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論姚賈與元白        【內容提要】姚賈與元白盡管年齡上相差不多，但在詩歌史上，姚賈與元白卻并不屬于同一個階段的詩人，從貞元末到元和末是元白詩歌創作的成熟期，而姚賈二人詩歌創作的成熟則起始于長慶年間。故而歷代學者都將元白與韓孟一同視為中唐詩壇兩種主要潮流的代表，而姚賈通常被視為變革中唐詩風的后勁和晚唐詩風的開啟者。其中，賈島曾投詩元稹請求援引，其他往來并不多，而姚合雖然在仕宦經歷、審美情趣、吏隱作風和語言風格上均與樂天有近似之處，但二人在家世、性情、品味、修為、才學上的差異依然是主要的，在詩歌風格上更多地表現為

2、貌合而神異。  【關鍵詞】 姚賈；元白；吏隱；中晚唐 言及元白與姚賈的關系問題，首先應對他們各自的生存環境略作交代。從生年上講，賈島與元稹(779831)同齡，姚合則少白居易(772846)近十歲，浪仙短命，竟比樂天早過世三年，姚合則沒于樂天十年之后，故而從所處時代講他們相去未遠。但從文學創作上講，元白二人無論出道還是成名均較姚賈為早，元白二人均為早慧詩人。白居易集中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為其十五歲時作品，而為其贏得聲譽的名篇賦得古原草送別一詩也作于少年之時。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進士及第，而元稹則于貞元九年(792)十五歲之時就明經及第，二人于貞元十九年(803)春又同以

3、書判拔萃科登第，聲名早顯。元白二人最具特色的“樂府詩”和二人次韻相酬的被稱為“元和體”的千字律詩，多創作于元和年間，其系統的詩歌創作理論也是在這期間提出的，從貞元末到元和末是元白詩歌創作的成熟期。 元和末年以后，元白韓柳等貞元元和時期的大家雖仍未斷絕詩歌創作，但時過境遷，他們已不是潮流所在，詩壇上新的力量已經崛起。正如任何人都無法挽留屬于青春年華才擁有的激情與沖動一樣，在時間的舞臺上，精彩永遠都是屬于年輕人的。較之元白，姚賈二人雖在元和五六年起已有少量的詩歌創作，但從總體上講卻仍處于模擬與學習階段，姚賈二人詩歌創作的成熟期起始于穆宗長慶年間。長慶年間，姚合創作了武功縣中作三十首、閑居遣懷十首、

4、游春十二首等組詩和其他眾多閑適抒懷作品，賈島則于元和末長慶初由追隨韓孟創作五言古詩為主轉向專攻五律，并在五律創作上有所突破。所以盡管年齡上相去不遠，但從詩歌創作領域上講，姚賈與元白卻并不屬于同一個時代的人，他們至少相差十年，也就是一個時代。但也正是這十余年，不僅唐代的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詩歌思潮更是產生了根本性的變遷。“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年齡有時并不是影響創作成績大小和風格取向的決定因素，所以我們說元白與韓孟一同被認為是中唐詩歌兩種主流風格的代表人物，而姚賈卻通常被視為變革中唐詩風的后勁，是晚唐詩風的開啟者。 正如姚合“似未登昌黎之門”(瀛奎律髓卷十)一樣，賈島與白居易并無交往的記載

5、。賈島有投元郎中=一詩，但僅為獻納之作，從中看不出與元的交往，原詩為：“心在瀟湘歸未期，卷中多是得名詩。高臺聊望清秋色，片水堪留白鷺鷥。省宿有時聞急雨，朝回盡日伴禪師。舊文去歲曾將獻，蒙與人來說始知。”由于賈島與元白詩風的明顯差異，自唐以來詩論家普遍認為賈島是以矯元白輕淺詩風的面目出現的。唐摭言·無官受黜：“賈閬仙名島，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浮艷。”盧文招題賈長江詩集后：“長江詩雖不合雅奏，然尚有古意，讀之可以矯熟媚綺靡之習。”賈島早年師法韓孟，一生與韓愈往來甚密，所以，賈島親近韓孟而疏遠元白當在情理之中。 姚合與元稹沒有交游唱和的記載。而與白居易卻有些詩酒因緣。敬

