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適當擴大減稅空間    自1998年以來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其內容主要局限于支出方面，即通過舉債來擴大公共支出，投資于基礎設施等方面，從而擴大內需以帶動經濟增長。應該說，這種以擴大需求為導向的積極財政政策，其正面效應是主要的，但也不容否認，這種正面效應正在遞減，作用空間越來越小。因此，在積極財政政策既不能“急剎車，也暫時不宜”淡出的形勢下，對其內容必須作適當調整，即在以改善供給為導向的財政收入政策方面應該多做些文章。筆者認為，從當前的經濟態勢和長遠的經濟增長考慮問題，果斷地推出結構性減稅政策已經是時候了。非典背景下的有限減免稅，雖僅屬一種被動的選擇，但其

2、推動稅改的積極意義不可低估。我們有條件把減稅的空間適當做大一些。 一、減稅是反衰退的常用政策措施 在現代經濟學的教科書中，關于減稅的政策效應及其反周期的宏觀調控功能是這樣被描述的：政府稅收對于國民生產總值是一種收縮性的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稅收可以縮小總需求，減少國民生產總值；減少政府稅收可以擴大總需求，增加國民生產總值；在蕭條時期，就業困難，總需求不足，政府采取減稅政策，可以刺激總需求的擴大，增加就業。這是因為減少個人所得稅可以使個人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從而增加個人消費和投資；減少公司所得稅可以刺激公司的投資；減少間接稅也會刺激消費與投資。 運用減稅政策抑制經濟衰退，刺激經濟復蘇走向繁榮是有很多

3、成功先例的。上世紀30年代大危機中，羅斯福采用凱恩斯主義推行新政，在大量增加公共支出的同時，大幅度、大范圍減稅，包括降低稅率，減少稅種，提高起征點等措施，對美國經濟走出危機起到了重要作用。克林頓執政時期的美國，經濟連續多年繁榮不衰，幾乎創造了一個長期增長的奇跡。人們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時，除了講科技的巨大推動力量和全球化等共性原因外，把這種奇跡還歸功于里根時期的減稅。正是里根時期的大幅度減稅，給企業創造了良好的投資環境，為后來的高科技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居民的消費環境也大為改善，才有了后來的克林頓時期的長期繁榮。 近年來，我國經濟處于轉軌和發展的關鍵時期，政府承擔的改革成本和建設投資規模巨大，因此

4、財政始終處于吃緊的狀態。在這種背景下，眼前的困難和壓力很難使人們考慮采用減稅政策以擴大內需，刺激經濟走出低迷狀態。從長期效果來看，這種選擇是非理性的。由于財政支出政策的擴張性被財政收入政策的緊縮性所抵消，整體政策效應大打折扣，這是宏觀調控效果不夠理想的重要原因之一。時至今日，我們沒有理由繼續片面推行擴張性的財政支出政策，而把擴張性的財政收入政策，即減稅政策拒之門外。 二、目前實行減稅政策的客觀依據 通過發行國債籌集資金擴大公共投資規模以刺激經濟增長，以此為主要內容的所謂積極財政政策已經碰到了如下麻煩：一是債務依存度超過警戒線，積累財政風險的因素明顯增加，舉債空間越來越小；二是可供選擇的好的投資

5、項目越來越少，公共投資邊際效益遞減；三是已經產生了明顯的“擠出效應，在很多領域財政投資進入，民間投資退出；四是抑制了民間多元投資主體的投資的積極性，使社會資本大量閑置。要解決上述問題，固守在原有的政策思路之內，僅從擴張性的財政支出政策中找答案，是沒有多少出路的。如果把眼界放寬一些，轉換一個角度，適時地推出以減稅為主要內容的財政收入政策，則可能彌補上述缺陷，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應。 第一，減稅有利于啟動民間投資。財政投資“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一直沒有發揮出來，民間投資啟而不動，沒有相應跟進，這已經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為什么民間資金缺少投資積極性，大量處于閑置狀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稅負比較重。因此，只

6、有下決心減稅，降低企業開辦成本，減輕企業負擔，使正常辦企業的人有利可圖，至少獲得平均利潤，才能激發起民間投資的積極性。 第二，減稅有利于啟動各種消費。減稅促進了民間投資的活躍，從而增加了大量就業機會。人們有活兒干了，自然就有收入，收入的增加必然帶動消費。從資本所有者的角度而言，利潤的增長可以從兩個方面拉動消費：一個方面是把部分利潤用于再投資，擴大生產規模和增加生產項目，轉化成生產性消費，把生產資料更充分利用起來。另一方面是把部分利潤用于個人和家庭生活消費以及投到公益事業中去，這也會增加社會消費總量。由于消費增加，市場進一步趨于活躍，將進一步增強投資者的信心，形成新的擴張沖動，從而推動宏觀經濟沿

