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非法(fif)證據排除的標準(biozhn)和程序(chngx)研究山西省XX市XX區法院 XXX二O一四年六月九日獨創性聲明 本人鄭重聲明：所呈交論文系本人獨立研究所取得(qd)的工作成果，除文中已經注明引用的內容外，本論文不包含其他任何個人或集體已經發表或撰寫過的作品成果。對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貢獻的個人和集體，均已在文中以明確方式標明。本人完全意識到本聲明的法律成果由本人承擔。非法證據排除的標準和程序(chngx)研究論文(lnwn)提要：盡管目前各國基本確立了刑事訴訟具有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的雙重目標，也力圖兼顧二者，達到平衡，但受一國傳統文化、法治理念、社會背景和訴訟模式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2、，各國之間對非法證據(zhngj)排除的具體規定存在巨大差異，我國非法證據排除的標準和程序構建應當符合不斷變化發展著的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文對我國當前非法證據排除的標準和程序作了簡要概述和分析，提出了完善的建議，包括進一步明確非法證據排除的標準、建立長效的預防機制和構建全面系統的排查機制。全文共4813字。以下正文：對于非法證據排除的系統性、完整性研究應該包括兩大部分：一是非法證據排除的標準，即解決何種證據應當被認定為非法證據并予以排除的問題，包括非法證據排除的涵義(hn y)、構成和例外等內容；二是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包括偵查、檢察(jinch)、審判環節非法證據的適用程序。關于(gun

3、y)非法證據排除的標準的研究，包括理論及域外考察，已經有了很多，而且取得了一定的共識，但對于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鮮有關注，故本文將對非法證據排除的標準作簡要概述，重點在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完善思考。一、非法證據排除的標準（一）非法證據排除標準的涵義非法證據具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非法證據即合法證據的對立面，包括“非法定主體取得的證據”、“非法定形式的證據”和“非法定方法取得的證據”， 狹義的非法證據僅指第三種。非法證據排除的標準為狹義的非法證據，從各國立法來看，主要包括非法搜查、扣押所獲取的實物證據、非法言詞證據和“毒樹之果 以非法證據為線索獲得的證據.”。 （二）我國非法證據排除的標準非法證據

4、排除是現代法律制度國家在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之間價值選擇側重的體現，是刑事訴訟協調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之間矛盾的制度設計。盡管目前各國基本確立了刑事訴訟具有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的雙重目標，也力圖兼顧二者，達到平衡，但受一國傳統文化、法治理念和社會背景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各國之間對非法證據排除的標準的具體規定存在巨大差異，甚至一個國家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訴訟理念和具體規定也會存在差異。美國(mi u)是一個崇尚民主、自由、個人主義的國家，認為國家公權力必須得到嚴格制約，不能侵犯個人權利，因此早在20世紀初就最先建立(jinl)了非常徹底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無證搜查、扣押取得(qd)的實物證據、非法言詞證據

5、，甚至“毒樹之果”，都堅決地予以排除。直至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國家社會治安形勢的日益嚴峻，出現了對非法排除規則的限制，即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定了例外情形。可以說，美國的非法證據排除理念的側重點隨著社會背景的變化由保障人權向懲罰犯罪有所偏移，非法證據排除標準經歷了一個創立、發展、成熟到限制的歷程。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的具體標準，一是“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二是“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且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從排除模式來看，我國對非法言詞證據及來源不明的書

6、證、無證采用絕對排除模式，在收集方式、程序上采用自由裁量的排除模式，即法官對無證搜查、扣押的違法行為所侵犯的公民權益程度與排除非法取得的證據可能導致罪犯不能被追究刑事責任之間的社會危害程度進行衡量，決定是否排除；對“毒樹之果”沒有作明確規定。由于(yuy)法律文化、社會背景(bijng)、訴訟模式等方面(fngmin)的不同，我國非法證據排除的標準不可能照搬國外的規定，對各國基本理論和具體規定要綜合分析從中汲取適于本土的優秀經驗。一方面，我國長期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形成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國家的理念，政府行為一開始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上，對于犯罪，社會普遍關注的是罪犯是否得到懲罰，而對法律程序