6、宗寶歷二年，已對仕途產生厭倦的白居易罷蘇州刺史，文宗大和元年回到洛陽，準備退隱。盡管在以后的三年中，白居易時來運轉，先后被任為秘書監、刑部侍郎，備受尊崇，但白退意已決，不再以朝廷政事為念，是以在刑部侍郎任上不滿一年就乞百日長假并決意離職。大和三年，白最終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閑居洛陽頤養天年，得以遂其心。大和二年姚合任監察御史分司東都時，曾拜訪白居易，白有詩相贈：“晚起春寒慵裹頭，客來池上偶同游。東臺御史多提舉，莫按金章系布裘。”(姚侍御見過，戲贈)次年姚合回京任侍御史時曾寄詩樂天，對其亦官亦隱的生活表示了企羨之情：“闕下高眠過十旬，南宮印綬乞離身。詩中得意應千首，海內嫌官只一人。賓客分司真是隱，

7、山泉繞宅豈辭貧。竹齋晚起多無事，唯到龍門寺里頻。”(寄東都分司白賓客) 姚合寶歷二年以祖恩授監察御史以來，仕途日漸順達，不足六年中連遷五職，歷任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戶部員外郎、金州刺史，其后八年間又歷任刑部郎中、戶部郎中、杭州刺史、諫議大夫、給事中、陜虢觀察史檢校御史中丞、秘書少監、秘書監等職，期間從未有過貶斥和降級的經歷，可以說一帆風順。姚的仕歷可以說是較為理想的文官從政歷程，從姚合的經歷可以看出與白居易的一些近似之處，即均通過進士及第，有過任縣尉僚佐的經歷，擔當過地方刺史，以及執掌圖書的秘書監。姚與白的不同之處在于姚出道較晚，進士及第時已三十六歲，此后十年均在幕府僚佐之任上，這十年的艱辛成

8、就了姚合的詩文，消磨了姚的濟世熱情，使其萌生了強烈的閑適情趣。白居易雖才華早顯，但由于過于激進，早年屢遭風摧，自進士及第(800)至元和十四年(819)由江州司馬量移為忠州刺史近二十年間，仕途并不順達，此后白居易終于走出陰影，但對于政治的觀點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表現在詩歌創作上放棄了重功利的主張，在政治上也放棄了其早年兼善天下的理想，唯求獨善其身、追求閑適享樂。姚與白雖家世不同，經歷各異，但在歷經一番磨礪后在精神追求上卻殊途同歸，表現出官僚士大夫的閑雅情趣和亦官亦隱的“吏隱”作風。相對于姚合而言，樂天的香山之隱更似摩詰的輞川之隱，只拿俸祿不管事，刻意地疏遠政治。其實白居易在寶歷二年(826)罷

9、蘇州刺史時態度就已經十分堅決了，表現出一幅看破紅塵的樣子：“五年兩郡亦堪嗟，偷出游山走看花。自此光陰為己有，從前日日屬官家。鱒前免被催迎使，枕上休聞報坐衙。睡到午時歡到夜，回看官職是泥沙。”(喜罷郡) 1         姚合之“吏隱”與白樂天稍有不同，從隱與吏的結合程度上講，姚合則較摩詰和樂天更為緊密。摩詰與樂天在某種程度基本上是離職而隱的“退隱”，而姚合之隱則為較典型的亦官亦隱的“仕隱”。“退隱”相對于“仕隱”則更為自由與肆意，隱得也更為徹底，姚合對白居易的隱逸生活充滿神往之情也就不足為怪了。寶歷二年以后，姚合

10、仕旅日漸顯達，使早在武功縣任主簿時便滋生出來的閑適情懷得以盡情地抒發，加之其“性嗜酒，愛花，頹然自放，人事生理，略不介意，有達人之大觀”(唐才子傳·姚合)的性格，使其詩歌中原有的一些牢騷不平之氣也隨之消散。時位之移入，此后姚賈二人雖依然保持著密友的關系，但在精神深處卻發生了根本的游離，從詩歌創作上，姚尚閑雅，追求平淡沖和，賈尚奇僻，追求奇警峭拔。姚與賈在精神的追求上已然分道揚鑣，姚合此時精神趣味則更向白樂天靠攏，姚詩和李裴二舍人酬白少傅見寄曰：“罷草王言星歲久，嵩高山色日相親。蕭條雨夜吟連曉，撩亂花時看盡春。此世逍遙應獨得，古來閑散有誰鄰。林中長老呼居士，天下書生仰達人。酒挈數瓶杯亦