7、著景氣循環的路徑一步步向上攀升，實現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 第三，減稅有利于培養稅基增加稅源。有人可能會擔心，財政支出具有一定剛性，很多項目上去了就減不下來，如果實行減稅政策，稅收總量減少或稅收增幅減慢，本已非常拮據的財政豈不會變得更為困難？其實這種擔心是沒有必要的。從長遠的觀點看，由于減稅促進了民間投資，拉動了各種消費，增加了居民收入，擴大了出口，所有這些政策效應對于搞活企業，搞活經濟都是有好處的。隨著經濟總量的不斷增大，符合納稅條件的廠商和居民戶的數量也會增加，從而開辟了新的稅源，培養了新的稅基，由此產生的稅收增量不僅可以彌補結構性減稅部分，而且完全有可能產生一塊凈增額。這就是取之有度，用之

8、長遠的道理。當然，從減稅伊始到遠期政策效應的顯現，有一個時差和轉換過程。目前的財政基礎是否有能力挺過這一短暫的陣痛呢？我認為完全有這樣的條件和能力。近年來我國財政收入一直以較快速度增長，1999年突破萬億大關后，2000年完成稅收總額即達12660億元。2001年全國稅收收入達到15000億。2002年財政收入（不含債務收入）達到18914億元。2003年第一季度財政收入又有大幅增長。在這種稅收高速增長態勢下，選擇適當課稅對象，實行有限度的結構性減稅政策，財政是完全有承受能力的。這樣做的結果，一般不會造成稅收總量的絕對減少，使稅收增幅放慢一些則是有可能的。只要財政實行科學的理財策略，比如改善支

9、出結構，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堵塞各種浪費性的跑冒滴漏，完全可以消化掉由于減稅而形成的收入缺口。 三、實行減稅政策的操作原則 1、修正稅收總量最大化偏好，確立適度征稅價值取向 在目前的稅務工作指導理念上，形成了一種偏好，就是追求稅收總量最大化。似乎每年稅收增長速度越快，稅收總量越大，稅務部門的工作成績就越大，財政狀況就越好，反映出來的經濟形勢也就越樂觀。其實，這種認識是很狹隘也是很片面的。稅收是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一個重要環節，是政府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是國家管理公共事務和提供公共用品的前提條件。因此，稅負總體水平和征稅合理區間的確定，必須用是否有利于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這個標準來衡

10、量。征稅不足，國家職能不能有效發揮，有害于社會整體利益。征過頭稅，使納稅人不堪重負，失去活力，同樣不可取。應審時度勢，依據不同條件下國民經濟運行的具體情況，采取彈性的適度征稅政策。稅收總量可以有增有減，結構性的有增有減就更應該靈活把握了。近10年來，我國的稅收一直朝著總量增長的方向操作，是有其合理依據的。但目前情況已經有了很大變化，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都有明顯提高和改善。有些企業和社會群體的稅負已經不輕。在這種情況下，不能一條道走到黑，繼續采取總量最大化方針，而應采取減稅和適度征稅方針。 2、依據公平稅負、合理負擔原則，把該減的稅減下來 減輕農民負擔，增加

11、農民收入，已成為朝野各界廣泛關注的焦點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只在縣政府尤其是鄉鎮政府層面上小打小鬧地減掉點收費項目，是遠遠不夠的。國家向農民征的稅，究竟是高還是低，必須有新的判斷和共識。對于大多數農民來說，去掉生產和經營成本，月收入很難達到800元，按照公平稅負原則，根本就不該向他們征稅。國家每年征收的農業稅大約300億元，而除此之外各種附加的雜費則有2000億元。這些稅費加在一起，對于多數農民來說，實在是個不小的負擔，壓得一些人喘不過氣來。像這樣的稅種是否可以考慮減免一些呢？ 再就是個人收入所得稅，800元的起征點太低，現在已經淪為工薪階層稅，幾乎人人繳稅，已經失去了收入再分配的調節功能。我認為個人所得稅應該提高起征點，對那些真正的高收入群體，加強稅收征管，防止偷稅逃稅，則是非常必要的。 還有些稅種，如印花稅、房產交易稅、特產稅、車輛購置稅、利息稅等，根據經濟周期和市場行情的變動情況，有些可以適當調低，有些當然也可以適當調高，充分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