻越長，從中得到的支持越多，該國越有可能接著遵守核不擴散規范。傳播條件規范傳播是在一個寬泛的、不同的條件下發生的，有些條件有利于規范的認可，有些則不利于。魯布利提出了三種可能阻礙規范傳播的條件：不確定性、相似性、沖突。不確定性是指有關核武器潛在的成本和收益的不確定性認知越大，決策者更可能開放地考慮其核姿態的變化。相似性是指決策者越認為相似的或欽佩的他者可能歡迎本國承諾棄核，其越有可能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沖突是指對一國與那些試圖施加阻礙的國家之間的沖突認知越大，

38、該國越不可能對該阻礙讓步。案例研究驗證為了使得案例研究更為嚴謹，幸免案例的“選擇偏見”(selection bias)， 選擇偏見：通常在此情況下發生，即在研究設計或調查研究所處的真實世界現象中，某種選擇過程的形式導致推論遭受系統性錯誤。當案例或研究主體是自我選擇或當研究者不明智地選擇呈現一個經裁剪的樣本，而該樣本伴隨著大量相關案例的因變量，選擇偏見就發生了。Alexander L.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MIT Press, 2005, p.

39、 23; David Collier and James Mahoney, “Insights and Pitfalls: Selection Bias in Qualitative Work,”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1, October 1996, pp. 59-60;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

40、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8-132. 魯布利設立了嚴格的案例篩選標準。標準一，被選擇的國家必須沒有進展或獲得核武器。標準二，研究那些既有安全動機又有能力制造核武器的國家什么緣故放棄進展核武器。國家進展核武器的安全動機（Security motivation）是指該國面臨的安全威脅，該安全威脅既源于一個或多個擁有核裝備的對手，也包括擁有潛在核能力的對手，還包括擁有壓倒性常規軍事威脅的對手。擁有核能力的國家(States with nuclear capability)被界定為那些擁有核設施的國家。值得注意的是，強烈渴望進展核武器的國家，只要他們有了必要的經

41、濟和技術資源，即使沒有現成的核設施，也會啟動核項目，如巴基斯坦。同時滿足標準一和標準二的潛在的核國家（Nuclear Potential States）有40個國家。第三，為了進一步縮減案例數量以及案例的可比性，作者又附加更嚴格的標準，如國家的國際地位、國內政權類型、國內反核規范強度。魯布利最終選擇了日本、埃及、利比亞、瑞典和德國五個案例，并重點研究和比較了日本（民主國家）和埃及（威權國家）。魯布利要緊采納過程追蹤法和相符性程序來檢驗不同理論對國家精英決策的解釋力。在所選的五個案例中，他們面臨來自周邊地區或國際體系層面的（潛在的）核大國的安全威脅，同時本國又具有進展核武器所要求的經濟實力和技術

42、能力，然而其精英最后都選擇了放棄進展核武器。這講明現實主義的安全環境假設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物質成本與收益假設不能充分解釋既有安全需求又能力制造核武器的國家放棄進展核武器這一問題。然而，不可忽視的是，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在不同時刻時期、為不同國家的精英做出棄核決策制造了必要的條件。同樣，社會一致性與身份認同因素在某些情況下有助于精英棄核決策，但該決策仍有專門強的投機成分，其全然的核安全觀念和利益偏好仍沒有發生深層的變化，最終也不利于核不擴散機制的穩定。以條約為核心的核不擴散規范和機制構成的社會環境因素重塑了精英的核安全觀念與利益偏好，最終推動精英做出棄核決策。日本二戰后在美國的改造下制定的和

43、平憲法、“無核三原則”與“貿易大國”定位，重塑了日本精英的核安全觀念與身份認同；埃及領導者認為加入條約有助于借助國際合法性羞辱以色列，樹立其在中東國家的領導地位；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在與美國等西方大國的博弈中日益認識到，進展核武器并不符合其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放棄進展核武器，融入國際社會符合其安全、利益與身份追求；瑞典社會民主黨的理想派（ideological side）贏得了議會的多數，能夠實施其反核政策，并借助條約的合法性來塑造和鞏固一個和平、中立的國家形象與身份；德國認為推進歐洲一體化、同意美國北約的領導有助于塑造其和平、合作的新身份與利益。在比較了不同理論對精英棄核決策的解釋力之后，作者

44、進一步講明了國際社會環境中的國際規范是如何阻礙國家精英決策的。第一，不同類型的規范對不同國家的精英核決策阻礙也不同。就描述型規范來講，一方面，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公開宣布放棄進展核武器，選擇加入條約，這有助于促使日本、埃及、利比亞、瑞典和埃及加入和批準條約；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對印巴核試驗、朝核及伊核的責備和制裁也部分地挽救了條約的合法性，打消了無核國家退出條約，進展核武器的念想。條約生效后的法律約束力意味著進展核武器是非法行為，這講明了命令型規范阻礙上述五國精英的決策行為。鑒于主體間規范注重自我對他者認為自我應該做或不應該做某事的認知，日本、瑞典和德國出于維持同美國友好關系的考慮，埃及和利比亞出

45、于融入國際社會的考慮，都選擇了棄核。第二，在規范競爭中獲勝的機制選擇。在傳播核不擴散規范過程中，國際組織、民間團體、核大國以及反核政治黨派充分利用建立聯系機制，將加入條約、遵守核不擴散規范同國際合法性、國際聲譽、和平與安全等進展完善的價值相聯系，改變了核決策的成本與收益博弈格局，有助于督促五國精英放棄進展核武器。核科學家及國內外各種組織廣泛宣傳核不擴散理念，引起民眾及媒體的關注與參與，最終促使五國的精英在核決策時不得不考慮國內外核不擴散規范的阻礙力。一旦承諾加入條約，精英在核決策時必定要考慮其核承諾與核決策的一致性，有助于約束和規范國家的核行為。第三，規范的三個傳播條件阻礙精英核決策。在傳播核