11、闊，詩成千首語皆新。綸闈并命誠宜賀，不念衰年寄上頻。”對樂天的閑散生活的向往之情表露無遺，詩中稱樂天為“居士”、“達人”，對其形象的概括恰如其分，可以稱得上心有靈犀。大和以后，白與姚均仕途順暢，此后姚與自在精神趣味上則更為接近。當然，白居易也視姚合為同道，當姚合出任杭州刺史時就勾起了樂天當年閑雅舒暢的太守生涯的回憶，其間充滿了官僚士大夫的閑雅情趣。白居易送姚杭州赴任，因思舊游二首曰：“與君細話杭州事，為我留心莫等閑。闖里固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數躋攀。笙歌縹緲虛空里，風月依稀夢想間。且喜詩人重管領，遙飛一醆賀江山。”(其一)“渺渺錢塘路幾千，想君到后事依然。靜逢竺寺猿偷橘，閑看蘇家女采蓮。故妓數人

12、憑問訊，新詩兩首倩留傳。舍人雖健無多興，老校當時八九年。”(其二)做杭州刺史的姚合在此方面確實與白居易有很多類似的地方：“錢塘刺史謾題詩，貧褊無恩懦少威。春盡酒杯花影在，潮回畫檻水聲微。閑吟山際邀僧上，暮入林中看鶴歸。無術理人人自理，朝朝漸覺簿書稀。”(杭州官舍偶書)“臨江府署清，閑臥復閑行。苔蘚疏塵色，梧桐出雨聲。漸知身外事，暗作道家名。更喜仙山近，庭前藥自生。”(杭州官舍即事)多么閑雅恣意的士大夫生活，只不過與姚武功不同的是白樂天更留意于“笙歌縹緲”、“風月依稀”、“閑看蓮女”、“問訊故妓”，而姚合的情趣多在于“林中看鶴”、“詩酒恣意”、“與僧閑吟”、“古石靈草”、“長松異禽”、“梧桐苔蘚

13、”，二人所樂各不相同，但又能自得其樂。與姚合相比，隱于香山賞著櫻桃楊柳終日面對奉先寺大盧舍那佛的白老居士似乎更為率真灑脫、狂放不羈，難怪千載以下，尚有那么多的追隨者和仰慕者。 姚合在金州刺史和杭州刺史任上的許多作品均寫得質樸淺切，詞不迫切，有一種從容閑雅的氛圍，是詩人平和內心的外在表現。如姚合寫于金州刺史任上的題金州西園九首和杏溪十首兩組寫景詠物組詩，別有新意，全部用五言六句，這是詩人繼武功縣中作三十首、閑居遣懷十首、游春十二首之后的又一次批量創作的嘗試，在語言淺切、節奏舒緩方面近于樂天，在作意上則有明顯的追慕王摩詰的味道，試舉數首。“桃花四散飛，桃子壓枝垂。寂寂青陰里，幽人舉步遲。殷勤念此徑

14、，我去復來誰。”(杏溪十首之杏溪)“布石滿山庭，磷磷潔還清。幽人常履此，月下屐齒鳴。藥草枝葉動，似向山中生。”(杏溪十首之石庭)“茅堂階豈高，數寸是苔蘚。只恐秋雨中，窗戶亦不濺。眼前無此物，我情何由遣。”(杏溪十首之苔階)“曉向潭上行，夕就潭邊宿。清冷無波瀾，澈澈魚相逐。釣翁坐不起，見我往來熟。”(題金州西園九首之石潭)“亭亭白云榭，下有清江流。見江不得親，不如波上鷗。有榭江可見，無榭無雙眸。”(題金州西園九首之江榭) 與官僚士大夫情趣和吏隱的心理相一致，姚合在語言風格上也顯示出對白居易晚年詩歌的靠近。白居易詩歌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晚年退隱之后，內容多轉向反映閑適情趣，好寫身邊瑣事，東坡云：“元輕白俗”，可謂具眼，但白居易的詩歌與思想可以說均“俗”到了火候，這一點卻是后學所無法企及的。姚詩語言較通俗，后人常以“淺易”、“淺切”、“淺率”等評姚合詩歌，“姚少監詩淺近而清新”(瀛奎律髓卷二三)表現出與白居易語言風格的靠近；又好寫身邊瑣事細景，用語也不避淺俗，也與白相類，“予謂詩家有大判斷，有小結裹，姚之詩專在小結裹，故四靈學之。五言八句，皆得其趣，七言律及古體則衰落不振。又所用料不過花、竹、鶴、僧、琴、藥、茶、酒，于此幾物，一步不可離，而氣象小矣”(瀛奎律髓卷十姚合游春方回評)。姚詩雖然語言通俗，但卻有沉潛的意味蘊涵其中，顯得較為內斂；白詩則顯得較為浮露，顯得放