7、是否合法、罪犯合法權益是否得到有效維護則不予關心或關注較少；另一方面，受社會發展水平和司法資源投入總量不足的影響，現有偵查技術越來越難以滿足刑事犯罪智能化、組織化的發展趨勢，短期內治安形勢不容樂觀，與公眾對打擊犯罪以求安全社會環境的需要形成了尖銳的矛盾。因此，在保障人權觀念還沒有真正深入人心，在高素質的司法隊伍和足以應對犯罪發展新趨勢的偵查手段建立以前，非法證據排除的適用范圍還難以實現全部自動排除。但也要看到，我國法律對非法實物證據排除的范圍和例外還需要有更明確的規定（后文有論述），這樣才能使新規定在具體的法律實踐中能更好的發揮作用。二、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一）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立法現狀1、偵

8、查環節非法證據的排除程序根據刑事訴訟法第67條，在偵查階段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提請批準逮捕、移送審查起訴的依據。2、檢察環節非法證據的排除程序根據(gnj)刑事訴訟法第54、55條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guz)（試行）第68、70、72、73條，檢察院在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時可以(ky)依職權主動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也可依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申請啟動；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發現存在非法證據請求檢察機關排除的，應當提供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和內容等材料或者線索；檢察機關可以通過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辦案人

9、員、在場人員及證人、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調取訊問筆錄、錄音、錄像、犯罪嫌疑人進出看守所的身體檢查記錄以及相關材料、進行傷情或者病情檢查、鑒定等方式來調查核實非法證據；對于確屬非法證據的，應依法排除，但需“隨案移送”，對需要作出合理解釋或者作出補正的，應提出明確要求。3、庭前會議環節非法證據的排除程序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82條、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429條至432條、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第99條，審判人員可以征對非法證據召開庭前會議，也可依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申請召開；庭前會議的主要參與者為公訴人、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于沒有爭議的非法證據，可以在庭前程序中直接排除

10、，有爭議的仍然放在庭審程序中處理。4、一審庭審環節中非法證據的排除程序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6、57、58條、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第96、97、101條、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 446 條至 449 條以及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5、11條的規定，審判人員可以在庭審過程中依職權主動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應在開庭審理前提出，但在庭審期間才發現相關線索和材料的，也可以在庭審過程中提出，提出申請時應當提供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等相關線索或者材料；人民檢察院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承擔證明責任；經過法庭審理，對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

11、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證據應當予以排除。5、二審環節非法證據的排除(pich)程序根據(gnj)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第103條，上訴人或抗訴人提出非法(fif)證據排除申請的，二審法院審查后認為符合法定情形的，應當啟動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調查程序。證明責任和證明標準可以參照一審程序中的規定。（二）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問題分析1、缺乏有效的預防機制。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要想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離不開預防機制。司法實踐證明，幾乎所有的非法證據都產生于偵查階段。在偵查階段，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督和預防機制（盡管對訊問犯罪嫌疑人規定了同步錄音錄像制度、律師在場制度等，但也流于形式；盡管對搜

12、查、扣押做了詳盡和富可操作性的規定，但對無證搜查、扣押取得的實物證據并非一律排除；盡管對辦案人員的非法取證行為規定了錯誤執法責任及刑事責任，但在我國相對于個人權利被侵犯更不能容忍罪犯逍遙法外的法律文化環境中，辦案人員為查明事實真相而違反程序規定往往是可以被公眾諒解的），整個偵查進程在偵查機關的主導下處于較為封閉的狀態，律師以及其他司法機關較難介入，非法證據很難被有效排除。2、缺乏系統全面的排查機制。從非法證據排除的角度看，庭前程序的一個重要作用是避免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進入審判后污染法官的信息，影響法官的心證，導致法官形成先入為主的預斷，此外，還可以提高實體審判階段的訴訟效率。因此國外為了阻卻法

13、官形成庭前預斷，通常的做法是將法官與庭前程序的主體隔離。我國雖然規定了檢察環節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但檢查(jinch)機關對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仍要“隨案移送”，雖然規定了庭前會議制度，但對會議主持主體未予以明確規定，且對有爭議的證據仍放在庭審程序中處理，沒有起到檢察機關和庭前會議制度在非法(fif)證據排除中的重要作用。3、缺乏支撐的配套制度。法律程序具有保證實現實體結果的工具價值，實體規則是程序保障性規則的基礎。美國以大量判例豐富說明非法取證手段，對非法證據排除標準的外延有一個相對明確的界定，而我國對非法證據排除標準的表述過于籠統，在司法實踐中很難把握。如對誘騙取得的證人證言(zhn yn)