46、不擴散規范時，強調核武器潛在成本和收益的不確定性認知降低了核武器在國家安全與利益中的戰略地位，維持同盟國以及國際社會成員身份的相似性有助于五國精英的棄核決策。而沖突既包括一國同外部勢力的沖突，也包括一國國內政治黨派不同政治理念的沖突，從而使得一國精英在核決策時可能拒絕核不擴散規范，也可能同意規范。然而，一旦一國的精英鑒于國際社會環境的變化而重新考慮其國家安全、利益與身份，那么核不擴散規范將重塑其國家身份定位與安全利益追求，最終阻礙精英的棄核決策。三 學術意義與不足核不擴散規范一書從理論和現實的視角探討了國家的棄核行為，既有學術創新意義，又有政策意義，但仍存在兩點不足。第一，規范講服理論研究對操

47、縱核武器擴散的學術與政策意義。就核不擴散研究的學術意義來講，相較于大多數學者集中研究如何阻止和解決當今的核擴散挑戰與危機，魯布利將選題視角對準大多數遵守條約及核不擴散規范的國家。她不僅檢驗了各個理論對國家棄核行為的解釋力，而且重點分析了核不擴散規范阻礙精英棄核決策的緣故、機制及過程，從而開拓了核不擴散研究的“成功”視角，增加了我們操縱核擴散的學術信心。另一方面，許多決策者意識到非物質因素阻礙國家決策，而魯布利研究的政策意義正是在于其詳細地分析了核不擴散規范阻礙國家決策的機制與條件，滿足了決策者的可操作化需求。目前，核不擴散規范受到威脅的要緊根源是核武器與核能開發在國家安全中的戰略地位。盡管大棒

48、與胡蘿卜政策專門重要，然而全然措施在于：核大國尤其是美國應遵守核不擴散規范，履行條約義務，并做出積極的核安全保證，進行核裁軍和開展國際核能開發合作，從而制造良好的國際社會環境；在該環境下，才能增強核不擴散規范的“強法律”效力和社會吸引力，講服無核國家放棄進展核武器。第二，魯布利研究的理論意義在于其對規范傳播的研究層次回落到了規范本身及其對國家精英阻礙的微觀機制，夯實了國際規范研究議程 有關國際規范研究議程的文獻綜述可參考：柳思思：從規范進化到規范退化，載當代亞太，2010年第3期，第145-160頁；黃超：講服戰略與國際規范傳播，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年第9期，第72-87頁。的基礎。一方

49、面，魯布利對規范的分類及其講服機制與條件的分析強調了規范的能動性，有助于激發學者對規范的概念、性質與作用的探討。在現有研究成果中，規范的傳播是通過外部力量來達到講服他者的目的，要緊涉及四個不同層次的行為體：國際組織的教化機制、 杰弗里切克爾又把該教化機制細分為戰略計算、角色扮演和規范性講服三種不同機制，并指出規范性講服作為建構和重構行為體對社會事實認知的機制也是推動國際規范傳播的主導機制。參見：美馬莎芬尼莫爾和凱瑟琳斯金克：國際規范的動力與政治變革，載美彼得卡贊斯坦、羅伯特基歐漢、斯蒂芬克拉斯納主編，秦亞青等譯：世界政治理論的探究與爭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1頁；Park

50、 Susan, “Norm Diffusion with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 Case of the World Ban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8, No. 2, 2005, pp. 111-143; Jeffrey T. Checkel,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Politics: Bridging the Rationalist-Constructivist Divide,” European Journa

51、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4, 1997, pp. 473-495; Jeffrey Checkl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2005, pp.801-822.地區規范的匹配機制、 Amitav Acharya,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

52、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No. 2, 2004, pp. 239-275.國家的文化匹配機制與認知機制 Thomas Risse et al.,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公民社會與全球網絡倡議的興起 Richard Price, “

53、Reversing the Gun Sights: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Targets Land Min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3, 1998, pp. 613-644; Margaret Keck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上述文獻的一個共同的不足之處在于：對規范概念、性

54、質和能動性的討論不充分。馬莎芬尼莫爾（Martha Finnemore）與凱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從規范的功能性視角將規范歸納劃分為限制性規范、構成性規范和評判性規范； 美馬莎芬尼莫爾和凱瑟琳斯金克：國際規范的動力與政治變革，第300頁。亦參見：Christopher Gelpi, “Crime and Punishment: The Role of Norms in Crisis Bargain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7, Vol. 91, pp. 339-260; Peter J. Katzenstein

55、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b, p. 5; 約翰杰拉爾德魯杰：什么因素將世界維系在一起？新功利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的挑戰，載美彼得卡贊斯坦、羅伯特基歐漢、斯蒂芬克拉斯納主編，秦亞青等譯：世界政治理論的探究與爭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頁。瑪格麗特凱克（Margaret Keck）和凱瑟琳辛金克從規范本身性質的角度討論了阻礙規范傳播的效果，認為涉及人身安全以及禁止對弱勢群體和“無辜”人群進行人身損害的規范和涉及法律機會平等問題的這兩種規范更容易傳播。 美瑪格麗特凱克、凱瑟琳辛金克著，韓召穎、孫英麗譯：超越國界的活動家：國際政治中的倡議網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頁。然而，芬尼莫爾和辛金克對規范概念的劃分比較粗糙，過分重視規范的對身份的構成性作用，存在“好規范”的偏見，沒有考慮到暴力等“壞規范”的負面阻礙。瑪格麗特凱克和凱瑟琳辛金克對規范性質的討論強調社會與人權等“低級政治”領域，忽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