14、是否屬于非法證據，誘騙與實踐中任何國家都廣泛適用的訊問謀略、技巧如何區分？法律條文的籠統規定給了司法人員過大的自由裁量權，非法證據排除的標準因不明確而難以統一，程序規則因缺少了實體規則的強力支撐而難以在實踐中有效運行。（三）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完善(wnshn)思考1、建立長效的預防機制。一方面要在制度建設上下功夫，通過完善訊問犯罪嫌疑人全程錄音錄像制度、律師在場制度等制度相應的法律責任，加強對偵查機關取證行為的監督管理，加大對非法取證行為的懲處力度，對非法證據堅決依法排除，形成制度上的威懾力；另一方面要從轉變司法工作者價值取向入手，加強司法公正、程序正義、人權保障觀念的培育，在保證案件質量的同

15、時做到不侵犯(qnfn)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從源頭上減少非法證據的產生。2、構建全面系統的排查機制。檢察機構作為承接在偵查機關與審判機關中間的審查機關，依法行使著控訴和訴訟監督職能，在我國刑事訴訟(xn sh s sn)中一直處于重要和優勢地位。構建以檢察機關為中心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通過發揮其司法審查職能，對偵查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將偵查人員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在庭審前過濾排除，能夠有效防止法官的庭前預斷，最大程度的發揮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功能，且能有效節約司法資源，避免在審判階段對證據進行重復性審查。檢查機關可以通過組織和主持非法證據排除聽證程序發揮證據篩選功能。具體而言，由檢察官通知偵查

16、人員、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等訴訟參與人參加聽證會；偵查人員針對存疑證據進行合法性證明，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進行質證辯論，其他參加者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檢查機關綜合各方提出的證據和意見判斷存疑證據的合法性，對于應當依法排除的證據直接制作非法證據排除決定書送達各訴訟參與人，將被排除的證據封存備案；對排除決定不服的可以提請檢察委員會重新審核。3、完善必要(byo)的配套制度。美國(mi u)以大量判例(pnl)豐富了“強迫公民自證其罪”中“強迫”的外延，對我國排除非法言詞證據的司法實踐活動有重要借鑒意義。一是肉體強迫，包括毆打、體罰等典型肉體強迫，以及長時間剝奪睡眠、體位禁錮、強光照射、噪音等

17、不以直接暴力為特征的變相肉刑；二是精神強迫，如長期拘禁被告人，制造恐怖氣氛，設置種種障礙拒絕律師會見；三是言詞強迫，既包括直接的暴力威脅，也包括貌似勸導但隱含恐嚇意味的詞語，如“不說實話就別想出去”，“不說實話你的親屬也會受到影響”等。筆者認為，我國需要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對非法取證行為的具體形式作明確規定，程序規則有了實體規則的強力支撐，二者互相促進，才能擺脫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鮮有適用的尷尬境地。結語：非法證據排除已成為我國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同時，它將逐步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確立“寧縱勿枉”不能用野蠻的、甚至侵犯人權的方式來破案、來懲罰犯罪的觀念，引起偵查重點從口供向書證、物證的

18、轉變，帶來審判上程序與實體的并重，成為我國司法改革領域的一塊“多米諾骨牌”。參考文獻：1 陳敏.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實踐理性思考(sko)J.中國檢察官學院學報，2011（6）.2 陳瑞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理論解讀(ji d)J.證據科學 2010（5）.3 陳瑞華.非法證據(zhngj)排除規則的中國模式J.中國法學，2010（6）.4 陳衛東，程雷，孫皓，陳巖.“兩個證據規定”實施情況調研報告J.證據科學，2012.20 卷（1）.5 程世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應從三個方面加以完善J.人民檢察，2011（11）.6 董開星.非法證據排除與訊問策略J.中國刑事雜志，2012（10）.7 郭欣陽.檢察改革視域中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J.中國檢察官學院學報，2012（10）.8 葉青.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